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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記”中的歷史——兼談日記的文獻價值

朱曦林

  “日記”文獻最早可溯源于西漢時期,此后經宋元兩代的發展,至明清時期蔚然大觀。晚近以來,隨著大量“日記”的刊行,極大地豐富了研究的材料,對文史研究頗多推進。陳寅恪先生曾說:“通論吾國史料,大抵私家纂述易流于誣妄,而官修之書,其病又在多所諱飾。考史事之本末者,茍能于官書及私著等量齊觀,詳辨而慎取之,則庶幾得其真相,而無誣諱之失矣。”(《〈順宗實錄〉與〈續玄怪錄〉》,《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也就是說,不管是官書,還是私著,都各有短長,在研究中只有“合觀慎取”,才能避免偏信一端的情況。對于私著而言,日記無疑是其中文獻價值較高的一類。揆諸史論,就針對的閱讀對象而言,日記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寫給自己看的;另一類是被當做著作,以作身后為他人閱讀的。而由于著者的不同,在內容的記載方面呈現出兩種形式,一種是作為備忘錄,近似流水賬,內容較為簡略;另一種則是有意地保存著者的所見所聞,凡政治、經濟、輿地、人文等方面皆備載其中。當然,不管是哪一類的日記,在學術研究中都有其不可忽視的價值。第四輯的“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下稱“叢刊”)共收書12種,收有近現代人物日記9種,其中就有不少值得關注的地方。
  
  “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四輯,鳳凰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
  “日記”中的人生經歷
  
  在歷史長河中,雖然正史、方志、文集等文獻中多有傳、志一門,記錄個人的事跡。但仍有許多人物由于聲名不顯,著作散佚,或相關編著者的有意摒棄,以致在歷史文獻中多有缺載,難以勾勒其生平事跡。在具體的研究中,時人就曾感慨“時代遠者,固多散佚,而時代近者,又少流傳”(《清儒學案書札》,《名人墨跡書札》第12冊,第16頁)。而日記作為記錄個人事跡的文獻,一般能較為系統地反映撰著者個人的歷程(如生卒、家系、通籍、升遷、撰著、交游等),這就為后世的研究,或傳、志的撰寫,提供了參考。
  
  如黃秉義即是一例,對于他的生平,此前罕有可靠的材料,但他現存的日記中則為我們呈現了從1902年10月到1918年4月間的詳細記載。據他在1917年閏二月十四日記中的自述,其生日在“五月廿八日”,又稱其八字為“甲戌、辛未、己巳、丙寅”,并稱在1902年時“余年二十有九”,由此可推知黃秉義生于甲戌年五月廿八日(1874年7月11日)。而關于他的早年經歷,在辛亥年(1911)五月初二日的日記中更是詳細說道:“時幼,承馬蔚林老伯取名沅,送考供事,方在十歲,格于例章,冊填十六歲,于光緒九年考取詹事府供事四十六名,旋于是年十一月咨送國史館當差,是年十二月復送武英殿當差……十年四月初一日,因恭修穆宗毅皇帝圣訓全書告竣,議敘列為一等,經部題覆準以本項應得之缺歸于雙月升選二缺之后選用……至光緒二十年甲午科赴省鄉試,改名秉義,納監入闈不售。就于光緒廿四年由湖北賑捐,加捐同知職銜,至廿八年壬寅復行入闈不售。念及供事尚可藉此出身,至三十二年赴部,請領供事執照,方至上年入都商定,即由從九指分省分候補,仍用沅名而已。今名仍用沅,所取秉義名作為小字,號質誠,即家譜中亦是如此書錄矣。”從這份自述中,可知黃秉義原名黃沅,曾考取詹事府供事,并先后在國史館、武英殿當差。至光緒二十年,黃沅為參加鄉試,又鑒于曾虛報年齡在京當差,故改名秉義。此科鄉試,黃秉義未能中舉,此后又參加了光緒二十八年的鄉試,皆名落孫山,僅由湖北賑捐得同知職銜。其間,黃秉義曾多次希望通過捐納獲得出身,自稱“余自十馀歲即有報捐主事之想,迄今二十馀年”(辛亥年六月十六日),但直至辛亥革命前,仍然在積極托人捐納,最終卻因納款上漲未能及時交付,而錯失最后一次捐官的機會。進入民國后,他積極參與鄉里事務,并在1918年當選第二屆國會眾議員。由于他的日記堅持“日有所事,登諸記簿,不得始勤終怠為要”,因此他中年以后的事跡,多可從中考見。
  
  又如王鍾霖,在《歷代日記叢鈔》中,編者曾稱其“生卒年不詳,事跡缺考”(《歷代日記叢鈔提要》,第169頁),但通過梳理其日記,其生平亦能大致勾勒。關于他的生年,在咸豐八月廿九日的日記中曾說,是日“為予生日”,而在翌年二月十七日的日記中又自述道“予年廿一歲,丁酉臘,住在鄉間完姻”,丁酉為道光十七年(1837),按古人傳統的計歲方法推算則其生年當在嘉慶二十二年(1817),即王鍾霖生于“嘉慶二十二年八月廿九日”。而在咸豐八年二月初八日的日記中,王氏曾稱張殿棟為其“甲辰(1844)科同年”,又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記中說“吾歷陳雨人先生(即陳霖,寄籍山東歷城)”,可知王氏為山東歷城人,并舉甲辰科山東鄉試。另外,關于王氏的仕宦經歷,在日記中亦間有提及:“道光己酉(1849),王芝山明府自博興調濰縣,相約至濰,校閱濰陽書院課藝,得與邑之文士相接”“予于庚戌(1850)冬來濰,應王芝山明府聘以書記兼西席,并校試文”“予前在濰,壬子春(1852)春闈罷歸”“咸豐四年(1854)夏,奉檄署金鄉學事”“(咸豐丙辰1856年)予在陵三年(主講三泉書院)”“咸豐八年(1858)六月初五日,到吏部候簽,掣得兵部……十一日……予得車駕司”“同治元年壬戌(1862)春,余由駕部改運判,次年實授薊永分司”。通過上述的梳理,可知王鍾霖早年曾在濰縣參幕,不久奉檄任金鄉訓導,隨后在陵縣主講書院三年,至咸豐八年由掣簽得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同治元年外任天津長蘆鹽運使,翌年實授薊永分司運判。
  歷史進程中的“大人物”“小人物”
  
  不同的人物,由于自身所處的地位不同,對待同一事件,則會呈現出不同的看法。相對于“大人物”的親身經歷,“小人物”的記載可能出自傳聞之言;而相對于“大人物”的有意隱晦,“小人物”大體能據其所知秉筆直書。通過對同一時期、同一事件、不同身份的日記進行解讀,可以體察歷史進程中,不同人物的感受。如戊戌變法,唐烜和江翰就因個體的差異和記錄旨趣的不同,在日記中則呈現出“不對等”的記載。是時,唐烜任職刑部,其日記又喜將所見所聞“悉縷述無疑”,故對京中時政多有記載。變法初起時,在光緒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1898年7月18日)的日記中,他就記錄了康有為受任用的過程,雖多有微詞,卻也承認“新法各條詳細章程皆伊所進書中語”。迄于“六君子”就義,在日記中,唐氏不僅以參與者,也以經歷者的視角,詳細記載了“奉口諭嚴拿康某”的過程、刑部關押判處“康黨”的情形,并表達了他對變法“搖動人心、敗壞風氣”的否定態度。唐氏日記的價值,黃彰健、孔吉祥、李在全等學者都曾有專文討論,并指出是書“堪稱近年來發現的有關戊戌維新頗為重要的原始資料之一”。而江翰雖然與康有為、梁啟超、楊銳等人都有交往,甚至于戊戌年初,江氏尚與梁氏共飲、寄函楊氏,但在日記中對變法之事卻未置一言。這除了因其日記“屬日常備忘性記錄,少有議論”而“未有意識地記錄論時務之事”外,可能與他不支持變法有關,在江氏少有的涉及時局的記載中,曾記錄了曹元弼“痛詬康有為、梁啟超及蒯光典”之事,其態度不難窺測。
  
  又如辛亥鼎革,王振聲和黃秉義在日記中就記載了不同的感受。王振聲是同治十三年進士,曾任會試同考官、監試官,徽州知府等,與一時政要載振、趙爾巽、鐵良多有交集。他自光緒三十三年(1907)捐升遺缺后,即奉調入京。鼎革之際,王氏雖已遠離政壇,但在他簡要的日記記載中卻清晰地記錄了從“湖北革黨攻陷武昌省城”到“皇帝辭位,定為中華民國共和國體”的時局變遷。其中,王氏最為切身的感受則是“江寧、江西、浙江均有警”“蘇浙閩粵均無安報”“齊化門東直門內搶掠燒大亂”等混亂景象,于是在辛亥年底遂“攜眷東避于鄉”,在致信友人時更稱民國“大局搖搖”“民不聊生”。有這樣的感受,無怪乎在張勛復辟的當日,王氏即在日記中改用“大清帝國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
  
  而遠在臺州的黃秉義對于辛亥革命的了解,主要是通過當時的報刊和友朋間的交流。在辛亥年八月三十日(1911年10月21日)的日記中,他首次談及對武昌起義的看法,認為“武昌彼據、漢陽彼占,深為可慮”,清廷應“水陸兼程并攻”。迄于清帝遜位,在近四個月的日記中,黃秉義“每月即記完一冊,日均記逾千字”,除了根據報道做出對局勢的判斷外,他也在不斷思考導致起義的原因,最終將矛頭指向了張之洞,認為清廷“聽信逆臣張之洞邪說,廢科舉、出洋游學、停書院,編設學堂,以致革命之賊處焉”,進而說“總而言之,‘停科舉,瓦解人心;設學堂,倡言革命;練陸軍,干戈倒擊’二十一字致有今日之禍”。至民國肇始之日,黃氏更宣稱“我朝之萬世罪人在張之洞一人耳”。當然,黃氏的“一家之言”代表的是因科舉的廢除而喪失“讀書——做官”之路的讀書人,但他的記載中,其身邊群體言及湖北戰事,“革命黨戰勝,其色喜;官軍戰勝,其色憂”,則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當時南方世風的傾向。
  “日記”中的生活
  
  20世紀初,梁啟超以“新史學”為倡導,批評中國的舊史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實為二十四姓之家譜,提出歷史研究應重視“匹夫匹婦日用飲食之活動”。改革開放以來,國內有關文化史、社會史以及社會文化史的研究推陳出新,近年來受西方新文化史的影響,日常生活史的研究更是趨于深入。“日記”作為記錄個人經歷的文獻,涉及了著者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著者生活時代的衣食住行、人際交往、家庭宗族、歲時節日、社會風俗、禮儀服飾、藝術品鑒、宗教習俗等,皆會不同程度地在日記中呈現。
  
  如古代中國的城市生活中,居民的用水問題是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其中關于北京城內居民的供水用水問題,侯仁之、蔡蕃、熊遠報、邱仲麟、余新忠等學者都曾有過論述。在王鍾霖的日記中也有相關北京城內“水屋子”的記載,他在咸豐十年五月廿九日記道:“京中內外城官民所用甜水除自己有車自拉外,馀皆水屋按時賣給,凡有水屋皆山東登州人,無論大風雨必須送到各門挨賣,他人不能有此長功夫,亦不敢賣,只成一霸。……京中居民不下百萬家,皆仰給此水車之水,亦多不肯得罪他,蓋水屋各有分界,他處不能越送也。”通過這則記載不僅有助于了解晚清時期北京城居民的用水方式、供給來源,也能豐富文獻記載的類型。
  
  至于北京城排水系統的情況,在王氏日記中也曾有涉及,他說:“當雨大泥深,各街巷難走已極,而水車不能避趾而不送也,大街尚易行走,如小巷業經存水,復經三套大水車壓過,轍深一二尺,且高低掀翻,他車愈因難走。”甚至于雨后兵部附近的胡同“臭水幾沒車輪”。六部附近尚且如此,他處可想而知。曾有學者指出“由于清代城市普遍缺乏完善、通暢的下水設施,街道也坑洼不平,存在大量的臭水溝、污水潭”,據王氏的記載亦可見一斑。
  
  科舉考試是帝制時代的重要內容,舉子的備考及落第后的心態也一直是學界關注的問題。粟奉之的日記,就詳細記載了他五次參加會試、五次落第,最終大挑考授四川知縣的經歷,展現了普通舉子“皇皇北上,行橐猶虛”的赴考情境。同時,他的日記“凡有聞見志之,旁及土俗物產,以盡其變”,對赴考、宦游途中的輿地物情、風俗人文、商業變遷等多有記載。如游云南時,粟氏就記錄了鴉片戰爭后,隨著通商口岸的開放,西方列強的商品漸銷內地,致使素以產玉著稱的云南,“向時巨賈無一存者,滇空受產玉之名,而生計坐是大減”,從而感慨道:“人第知洋人通商,奪細民職業,沿海受其害,烏知僻在西南之滇,害亦如之。”而后他赴蜀任職,在途中又親見順慶府盛產的紅花,“其利為洋產所分,業此者遂寡”的情形,遂再次感慨:“洋人通商,事事攘中國之利,紅花雖微,是可慨矣。”而從這些記載中,也不難看出當時西洋產品對普通民眾原有生計的沖擊。
  
  日記文獻,除了少數是寫給“他者”看的外,多數是寫給自己看的,因此多未被修正潤色,具有原始性、私密性的特征。日記的內容,包羅萬象,凡政治、經濟、社會生活、文學藝術、思想學術皆會載其中,但同時也由于著者的地位、學養、旨趣、立場、撰著目的的不同,而各有差異,以故每一種日記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桑兵、徐雁平就曾分別指出日記文獻存在“原始性”“互記中的不對等”的問題。所以在解讀日記時,不僅要注意參酌同一時代、同一事件、相關人物的文獻材料,還要將其記載放在更為廣闊的時事背景中進行考量,在充分了解著者的前提下,才能更好的利用、挖掘“日記文獻”的價值。
  
  劉躍進曾說“史料的價值永不過時”,“叢刊”的結集即旨在“通過整合多種稀見史料,以個體陳述的方式,從生活、文化、風習、人情等多個層面,重現具有連續性的近現代中國社會”,“從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國近現代敘事背后,還有很多未被打量過的局部、日常與細節;在主流周邊或更遠處,還有富于變化的細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還有漩渦,在邊緣,還有靜止之水”,為讀者“提供一種俯首細看的方式,或者一種貼近近現代社會和文化的文本”。誠如王國維所說“新學問大都由于新發現”,隨著“叢刊”的陸續出版,無疑將極大的豐富這類史料,對近現代的文史研究將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叢刊”第四輯共收書12種17冊,分別為《江瀚日記》《英軺日記兩種》《胡嗣瑗日記》《王振聲日記》《黃秉義日記》《粟奉之日記》《王承傳日記》《唐烜日記》《王鍾霖日記(外一種)》《翁同龢家書詮釋》《甲午日本漢詩選錄》《達亭老人遺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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