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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心存日記》價值之初估

徐雁平

  翁心存(1791-1862)是道咸兩朝重臣,其日記稿本現存27冊,記事起于道光5年(1825),止于同治元年(1862),間有缺損,現珍藏于國家圖書館善本室。翁心存日記稿本的收集、保存,張元濟、鄭振鐸、王重民以及翁心存玄孫翁之熹皆有不同貢獻。張元濟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曾有出版翁心存日記摘抄本的計劃,但后因故未實施;于是這一文獻價值極高的日記珍本就深藏蘭臺,學界極少利用。直至2011年6月,日記稿本經張劍整理成排印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翁心存筆下道咸之際波詭云譎的世事,才以新面目呈現于世。
  
  一、《翁心存日記》價值的初步估量
  
  日記作為一種特有的古代文獻類型,在清代無疑最為繁富,以李德龍、俞冰主編的《歷代日記叢鈔》(學苑出版社,2006年)為例,“叢鈔”共200冊,收錄日記500余種,其中宋元明日記不足30種,大部分為清代日記。清代及晚近時段知名人物的日記,歷來受到學界、出版界的重視,如中華書局的“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已出版《翁同龢日記》、《鄭孝胥日記》等數種;河北教育出版社的“近代學人日記叢書”,收錄許瀚、譚獻、吳汝綸、張元濟等數人的日記;近年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的“文獻叢刊”中推出薛福成、姚永概等人的日記。
  
  清史研究的展開與興盛,必將促使更多的清人日記被發現和整理,從而推動研究的深入發展。王鐘翰在《〈歷代日記叢鈔〉序》中指出“《歷代日記叢鈔》中眾多清代朝廷重臣、地方督撫、邊疆大吏的日記,真實而具體地再現了清代中央和地方諸種政策之形成與實施過程,以及各項行政措施實施后果之優劣”。此語在一定程度上也道出了《翁心存日記》的一種價值。而《翁心存日記》的整體價值,似應放在清代日記的整體中考量,最少也要與“晚清三大日記”,以及已經問世的重要日記如林則徐、曾國藩、李星沅、郭嵩燾、薛福成、繆荃孫等日記比較,才能有較為準確的把握。僅就《翁心存日記》所牽涉的朝政而言,張元濟在《手稿本〈翁文端公日記〉跋》中評曰:
  
  此四十余年中,實為清祚衰落之際。外患如英人鴉片之戰,攻占廣州、舟山,焚毀圓明園,逼成城下之盟,陷我為半殖民地;內憂如洪、楊之亂,淮捻、滇回之亂,先后迭起,蔓延十余省,維時軍政之廢弛、吏治之頹靡、財政之支絀、人心之匡怯,幾于無可措手。清廷雖僅免覆亡,而禍根實已遍于朝野矣。(《〈翁心存日記〉前言》,第3頁)
  
  這是《翁心存日記》中的主要價值。其他價值,張元濟在選錄摘抄翁氏日記所制定的九條“摘錄凡例”中,亦有提綱挈領式的把握,如“京外官升調降黜”、“朝覲儀注”、“恭理喪儀、勘修工程、收發餉銀、驗收糧米、大挑舉人、揀發人員”、“考試”、“判閱文牘”、八旗營制之頹敝、“京朝風尚”、詩詞創作、書畫圖籍之辨別考訂等。
  
  《翁心存日記》的整理,可深化具體問題的研究。《翁心存日記》中較有系統的記錄內容,是關于鴉片戰爭、太平天國戰事的記載,其中傳聞、實況、戰局、官員升降、記錄者的心境,皆可見變化的脈絡。
  
  《翁心存日記》的特別之處,還在于日記文字多為過程性敘述,不是寥寥數字帶過,譬如關于天氣,多不以“陰”、“晴”、“風”、“雨”等字濃縮,而是寫其變化過程,對人物、事件也基本上采用這種較為詳細的書寫方法,故其日記頗具“可讀性”。日記信息較為完備豐富,也提升了《翁心存日記》的史料價值。
  
  將《翁心存日記》與早些年整理出版的《翁同龢日記》(6冊)并觀,很有意味。《翁心存日記》起于1825年,止于1862年;《翁同龢日記》起于1858年,止于1904年。父子日記有3年多的重疊時間,而整個時間跨度是80年,歷經道、咸、同、光四朝。雖不敢妄援《史記》、《漢書》成書之例比附,但翁氏父子有意無意中以“日記”撰寫了“清祚衰落之際”的歷史。
  
  二、人名索引的編制與日記的深度整理
  
  《翁心存日記》整理的難度,首先在于其底本的難得,因日記稿本是篇幅大的善本,目前不可能得到復制件,整理者只能長時間到圖書館錄入;其次,在于字跡的潦草難辨,這從日記第一冊卷首所刊5幀日記稿本照片,即可見其一斑;再次,就是人物索引的編制,其難度可從第五冊“人名字號音序索引”卷首所列編制“凡例”推想。
  
  索引的編制,多被人視為機械性工作,無學術含量。實際上,凡有親手編制索引經歷者、或習慣使用索引者,便能認可此“笨工夫”的學術性及其對相關研究的助益。日記雖有時間脈絡,但內容在總體上較為繁雜零碎。包括人物、著述、事件、地名、主題等在內的索引,可將零散分布在日記中的信息分門別類集中,有用“紀事本末體”補救“編年體”局限之用意。就筆者所見整理本日記而言,杜澤遜主編的《近代學人日記》數種,皆有人名索引;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藝風老人日記》10冊,雖為影印本,但其中有兩冊為人名索引,頗便利用。與《翁心存日記》同屬“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中的其他數種,如《翁同龢日記》、《鄭孝胥日記》、《許寶蘅日記》皆無索引;清史“文獻叢刊”中的數種日記亦如此。
  
  日記信息繁雜,一般篇幅又較大,如不以輔助性的索引,某一類型的信息可能處于“沉寂”狀態;讀者若自己動手翻書逐一查檢,則有可能遺漏一二,或事倍功半。《翁心存日記》第五冊人物姓名字號索引,是閱讀該日記最有力的工具;有此工具,方能較為順利地進入翁心存的人際網絡。舉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廿八日(1849年5月20日)日記片斷為例:
  
  飯后率六兒至湯宅謝親,謁敦甫師,見琢齋、敏齋兩親家,并晤琢齋之郎君古如、平階兩茂才。(見日記,第715頁)
  
  上引文“六兒”指翁同龢,其他人物,如無索引,幾不可讀。經查檢,“敦甫”即湯金釗,“琢齋、敏齋”即湯金釗之子湯寬、湯修;“古如、平階”即湯學淳、湯學治。翁心存的師友網絡、姻親網絡之一角,經由索引得以顯現,并可借此延伸拓展。如無此索引,而憑借其他紙本索引,如查楊廷福《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可知湯寬、湯學淳、湯學治三人皆未收錄;再檢江慶柏《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亦未見。此三人在《翁心存日記》中出現數次,湯金釗、湯修則出現多次,索引的匯集之功于此顯現,如湯金釗就匯合了“敦甫、文端、湯師、湯協揆、湯中堂、蕭山師、蕭山文端師、蕭山相國師、文端師、湯文端、吾師、先師文公、湯”等多種稱呼,以此進一步查檢,可網羅更多信息,展開湯金釗的人際網絡。
  
  《翁心存日記》中的人物索引,可為相關研究提供難得的材料,就筆者所知而言,如林則徐、馮桂芬、劉熙載、李聯琇、何紹基、梁章鉅、楊以增、戴熙、錢泳、張曜孫、阮元、朱琦、龍啟瑞、王拯等條目下,匯集不少與翁心存交往、或被翁心存聞見的信息,這些信息可為相關人物的年譜編撰或生平研究提供補充。
  
  三、《翁心存日記》與北京沙塵天氣的重新考察
  
  《翁心存日記》整理者張劍在該書“前言”中論及日記中所包含的晚清政治、經濟、軍事、吏治、人情、民俗等豐富內容之后,又強調翁氏日記中關于天象的詳細記載,尤重日食、月食、星變及氣候冷暖的變化,并稱翁氏此舉在古人日記中并不多見。
  
  翁心存對天氣的記載,確實非同尋常,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其一,就目前所存翁氏日記來看,天氣記錄連續,不論是自己生病,還是皇帝駕崩,每日日記必先寫天氣;其二,如前文所述,對天氣是過程性記載,不似通常日記以三五字了結,隨舉一例,如所記1861年11月14日天氣:“天未明前大風小雨,天明后時雨時止,巳刻稍露日光,午后漸晴,風仍未已。夜,仍風,月明如晝。”(第1659頁)由此可見,翁心存積累了一份較為詳細的氣象資料,對研究19世紀北京天氣變化而言,應是十分難得的材料。
  
  研究19世紀北京沙塵天氣的論文,當以張學珍等撰寫的《〈翁同龢日記〉記錄的19世紀后半葉北京的沙塵天氣》一文最有影響,現錄該文結論如下:
  
  依據清代《翁同龢日記》中天氣狀況的描述,……分析發現公元1860-1898年,北京年均沙塵天氣記錄為10.4天,即使不考慮與現代觀測記錄的差別,亦肯定高于1990年代7.7天/年的平均頻次。(《古地理學報》2006年第1期,第117頁)
  
  在沒有《翁心存日記》作比照的前提下,以《翁同龢日記》作為沙塵天氣信息提取的文本,無疑是有較高的可信度,得出的結論也有創新性。但《翁心存日記》的面世,以上結論必定要改寫。此處以張文斷定《翁同龢日記》中沙塵天氣的標準,對《翁心存日記》中的沙塵天氣日數進行統計,15年中,有6年因為翁心存外出,或日記缺損,對北京沙塵天氣記錄不完整,其中1849年尤為明顯,故略去不主計。除此之外的14年,共記錄沙塵天數為306天,年均21.9天。翁心存與翁同龢1860-1862年同在北京,這一時段天氣記錄重合,以此3年計算,年平均沙塵天數有22天。總之,遠遠超過10.4天的年平均數。
  
  如此明顯的差距,應是翁氏父子不同的書寫規則和態度導致。前文曾述及翁心存記錄的認真,這一態度在1860-1862年的日記對照分析中可以進一步證示。以下是《翁同龢日記》中沒有天氣記錄的天數和漏記沙塵天氣的天數:
  
  1860年,無天氣記錄天數98天,漏記沙塵天數14天;
  1861年,無天氣記錄天數25天,漏記沙塵天數15天;
  1862年,無天氣記錄天數11天,漏記沙塵天數14天。
  
  1862年情況特殊,翁同龢8月17日至10月30日不在北京,故這段時間未作統計,張文未提及此事;同時,1860年翁同龢的日記有98天無天氣記錄,兩年缺記天數如此多,以此文獻,作為沙塵天天數依據,風險頗大。更嚴重的是,正是在翁同龢這類沒有記錄天氣的日期中,在《翁心存日記》中有沙塵天記錄。
  
  至此,尚要進一步探究的是,翁氏父子對沙塵天的判斷標準是否一致的問題。仍舊以1860-1862年日記作比照,所得結論是:1860年翁同龢記錄2個沙塵天,在其父日記中出現;1861年記錄10個沙塵天,在其父日記中,1個沙塵天未出現;1862年記錄10個沙塵天,在其父日記中,3個沙塵天未出現。故總體看來,判斷標準基本一致。出現較大差異的原因當從父子日記的特征來作分析。舉翁氏父子1862年3月27日日記為例:
  
  日出時風少息,須臾復作,黃土蒙蒙,白日暱彩,驟寒,復冰,風愈大,天地作金黃色。(《翁心存日記》,第1709頁)
  風仍大。(《翁同龢日記》,第188頁)
  
  從此例以及《翁同龢日記》中其他關于天氣的記錄來看,翁同龢對自然界變化的感受與關注絕不如其父,他似乎更留意書籍字畫,日記中相關文字遠多于其父所記。此外,《翁同龢日記》中關于天氣的記錄不但有缺失,而且在具體日記中的位置多不固定,有時在當天日記中間,有時在末尾,不似其父,每日日記,必先寫天氣。與兒子重人文不同的是,日記中的翁心存似特別留意天文,觀察自然,天氣變化、草木榮枯、雨雪與莊稼的關系、旱澇對收成的影響,皆細細記錄。故而可以初步斷定:翁氏父子對自然界的不同感受以及日記中不同的記錄方式造成天氣記錄的較大出入,進而影響到北京沙塵天天數統計分析的結果。
  
  《翁心存日記》因持續時間較長,并且對某些事情或人物有較系統的記錄,故有一種史的意味。《翁心存日記》的文獻價值需要進一步發掘,方能充分顯現;在發掘時,不能孤立地看待日記,須將其與其他文獻聯系,如上文將《翁心存日記》與《翁同龢日記》對照,就顯示出前者的特別價值。《翁心存日記》應與其詩文并觀,與翁心存師友所記以及官方文獻聯系,才有可能得到較為真實的歷史信息,從而避免日記中有意或無意的“私見”、“偏見”或其他缺失所導致的研究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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