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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研究四十年思潮

劉躍進
內容提要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方向明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績。首先,在文學理論熱點方面,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理論研究仍居指導地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成為近年研究的熱點,文學理論基礎問題的研究有所增強,跨學科研究逐漸興起。其次,在當代文學思潮方面:學界圍繞當代文學創作展開了許多相關理論問題的研討,有針對性的文學批評工作日益活躍,學界開始總結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經驗,新興媒介所引發的許多新文學的現象受到關注。再次,在文學史及文學史料研究方面:縱向的歷時性研究持續升溫并引發“細讀文本、重回經典”的學術思潮,橫向的共時性研究成果豐碩,學界開始關注多民族文學、民間文學、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綜合文獻研究以系統整理史料工作為主,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最后,在文學普及工作方面,選編歷代文學經典作品是現階段正在進行的主要工作。回顧過去的學術研究工作,在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的前提下,學術工作者達成如下共識:第一,堅持學術研究的原創性與時代性;第二,堅持學術研究的系統性與專業性;第三,堅持學術研究的繼承性和民族性。
關鍵詞 文學理論熱點;當代文學思潮;文學史;文學史料研究;文學普及

    引言

    近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迎來三個60年,一是2013年的建所60周年,二是2014年《文學遺產》創刊60周年,三是今年《文學評論》創刊60周年。再往前推若干年,時值世紀之交。由于這些特定歷史節點的緣故,我曾對中國文學研究的學術歷史作過比較系統的梳理[1],也組織過若干紀念活動,并編纂紀念文集[2]。有興趣的讀者,不妨把這些文章聯系起來看,確實可以看出近百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界的一些重要變化。概括起來主要有下列五點:

    第一,新世紀前后,學術界對于剛剛過去的百年歷程充滿好奇,渴望探索。無論是對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還是對文學研究業績的梳理,都成為一時的研究熱點。

    第二,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經驗教訓,昭示著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推動學術質變的關鍵因素是觀念的更新。新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向何處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等問題成為當前關注的焦點。

    第三,在中國文學研究現代化的進程中,學科意識的強化與學科的確立無疑是最重要的業績之一,實現了與國際學術界同步接軌的最初目標。在充分肯定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因此,新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固有學科的清理整合。

    第四,在清理整合學科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對于過去專業劃分過細的弊端有所反思,強調綜合研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有一種回歸傳統、回歸文學經典、強化個案研究的傾向。

    第五,新世紀的研究呈現出轉型跡象,也提出了轉型時期若干重要的問題,包括最基礎的問題,譬如什么是文學?文學的職能是什么?以什么樣的尺度評判文學?以什么樣的方法研究文學?在此基礎上,還有一些習以為常的問題也應重新給予審視。譬如,文學研究與現實的關系,文學研究與傳統的關系,文學研究與市場的關系,文學觀念與文學史料的關系,堅守文學與拓展領域的關系,文學研究的普及與提高的關系等等。這就涉及文學研究的思想原則、學術方法和研究態度等方面,事實上也已經成為當時的熱點和焦點問題。

    而今,又是十年過去。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迎來建院40周年大慶,要求我們對過去40年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趨勢略作回顧。實際上,文學研究所的歷史早于院部,成立于1953年,最初隸屬于北京大學﹐1955年歸屬中國科學院﹐1977年才歸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設有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古代文學、近代文學、古典文獻學、現代文學、當代文學、比較文學、民間文學、臺港澳文學、數字信息等研究室;主辦《文學評論》《文學遺產》《中國文學年鑒》等三份刊物;代管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中國近代文學學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中國魯迅研究會等七個全國性學術社團;另設馬克思主義文藝與文化批評研究中心、世界華文文學研究中心、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和民俗文化研究中心等四個非實體研究中心。可以說,文學研究所學科齊全,幾乎涵蓋了中國文學研究的所有學科。

    在此,我想以文學研究所科研工作為中心,結合本所主管的三份學術刊物、七個全國性學術團體、四個非實體研究中心的學術活動,嘗試從一個側面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趨向,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問題。凡是其他文章中已經論述過的內容,這里暫且略而不論。

 

    一、文學理論熱點

    理論研究從來都是一個時代思想的風向標。文學所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文藝理論、比較文學、民間文學等研究室承擔著當代諸多文學理論問題研究的重任。

    (一)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文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

    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和美學理論研究歷來是文學研究所的科研重點。文學理論組首任組長蔡儀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的《新藝術論》和《新美學》,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在文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原則,從根本上解決了文學研究的思想方法問題。這與此前主要以進化論為圭臬的思潮形成鮮明對照。五六十年代,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是建國后第一批規范的高校文科教材,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藝學專著,產生廣泛的影響。世紀之交,錢中文、王春元、杜書瀛等撰寫《文學原理·發展論》《文學原理·作品論》《文學原理·創作論》,侯敏澤《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中國美學思想史》,杜書瀛、錢競主編《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王善忠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史》,許明主編《華夏審美風尚史》等,繼承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的傳統,圍繞著人性、人道主義、文學主體性、人文精神等問題展開廣泛討論。

    2009年文學研究所成立了馬克思主義文藝與文化批評研究中心,與全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會、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通力合作,開展了許多活動。2010年以來,該中心主要成員參加了“中央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與建設工程”的研究工作,是我院參加該工程人數最多的單位之一。同時,積極參與馬克思主義人才隊伍建設,招收“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計劃”的博士研究生,培養了一批新銳的專業理論人才。

    2014年,我院實施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批評創新工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張江為會長,牽頭成立了“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同年9月,文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室正式成立。除日常研究外,每年為《中國文學年鑒》撰寫“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綜述”,為院《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前沿研究報告》撰寫“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前沿報告”。同時,還承擔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秘書處工作,組織召開會議,出版文集。自2016年始,論壇集刊定名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輯刊,每年兩期。《文學評論》還專門設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專欄”,定期刊發本所及國內外學者高質量的研究成果。

    2014年10月15日,習近平同志在京主持召開文藝工作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集中回答了什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如何繁榮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這一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問題,深刻闡述了有關文藝工作的理論、方針、政策,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判斷,是今后文藝理論學科研究的綱領性文件。同年11月2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人民日報社聯合主辦“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文藝座談會重要講話精神、開展積極健康文藝批評”研討會,同時,舉辦首屆“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論壇”。與會者普遍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有責任、有義務針對當前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中的重大理論現實問題,組織專家學者進行深入研究,客觀分析,科學回答,及時明確地發出正確的聲音,切實發揮釋疑解惑、正本清源的作用,努力讓文學創作真正回到人民中來,從對市場的依附中解脫出來。

    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是繼72年前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最重要的綱領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義。文學研究所的第一代學者中,有12人從“魯藝”走出來,他們中的一些人親自聆聽了《講話》,并堅持把《講話》精神貫穿到文學研究的實際工作中。在文學所人心目中,5月23日,是一個重要的節日。每到這一天,何其芳同志總要在黨報上發表闡釋文章。2013年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以及紀念《講話》發表70周年、2017年紀念講話發表75周年,在這兩個重要的日子,文學研究所、中國文學批評研究會、中外文藝理論研究會、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等召開各種形式的座談會、研討會,結合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統一思想認識,取得若干重要的共識。毛澤東同志的“講話”是“五四”以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生根的必然結果,為新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指明方向。在新的時代語境下,總結延安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的歷史經驗,重新認識延安文藝精神建構的當代價值,系統總結共產黨領導下的“雙百”方針、“二為”方向以及“雙創”原則,深入探討文學藝術理論與創作中的“中國經驗”,兩個“講話”無疑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二)加強海外文學名著與文學思潮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研究

    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何其芳所長就組織編寫《文藝理論譯叢》《現代文藝理論譯叢》《古典文藝理論譯叢》三套叢書,有計劃、有重點地介紹世界各國的美學及文藝學理論著作,為我國文藝理論界提供了豐富的參考資料。這些著作現已匯編為《文學研究所學術匯刊》9種30冊,交由知識產權出版社重印。在此基礎上,文學所又組織編選《西方美學的現代歷程》《西方文論經典》等論著,圍繞“世界文學”概念、文藝批評的“民族的標準”、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中國化、當代藝術的處境等問題,梳理資料,提供進一步研討的線索。

    加強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研究,也是近年研究的熱點。盧卡契的《審美特性》提出,馬克思主義是關于人的解放學說,認為審美表現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此,文學所專門組織研討會。伊格爾頓《理論之后》注意到文化研究和“理論之后”兩種語境背后的意識形態問題,強調理論和實踐結合的意義。《批評家的任務:與特里·伊格爾頓的對話》(1)就流亡與救贖主題、藝術想象與歷史想象異同問題、悲劇的意識形態色彩問題展開討論,極富啟發性。譬如關于流浪與流亡的區別,伊格爾頓指出,一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漂泊無定,到處流浪。他被邊緣化,也可能自認倒霉,心安理得,并沒有改變現狀的勇氣。這是一種流浪者的心態,比較容易理解。還有一種情形就比較復雜。他可能在官場體制中,但他依然感覺到自己是異鄉人,很難融入固化的體制中。身處魏闕,心在江湖。他渴望改變體制,卻又無能為力。這種心態,可能就是美學意義上的流亡狀態。關于悲劇,通常的理解,悲劇是歷史的必然要求與這個要求不能實現之間的沖突。伊格爾頓又強調指出,“在所有的文學形式中,悲劇也許是最具意識形態性的。它是一個非常排外的領域。因此,我們唯物主義者必須用我們粗鄙的手取得它,而不是以布萊希特的方式擯棄它。確切地講,悲劇的觀念必須被重新職能化,以供另一種政治和美學所用。”

    (三)加強對文學理論基本問題的研究

    《文學評論》復刊第一期刊發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引發了學術界關于形象思維問題的大討論。王朝聞同志發表《藝術創作有特殊規律》,討論藝術規律問題,認為形象思維、典型化原則、革命的現實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這些有關文藝創作的方法,都是馬克思主義美學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且這些創作方法中的各個方面之間是互相聯系的。同時,對文藝創作特殊規律的探討,對違背文藝創作規律的種種謬論的批判,必須和文藝創作為什么人服務的動機,和產生什么社會效果結合起來。陳涌《馬克思、恩格斯的美學和歷史的批評》、李衍柱《美的規律與典型化原則》也就這些問題作了深入探索。陳涌認為,文藝反映的生活是包括政治生活、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內的多方面的生活,因此,美學分析必須和社會歷史分析,藝術特殊規律和社會歷史普遍規律結合起來。李衍柱提出,典型化是一個以少總多、以形寫神,通過個別表現一般的過程,是通過偶然揭示必然、通過有限顯示無限的過程,是“無目的而又有目的的,不自覺而又自覺,不依存而又依存”的矛盾運動過程,是內容與形式對立統一的藝術實踐過程。這些論點,今天看來也許并不新鮮,但在當時特定背景下,確有振聾發聵的意義。

    近代以來,隨著自然科學的高度發達,后工業化的西方社會出現了種種畸形和矛盾,打破了上帝創世的神話,打破了理性萬能的說法。當人們有意識地發現丑、表現丑、把丑當作美的時候,荒誕代替了崇高,非理性也就成為一時的審美思潮。當代文學創作中很多人熱衷于表現中國人的愚昧落后,也與這種時代思潮的影響不無關系。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蔣孔陽《說丑》一文指出,作為美的對立面,丑,自有其積極意義。問題不在于寫什么,而是站在什么立場來寫,要表達什么樣的審美追求。美與丑,滑稽與崇高,這些曾經的老話題,在審美追求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依然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與此相關聯,是如何認識以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為代表的解構理論[3]。解構主義強調歧異的存在是多元的必然,也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在差異的運動中,由于變是不可停止的,矛盾成為互補而非絕對對抗,由于歧異是一種積極的運轉的能,使萬物不斷更新,它不應受一個中心意旨的壓制。這種理論有其合理性的內涵,可以藉此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并引發女權主義思潮,有助于后殖民主義對文化侵略的批判,也有助于后現代主義藝術觀對無序、無整體宇宙觀的形成和表達(2)。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西方思潮的涌入,社會—歷史批評、文化批評、精神分析批評、結構主義批評、比較文學批評、文體形式批評、印象批評等新的研究方法紛至沓來,眾聲喧嘩,一時間被推為顯學。早在1962年,錢鐘書就發表《論通感》,較早運用心理學方法,比較亞里士多德《心靈論》與中國的《樂論》,比較唐宋詩詞與西方古典詩歌中的通感現象。他指出,在日常生活里,視覺、聽覺、觸覺、嗅覺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鼻、身等各個官能的領域可以不分界限。把事物的無聲的姿態描摹成好像有聲音,表示他們在視覺里仿佛獲得了聽覺的感受,用現代心理學或語言學的術語來說,就是“通感”或“感覺移借”。20世紀80年代,文藝心理學成為熱門,各種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的著作蜂擁而至[4]。在眾多著作中,呂俊華的《自尊論》《藝術創作與變態心理》《藝術與癲狂:藝術變態心理學研究》等,從變態心理學的角度解讀文學,很有影響。80年代,林興宅在《文學評論》發表《論系統科學方法論在文藝研究中的運用》,論述了我國文藝研究、文藝批評方法論變革的三個層次,提出系統科學方法論的核心在于有機整體觀念。強調整體性觀念,這在今天看來可能已是常識,而在當時,他運用系統科學方法論討論文學問題,讓人感覺耳目一新。

    聽覺文化與視覺文化的比較研究也備受矚目。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與視知覺》就被介紹到中國,重點分析視覺藝術心理學問題。有學者進一步指出,以拼音文字為主體的西方文化,對于“圖像”非常重視,甚至成為視覺文化的核心概念。相比較而言,以形聲文字為主體的中國文化傳統,對于聽覺形象更加關注。看字聽聲,“聞聲知情”,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明清小說中存在著的“草蛇灰線”的藝術手法,強調藝術結構要有“連”有“斷”。這與西方藝術更專注于一以貫之的“連”有所不同(3)。將這種理論應用于文學史研究,就有可能別開生面[5]。

    文學創作、文學理論的本土化,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化,也是持續不斷的討論話題。黃浩的《文學失語癥》認為新小說患上了“運動性失語”,“即語言傳達的功能性障礙疾病。通俗一點講,就是:新小說說話困難”。由此延伸,古代文論也面臨著現代轉化的難題。曹順慶在《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戰略與重建中國文論話語》中探討“重建中國文論話語”可能性以及若干途徑。季羨林在《門外中外文論絮語》中強調我們應當秉承“不薄西方愛東方”的態度,“讓這兩種話語并駕齊驅,共同發展”。為此,《文學評論》編輯部在1997年第1期特意設專欄,精心擇選出四篇論文與一篇報道,由此引發“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重建中國文論話語”的大討論。

    世紀之交,面對中國復雜多變的文學現象及其發展狀況,文化研究理論與實踐問題逐漸引起學界的格外關注。1999年底,《文學前沿》主辦“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研討會,就90年代中國文化批評的評價以及文化研究在中國文學研究中的適用性進行討論。此后連續幾年召開“文藝學與文化研究”“變革時代美國文學與文化研究全球性對話”等研討會,試圖對豐富復雜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出文化解答。文學研究所也適時承擔院重大課題“新世紀全球化格局與中國人文建設”項目,用于面對新世紀以來中國文論轉型過程中呈現出來的重大理論問題[6],系統回應急劇變化中的中國社會文化現實問題,同時,又組織專家,按照類別編選“新世紀文論讀本”,選錄近十年來重要的理論文章[7],為學術界提供豐富的參考資料。由此不難看出,文學所的研究人員既要堅持“文以載道”的悠久傳統,又不能放棄研究者應有的立場和情懷。錢中文就堅持認為,過度強調文化研究的價值其實是泛化了“文學性”,取締了文學自主研究和獨立的學科價值,一味地關注文學外部研究,最終將導致文學的消亡和死亡。經典馬克思主義強調“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4)(P82)。文學觀念的變遷和文學研究的推進,始終是在社會語境的制約中產生和發展。文學研究工作者應當看到歷史語境的變遷和重大轉折,找到能有效作用于社會語境的研究旨趣和范式,這樣才能對文學和社會文化的發展起到應有的作用。站在今天的立場看,這場論爭的意義已超出“文化研究”本身,由此向傳統文藝學、當代文學批評等領域延伸,影響不可小覷。

    其實,這又涉及學科邊界問題。一方面,我們畫地為牢,各說各話,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甚至還相互懷有偏見。從事文學研究的人對歷史常有偏見,覺得他們見物不見人;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對文學界也有成見,認為文學研究是見人不見物;從事哲學研究的人認為文學僅僅是對客觀世界甚至是對哲學的間接折射,不能直接揭示宇宙與社會的本質與真理。文學、歷史學界,也有人認為哲學研究沒有學問,因為他們物、人皆不見,只討論形而上的東西。另一方面,我們又渴望彼此了解,也都知道,歷史可以為文學提供直接素材,文學也可以是歷史與哲學的反映。譬如,對于先秦兩漢歷史文化的研究,文史哲研究者所使用的材料大體是相同的,只是觀察的角度有所不同而已。談到屈原,我們不僅想到屈原的思想和形象,還有他的時代,他的生存環境,還有楚地風物等等,涉及歷史學、地理學、哲學、人類文化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與方法。從這個意義上說,打破內部藩籬,進行跨學科研究,就很有必要。問題是,這些話題說了很多遍,學術界也多有嘗試,但成功者有限。有的文學研究工作者,從古代文學研究到現當代文學、民間文學,最后還會研究到史學、哲學甚至政治、經濟學,每一部成果都可能引起一定的社會轟動效應,但時過境遷,多數所謂成果如天邊游云一樣散去,沒有多少人還記得起他們的作品。有的文學研究工作者,愛用訓詁學上“一聲之轉”的方法,由甲到乙,由乙到丙,由丙到丁,轉來轉去,似乎古代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都有可能產生關系。學術研究允許根據一些材料發揮適當的想象,就像跳遠,腳踏實地,跳出一步,對古人抱以了解之同情。但僅此而已,不能再據以進行三級跳。學術研究不是學術創作。多學科跨界研究在方法論上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忽視了學術有邊界、學術有內涵的基本道理,忽視了外延不能無限擴展的規矩。無節制的跨學科研究可能會獲得暫時聲譽,卻由于缺乏相關學科的基礎知識,缺乏基本的學術訓練,往往后繼乏力,其成果也很難長久保存下去。這樣的成果,可以浪得虛名一時,卻讓作者付出一生的代價,風險還是比較大的。我們提倡文史哲不分,并非要求文學研究者去從事歷史學、哲學工作者的研究任務,而是要指出學術研究需要注意學科邊界問題。

    (四)跨學科研究:從民間文學到比較文學

    文學研究所的民間文學研究領域聚集一批享譽國內外的學者,在神話、史詩、民間故事、民間傳說、歌謠、諺語、小戲以及民間文學基本理論研究方面,成果豐碩。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民間”的涵義發生重大變化。為適應國內外學術發展的新形勢,這個研究團隊在強化已有優勢基礎上對研究重點和研究領域多作調整,發揮集合優勢,在原有《中華民間文學史》基礎上修訂而成《中國民間文學史》(5),涉及多種民間文學研究分支學科,獲得海內外同行的重視及好評,已被列入高等學校文科教材。其次,強化民間文學理論研究,關注中外民間文學和民俗學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前沿問題,注重對學科理念作深度反思,對關鍵詞作系統梳理。同時,審時度勢,積極參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并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8]。

    從現在的趨勢看,民間文學、民俗文學、民族文學乃至比較文學,殊途同歸,正面臨著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論突破。譬如民族文學問題,現在越來越引人注意。過去,國內很多民族院校文學系通常開設有漢民族文學經典閱讀課,對《詩經》《楚辭》等文學名著以及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著名詩人的優秀作品,都有詳盡的介紹。相比之下,內地一些綜合性大學中文系對于不同民族的文學經典,似乎鮮有介紹。中文系,是中國語言文學系的簡稱。中華各民族文學經典,當然是中國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應被納入中文學科建設的規劃中。    2015年3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又聯合舉辦了“中華文學的發展、融合及其相關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與會專家熱烈討論,建言獻策,凝聚共識,一致認為有必要努力探討、總結“中華文學”在中國古代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來的不同特色、演變規律及其在推動中華民族文化、文學的交流與融合過程中的時代作用。這次會議引起了學界和在京媒體的共鳴與關注。《文史知識》編輯部又組織專欄,約請一些中青年學者撰寫文章,展示新一代學者的宏觀思考。

    再譬如比較文學問題,鄭振鐸先生借鑒《金枝》的巫術理論來解析湯禱傳說,重釋經典文獻的文化意義,開啟了比較文學研究的先河。錢鐘書《談藝錄》《管錐編》等學術名著,是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杰作。20世紀80年代中期,“方法熱”“文化熱”風起云涌,研究者渴望“走向世界”。在這樣背景下,文學研究所在1985年以《文學研究動態》編輯部為基礎,組建了文藝新學科研究室。1990年,該研究室更名為比較文學研究室。2002年,文學研究所又成立比較文學研究中心,將文學人類學、比較神話學作為主攻方向。

    這兩個方向,又與現在比較時髦的“鈔本理論”有內在的關聯。

    近年,隨著記憶文化理論研究的深入,人們將歷史的發展,分為口述文化、記憶文化和文化認同與政治想象這三個階段。這種理論主張,與當前所謂“后真相”(post-truth)思潮相關。尼采說,世界上沒有真相,只有對真相的解釋。這就涉及歷史的角色塑造問題、歷史想象與文學想象的同異問題。依據這種理論,鈔本時代的經典程度不同地存在著不斷疊加的情況。流傳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獻可以有單一的資料來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資料來源,出現異文,很不穩定。

    以屈原和《楚辭》為例,早在上世紀初葉,就有部分學者懷疑屈原的存在。他們的主要根據,一是先秦史料未見屈原名字,二是《資治通鑒》未寫屈原事跡。廖平《楚辭講義》說:“屈原并沒有這個人。”又說:“《楚辭》為詞章之祖,后人惡秦,因托之屈子。”胡適《讀楚辭》也說:“依我看來,屈原是一種復合物,是一種箭垛式的人物,與黃帝周公同類。我想,屈原也許是二十五篇《楚辭》中的一部分的作者,后來漸漸被人認作這二十五篇全部的作者。”岡村繁《楚辭和屈原》認為很多作品“是屈原死后,對其記憶猶新的時候的人的作品。”(6)朱東潤先生雖然沒有否定屈原的存在,但他在“楚辭探故”的系列文章中認為《離騷》是劉安所作,《九歌》是漢武帝時的作品,《九章》中的作品多數也成于武帝時代,《天問》可能是戰國時代楚人的作品。這實際上也否定了作為文學家的屈原的存在。對此,郭沫若撰文逐一批駁[9]。20世紀80年代,日本學界又重提這一話題,國內出版了《中日學者屈原問題論爭集》(7)、《與日本學者討論屈原問題》(8)、《現代楚辭批評史》(9)等,可以說是對屈原否定論的總清算、集大成。從中國人的情感來說,屈原的存在,不能否定。但是我們必須承認,情感不能代替學術。早期文獻傳播途徑不同,同一故事便有不同記載。有關《西京雜記》的作者有多種說法。倪豪士根據毛延壽丑化王昭君這個細節,推斷這部書出現在齊梁中后期。類似情形,《呂氏春秋》《淮南子》《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故事來源各不相同,故事情節細節都有出入,就有一個互文性問題。即便是同一本書,前后記載也可能矛盾。比如《商君書》《管子》《晏子春秋》《荀子》《韓非子》,很難說一定是個人所著。《復旦學報》2016年第6期刊發日本學者小南一郎的《〈楚辭〉的時間觀念》,他在文章中指出,文化人類學研究表明,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中,時間觀念往往是循環式時間觀念,直至永遠。這個時期的人們基本上感覺滿足,較少憂慮。進入文明較高階段之后,尤其是中央集團統治后,新的直線式時間觀念產生。這時的人們開始充滿憂慮,時間的背后是悲劇性的本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按照這樣的觀念看《離騷》,就有三個時間觀念:第一部分是主人翁第一次出發以前的部分。從時間觀念來說,這個部分是在直線性質的時間里萬事不如意,所以他放棄直線性質的時間,向天界作第一次的出發。第二部分記述天界游行的前半段,包括他跟女神們的接觸,描寫的是主人翁在圓形時間里的彷徨。第三部分是第二次出發以后記述新的天上游行,從空間觀念來說,是以邁向更寬廣的地域為目標進行的彷徨。在這個過程中,他發現了新的時間。這個時間超越直線性質的時間和循環的時間,是充滿喜悅的絕對性質的時間。所以會有這三種不同的時間觀念,從邏輯上來推斷,可能是由于不同的敘述者造成的。這可能就是一些學者讀《離騷》時,可以讀出不同作者的原因所在吧?這種文本細讀,是很有意義的嘗試。這個結論可能不是否定屈原,而是指出一種現象,即早期文獻以某人命名,這個人不一定就是唯一的作者。

    又譬如,司馬遷《史記》的記載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場面的描述更像小說。甚至可以這樣說,早期的歷史文獻,很多像小說。這也容易理解。中國古代早期文獻,始于口頭傳播,經過漫長的流傳,最后被寫定。在流傳過程中,口傳文獻信息不斷累積,不斷演變,最終形成文本文獻。因此,今天所看到的眾多版本,很難說哪些是定本,哪些內容是后人疊加進來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質本身已經成為文學史敘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照此推論,先唐文本文獻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19世紀末,疑古思潮甚囂塵上,與此前的疑古之風遙相呼應。俄國漢學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國文學史綱要》認為,除《詩經》《春秋》外,現存先秦典籍多數是漢代產物,甚至更晚[10]。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提出12種辨偽的方法,也將很多先秦以來流傳的典籍列入偽托之作。類似這樣的觀點,左右學術界將近一個世紀。

    問題是,最近40多年,出土文獻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材料證明,中國早期文本文獻的傳承相當復雜,梁啟超提出的辨偽方法,大多數站不住腳。而且,更重要的是,現在所有出土文獻,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學術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證明司馬遷所見史料比較確切。這充分說明,中國早期文獻確有其穩定性品質。

    過去我們常常依違兩端,要么疑古,要么佞古,即便是中立的“釋古”,或曰“走出疑古時代”,其本質還是相信或者不相信現存史料。所謂鈔本理論一個基本的態度是,承認古史材料矛盾的存在,具體材料要作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近年,有一種從“國學熱”到“古典學”的傾向。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復旦大學、浙江大學紛紛開展鈔本理論研究,有的還成立古典學研究中心之類的機構,引導學者引入歐美研究古希臘文化、圣經文獻的學術方法,雖然還是初步的嘗試,值得關注。

 

    二、當代文學思潮

    (一)密切跟蹤當代文學創作

    文學所的重要領導、學者鄭振鐸、何其芳、唐弢、蔡儀、陳荒煤等,早年多投身于當代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工作。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圍繞著當時的文學創作與文學理論問題,撰寫了大量的文學評論、文學史和文學理論研究論著,對于《林海雪原》《紅日》《紅旗譜》《苦菜花》《青春之歌》等進行了比較廣泛深入的研究。20世紀60年代,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毛星、朱寨等人編寫的《十年來的新中國文學》集中反映文學研究所對于當代文學的整體把握。

    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確立了“文學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一社會主義時期一切文學活動發展的根本方向和根本目的。朱寨、張炯等領銜集體撰寫了《新時期文學六年》《中國當代文學思潮史》《當代文學新潮》《新世紀文叢》《九十年代文學觀察叢書》等著作,積極參與到當代文學理論建設與文學批評活動中,為中國文學事業的劫后復蘇貢獻力量。新世紀以來,為深入總結建國60多年來的中國文學經驗,楊匡漢、陳曉明等主持編寫了《共和國文學50年》《現代性與中國當代文學轉型》《20世紀中國文學經驗》《六十年與六十部——共和國文學檔案》等著作,都曾產生重要影響。

    除完成重要的集體項目和資料匯編之外,40年來,當代室老中青三代學者潛心于個人的學術著述,成為國內當代文學批評界的中堅力量。近年,特別值得提及的是李潔非個案研究系列(《解讀延安》《典型文壇》《典型文案》《典型年度》《文學史微觀察》《共和國文學生產方式》等),總結延安經驗,分析共和國文學體制與文學生產的關系,蘊含著深邃的歷史思考,在當代文學界引起較大反響。李建軍的當代文學研究(如《時代及其文學的敵人》《文學的態度》《文學因何而偉大》《文學還能更好些嗎》等),立足中國傳統文化,推崇俄羅斯別、車、杜的美學思想,追求崇高之美,提出“集體性共創”理論,在當代評論界獨樹一幟。他在《并世雙星:湯顯祖與莎士比亞》一書中指出,一切成熟意義上的文學創作,都是以前人或同代人文學經驗為基礎,是對多種經驗吸納和整合的結果,因而,本質上是“集體性”的,而非“個人性”的;是由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共同”參與和創造的,而不是由一個人師心自用獨自創作出來的。它涉及了對“獨創”“生活”和“內心封閉性”等問題的理解和闡釋。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獨創性”,否定一切經驗的消極的文學意識,這是一種傲慢的寫作姿態和無知的寫作理念。1832年2月17日,歌德對愛克曼說過這樣一段話:“事實上我們全都是些集體性人物,不管我們愿意把自己擺在什么地位。嚴格地說,可以看作我們自己所特有的東西是微乎其微的,就像我們個人是微乎其微的一樣。我們全都要從前輩和同輩學習到一些東西。就連最大的天才,如果想單憑他所特有的內在自我去對付一切,他也決不會有多大成就。可是有許多本來很高明的人卻不懂這個道理。他們醉心于獨創性這種空想,在昏暗中摸索,虛度了半生光陰。我認識過一些藝術家,都自夸沒有依傍過什么名師,一切都要歸功于自己的天賦。這班人真蠢!好像世間竟有這種可能似的!……我只不過有一種能力和志愿,去看去聽,去區分和選擇,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見所聞,然后以適當的技巧把它再現出來,如此而已。我不應把我的作品全歸功于自己的智慧,還應歸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上萬的事情和人物。”(10)(P250)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議論,有助于我們反思和糾正極端性質的“創新”理論和“獨創”理論。

    為密切跟蹤當代文學變化,文學所當代文學研究室逐步確立了以“文情現狀考察”和“中國文學經驗”為兩大主攻方向。《中國文壇紀事》(1999年啟動)、《中國文情報告》(2003年啟動)是“文情現狀考察”核心成果,以時文選輯、考察報告的方式切入當下,把握走向,成為當代文壇一份重要的年度報告,受到廣泛關注。主持人白燁根據調研考察所得,為院《要報》撰寫內參文章,如《青年作家隊伍的現狀與問題》《當下文學閱讀的淺俗化問題》兩文,提出要注意對青年作家的培養的建議,得到中央領導的重視,中國作協為此專門召開工作會議,定期舉辦全國青年作家高級研修班。

    當代文學研究室還曾聯合全國30多家單位協作編輯《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資料》,迄今已出版80多種,計2000多萬字,從一個側面展現了當代文學的發展歷史。

    (二)積極開展有針對性的文學理論研究與文學批評工作

    2014年1月,《人民日報》開辟《文學觀象》欄目,就當前我國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熱點話題和焦點問題,以對話形式進行探討和辨析,有的放矢地開展深入有力的文學批評與理論研究。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重要收獲。主持“文學觀象”專題研討的張江教授,不僅親自參與每期專題的設計與策劃,而且每期的主持人語,都有精彩的見解,構成“文學觀象”的一大亮點。如在《文學遭遇低俗》中,他說道:文學發展遭遇越來越嚴重的低俗之風。這與整個社會環境的客觀變化有關系,但更與一些創作者理念觀念認識模糊密切相連。許多人認為,文學要接地氣,就要“俗”。還有人宣稱,只要老百姓喜聞樂見,無論俗與不俗,都是好作品。這話得仔細辨析。“俗”有通俗、低俗之分,通俗指向風格,低俗指向趣味。文學可以通俗,不能低俗。這些看法,直面當下文學現狀,大膽言說文學基本問題,言簡意賅,理直氣壯,在理論與實際的密切結合上,表現出了實事求是的理論思考與批評勇氣。2015年,人民出版社將上年24篇“文學觀象”系列論評文章結集為《原點、焦點與熱點》一書出版[11]。

    (三)總結探索中國當代文學經驗

    中國的詩歌,從古詩到律詩,再到新詩,如何在繼承中有所創新,一直以來是新詩研究的重點。20世紀50年代,何其芳同志發表《關于詩歌形式問題的爭論》,結合對詩歌創作問題的看法,談及個人在詩歌形式上的主張。20世紀80年代,新詩潮興起,兩個“崛起”,引發了長時間的論爭。不過,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新詩民族化,依然任重而道遠。

新時期的小說創作,高潮迭起。從“傷痕文學”到“新寫實小說”“先鋒派”創作,每個時期都有代表性創作。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系列創作,獲得了較高的贊譽。《白鹿原》的意義在于,作者一方面試圖探究民族文化和歷史命運,另一方面,又努力從中重新發掘民族靈魂,發現人的價值,給文學界帶來新震撼和自信(11)。

    2012年10月,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是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重大事件。圍繞莫言獲獎的話題,從最初的歡呼雀躍[12],逐漸集中到莫言創作與中國經驗的思考與總結方面。文學界普遍認為,當前甚至長遠,中國都迫切需要像莫言這樣的作家,以文學特有的人文理性精神,跨越文化差異,講好中國故事,總結中國經驗,讓中國文學融入世界,同時,也讓世界了解真實的中國[13]。莫言用自己獨特的文體超越了故鄉這個狹義的鄉土概念,超越了故鄉日常生活的簡單的自然主義,超越了轉瞬即逝的、空洞的、無意義的瑣屑形象,超越了“怪誕現實”的物質形態,也超越了歷史時間的盲目樂觀(進化)和悲觀(末世論),并賦予了這些被超越的東西以真正的民間氣質、信念和意義(12)。

    2012年12月,文學所主管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和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在京聯合主辦研討會,主題就是“全球視野與本土經驗”。有學者指出,莫言等人的創作證明:中國當代最優秀的作家都傳承了“五四”文學的主題,傳承了魯迅的主題。在莫言的作品里面,魯迅反復書寫過的暴力、圍觀、嗜血的主題以及“吃人”的隱喻,包括對國民性的分析,在莫言作品中都是非常豐富的。和魯迅相比,在深刻的程度、苛刻的程度上,莫言也是有進步的,他甚至進一步強化了魯迅的某些觀念,超越了簡單的政治描寫,確立了反進化論的寫作立場(13)。還有學者指出,莫言的小說創作雖然受到文學大師如福克納、川端康成等的影響,但他小說的敘述方式主要還是由中國敘事文學傳統中滋養出來的(14)。

    當然,也會有另外一種聲音,認為莫言的創作雖有其貼近鄉土的一面,同時也不可否認,其創作核心是對上世紀80年代文學思潮的一種延續,是對西方關于中國想象的某種印證。事實上,當代中國的文學和思想,早已走到莫言的前面。換一句話說,莫言的創作依然停留在過去的歷史語境中。有讀者指出,莫言的小說展現的是“一個陰郁、悲涼、荒誕的世界,充滿饑餓、暴力和非理性的欲望。不知道這是否就是莫言所理解的人性,抑或中國人的人性?”(15)

    (四)關注新興媒介變化

    當前,經濟市場化、全球化,當代科學技術,特別是信息技術的發展,催生出許多新的文學現象,網絡小說、博客寫作、微博信息、手機文學以及網絡文學評論等,打破了地區、種族、文化的隔絕狀態,以前所未有的迅疾加快了信息的傳播和交流,對傳統形態的文學構成巨大挑戰。網絡文學的核心價值是“爽”。它可能刺激和促進文學藝術的繁榮,也可能會造成文藝的庸俗化傾向。文學藝術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壓力。

    如何面對如此巨大的作者群和讀者群,我們的文學批評工作者顯然還沒有做好充分準備。2013年7月19日,《人民日報》刊發專欄文章,“呼吁建立網絡文學評價體系”。確實,網絡時代的發展,呼喚我們的文學批評工作者,不僅要追蹤日新月異的文學變化形勢,更要站在歷史的高度,客觀評述這種變化的因緣際遇及其發展趨勢。這就需要建立“網絡文學史”體系,評價網絡文學的文學史地位以及存在的問題。

 

    三、文學史及文學史料研究

    文學史研究與文學作品細讀,兩者關系密切,其背后又隱含著不同的價值取向。細讀文學作品,往往通過個案,關注藝術的特色,而文學史研究則帶有鮮明的理論探索的色彩,探索規律性的東西。

    (一)縱向歷時性研究

    文學史研究涉及的范圍很廣泛,既包含作家作品研究,也涵蓋文學思潮史研究。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近代文學研究室、現代文學研究室、臺港澳文學與文化研究室以及古典文獻研究室主要承擔廣義文學史研究的重任。

    1953年建所伊始就設立中國古典文學組和中國文學史組,理論與文獻并重,中學與西學貫通,完成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文學史著作。20世紀60年代由余冠英先生主持編纂完成的三卷本《中國文學史》、由唐弢先生主編的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匯集了中國古代、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精英,集中呈現了建國以后文學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長期以來作為教材,蜚聲海內外。

    世紀之交,鄧紹基、劉世德、沈玉成等先生組織編寫多卷本“中國文學通史”系列,包括譚家健等主編《先秦文學史》、曹道衡、沈玉成《南北朝文學史》、徐公持《魏晉文學史》、鄧紹基《元代文學史》成為這一學科的權威著作。此外,楊鐮《元詩史》、金寧芬《明代戲曲史》,董乃斌、陳伯海、劉揚忠主持編寫的《中國文學史學史》,顯示出文學所對文學史研究的廣泛而持久的關注。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文學編年史等領域,也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劉躍進編著《秦漢文學編年史》,曹道衡、劉躍進合著《南北朝文學編年史》,卓如、魯湘元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編年》,劉福春編著《中國新詩編年史》,張大明編著《中國左翼文學編年史》[14]等,一時出現出版扎堆現象。

    中國近現代文學學科,已有較長的發展歷程。文學所不僅有專門的研究室,還主管著全國性的中國近代文學學會、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中華文學史料學學會,在中國現代翻譯文學史研究,在“魯、郭、茅、巴、老、曹”等經典作家研究方面,很多學者始終活躍在第一線。

    早在1978年,文學研究所組建近代文學研究室(初名近代組)。這是全國第一個專門研究中國近代文學的學術機構。1982年,近代室首先發起舉辦第一屆中國近代文學學術討論會,此后每兩年一屆,現已堅持了20多年。由近代室籌備,1988年成立了中國近代文學學會,還成立了中國南社與柳亞子研究會等二級分會。這些機構的設立,極大地推動了近代文學研究的開展。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以20世紀初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和新文學史的研究作為首要任務,兼及當代文學的研究,形成了富有影響力的學術團隊和學術傳統。《文學評論》常常組織專題討論,刊發對現代著名作家作品的研究論文。特別是魯迅研究,常論常新。陳涌《魯迅與五四文學運動的現實主義問題》全面論述了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重要意義。孫玉石《〈野草〉與中國現代散文詩》則把魯迅的《野草》視為中國現代散文詩走向成熟的第一個里程碑。此后,王富仁、楊義、汪暉等人又分析了魯迅作為一個偉大思想家的復雜性格。還有學者常常運用新方法、新理論去解釋魯迅作品。譬如呂俊華《論阿Q精神勝利法的哲理和心理內涵》、林興宅《論阿Q性格系統》等,都是當時傳誦一時的名作。

    20世紀80年代,“重寫文學史”成為時髦的提法。從理論上說,這種提法是“為了沖擊那些似乎已成定論的文學史結論,目的在于探討文學史研究多元化的可能。”其實質是不滿足于過去的敘述,對《詩》《騷》的傳統,對李、杜的地位,對左翼文學、解放區文學以及建國后的“十七年”文學提出系統質疑。在此背景下,美國夏志清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以及《劍橋中國文學史》《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便成為學術界少有的暢銷書。這個現象的背后,其實有一股思潮在涌動,即海外一部分漢學家在掌控著中國文學的評價標準。在很多人的潛意識里,要想“走向世界”,就有必要向歐美學習,有必要對中國古代文學、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給予重新敘述和評價,才能獲得所謂世界學術主流的認可。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如何撰寫文學史,不能東倒西歪,還是要回歸中國的傳統,回歸主流意識形態。2016年,《中國文學批評》雜志對此一現象展開討論,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文學所的科研人員堅持自己的研究立場,一批青年學者自發地組成“北京·中國當代史讀書會”,閱讀原始文獻,倡導重回經典,開展以重新闡釋左翼和革命作家為宗旨的“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系列學術活動,以客觀理性的態度審視歷史,發表了很多有深度的研究文章,即將結集為《革命·歷史·文學》《社會史視野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以趙樹理為中心》《20世紀中國革命視野下的臺灣文學》三部著作。

    (二)橫向共時性研究

    近百年來,各種形式的中國文學史已經出版了上千部,多屬于建立在西方文學觀念基礎上的知識性積累,且局限于漢民族文學發展狀況。20世紀90年代文學所就主持編纂《中華文學通史》(16)的編寫工作,包括中華多民族文學、民間文學,還涉及深受中華文化影響的漢語文化圈以及海外華文文學,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三通”,即縱向的古今文學貫通,橫向的多民族、民間文學貫通、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貫通(17)。2015年,《文學評論》《文學遺產》《民族文學研究》又聯合舉辦了“中華文學的發展、融合及其相關學科建設”學術研討會,引起了學界和在京媒體的共鳴與關注。楊義又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理論思考。

    楊義的《文學地理學會通》立志重繪中國文學地圖,手持的利器,就是大文學史觀,注重文學史的歷時性與共時性的相互交融、立體共生的關系,關注“邊緣活力”問題,關注文學地理學、文學民族學、文學文化學和文學圖志學乃至文學考古學。劉躍進的《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一書,收集了大量秦漢時期的文人史料,依照地理分布情況進行整理,以說明不同地域與文人的氣質風尚的關系。這種探討,在文學研究方法上,具有重要意義。趙京華率領創新團隊,從事《20世紀人文地理紀實》叢書的校勘與研究工作。這是一項舊書翻刻與整理的工作,目前已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兩輯近20冊。叢書的整理出版,是對20世紀眾多人文地理著作的一次重新發現和解讀,是拼貼完成20世紀文學研究全息全景地圖的一次嘗試。

    開展對臺灣、香港、澳門地區的文學研究,對海外華文文學研究,也是文學研究所的一項重要工作。早在1989年創建的港臺澳暨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室,在臺灣小說史、新詩史、文學理論發展史、兩岸文學關系史和作家作品、專題研究等方面,積累了一定的研究基礎。近年,他們以“臺灣文學史料編纂與研究”為中心,梳理明末與清代臺灣傳統文學、日據時代文學文獻,陸續推出《臺灣文學大系》《揚子江與阿里山的對話》《臺灣地區文學透視》《中國文化中的臺灣文學》等集體成果。個人著述眾多,為開拓中國大陸起步較晚的臺灣、香港、澳門和海外華文文學的學術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三)綜合文獻研究

    文學研究所的文學史研究,建立在文學史料的系統整理基礎之上。古代文學史料的整理,最重要的業績是大型《古本戲曲叢刊》的編輯出版。它是迄今為止最大的戲曲作品總集,收集了留存于世的絕大部分戲曲孤本與珍本。文學所幾代學人為此付出了堅實的努力,先后出版了一、二、三、四、五、九等六輯,收錄800余種稀見戲曲珍本。2016年,文學研究所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攜手推出《古本戲曲叢刊》第六集,第七、八兩集的工作業已進入實施階段,計劃在2019年出齊。此外,劉世德、陳慶浩、石昌渝主編的《古本小說叢刊》是當代最重要的古典小說叢書。石昌渝主編的《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提要》充分吸收歷代研究成果,是一部集大成式的中國古典小說書目。2017年,劉躍進著《文選舊注輯存》由鳳凰出版社出版。該書力圖囊括至今尚存的《文選》所有舊注。這些舊注包括李善引前人注、李善注、五臣注、《文選集注》所引各家注、舊鈔佚注(如俄藏敦煌《文選》二四二殘本、天津藝術館藏舊鈔本及日本永青文庫藏舊鈔本中所存佚注)以及史書古注等。此外,該書搜羅《文選》眾多版本,并在眾多參校本中廣泛收集到一些較為稀見的日藏古鈔本。這些古鈔本,清代學者未曾寓目,當代學者也罕覯其面。將這些稀見版本收入《輯存》,無疑使“選學”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得到進一步開拓。《輯存》因匯輯眾多版本,正文、注文方面就出現了極為繁多的異文。有些異文兩義皆可通、有些屬于通假字或異體字、有些為訛脫衍誤,無論什么樣的情況,這些異文的存在,為我們探究文本意義、版本流傳、六書演變、古籍校勘提供了直觀的實例,有著多方面的參考價值。文學研究的角度紛繁各異,方法也層出不窮。無論什么方法,最終都繞不過作品,最終還是要落實到作品上。作品研究,或強調理論的闡釋,或注重文獻的整理,但都要以文本細讀為基礎。細讀的前提則要有一部較為可靠的文本。然而古籍在流傳過程中,往往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訛誤脫衍,因此文本細讀首先需要校訂異同、寔正文字。關于如何細讀文本,《輯存》通過兩萬余條具體的實例,向讀者說明:要從“有字處”開始細讀。通觀全書,似乎只是羅列正文和注文的文字異同,但這正是關鍵的第一步。細讀文本,首先是一字一句的校讀,其次才能積句成章、積章成篇,達到通解全文的程度。

    自上世紀英美新批評派提出“文本細讀”的理論后,一時蔚為風氣。現今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界受該理論啟發,也紛紛倡導“細讀文本”。其實,二者之間還是有所差異的,前者強調的是以語義分析作為詩歌批評最基本的方法,后者則意在摒棄空洞的文學外部研究,要求回歸文本并立足文本。古代文學研究與英美新批評派的詩歌研究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鴻溝,不能不加辨析就輕易地將其理論“拿來”使用。具體到古代文學,如何細讀,便是一個需要思考和探索的問題。可喜的是,《輯存》為我們開啟一條切實可行的途徑,為經典閱讀樹立一個可資效仿的范例。

    近現代文學史料研究有“中國近代文學研究資料叢書”“中國近代文學作品系列”“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等,整合近現代諸多稀見而又確有史料價值的文獻,包括日記、書信、奏牘、筆記、詩文集、詩話、詞話、序跋匯編等,多層面、多角度地呈現具有連續性的近現代中國社會的歷史。

    20世紀80年代,文學所主持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中國第一套大規模的,較為完整、系統的現代文學史資料匯編,全國60多所高等院校及社會科學研究機構近400名專業人員參加了編寫工作。2007年,文學研究所啟動《中國文學史料全編》工程,“現代卷”即以這套叢書為基礎,統一裝幀,分為甲乙丙三編,集中出版。

對于史料的系統整理,引發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課題。

    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老一輩學者中,余冠英、曹道衡的漢魏六朝文學、樂府文學研究,錢鐘書的唐宋文學研究,孫楷第的小說、戲曲目錄史料的研究,俞平伯、吳世昌的《紅樓夢》研究與詞學研究等,都成為相關研究領域最重要的學術成果。在他們的引領下,文學所的古代文學在相關研究領域依然保持旺盛的學術創造力。

    近、現代文學研究,隨著史料的整理,別開生面。唐弢先生的魯迅研究、現代文學史研究,樊駿先生對現代文學學科建設的貢獻,都有目共睹。此外,對鴛鴦蝴蝶派、新月派、新感覺派的研究,我們在分析清末民初文壇、評價左翼作家創作時就有了更多的參照。文學所的科研人員對于海派京派文學的研究,對于左翼作家作品的研究,對于清末民初文壇的研究,對于新詩資料的整理研究,對于文學人類學以及東亞思想史的研究,對于海外漢學的關注研究,都以資料研究為基礎,立論堅實,多可信據。 

   

    四、文學普及工作

    中華民族的文學藝術,有著潤物無聲、潛移默化的巨大功效。文學研究工作者,有責任、有義務把中國文學價值、中華美學精神挖掘出來,貢獻給社會。文學研究所創辦之初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選編歷代文學經典作品。像《詩經選》《史記選》《樂府詩選》《漢魏六朝詩選》《三曹詩選》《唐詩選》《宋詩選注》《唐宋詞簡釋》等書,反復打磨,本身就已成為經典,在社會上產生廣泛影響。余冠英、王伯祥、錢鐘書、俞平伯等人的名字和聲譽,也逐漸走出學術圈,為廣大讀者所熟知。最近40年我們又編選了《不怕鬼的故事(增訂本)》《不信神的故事》《唐宋名篇》《臺灣愛國詩鑒》《臺灣愛國文鑒》《臺灣小說選》《中國短篇小說百年精華》以及“文史講座叢書”15種等普及讀物,還參與中組部組織的干部讀本《中國文學名篇》等,積累了豐富的編選經驗和學術聲譽。計劃中的《中國文學讀本》,力求精選從古到今、包括臺港澳三地的文學經典,展現中國文化的豐富內涵,為當代文化建設與文學發展提供有益借鑒。在實踐中我們認識到,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寫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他人筆下所無的境界。一部好的文學選本,就是把要這類好的作品篩選出來,通過閱讀,走近作者內心世界,走進作者所處的時代。

    自從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文學的大眾化,民族化,一直是中國文學發展的方向。民族化,就是要求文學體現一個民族的特性。這就涉及民族性問題。一種說法認為,民族、國家就是一種“想象共同體”。那么如何塑造這種想象的共同體,就需要文化的傳播來完成。文學研究工作者,有必要深入總結我們民族的傳統特性和現實追求,并把這種特殊的文化基因固化為人民大眾的行為準則和共同夢想。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學研究的普及工作,不僅是傳播文化知識,更是傳遞一種理念,一種理想,甚至還可以說,是在從事一項民族文化集體認同的凝聚工作。

 

    結語

    回顧我們的學術研究工作,在堅持為人民做學問的前提下,已經形成幾點共識。

    第一,堅持學術研究的原創性與時代性,始終把理論研究作為提升研究水準的根本方法。

    第二,堅持學術研究的系統性與專業性,始終把文獻研究作為夯實研究基礎的重要手段。

    第三,堅持學術研究的繼承性和民族性,始終把普及工作作為推廣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徑。

    我在紀念文學所成立60年編寫的《歲月熔金二編》序言中曾有這樣的表述:何其芳同志在1954年建所之初提出的“謙虛的、刻苦的、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或許可以視為文學所精神的一個基本內涵。正是在這種精神的引導下,60年來,文學所艱辛地探索出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形成自己的傳統。首先,貫徹執行黨的正確路線,發揮國家級科研機構的引領示范作用,這是文學所成立60年最基本的經驗,也是最重要的特色。其次,遵循學術規律,整合團隊力量,夯實學科基礎,這是文學研究所在學術界保持較高學術聲譽的根本保障。第三,尊重學術個性,鼓勵廣大科研人員潛心研究,撰寫傳世之作。而要做到這一點,最根本的一條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第四,貫徹“雙百”方針,堅持“二為”方向,把編選優秀的古今文學讀本作為一項重要的學術工作。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來文學研究所的學術工作,我認為上述論斷依然可以移到這里作為結束語。

 

    注釋:

    [1]2002年底,我曾應邀在韓國首爾大學作演講,以1997年至2002年間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作為探討對象,題作《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原載韓國中國語文學會編《中國文學》第38輯,2002年11月版。又載《周口師范學院學報》2003年3、4、6期。現已收入拙著《走向通融——世紀之交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版。2007年,應《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前沿報告》編委會之約,就2002年至2006年間中國文學研究的發展狀況作一宏觀描述,故有《新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主要趨向》的命題作文,后發表在《文史哲》2007年第5期。現已收入拙著《回歸與超越——文學史研究的多種可能性》,鳳凰出版社2008年版。

    [2]為慶祝文學所成立60周年,我主持編纂了五部紀念文集:一是采訪集《甲子春秋——我與文學所六十年》,二是資料集《文學研究所所志》,三是《告別一個時代——樊俊先生紀念文集》,四是演講集《翰苑易知錄》,五是《歲月镕金二集》。此外還有《〈文學遺產〉六十年紀念文匯》《〈文學遺產〉六十年紀事初編》等。

    [3]德里達的代表著有《書寫學》《語言與現象》《書寫與岐異》等。

    [4]就我個人閱讀所及,如金開誠《文藝心理學論稿》,朱光潛《悲劇心理學》《變態心理學派別》,滕守堯《審美心理描述》,列·謝·維戈茨基《藝術心理學》,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引論》《夢的解析》,榮格《心理學與文學》,馬斯洛《人的潛能和價值》《動機與人格》,羅伯特、保羅·薩門《變態心理學》,荷妮《自我的掙扎》等,都具有代表性。

    [5]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年第3期),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演說”在新文化運動中的作用。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3章《眼睛的文學革命耳朵的文學革命》,則把1917年《新青年》刊發《文學改良芻議》視為開啟“看”的文學革命。20世紀20年代以來,現代戲劇、廣播、有聲電影等聲音媒介迅速涌現,“聽”的文學就開始了。1922年從哈佛大學學成回國的洪深和1926年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歸國的熊佛西,陸續將美國的戲劇理論與小劇場運動介紹到了中國本土。1923年上海的中國無線電公司開始有廣播。1928年南京的中央廣播電臺開始播放收音節目。華語有聲電影的之作開始于1930年《歌女紅牡丹》。這些都是“聽”的革命,聽覺藝術在這里扮演重要角色。

    [6]這套叢書已由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年出版。

    [7]這套叢書已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出版。

    [8]2013年,以民間文藝工作者為主體的中國民俗學會,在法國巴黎舉辦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九屆常會上,成功當選為新成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審查機構成員,在2015年至2017年間全面參與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急需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優秀實踐名冊及國際援助四類申報項目的評審工作。

    [9]朱東潤《楚歌及楚辭》《〈離騷〉底作者》《〈離騷〉以外的“屈賦”》等文以及郭沫若的批駁之文,并收錄在《楚辭研究論文集》。

    [10]《中國文學史綱要》,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國立孔子學院2013年整理成中俄文對照版。

    [11]張江《強制闡釋論》亦很有代表性。該文針對當前文學理論界用文學場外理論或科學原理介入文學闡釋,從根本上抹殺文學理論與批評的本體特征,引導文論偏離文學的現象提出尖銳批評。

    [12]何吉賢《無名襲來“莫言風”:“莫貝爾”在中國》稱莫言獲獎后,“平面紙媒、電視和網絡新媒體迅即開始鋪天蓋地地介紹和挖掘有關莫言的一切‘新聞’。記者和游客蜂擁來到莫言的家鄉高密東北鄉,連莫言老家的那片紅蘿卜地也慘遭洗劫,當地政府乘勢而上,準備投資6.7億元,種植萬畝紅高粱,打造莫言文化體驗區。出版商們也開足機器馬力,大量印刷莫言的作品,包含了莫言所有作品的20冊《莫言全集》也很快上市,甚至還爆發了莫言作品的版權之爭。在很短的時間內,莫言作品即高居暢銷書排行榜榜首,在莫言剛獲獎的那幾個月,有時候,莫言的作品甚至有兩三本都排在了暢銷書前十位,不到半年的時間,據說莫言圖書的總碼洋已超過了兩個億。”收在《文學研究新視野——文學研究所對外學術交流文集》,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13]蔡清輝在2012年11月4日的《光明日報》上就提出莫言與“中國經驗”的講述問題。

    [14]此外,錢理群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張健教授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編年史》,也是這個時期的代表著。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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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劉躍進.《中華文學通史》的“三通”嘗試.中國青年報,1998-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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