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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所藏晚宋張逢辰《菊花百詠》的古鈔本與和刻本

卞東波

  在搜集域外所存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時,學者們自然會對在中國佚失,而保存于域外的文獻感到驚喜。這部分文獻,日本學者稱之為“佚存書”。這些本來是中國文人學士所撰的典籍,因為各種原因,于流傳的過程中在中國本土散佚,而意外地保存禹域之外的其它國家。這些資料的回流必然會豐富我們對中國古代文學的認知,現代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譬如,如果沒有《文鏡秘府論》中保存的唐代詩格文獻,對唐代的文學理論,特別是初唐的文學理論研究而言必將缺少重要的一環。這些文獻或有域外的刻本,或僅有域外的抄本。還有些文獻,既有刻本,又有抄本,但往往刻本與抄本又有較大的差異,所以研究起來有一定的復雜性,晚宋張逢辰所撰的《菊花百詠》正是這樣一部文獻。
  
  “百詠”詩是宋代出現的一種大型組詩,一組詩一般都在百首左右。這些“百詠”詩吟詠的對象,或為一地的名勝古跡、地理風光,如張堯同《嘉禾百詠》、阮閱有《彬江百詠》,曾極有《金陵百詠》,董嗣杲有《西湖百詠》,許尚有《華亭百詠》等等,這些皆存于世,《四庫全書》中亦有收錄。方信孺著《南海百詠》,收錄于《宛委別藏》叢書中。又如潘勺有《雁蕩百詠》,楊備有《姑蘇百題》,陳諤有《鄂渚百詠》。楊蟠亦著有《錢塘百詠》、《西湖百詠》。“百詠詩”中還有一類是對某種名物的吟詠,尤以植物為多,如劉克莊的《梅花百詠》,《宋文·藝文志》著錄彭克《玉壺梅花三百詠》一卷、李縝有《梅花百詠》一卷,本文要討論的日本所藏張逢辰的《菊花百詠》亦為其中之一。
  《菊花百詠》正文收詩102首(包括序詩與跋詩各一首),分別是對各種形態菊花的吟詠,全部是七言絕句。每首詩題下,有或短或長的小注,介紹所詠菊花的花色、形態。其編者張逢辰,生平不詳。從《菊花百詠》的題署來看,張逢辰,字君遇,號愛梅,槜李(今浙江嘉興)人。《菊花百詠》前有曹元凱壬午仲春[元至元十九年(1282)]之序,又有陳思順辛巳年(1281)之序,可以推斷出,張氏元初仍活動于世。又《菊花百詠》前又有“介軒許學士奉題百詠詩卷”絕句一首,許介軒生平不詳,然《詩淵》第一冊頁七二八引其《寄林可山》詩一首。林可山,即林洪,自稱為林逋七世孫,理宗時人。由此可以推斷出,張逢辰應是由南宋入元的文人。從曹、陳二人不用元朝年號,只用干支可以看出,他們可能為南宋遺民(曹在序中還特別強調,他在南宋時的身份是“前從政郎平江府司理參軍”)。
  “菊花”之意象在中國文學中總與退隱、高潔聯系在一起;另外,張逢辰還著有《愛梅吟稿》,又號愛梅,而“梅”亦是傲潔不屈的象征,在宋末元初的歷史語境中常與遺民聯系在一起。綜上所述,張逢辰與可能身為遺民的曹、陳二氏相交,又喜梅與菊,雖然身已入元朝,但在思想上還是以南宋遺民自處的。雖然《菊花百詠》具體的創作時間不得考知,但視為宋人的著述未為不可。此組詩《全宋詩》未收,所以單純上從文獻上來說,已具有重要的價值。
  
  《菊花百詠》在中國書目書志中未見著錄,中國已無刻本或抄本傳世。在日本有元祿七年(1694)刻本,金文京先生又在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發現一部抄本(與郭居敬《百香詩選》、韋珪《梅花百詠》及佚名《新刊精選吟詠百花詩集》合抄),并指出名古屋蓬左文庫也藏有一部抄本(抄于韋珪《梅花百詠》后)【參見金文京《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元朝郭居敬〈百香詩選〉等四種百詠詩簡考》,載張寶三、楊儒賓編《日本漢學研究初探》(《儒學與東亞文明研究叢書》之九),喜馬拉雅發展基金會,2002年】。此外,日本內閣文庫亦藏有一部抄本。不過,金文京先生并沒有注意到,此書在中國并非完全沒有傳本。雖然此書在中國沒有刻本或抄本存世,但筆者發現《詩淵》基本收錄了此書。所以目前可以確定,此書在中日兩國至少有五種傳本。這五種傳本,有刻本,有抄本,而且刻本與抄本、抄本與抄本之間都有或多或少的差異,顯示了《菊花百詠》在流傳過程中的復雜性。這五種傳本收詩不盡相同,排列的順序也沒有兩本完全一致的。
  
  明抄本《詩淵》共收《菊花百詠》詩99首(包括序詩及跋詩各一首),所收詩基本與其他三本相同,但較收詩最全的龍谷本少三首詩,而且有不少異文。《菊花百詠》刊刻于1282年或其后,《詩淵》所據本可能為《菊花百詠》初印本,則《詩淵》本為目前所能見到的《菊花百詠》最早之傳本。雖然《詩淵》本是最早的文本,但比較遺憾的是,《詩淵》本沒有過錄張書每首詩詩題下原有的小注。《詩淵》本文字訛誤比較少,文字基本同于龍谷本,但亦有兩本相異之處。
  關于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所藏的張逢辰《菊花百詠》一書。金文京先生與楊鑄先生先后撰文加以介紹【參見金文京《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元朝郭居敬〈百香詩選〉等四種百詠詩簡考》及楊鑄《日本抄本郭居敬〈百香詩選〉》(載《中國典籍與文化》2007年第1期)】。金文京先生根據字跡與紙張斷定此書抄于室町時代末期與江戶時代早期,張逢辰創作此詩的時代大概在宋末元初。筆者曾親自赴該館調查和目驗此書,并將此抄本與現存諸本做了詳細校勘。龍谷本是目前能見到的《菊花百詠》最完整的傳本,凡收詩102首。龍谷本保存了其他三本都沒有的師道國《寄題愛梅兄長菊花吟卷》以及介軒許學士《奉題百詠詩卷》兩首序詩。在師道國序詩后,有“愛梅唫稿”四字,這表明《菊花百詠》可能是張逢辰文集《愛梅唫稿》的一部分。龍谷本首有序,末有跋,顯然是比較完整的文本,可能是抄自張氏的《愛梅唫稿》原書。另外,就文本的完整性而言也是最完全的。元祿本雖有曹元凱、陳思順所作的《菊花百詠》序(《詩淵》本與蓬左本無),但元祿本的序文脫誤比較明顯,而龍谷本則比較完整與準確。如曹元凱序落款的時間,元祿本作“歲囗囗仲春”,關鍵的年份脫落,而龍谷本則清楚地作“歲壬午仲春”,這對討論此書的成書時間非常重要。《詩淵》本,詩題下小注全脫,元祿本、蓬左本、內閣本有部分詩題下的小注缺失,而龍谷本詩題下的小注則比較完整。
  
  蓬左文庫所藏韋珪《梅花百詠》附有張逢辰《菊花百詠》,兩書合為一冊,可能抄寫于室町時代末期。蓬左本應該也是收詩102首,與龍谷本一致,但由于在《素馨菊》一詩處發生了脫漏與錯簡,即《素馨菊》最后十個字,被抄成了下一首詩《棣棠菊》的最后十個字,完全是抄寫者的失誤所致。蓬左本與龍谷本、元祿本應該是同一淵源。不過與元祿本相比,由于元祿本刻印比較粗糙,所以往往是《詩淵》本、龍谷本、蓬左本文字一致而異于元祿本。
  內閣文庫所藏抄本,共收詩一百首,較最全的龍谷本少兩首。內閣本在《纏枝菊》前的順序同于龍谷本,之后發生舛亂。內閣本的詩題不少地方有誤或與其他諸本不同。內閣本還有多首詩題的小注出現了脫漏。且有的詩題下的小注文本不同于其他諸本。盡管內閣本在文本上有不少的訛誤,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他諸本有的詩的詩題下無小注,而內閣本卻保存著諸本脫漏的小注。
  
  元祿本是目前存世的惟一的刻本,此書已經收入長澤規矩也先生所編的《和刻本漢詩集成補篇》,筆者所見本為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所藏的原刻本。此書扉頁題“張愛槑先生菊花百詠邑上書肆石梁齋繡梓”,左右單邊,無黑口、魚尾,每半頁8行,行16字,版心刻“菊花詠”三字。據長澤規矩也先生所編的《和刻本漢籍分類目錄》著錄此書刻于元祿七年(1694)。元祿本收詩98首,較龍谷本少四詩。元祿本比其他諸本多出的內容是,此書在序之后,正文之前,有六幅插圖,畫的是數種形態各異的菊花。元祿本雖然刊刻比較精美,但刊刻時可能不太仔細,所以訛誤比較多。
  
  綜上所述,《菊花百詠》的傳本之間非常復雜,現存的四個傳本皆有差異,不過我們應該看到其文本的主體部分基本上相同,可見它們應該有共同的來源,或就是《菊花百詠》的初刻本。由于《詩淵》本、龍谷本、蓬左本、內閣本皆是抄本,而手抄本的文本是變動不居的,文本的形態往往與抄寫者的習慣、態度、趣味相關,所以四個抄本之間存在差異并不奇怪。比較這四個抄本,《詩淵》本時代最早,龍谷本最全質量也最高。元祿本雖然是目前惟一的刻本,但刻印質量并不高,訛脫比較多。
  
  由于《菊花百詠》獨立的傳本一直保存在日本,中國的傳本散見于《詩淵》中,所以其得到學者的關注比較少。但這組102首的百詠詩,在中國文學史與文獻史都具有較高的價值。《菊花百詠》是中國文學史上第一部完全以菊花為吟詠對象的組詩,創作于宋末元初,作者可能是南宋遺民,所以菊之意象與遺民之身份之間可能有一定的關聯。與張逢辰差不多同時的史鑄亦著有《百菊集譜》,史書則記載了131個菊花品種。當時人對菊花的熱愛可能有一定的關聯性。《菊花百詠》所收的一百多首詩,《全宋詩》全部失收,可資補遺。這組詩對菊花品種、形態的描繪既細致又豐富,在植物學上亦有一定的價值。
  《菊花百詠》說明了中國文學作品在域外傳播過程中的復雜性,必須將中國傳世文獻與域外漢籍綜合起來才能接近原始的面貌。《菊花百詠》具有重要的文獻價值與文學價值,且在中國沒有完整的傳本,金程宇先生所編的《和刻本中國古逸書叢刊》收錄了元祿本。筆者曾以龍谷本為底本,參校以《詩淵》本、蓬左本、元祿本,將此書整理校勘出版,已收入筆者《宋代詩話與詩學文獻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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