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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與《夢溪筆談》

張富祥
  公元1081年和1082年,也就是北宋神宗元豐四年和五年,北宋皇朝和西北地區黨項族所建立的西夏政權之間,接連發生了兩次影響當時時局的戰役,即史書上所稱的靈州之戰和永樂城之戰。先是,神宗采納邊將種諤的建議,調動五路兵馬攻西夏,開始時也曾取得一些勝利。不過夏人堅壁清野,宋軍糧餉不繼,又加上缺乏統一的指揮,諸路兵馬很快就相繼潰敗,其中以攻至靈州(今寧夏青銅峽東)的一路敗得最慘,故時稱靈州之戰。第二年,神宗又專遣給事中徐禧筑永樂城(在今陜西榆林東南),試圖以此為前哨,進逼西夏都城興慶府(今寧夏銀川)。夏人自然知道宋人此舉的利害,因此待城成以后,傾其全部兵力來攻,結果城被攻破,守城的宋軍被殲,徐禧等也陣亡。從此神宗決計不再對西夏用兵,而戰役失敗的責任是要由臣下承擔的,其中沈括——即《夢溪筆談》的作者——便是主要的責任人之一。
  
  沈括(1031-1095),字存中,杭州錢塘(今浙江杭州)人。他的父親沈周以進士起家,晚年曾做過多任知州,仁宗皇祐三年(1051)以太常寺少卿分司南京(今河南商丘)的官稱賦閑,數月后即去世,時年七十四。沈括早年大部分時間隨父親生活,而當父親去世時,他不過二十一歲,家境并不甚好。為生計考慮,他在為父親終喪后,遂依父蔭出任沭陽縣(今屬江蘇)主簿。后來他自述年少時雖有志于專心為學,而“不幸家貧”,不得不“亟于仕祿”。這主簿的差事,名義上是縣令的佐官,其實是接近于吏人的,所以他說“仕之最賤且勞,無若為主簿,沂、海、淮、沭,地環數百里,茍獸蹄鳥跡之所及,主簿之職皆在焉”。這就使得他“不得復若平時之高視闊步,擇可為而后為,固宜稍善其職”。史載他在任大興水利,“疏水為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十頃”。此后他在基層多年,直到嘉祐八年(1063)才考取進士功名,被正式授予揚州司理參軍的職務。
  
  英宗治平年間,沈括被推薦為館閣校勘,曾參與編校昭文館的書籍。神宗熙寧初年,他以館職協助王安石變法,參加了主持變法的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的工作。史稱沈括“博物洽聞,貫乎幽深,措諸政事,又極開敏”,這主要是就他熟悉古今制度,又懂得如何變通運用而言的。他曾奉命整理郊祀大禮儀制,編成《南郊式》百余卷,郊祀活動依此實行后,節省大量費用,受到神宗的稱贊。神宗又曾當面向他征詢車戰及鹽法等事,這些都直接關系到當時所采取的軍事決策和行政措施,他都能作出明通的回答,并被神宗所采納。由此沈括逐漸得到神宗的信任,不數年間,即由檢正中書刑房公事、提舉司天監等職,累遷至知制誥兼通進銀臺司。其間曾以史館檢討察訪淮南錢糧及救災,以集賢校理察訪兩浙農田水利。熙寧七年(1074),他又奉命為河北西路察訪使,講修邊備,改革舊政數十事。次年接受特別的使命,出使北方遼國,力挫遼人提出的割地要求,取得外交上的勝利,回國后即擢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他擔任三司使將近三年,總攬朝廷財政,是他仕途上的高峰。不過到熙寧末,由于他對免役法說過與先前稍有不同的話,竟引起變法派的不滿,被劾罷三司使的職務而出知宣州(今安徽宣城)。這一結果大概完全出乎他本人的意料,因為他并非是要否定免役法,他只是談到下戶人家的役錢不妨免除,輕役則依舊輪差,而富戶該出的役錢是決不能免除的。其實從人情上說,他的失誤多半在說話不慎而為變法反對派所利用。元豐三年(1080),他復以龍圖閣待制知審官西院,兩日后命出知青州,未行而又改除鄜郎延路經略使、知延州(今陜西延安),成為一方邊帥。兩年后,永樂城之戰發生,沈括得罪責,從此也結束了他的從政經歷。
  
  永樂城的修筑,據史書所記,是由沈括首先提出來的。而當戰役發生時,由于他手下的兵力實在太少,而且烽煙四起,顧頭不顧尾,所以他沒有援救永樂城。雖然事后他也采取了一些整頓軍紀的舉措,然已無濟于事,責任是逃不掉的。當年十月,他以“措置乖方”責授均州團練副使,命于隨州(今屬湖北)安置(在指定地區居住而行動有一定限制的一種處分)。三年后,哲宗即位,允許他遷居秀州(今浙江嘉興)。元稿三年(1088),因為他獻進花費多年精力編制而成的《天下郡縣圖》,得賜絹一百匹,并允許任便居住。此后他卜居潤州(今江蘇鎮江)夢溪園,潛心學問,直到去世。
  
  “夢溪”的名目,據沈括《自志》所說,是緣于他“年三十許”(登科之年?)時,曾夢見來到一處小山,見“花木如錦覆,山之下有水,澄澈極目,而喬木蘙其上”,因而“夢中樂之,將謀居焉”。后來他常夢至其處,“習之如平生之游”。及熙寧十年(1077)謫守宣州,他曾托一位道士在京口(今鎮江)買下一處園圃,但沒有去看過。后六年廢居隨州,又曾在潯陽(今江西九江)的熨斗澗蓋一座房子,準備過后依棲廬山以終老其身。不過到移居秀州前后,他有一次路過京口,恍然發現先前所買下的園圃正是夢中所游之地,乃悟自己的緣分在此,于是決定棄去潯陽之居,就在這京口之郊筑室。其地“巨木蓊然,水出峽中,停縈杳繚,環地之一偏者,目之夢溪”,看來果然是夢境成真了。然而這故事總令人有些疑心:也許兩處置居舍的打算都是真的,而“夢溪”之名也不過是“人生如夢”的托喻而已!這一細節不必追究,想來他在人生的最后歲月,已不愿回到故籍杭州,所以就在這京口的“一偏”住了下來。
  
  沈括自己所命名的夢溪是個好地方。溪之上聳立的山丘,千木放花,名曰百花堆,他的廬舍就建在花堆的中間。廬舍之西是蔭于花竹之間的殼軒,軒之上有俯瞰山下田野阡陌的花堆閣,閣旁百尋巨木參天。靠近花堆崖頭有茅舍日岸老堂,堂后有俯瞰夢溪的蒼峽亭。西花堆有環繞湍急綠波的萬竿青竹,名曰竹塢。過竹塢而南,在溪岸與岸上道路之間有狹長的杏嘴。竹林中有供游燕的蕭蕭堂,堂南水邊軒榭曰深齋,又有建在封土高臺上可以眺望的遠亭。這樣的地方,在今人看來也真如夢境。然而沈括又記敘說,“居城邑而荒蕪,古木與豕鹿雜處,客有至者,皆顰額而去”,是知當時士大夫并不欣賞。沈括則是獨得其樂的:“漁于泉,舫于淵,俯仰于茂木美蔭之間。所慕于古人者,陶潛、白居易、李約,謂之‘三悅’,與之酬酢于心;目之所寓者,琴、棋、禪、墨、丹、茶、吟、談、酒,謂之‘九客’。”在這樣的環境中過退隱的生活,也是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一絕”,然沈括只因政治上的失意不得已而為之,恐怕與陶淵明等人的心境又不同。而且這地方在他去世后,很快就物是人非了,南宋時半為農圃,半為軍寨,已全無“夢溪”的蹤影。
  
  沈括一生著作很多,據胡道靜先生統計,僅見于載籍著錄及前人和沈括本人雜記的就有40種。其中至今流傳下來的,《長興集》為殘本,《蘇沈良方》非其《良方》原著,基本保存原貌而最受后人重視的只有《夢溪筆談》一書,其余則差不多全都亡佚了。《夢溪筆談》是作者晚年所作筆記文字的結集,不一定都作于他卜居夢溪園之后,有些可能在他貶居隨州時已開始寫作,或者是更早筆錄的揀選整理,煞而大部分條目的寫作和全書的結集一定是在他入住夢溪園之后的元祐年間。從《筆談》有《補筆談》和《續筆談》來看,可能《筆談》原本在沈括生前已有印行,否則更不必單獨作補,且有的條目(如關于“烏鬼”的考證)就是對原有條目的補充思考。今本《筆談》前尚有作者簡短的自序,以說明撰寫梗概,可惜沒有綴年月:
  
  予退處林下,深居絕過從,思平日與客言者,時紀一事于筆,則若有所晤言,蕭然移日。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謂之《筆談》。圣謨國政及事近官省,皆不敢私紀;至于系當日士大夫毀譽者,雖善亦不欲書,非止不言人惡而已。所錄唯山間木蔭率意談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閭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傳聞者,其間不能無闕謬。以之為言則甚卑,以予為無意于言可也。
  
  由這些話可見作者在深居簡出之后,想到平時與客人朋友談論過的一些問題,時時作些回憶性質的筆記,就像又回到當日與客人會晤閑談時的情景,而每每沉浸于筆談之中,蕭逸忘情,不知日已偏西。這大概就是沈括《自志》所說的與相悅者“酬酢于心”了。實際所與交談的,也不過筆墨紙硯而已,所以叫做《筆談》。涉及朝廷大政方針或近乎宮廷軼聞的故事,是都不敢私記的;至于關系到士大夫褒貶毀譽的文字,就是善事也不想記,不只是不說人壞話而已。所錄都是一些山間林蔭之下率意談笑的東西,不系人事利害,所以下至街談巷語、鄙俚風俗,無所不有。作者謙稱:以為這就是著述,則卑之無甚高論,就當我本無意于著述也就是了。
  
  其實,宋人對《夢溪筆談》的評價已自不低,南宋時引用和辯論此書的學者不計其數。宋代的三大筆記體著作,此居其一,另外的兩種——洪邁的《容齋隨筆》和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風格各異。三書都是廣博精深的,這不用懷疑。相對來說,清人更重視《困學紀聞》,這多半是由于此書正統的經史考據取向和意趣;而近世以來,《夢溪筆談》在世界上的知名度要遠高于洪、王二書,這又多半是由于今人對科技的重視。
  
  兩宋時期的博學家有一大批,這得力于時代學術的綜合發展。然其時在既博又專的領域,真能與沈括比肩的人并不多。他的專門學問,大概可以舉出以下幾個方面:
  
  1.唐宋制度史。他在這方面的著作有《南郊式》、《邠門儀制》、《諸敕令格式》及《諸色人廚料式》、《女道士給賜式》等,主要涉及儀制、法令;另有《喪服后傳》,專講喪服。沈括在典制史方面的修養是多方面的,且不限于唐宋,但他對唐、五代、宋代典制更為精熟,《筆談》開篇的《故事》門也以此為主。這點實際上是他從政的看家本領。
  
  2.宋代財政史。他在這方面的學術積累主要得力于他曾任三司使的經歷,雖無專門的著作,但《筆談》中保存了不少這方面的史料,特別是有關鹽法、茶法及稅制、荒政、糧運、錢法等內容。
  
  3.音樂學。這方面他有《樂論》、《樂律》、《樂器圖》、《三樂譜》等著作,《筆談》的《樂律》門也集中了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這點與他的禮制學術是聯系在一起的。
  
  4.天文歷算學。這方面他有制定歷法的系列書,包括《熙寧奉元歷》、《熙寧奉元歷立成》、《熙寧奉元歷備草》、《比較交蝕》、《熙寧晷漏》等。這些都是他在提舉司天監時,聘請淮南人衛樸制定歷法所取得的成果,《筆談》的《象數》門也大都是這類內容。古人將天文歷算統歸為一類,其實他的天文學、歷法學、數學才能是應當分開來看的。
  
  5.醫藥學。這方面他有《靈苑方》、《良方》及《筆談》的《藥議》門。
  
  6.地理地圖學。他在這方面的代表著作是《使虜圖鈔》和《天下郡縣圖》,后者尤可稱是地圖學上的創規之作。
  
  7.考古學。從《筆談》的記載來看,他在這方面的修養極高,且不限于器物考古,還涉及地質考古等。《筆談》的《器用》門基本上可以歸入考古類。
  
  8.詩學及書畫學。《筆談》的《藝文》、《書畫》兩門集錄了他在這兩個方面的一些見解,合觀之即可見他作為一位文藝家的本色。
  
  9.音韻學。《筆談》卷15對等韻之學的介紹,在北宋學者的記述中是最為系統的。其他一些條目,對沈約四聲說、切韻學等都有介紹和新看法。
  
  10.文獻考證學。《筆談》所反映的精到文獻考證亦別具一格。
  
  以上所列舉的10個方面,隨便抽出哪一個方面,沈括都可稱是響當當的專門家,其專精程度都不是普通學者所能達到的。這個概括當然還是不全面的,不過《夢溪筆談》的結集,事實上即以上述內容為骨架,其他遺聞佚事、雜記瑣談等,雖然出于筆記的體例,無所不包,其中也不乏千秋文字,而并不占據主導的地位。博學不是泛覽,真正的博學是由專精織成的,沈括就是這樣一位博學家。他的專學與他個人的經歷有關系,一位絕頂聰明的學者幾乎是無往而不精的。其間當然也有認識上的局限,這是時代的限制,不能全拿今天的知識標準去衡量;然而就是純知識性的內容,他的有些講解也是很超前的,以致人們至今還難以看懂。這點不僅表現在天文、歷法、數學、樂律等艱深的學問上,也表現在人類學、社會學上。例如他講“時間”,就說“方其知時,即是今日”(《筆談》卷20“事非前定”條),以為預言的“未來時”其實就是“現在時”,現知之事與預言之事原無時間上的先后。由此推廣開來,那么一切“歷史時間”便也同時都是“現在時間”,可以輕易地引出如現代史家所說的“一切歷史都是現代史”的結論。沈括的超前觀念,有時今人也想不到,這便是他的學問廣博專精的一些光點。
  
  上面所舉沒有單列科技一類,這并不是說沈括在這方面不專精,只是因為中國古代除了天文、歷法、地理、醫學、農學、兵器學等官方所控制的學科外,其他發明創造往往不被看成是學問,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夢溪筆談》的《技藝》門雖然記載了建筑、活字印刷等內容,而大部分篇幅是數學和醫學,還涉及書法、棋藝和占卜,并不能看作是科技類的專篇。《筆談》所包含的科技資料事實上散布于全書的各個門類中,其中常被提到的重要事項如:
  
  天體運動的觀察、日月食形成的機制和極星測量;
  日月之形和月球發光原理的推測;
  月球和海潮的關系;
  彩虹和太陽位置的關系;
  流星、隕石的記載;
  龍卷風的記載;
  指南針及其裝置、利用方法的記載;
  地磁偏角的發現;
  人工磁化方法及磁化水的記載;
  十二氣歷——純陽歷的提出;
  數學中的隙積術、會圓術、圍棋變局總數的計算及其他;
  華北沖積平原的形成機制;
  地貌剝蝕的原理;
  化石的記載;
  “石油”一詞的首先使用及石煙制墨;
  解州池鹽的結晶原理;
  多種礦物晶體的物理性質及磷化氫自燃現象、冷光現象等記錄;
  膽礬煉銅的記載;
  煉鋼的記載;
  冷鍛鐵甲的記載;
  凹面鏡、凸面鏡的成像原理;
  聲學共振現象;
  革囊納聲的記載;
  汴水落差的測量;
  高超治黃河決口的“三節壓埽法”;
  畢昇發明活字印刷的記載;
  喻皓《木經》的建筑學;
  地理模型、木地圖的制作及制圖方法的改進;
  地理緯度、地形和物候的關系;
  江湖行船避風術;
  桂屑除草(生物除草)技術;
  人體解剖學的記載;
  大量生物學、藥物學的記載……
  
  以上舉例也只是一個梗概。如果按現代科學分類,《筆談》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條目可以分歸或互見于自然科學的二十個左右的門類之內。沈括在自然科學方面的探索精神和認知能力,不僅在宋代獨步一時,在整個中國古代恐怕也找不出幾個,所以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博士說《筆談》一書是“中國科學史的里程碑”,沈括是“中國整部科學史中最卓越的人物”。這樣的評價在舊時代是決不可能有的。
  
  《夢溪筆談》是沈括晚年的總結性著作,是他一生學問最精華部分的結晶,其中每一條在他看來都是有寓意、有心得、值得記或他人所未知、未記的,盡管有些條目也許在后人看來本是不必記或不應記的。元代大德九年(1305)東山書院刊刻的本子(今有文物出版社1975年影印本),有當時學者陳仁子的序言,說此書“辨訛正謬,纂錄詳核,聞未聞,見未見,融之可以潤筆端,采之可以裨信史”。這當然不是說書中就沒有錯誤,除了有些知識性的問題會有爭議外,沈括對個別史實的記憶也是不真的,所記或不免有偏差。但這只是枝節問題,不妨害全書的整體價值。
  
  按胡道靜先生的劃分,全書(包括《補》、《續》在內)共有609條,量并不大,但因沈括的學問太博太專,所以有些條目不太好讀。學者的研究和利用可以各從專門,一般讀者則仍可把它當作傳統所稱的文史著作或知識性書籍來讀,而不必過分求解書中的專深部分,特別是不要因為現在常稱此書是自然科學史上的名著,就忽視占全書大部分篇幅的社會科學內容。古人學問雖也分類,而注重綜合,在今也應嘗試用古人的思維讀古書,以便更好地理解中國古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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