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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尷尬及問題性建構

孫士聰
關鍵詞 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當代性

        馬克思主義文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分享思想體系本身鮮明的批判精神。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無不將批判性視為理論的基本追求,之后的重要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立足資本主義社會語境而不同程度地予以形形色色的當代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精神在中國現代文論歷史行程中業已形成彌足珍貴的理論傳統,有效履行了文學理論對于文學世界的使命擔當。毋庸諱言,理論之后的文學理論反思,似乎更傾向于將沒有理論的文學理論視為穩妥的理論存在方式,而20世紀末期之后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視角的種種轉換,則開啟了更為激進的反思性乃至顛覆性的扭轉。在現實與理論的雙重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在諸反思與轉換過程中漸趨昏暗不明,諸如過時論、本土無用論、“激進化”等觀點先后出現。如何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精神,無疑是當代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研究必須直面的課題。
        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精神,首先有必要厘清過時論、本土無用論、“激進化”等三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過時論認為,隨著“歷史的終結”,原本有著明確批判指向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早已失去了批判對象而墮入無物之陣,因而已經過時。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過時論的理論基礎是意識形態終結論,而理論預設則是歷史終結論。依學者福山之見,作為西方啟蒙運動成果的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潛在地預設普遍性的前提,隨著這些隱含普遍有效性的意識形態失去了對立面,人類愈益接近歷史的終點,“某種社會形態就挺立在歷史的終結處”,已是毋庸置疑。①后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調整以及里根主義、撒切爾主義的社會實踐,已經“合理”地解決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歷史失去前進的動力,資本主義成為社會形態的頂點,歷史于是終結。與黑格爾從絕對精神的辯證運動邏輯地推演出歷史以及文學藝術的終結不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更多的是立足于當代社會現實背景之中,對不同社會文明形態做出的事實性描述與價值性判斷。歷史的終結意味著意識形態的終結,作為高高矗立于經濟基礎之上、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上層建筑諸意識形態走向終結,指向對于資本主義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文論概莫能外:如果歷史已然終結,烏托邦已提前變為現實,文學及其理論批判還有什么能納入自己的眼簾呢?
       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本土無用論則宣稱,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論原本明確指向對于資本主義及其文學的批判,其批判性只適用于資本主義世界,而完全不適用于本土語境,尤其是不適用于對社會主義文學與文化的批判;與之相關、又略有差異的另一觀點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性只是植根于、并指向資本主義社會,對于本土語境而言,則從來不是批判性的,而是建設性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對于現實主義文學的批評與研究,源于馬克思身處其中的主要文學現實,同時也服從于更為急迫的社會革命實踐,所謂突出典型環境中對人物典型的塑造、關注文學作品對異化生活的真實揭示、強調對不平等社會生活的批判,等等,這或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一個并不準確的思維定勢,  與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過時論、無用論不同,“激進化”則認為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論批判精神并沒有過時,但必須在當代語境中予以重新語境化,尤其是要予以“激進化”方能重新激發其活力。對于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 理論家而言,無論他們是不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都會繼續受到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激勵,為了更新當代資本主義批判,尤其“使這種批判激進化”,則求助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仍然是當務之急,而且將必定是無限期地必要的。如果人們知道使這種馬克思的理解適應新的條件……那么這種馬克思主義批判就仍然能夠結出碩果”。②這一觀點敏銳地覺察到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時代意義,同時又認為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面臨新的歷史挑戰而有待“更新”、有待“激進化”。所謂“激進化”意在對馬克思進行解構主義的“徹底改造”:“除了一種激進化之外,解構活動根本就沒有什么意義或主旨,這也就是說,在某種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中,在某種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中,它至少是這樣。因此這種嘗試將馬克思主義激進化的做法可以被稱作是一種解構”,③這里明確道出“激進化”的實質。
       上述三種觀點各有側重,但它們的共同之處則是有意無意地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精神推入幽暗之中。過時論面臨將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博物館化”的危險,仿佛批判精神已是一個過去時代的歷史遺存,在當代視野中好似蒙塵的文物龜縮于歷史博物館的角落;厘清與批判“過時論”的理論預設與理論基礎自不待言,更值得警惕的是將文論批判精神等具體化為意識形態批判,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的同時卻遺忘了文學與文論,將文學批評等同于意識形態批判。本土語境無用論則更具迷惑性,表面上看起來是在維護馬克思主義文論,而實際上卻是在消磨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創新的基本邏輯,它將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狹隘地理解為對于資本主義社會的文學批判,將文學批判等同于意識形態批判的同時,又將當下排除在批判視野之外,仿佛批判只有在面對馬克思所處時代的資本主義現實時方有自己存在的理由,而在當下則無任何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必要性,這既擱置了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又“妖魔化”了批判本身。德里達對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的“激進化”,在正統馬克思主義者那里被指斥為一種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而在右翼知識分子那里則被批評為夸大馬克思的獨創性、固守于馬克思的思想范式,這些批評并非毫無道理,“激進化”誠然視繼承馬克思遺產為一種“使命”,但同時又將其規定為只有通過解構活動方能達到,實質上體現了后馬克思思潮的基本邏輯,通過拋棄歷史唯物主義而堅持馬克思主義批判精神,反而在不同程度上閹割了批判精神。
       淡化、遮蔽乃至閹割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的傾向,誠然并不局限于以上三種,造成這些傾向的原因也錯綜復雜。然而,無論是“博物館化”、“妖魔化”還是“激進化”,在鈍化、消磨、乃至遺忘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方面,可謂殊途同歸。就本土馬克思主義文論而言,批判精神的萎頓與其特殊地位相背離,這誠然與社會現實語境以及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本身存在的問題有關,④但學理性追究還可進一步深入到馬克思主義文論當代性的迷失以及本土文論對現代傳統的遺忘等方面。反觀本土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歷史進程,曾經的“西馬非馬”之爭早已遠去,但在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性反思中卻依然可見其幽靈在徘徊,它或者批判當代闡釋的非正統性而將馬克思主義文論神圣化,或者走向相反的另一極端,張揚其闡釋性而貶抑其真理性,結果皆困于當代性的迷失之中:前者限于當代性而流于主觀主義,后者則拒絕當代性而陷于形而上學。至于百余年本土現代文論有無自己的批判傳統,學界尚見仁見智,但植根于現實沃土方顯強大生命力已被視為重要經驗之一。事實上,姑且不論文學及其理論介入現實在中國古典文論即有其傳統所在,即便回首本土現代文論百余年的歷程,批判精神也從未徹底消弭過,無論是五四時期批判傳統中的糟粕、延安時期批判國統區的黑暗現實,抑或20世紀80年代以來理想主義下的批判鋒芒,揭示現實、介入時代、關注人及其精神的存在,一直是本土現代文論彌足珍貴的理論傳統,本土化馬克思主義文論尤為突出。
       馬克思主義文論之當代性迷失、本土現代文論傳統之遺忘,與批判精神的萎頓之間當有因果關聯,而對文學理論的反思性批判滑向忽視理論的另一極端。20世紀末期以來國際社會政治變化對馬克思主義及其文論的現實扭轉,或可視為上述傾向的理論與現實背景。反對文學理論的抽象化、乃至“反對理論”,并非濫觴于今日,早在半個世紀之前,桑塔格就提出“反對闡釋”的口號,⑤其后對文學理論“理論化”的批判不絕于耳,本土學界最近十余年也進行了深刻反思。包括馬克思主義文論在內的本土文學理論是否已經在“理論化”道路上病入膏肓,尚屬可進一步討論的問題;從文學理論普遍主義的診斷,到理論生產地方化的藥方,各種思考的真理性自不待言,但其中割裂文學理論而將文學對立于理論,也不應被視而不見。文學與理論對立論難免遭遇70多年前韋勒克“視角主義”的揶揄,⑥本土學界對此亦有同感;⑦但若由反對理論進而反對理論的批判精神,則無疑又等而下之:拋棄理論的文學理論多半遺忘了自身的反思性,缺失反思性的文學理論難免無法將現實對象化,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論來說尤其如此。與理論背景聚焦于文論自身的邏輯不同,現實背景則無法逾越20世紀八九十年代,從馬克思主義研究到馬克思學研究、從列寧主義到列寧學的扭轉,這正是時移世易的學術癥候,更遑論馬克思主義文論及其批判精神的轉換了。以國際政治與社會情勢而做顛覆性的認知,無疑立足于將對象簡單意識形態化的思想根基。
批判精神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突出的精神品格,批判既是理論的、也是社會的。馬克思的理論就其價值和本質而言是“批判的”,這種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會和習俗等等方面的事實拿來同經濟、生產關系體系,以及在一切對抗性社會關系基礎上必然形成的各個階級的利益加以對照”。⑧馬克思斷言,理論不是“教條地預期未來,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要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⑨作為批判對象的“現存的一切”,既包括了物質現實,也包括了意識形態。批判意味著在錯誤的現實中正確地揭示現存的一切的物質基礎,表面看來這或將理論局限于哲學領域,而實際恰是回到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馬克思的語境中,理論批判與社會批判并不是割裂的,撥開意識形態的幻覺就會發現,哲學理論的唯心主義與現實的資產階級原本二位一體,哲學批判即社會批判,文論同樣如此。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始終指向物質的和意識形態的社會現實,而人及其存在則是這一指向的核心和歸宿。如果說文學理論如今面臨由媒介而來的文學現實的挑戰,那么馬克思主義文論面臨同樣甚至更嚴峻的挑戰,上述關于批判精神的諸認識誤區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對批判之當代性認識的核心地位,馬克思之前的康德批判哲學以及馬克思之后霍克海默對批判理論的思考可茲啟示。
       批判之于康德哲學,不僅在于為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厘清有效性邊界,更在于通過感性審美實踐而賦予道德實踐的自由以現實性,感性自然與超感性自由的統一通過審美實踐而達成,但自由的感性實現并非僅僅局限對形而上學的拯救,而是對人的存在及其自由窘境的現實思考,因而也具有了濃重的社會批判意味,貌似形而上的哲學玄思中蘊含著審美及其理論對現實的人的關切與思考。在馬克思之后,霍克海默在批判傳統理論的同時高舉批判理論的大旗。依霍克海默之見,傳統理論在方法論上憑依自然科學研究方法、尤其是經驗主義歸納法與邏輯演繹法,在邏輯上從某種理論預設出發推演自己的普遍有效性,結果,“具體的客觀事實的起源、思想藉以把握事實的概念體系的實際運用以及概念體系在實踐中的作用”,被視為身外之物,而知識被直接等同于對象,特定科學直接等同于事物和人的本質存在,最終成為新的神話。⑩與傳統理論不同,批判理論認為事實乃至知識只能在現實社會過程中來理解,以對既定現實的質疑、批判為前提,因而是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意義上“以社會本身為其對象”的實踐活動。(11)在批判理論的視野中,任何所謂“純事實”、“純科學”、“自然法則”、“終極真理”都不能不是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被具體時空中人類的認識水平、生產活動實踐及其方式所中介。質言之,批判意味著對由傳統理論所規導的普遍“邏輯必然性”的去蔽、質疑、反思,但去蔽、質疑、反思本身并非目的,而毋寧是希望藉此解決批判理論與社會必然性的緊張,最終通達霍克海默所描畫的以理性為原則、以人為目的的未來社會。
       毋庸諱言,原典形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并不是對文學及其理論系統化、專業化的研究,其中最具批判精神的部分也只是聚焦于現實主義作家、作品、文學現象而較少涉及其他,馬克思之后諸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則相對更青睞于現代主義文學(盧卡奇算得上為數不多的例外)。誠如有學者指出,現實主義文學不僅構成馬克思、恩格斯處身其中的基本現實,而且完全契合他們的社會批判思想,但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這些文論于今看來是否依然“見解獨到”,而在于他們何以以及如何關注現實主義文學。(12)換言之,現實主義文學何以構成馬克思、恩格斯的文學問題,亦即問題的生產方式,這或可用阿爾都塞的“問題式”來概括,(13)意指“理論形態的特殊統一性以及這種特殊差異性的位置”。(14)問題本身不是超時空、無時空地存在著,特定問題在特定語境中之作為問題而被提出,并不在于問題本身,而在于問題之被提問的當代性。立足于改變現實而非闡釋現實、從反抗既定剝削壓迫現實而至人的全面自由和解放,馬克思、恩格斯從現實主義文學中張揚文學的政治經濟批判的大旗,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構成了批判思想傳統的當代形式與當代起點。
       將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精神局限于資本主義批判,難免墮入前文所謂本土無用論乃至過時論的泥淖,而“激進化”所謂激活批判精神同樣沒有躍出當代資本主義視界,三者在當代性遺忘上可謂殊途同歸。當代性并非時間性范疇,也絕非系于當代哲學所批判的線性時間觀之中;(15)當代植根于歷史,但當代視野中的歷史又不是與當下相割裂的歷史;當代關注當下,但又絕非倒退著走向未來。馬克思主義文論在現實主義文學中張揚批判性,無疑根植于資本主義社會現實,根植于異化現實的非人性,不僅是人的異化,而且是文學藝術生產的異化;另一方面,這一現實之所以被現實主義文學的批判性所指認,也絕非僅僅因為某種先在的資本主義剝削本性使然,而更主要由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革命性的反思視界所決定,歸根結底由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所決定;反過來,這一視界本身也非主觀任意的書齋里的建構,而是根植于彼時資本主義的現實土壤之中。批判精神的當代性,在馬克思、恩格斯那里是無產階級革命家對資本主義社會現實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對無產階級乃至人的生存的深切思考,在霍克海默那里則是對福特主義語境“整體即虛假”的時代認知、對全面異化的人的生存現實的理論救贖,在鮑德里亞那里將批判的鋒芒從政治經濟學扭轉至符號經濟學,而在詹姆遜那里則是從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過渡到晚期資本主義時代。于今而言,批判精神之凸顯為問題,可約略視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某種癥候,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追問:重審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批判精神,是否意味著重新續接理論與實踐的關聯?
       強調馬克思主義文論不能流于沒有文學的理論抽象,要求它在延展的文學實踐中重新激活批判的鋒芒,自是準確的事實性診斷,但若因此而簡單呼吁馬克思主義文論如何直面文學實踐、并將文學理論與文學實踐簡單結合起來,則很難說是對癥良方。所謂面向、結合云云,已然預設了理論與實踐之間某種先在對立關系,仿佛理論是內在性的、批判是超越性的,內在性與超越性被設置為絕對的對立,有待某種結合來實現統一。這實際上既曲解了實踐,也曲解了理論:就實踐而言,它內在地包含著對理論的需要;就理論而言,批判性、反思性是其現代性的基本規定之一。現代理論的要義之一就在對自身前提的自省與厘清,康德的批判哲學自不待言,霍克海默批判理論對“純事實”的質疑亦是,馬克思則將人的活動視為有意識的生命活動,人為有意識的存在物,“他自己的生活對他來說是對象。僅僅由于這一點,他的活動才是自由的活動”。(16)文論并非外在于文學實踐,因而也將無法通過重續與文學實踐的聯系而激活批判精神,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的當代反思或許有必要從對理論本身的反思切入,重思理論對于現實的去蔽以及對于人的關注。
       舉例而言,當下關于微時代文學藝術的研究,如若滿足于單純的感性經驗描述,難免遺忘了學理性的反思與批判,滿足于知其然,而過于急躁地為延展著的微文學藝術繹某種本質知識以指認其光明未來,又或其他種種蓋棺論定,陷于方法論的普遍主義卻造成對于文學藝術現實的強暴。批判的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將高度警惕微文學藝術研究流于被知識普遍主義野心所奴役的危險,充分尊重微文化藝術的具體性、豐富性、復雜性以及當下性。從研究主體來說,要厘清主體合法性界限,警惕主體的放縱對研究客體的遮蔽,使客體淪為主體性的自我確證;從研究客體角度則強調客體的優先性地位,努力保持理性的批判與切身的經驗之間的張力,實現研究主體與客體之間的對話與交融;事實性去蔽客觀地剝開意識形態的外衣,而價值性評判則客觀地剖析其哲學基礎。堅守理論自身的反思性、去蔽性、開放性,聚焦于人的生存現實,理論研究的有效性才有可能,理論的批判性才得以激活,就此而言,當代微文學藝術研究真正見證了學術研究對于文化現實的使命擔當與理性面對。
       綜上所述,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并非過時或不適合本土語境,也不能在解構主義“激進化”中得以激活,而是在本土百年現代文論中有其傳統。隨著文學世界的迅速擴張、文學實踐的日益復雜與豐富,漸顯暗淡的批判精神成為當代性問題,而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乃至解決也無法繞開關于當代性的理解。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論批判精神的當代反思內在于理論的反思性、去蔽性、開放性以及對于人的生存現實的關注之中,而批判鋒芒的現實重現有賴于知識分子自身的反思意識與批判精神。
 
①福山:《歷史的終結及最后的人》,陳高華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7頁。
②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何一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2頁。
③雅克?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債務國家哀悼活動和新國際》,第129頁。
④賴大仁:《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當代困境與理論反思》,《學術月刊》2016年第10期。
⑤蘇珊?桑塔格:《反對闡釋》,程巍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第9頁。
⑥Perspectivism又譯為“透視主義”,參見雷?韋勒克、奧?沃倫:《文學理論》,劉象愚等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第36頁。
⑦周憲:《關于解釋和過度解釋》,《文學評論》2011年第4期。
⑧《列寧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2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頁。
(10)曹衛東編選:《霍克海默集》,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2004年,第183頁。
(11)曹衛東編選:《霍克海默集》,第182頁。
(12)賴大仁:《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當代困境與理論反思》,《學術月刊》2016年第10期。
    (13)圍繞problématique中譯問題,學界多有異議,本文從“問題式”,參見張一兵:《問題式、癥候閱讀與意識形態》,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第23—31頁;陳越:《〈哲學與政治〉編譯后記》,阿爾都塞:《哲學與政治》(下),陳越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59頁。
(14)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15頁。
(15)汪民安:《福柯、本雅明與阿甘本:什么是當代》,《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3年第6期,另參見汪民安:《什么是當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106-120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6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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