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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瓦戈醫生》的毀譽與沉浮

楊衍松

20世紀50年代末,前蘇聯文壇發生了一樁轟動一時的文字冤案。作家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尚未面世的一部小說《日瓦戈醫生》即遭查禁,招致了舉國上下的口誅筆伐。這部書稿不脛而走,流傳到了西方世界。西方冷戰的勇士們如獲至寶,開動一切傳媒機器,吹棒這部小說是俄羅斯文學“一部不朽的史詩”,把作者推上了諾貝爾文學獎的寶座。東西方之間爆發了又一輪新的唇槍舌劍。1960年,小說的作者在一片“叛徒”、“賣國賊”的唾罵聲中含冤死去。1988年,沉冤30載的《日瓦戈醫生》終于在《新世界》雜志刊出,在它的祖國重見天日,它的作者得以平反昭雪。這樁曠日持久的公案似乎可以蓋棺論定了,然而《日瓦戈醫生》和任何一部驚世之作一樣,將要不斷接受歷史的檢驗和后人的評說,而這出歷史悲劇的余韻則更值得我們深思與回味。

 

 

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于1890年出生在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從小受到藝術的熏陶,24歲便開始發表詩作。20世紀之初,思潮蜂起。年輕的詩人加入過未來派團體,又與象征派接近。這既為他發展詩歌創作的才能提供了機會,也為他日后留下了致禍之累。

帕斯捷爾納克雖接受過未來派、象征派詩人的影響,但他繼承的是普希金、萊蒙托夫、丘特切夫等為代表的俄羅斯詩歌的優秀傳統。他的早期詩作主要抒發對人的命運、愛情和大自然的感受與體驗,立意新穎,用語奇巧,風格獨特,文字晦澀。20世紀20—30年代,人們對他的創作毀譽不一,褒貶并存。一方面,他那精湛、深邃、新奇、纖巧的寫詩技巧使人耳目一新;另一方面,他那晦澀、離奇、主觀、悖常的藝術手法又常被人視為異端。當時的庸俗社會學的信徒們和極“左”的“拉普”派把他的作品貶斥為“自我中心的遁世之作”、“純藝術的哀鳴”等等。在此期間,大批知識分子橫遭鎮壓、逮捕與流放,著名詩人葉賽寧、馬雅可夫斯基、茨維塔耶娃等相繼自殺,亞什維爾、曼德爾施坦等悄然失蹤,而他多年的摯友和助手伊文斯卡婭被捕入獄……這一切使詩人感到痛苦與迷惘,變得孤僻、冷漠以至于麻木。他終于放棄詩歌創作,專心致志地從事西歐古典名著的翻譯工作,先后翻譯了莎士比亞、歌德、席勒、裴多菲、魏爾倫等名家大師的諸多傳世之作,其俄譯本至今仍奉為楷模。

偉大的衛國戰爭點燃了詩人的愛國熱情和熾烈的創作欲望。他深入戰地,寫下了不少特寫、報導、短詩和組詩,謳歌人民的英雄主義,無論在思想上還是藝術上,他的作品都有了長足的進步。

可是,衛國戰爭的硝煙還未散去,文藝界又掀起了一場密鑼緊鼓的政治運動。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再次被譴責為“無思想性、非政治化和缺乏人民性”,而與詩人阿赫馬托娃、作家左琴科一道成了重點的批判對象。不久,斯大林去世,文壇刮起了一股“解凍”之風。帕斯捷爾納克滿懷熱情和憧憬,以為從此可以在一種比較自由的氣氛下去反思歷史,總結過去,以期今后不再重演歷史的悲劇。此時他筆耕不輟,陸續寫成了自傳性隨筆《人與事》、組詩《雨霽》等作品,并全神貫注地投入《日瓦戈醫生》的創作。他何曾料到這部小說竟又會釀成一樁“帕斯捷爾納克事件”,給他帶來在祖國的文壇難以安身立命的奇災大禍! 1958年,他被前蘇聯作協開除會員資格,被剝奪了寫作的權利,還面臨被驅逐出國的威脅。兩年以后,他終于走完了充滿著誤解、冤屈乃至于敵視的人生之旅,含恨辭世。直到1987年春,前蘇聯作協書記處才宣布撤銷1958年通過的開除他會員資格的決定,成立帕斯捷爾納克文學遺產委員會。負責收集、出版他的文集和建立他的紀念館等事宜。

毀譽沉浮,足足歷經了30個春秋。綜觀帕斯捷爾納克的一生,他不失為一個熱情的愛國者,一個真誠的革命同路人,一個忠貞的文學赤子,可是他卻歷經磨難,命途多舛。人們在審視他的人生悲劇時,不禁會要問:“這到底是為什么?”

 

 

衛國戰爭勝利后,人們還沉浸在來之不易的歡樂和幸福之中。19468月,前蘇共中央就公布了關于《星》和《列寧格勒》兩雜志的決議,一股寒流又向文藝界襲來。而此時的帕斯捷爾納克仍然全身心地投入了《日瓦戈醫生》的創作。以期塑造“俄羅斯40年的歷史形象”,表達他對“人在歷史中的生活”的看法。

小說于1955—1956年之交的冬季脫稿,投給了《新世界》雜志。19569月,該雜志編委復信作者,認定小說是“政治性的”、“實質是否定社會主義革命”,主人公“內心對革命的仇恨比兩個鄧尼金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是為變節行為進行的詭辯”,并指責它在“外表極為精致”的畫皮下“主張救世主降臨的邪說”,“是與俄羅斯文學的整個傳統完全對立的”。至于小說的藝術性,則斷言“不少篇幅寫得十分差勁,缺乏生命力,枯燥無味”。總之,這是一紙判決書,小說當然不可能面世。此時,意大利出版商費爾特里內(意共黨員)弄到了《日瓦戈醫生》的手稿,準備翻譯出版。前蘇共領導得悉此事后,千方百計想要購回書稿,但未能如愿。195711月,《日瓦戈醫生》的意文版譯本在米蘭問世,隨后又譯成15種文字風靡西方世界。

就在這時,瑞典皇家學院不顧其在19471953年間曾五次否決帕斯捷爾納克的諾貝爾文學獎的候選資格的記錄,一反常態,于19581023日宣布將當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日瓦戈醫生》的作者、蘇聯詩人帕斯捷爾納克,以表彰他“在現代抒情詩和俄羅斯偉大敘事詩傳統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西方媒體不遺余力地鼓噪,把《日瓦戈醫生》的問世稱為“自由俄國之聲的重新崛起”,是“一部不朽之力作”,“人類文學和道德史上的偉大事件之一”。蘇聯報刊針鋒相對,迎頭反擊,宣稱這次授獎是“一次懷有敵意的政治行動”,“圍繞一株毒草發出的反革命叫囂”。同年1027日,前蘇聯作協理事會宣布帕斯捷爾納克“道德上和政治上墮落”,“自絕于人民和時代”,小說“思想貧乏”,是“一個嚇破了膽的庸人的哀號”,“其主題思想是虛偽而微不足道的”,是“從頹廢派的垃圾堆里翻檢出來的破爛”,因此,決定將他開除出作家協會。

這真是禍從天降,為作者始料不及。盡管他對于獲獎一事在驚詫、感激之余,隨即宣布拒絕領獎,但已無濟于事。誠如他在題為《諾貝爾獎》一詩中寫出的苦況:“我完了,猶如一頭遭人圍獵的野獸……”。

東西方之間的唇槍舌劍不斷升級,一場新的冷戰遵循著“你的癰疽,就是我的寶貝”、“敵人的夸獎,就是對叛徒的贊許”的法則在進行。可憐的帕斯捷爾納克被西方封贈的一頂頂桂冠,在他的祖國一一化為種種侮辱性的稱號:“猶大”、“誹謗者”、“兇狠的小狗”、“沼澤地里的青蛙”等等,不一而足。有一句格言說得好:“真理很少是泄憤的伴侶。”謾罵不是戰斗,但它卻使作者遍體鱗傷,血跡斑斑!他不僅不能寫作,而且面臨在祖國無處容身之災。他不得不寫信給《真理報》和當時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請求不要把他驅逐出國,因為他不能離開自己無限眷戀的祖國,不忍老死他鄉作孤魂野鬼。

正如作家卡維林在回憶錄中寫的那樣:“帕斯捷爾納克遭到人們的詛咒,盡管除了《新世界》雜志的編輯們之外,誰也沒有讀過他的小說,當然也就不可能客觀地評論它。”這番話多少揭露了這樁冤案的隱曲。當時的文壇并不干凈,有的人居心叵側地摘錄小說的某些片斷送給赫魯曉夫去邀功。于是,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一部抒情小說立即變成了張牙舞爪的“政治惡魔”。西方熱衷于冷戰的斗士們有縫就鉆,當然要興風作浪,推波助瀾,終于釀成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非洲諺語說得中肯:“大象打架,青草地便遭殃。”帕斯捷爾納克便成了“大象打架”的“冷戰”的祭品。

 

 

《日瓦戈醫生》囊括了從19031929年的歷史階段,其尾聲則延伸到了衛國戰爭時期。它描寫了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國內戰爭、新經濟政策時期、社會主義建設等一系列重大的歷史事件。

如果說19世紀俄國長篇小說吟唱的是“貴族之家”和地主莊園衰敗的挽歌,贊頌的是俄羅斯大自然無比絢麗的景色,描寫的是女主人公的純貞、獻身精神和男主人公痛苦的內省、悲劇的命運,那么,在《日瓦戈醫生》這部作品里,可以找到同樣的主題和基調。我們說《日瓦戈醫生》是19世紀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繼承和延續,是一點也不為過的。它和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長篇巨制一樣,貫串始終的是生與死的主題,所關注的是人在歷史中的命運,字里行間回響的是人道主義的基調。

小說的主要人物叫живаго(日瓦戈)并非偶然,在俄語中,它與живалый(飽經世故的、見多識廣的)一詞同源,顯然這個名字暗含著作家的寓意:這是一個“歷史的見證人”,一個與俄羅斯的命運息息相關的人。

尤里·安德列耶維奇·日瓦戈是一個知識分子,一個探索真理、善于思考、愛好藝術的人。他一生從事的是廣施仁愛、救死扶傷的醫生職業。作家選擇這樣一位不帶任何政治標記的人物來作小說的主人公是頗具深意的。他要以深沉的思考和真摯的筆觸,通過這個人物的人生歷程,抒寫某些知識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命運、追求、愛情、苦難、迷惘……日瓦戈醫生是一個善良、正直的人。他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沙皇專制統治帶來的苦難,同情人民,渴望改變舊的生活秩序,希望周圍的人們和自己都能得到自由與幸福,因為他認定“只有生活與周圍的人相比不顯得特殊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生活;而獨享的幸福不是真正的幸福”。當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來之時,他真誠而欣喜地稱頌它是“歷史的奇跡”,宛如一次“了不起的手術”,“巧妙的一刀,便把多少年來發臭的爛瘡一下子切除了”。他自愿留下來為蘇維埃政權服務,為革命事業所體現的崇高理想與精神力量所鼓舞,懷著深情、執著的愛去建設新的生活。他曾把革命初期發生的破壞、混亂和苦難看作是國家獲得新生必然要經過的“陣痛”。所以他對于一時的蕭條、混亂、匱乏和窘迫的生活還能采取隱忍的態度。然而,他的內心世界是復雜的,一直專注于人的命運的思考。他認定革命是必然的歷史潮流,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他歡迎革命,向往變革,但他覺得無政府主義帶來的暴力、混亂、流血、報復似乎太多了、太慘烈了。在熱烈輝煌的另一面不免有著秩序的崩潰與理性的缺席。在無休止的廝殺中,人類文明的法則被獸性的本能所取代。某些游擊隊的盲目施暴、群眾自發力量的肆意殺戮、對于傳統文化的蔑視、視知識分子為異已以及在虛假的革命辭藻掩飾下的狂熱與過激行為,這一切使他對革命產生種種疑慮與動搖。他曾隨同妻子一家人離開莫斯科,避居窮鄉僻壤去過田園隱居的生活,以求自食其力。但事與愿違他被紅軍游擊隊虜去當了軍醫,過了18個月的野營生活,可依然處在被捕與處死的威脅之下。他渴望理解革命,景仰革命的理想與目標的崇高力量,但否定為達到這些理想與目標所采取的過激的暴力手段。因此,他陷入了十分矛盾的痛苦的心緒之中,終于心力交瘁,猝死在走走停停的電車旁邊。

小說著力刻畫的另一位主人公是拉莉莎·安季波娃。她來自民間,飽嘗憂患,善良樸實,忍辱負重,具有俄羅斯婦女的一切傳統美德。他是日瓦戈醫生的情人與知己,他們志同道合,宛如一張豎琴上的兩根和弦一樣協調和諧,在艱難歲月里相依為命。她陪伴日瓦戈醫生走完了生命的大部分歷程。日瓦戈孤獨地死去后,安臥在獨木舟式的棺木里,而棺木又正好擺放在他倆同居的房間里,在他生前伏案工作的桌子上。早已離去的拉莉莎·安季波娃突然又回到莫斯科,來到故居撫棺痛哭,與日瓦戈最后訣別,從此音信杳然,不知所終。小說就這樣結束了他們生離死別的人生故事。

《日瓦戈醫生》并非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是作家本人的“自傳體小說”,但男主人公與作家本人在精神氣質、思想情操等方面諸多相似,則是不爭的事實。帕斯捷爾納克本人也曾說過:“當我寫作《日瓦戈醫生》時,我感到對同時代人欠著一筆巨債。寫這部小說正是我為了還債所作的努力。……我想把過去記錄下來,通過這部小說,贊頌那時的俄羅斯美好和敏感的東西。那些歲月已一去不復返,我們的父輩和祖先也已長眠地下。但在百花盛開的未來,我可以預見,他們的價值觀念一定會復蘇。”這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這部小說是記錄過去,反思歷史,是想把同時代人走過的人生道路和心路歷程告訴后人,而他所說的“價值觀念”就是貫串作品始終的人道主義精神。作家通過日瓦戈這個人物,表達了對革命的理解和憧憬,也真誠地說出了自己的疑慮與動搖,更多的則是抒寫了一個革命的同路人的感受,而不是作為一個社會學者提供的答案或結論。人們也許不同意帕斯捷爾納克的觀點,革命既然是“切除社會肌體上的毒瘤”,怎么能對“手術刀下的血跡、污穢過多的唉聲嘆息、指手畫腳”呢?作家則在小說中說,一個高明的外科醫生在切除毒瘤的時候,總要細加體察,精心主刀,不要過多的“誤傷”,不要過多的“流血”,更不要對健康的肌體胡亂下刀。這樣做不是更順手自然、合乎人道嗎?人們可以同帕斯捷爾納克爭論是非曲直,但可以發現,作家在反思歷史、同自己的時代對話時,決不是政治性的論辯,而是真誠的自白。所以,我們說《日瓦戈醫生》不是一部政治歷史小說,而是一部回蕩著歷史回聲的抒情作品。

 

 

《日瓦戈醫生》到底是一部什么樣的作品呢?西方世界的過譽和前蘇聯國內的過毀,都給作品蒙上了一層厚厚的歷史的塵埃,使人難以識別它的真價值和真面目。如今在它的故國,已為它解禁和昭雪,但激憤的不平之聲往往蓋過冷靜的分析和評價,大概是“矯枉過正”所使然吧。

有的人說,它榮獲了舉世聞名的諾貝爾文學獎,那就是“世界名著”、“傳世之作”的明證。其實,歷史已一再向世人昭示:“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許多人夢寐以求的一項崇高榮譽,但是它也有許多不光彩的紀錄,充當過“冷戰”的政治工具。帕斯捷爾納克曾經5次被拒,而在《日瓦戈醫生》出版之后又輕而易舉地獲得該獎的桂冠,這一事實足以證明諾貝爾文學獎評獎標準的政治性和虛偽性。

現在也還有人認為,《日瓦戈醫生》概括了俄國最重要的一個歷史時期,是繼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之后的“一部不朽的史詩”。這部小說固然囊括了俄國革命前后30—40年的歷史時期,但無論就結構的恢宏、視野的開闊、透視的深刻、剖析的力度來看,都比不上托氏的《戰爭與和平》,甚至也趕不上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然而,帕斯捷爾納克在這部長篇小說中,以自剖的態度,抒情的筆調,帶點哀傷的情緒,抒寫了他自己和一部分同時代人———知識分子在革命前后的歷史命運,那里回蕩著一顆真誠的受傷的靈魂對生命、對愛情、對人性的呼喚。作品中豐厚的內涵,醇郁的情味,深沉的思索,真誠的自白,優美的文筆,有助于人們認識過去,反思歷史,從中獲得生活的教益和藝術的享受。《日瓦戈醫生》貴在真誠,沒有迎合時尚,去勉為其難地塑造“時代英雄”和“正面人物”,沒有矯飾生活,沒有任意涂抹歷史,而是堅持自己所選擇的藝術創作道路。正因為如此,帕斯捷爾納克的作品為執行“左”的文藝路線的當權人物所不容,在只許“塑造英雄人物形象”的獨沽一味的方針指導下的前蘇聯文壇,當然沒有帕斯捷爾納克這樣的作家的立足之地,加上赫魯曉夫熱衷于獨斷專行和唯意志論,也就不可避免地釀成“帕斯捷爾納克的悲劇”。這當然是發人深省的歷史教訓。

《日瓦戈醫生》從一個側面、一個角度、一個方位反映了十月革命前后的歷史真實,即便從文學反映生活的多樣性角度來看,它也應該在俄蘇文學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日瓦戈醫生”完全有權作為一個典型人物,并立在俄蘇著名作家所塑造的諸多人物的畫廊里。

時至今日,在俄羅斯國內外,許多人仍然樂此不疲地談論帕斯捷爾納克和他的作品《日瓦戈醫生》,希望類似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呼吁在社會生活中確定“公正高于一切”的準則,以免真理與謬誤顛倒錯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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