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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意敘事中的宗教之戰

劉小楓

隱匿的神學:啟蒙前后的德語文學
谷裕著,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讀完谷裕博士的《隱匿的神學:啟蒙前后的德語文學》,我才真切體會到,自己在學習德語文學的途中走過多長彎路。
  30年前考大學時,我填報的專業志愿是“法國語言文學”——當時想,既然有可能讀大學,就得好好珍惜機會,學習不太有條件自學的小語種。但德語也是小語種,為什么沒報德語專業?
  那個時候,當聽說可以考大學,簡直做夢都不敢相信——如今我們把“文革”結束的時間標志定在1976年,其實,至少在1977年底突然宣布恢復高考之前,我自己的生活感覺仍然是“文革”式的。這年秋天,我從下鄉插隊的川東深山回到城里,在重慶市立圖書館當職員,工作是每天給進館的每本新書端端正正蓋上館藏章。以前聽人說,在圖書館工作可以讀書,這時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每天得給上百本書蓋章,完全是計量勞動,哪有時間看書……直到1978年春天,這個市立圖書館的圖書搬運工仍然是兩位所謂“歷史反革命”——較年輕的一位留學過蘇聯,年長的一位已經60出頭,早年留學法國,獲得法學博士學位。盡管我非常崇拜他,想跟他學法文,卻不能拜這位王姓老先生為師,否則就成了與……勾結。
  話說回來,1976年確實是個歷史“時刻”,因為那個時候,我們一幫同齡朋友開始狂熱地讀西方的古典小說。我讀過的小說中,法國小說家給我的印象最深:雨果、梅里美、司湯達、喬治桑、莫泊桑(李青崖譯本)、巴爾扎克、羅曼羅蘭……德語文學家僅讀過歌德和海涅,都喜歡不上,于是以為德國只有哲學,沒什么文學,尤其小說不行。由于想學寫小說,我想當然地以為,應該學法文,因此填報了法語專業。結果被考得好的占滿了——當年應屆畢業的高中生投入高考,當然比咱們有優勢,幸運的是,德語專業沒招滿,我被調配到德語專業。
  在外語學院讀書,我——不僅我——還有我們一幫同學都非常仰慕在大學的外語系讀書的同行,比如北大、南大、武大的德語專業等,因為,大學里的外語系以修“語言文學”為業,我們的專業則僅僅修“語言”,自覺低人家一大截:畢竟,據說人家除了學語言,還要(甚至主要)學文學——讀原文的小說、詩歌、戲劇,多幸福的事!我們這些專業外語學院的,不過僅僅學會說外國話,學得再好至多不過嘴皮子快,對了悟人生和善于言辭都不會有任何長進。文學作品才養人,大學不是技術學校,如果僅僅為了學說外國話,兩年時間也就可以了——三、四年級學什么呢?外報閱讀、科技德語、商務會話……這些還需要花時間在大學里學?想想看,倘若你在中文系學的不過是晚報閱讀、科技漢語、商務會話……那成了什么樣的大學生?
  盡管是專業外語學院,70年代的我們——不僅我們這些學生,還有我們的老師都熱愛文學,沒有德語文學教材,我們的老師自己選編德語文學讀本,全是古典文學……于是,我才知道,德國除了歌德和海涅,還有萊辛、諾瓦利斯、克萊斯特……于是,我才知道,過去我以為德語文學家除了歌德和海涅沒別人,不過是因為,相對從事法語、英語、俄語古典文學翻譯的前輩來說,我國從事德語古典文學翻譯的前輩要少得多——于是,我切身感到,前輩的翻譯對我們年輕一代的學習興趣取向的影響真不可小視。
  剛上三年級時,袁可嘉、董衡巽、鄭克魯三位先生主編的四卷八冊《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的第一卷面世(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初版五萬冊;第二卷1981年初版四萬冊),如今的大學生沒法感受甚至理解當時我們這些在校生所感受到的震撼——要知道,對于還沒有徹底脫離“文革”感覺的我們來說,西方現代派文學作品是絕對腐敗,甚至是反動的東西——《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三卷出版時(1984),已經改為“內部發行”,印數限制在兩萬。禁忌的東西反而容易對我們這些年輕人產生很大的吸引力——那個時候,正因為現代派作品是禁忌,我們便不假思索地熱愛這些東西……就這樣,本來我們的德語文學界正準備好好做一番德語古典文學的研究和翻譯,結果,20多年過去了,這個領域幾乎依然荒蕪,至少沒太大長進,仍然是歌德……海涅……
  西方現代派的文學感覺是怎么來的?現代派作品讀多了,除了心情越來越差,難免會生發出這樣的問題——如果回溯上去,啟蒙運動就是一個再怎么強調也不為過的重大歷史時刻。就在《外國現代派作品選》陸續出版(卷四于1985年面世)的那些日子,我們在校園里聽見了“新啟蒙”的呼喚——如今的在校生同樣很難理解,發出如此呼喚需要很大勇氣。可是我覺得,什么是“啟蒙”我們都還沒有搞清楚,搞“新”的啟蒙難免稀里糊涂。所以,那個時候,我寧可讓自己多關注19世紀以來的反啟蒙文學。
  因此,當讀到《隱匿的神學》這本書稿時,我自己的心情非常復雜。書稿第一部分扼要分析了啟蒙運動前后德語文學的“文化語境”,但書稿的重點甚至學問功夫的重點在第二部分:解讀六位德語古典作家的要著……坦白說,其中四位作家我都不熟悉:莫里茨的德文原版書買過卻沒讀過,馮塔納的小說讀過但沒讀出名堂,瓦肯羅德和伊默曼的文集則從來沒聽說過。要是我上大學時就能讀到這樣的書——甚至如果有幸的話,還能在課堂上聽到老師帶讀德文原著,用中文講解,那該多好(千萬別像如今那樣,要求我們的老師用德語講解,那樣的話,聽的和講的都肯定稀里糊涂)!
  心情復雜的原因還有宗教問題:在我的感覺中,啟蒙文化的矛頭針對的是基督教,但啟蒙后的文學又大多帶有基督教色彩……我搞不懂,要是那個時候能讀到這本書,我相信自己會少幾年困惑,因為,這本書的研究重點在基督教與文學的關系,尤其德國的新教與文學的關系。我由此了解到,所謂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其實差別不小,不了解基督教的教派特色與近現代文化的復雜關系,恐怕很難深入了解近現代歐洲文學的嬗變細節。近十余年來,我國學界的宗教研究雖然有了很大長進,但仍然受到學科劃分的局限:宗教專業在哲學系,文學研究則是中文系(如果幸運的話還有外語系)的事情,要把兩個專業結合起來做研究,開題報告就很可能會受到質疑:你究竟做的是宗教研究還是文學研究?德國有個叫波默(Jakob Bhme,1575—1624)的思想家很有名,這位所謂“神秘派”大師對德語思想和文學的影響據說相當深遠,但他寫的東西很難按我們如今的專業劃分來分類,哲學系說他屬于宗教專業,宗教專業說他屬于文學專業,文學專業說他屬于哲學專業,結果是沒有哪個專業研究波默……北大畢竟是北大,谷裕博士的這項研究竟然還能立項,要是換過學校,也許要另當別論。
  迄今我仍然沒有搞清楚西方的啟蒙運動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便從文學角度來看也如此。幾年前,有位眼尖的德國學者注意到,施特勞斯有篇講稿題為“啟示與理性”,其中有個不起眼的注釋,把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57節與19世紀瑞士德語作家麥耶的中篇小說《對佩斯卡拉的誘惑》相提并論;通過對這個注釋的識讀,這位德國學者凸顯了啟蒙的根本問題:哲學與宗教的關系(參邁爾《古今之爭中的核心問題》,239—246頁,華夏出版社,2004)——讓我驚異的是,竟然連德語文學史也不大提到的敘事作品,也受到關注啟蒙問題的大思想家施特勞斯的關注!這種關注意味著什么呢……無論如何,這部《隱匿的神學》研究的恰恰是文學,尤其是小說,從而讓我有機會進一步細察啟蒙文化的歷史遺留問題。
  小說創作為什么偏偏在西方18、19世紀的啟蒙后時代突然一下子多起來?這與啟蒙運動帶來的震撼究竟有什么關系?通過閱讀當時的寓意敘事、尤其小說,我能夠得到的東西的確更為切實。當然,理解敘事作品恰恰很難,因為,寓意敘事在西方源遠流長,好些歷史上的大哲人也慣用小說形式搞精神斗爭,因此,倘若啟蒙之后有誰用寓意敘事來反啟示宗教,絕非一大發明,而是傳承古希臘的偉大風范(荷馬—柏拉圖)——至少啟蒙后的德語小說創作直接受到過柏拉圖作品的影響。說到底,讀谷裕博士這本書,感覺復雜的原因更在于:掩卷之余忍不住要想,啟蒙后的德語文學中是否爆發過一場基督教與異教的精神戰爭……有人通過寫小說站在異教立場反基督教,有人通過寫小說支持基督教反異教,精神之戰打得驚心動魄?
  值得感謝的是,谷裕博士非常用心地解讀了作品,即便在如今的大學里,據說連德語語言文學專業里也沒有多少學生有熱情讀古典作品(有熱情教古典文學的教師同樣的少),畢竟還有我們這些從1970年代過來的熱心讀者。當然,從這本書中我學到的東西和我仍然感到困惑的東西一樣多,但無論學到的還是仍然困惑的,畢竟都事關一個老問題:啟蒙究竟怎么回事,在啟蒙后的語境中是否能夠透徹理解啟蒙……畢竟,如今的大學狀況正是啟蒙的直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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