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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獻的衍生性及其他

程章燦

  《論語•八佾》記孔子之語,有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眾所周知,這是“文獻”一詞的最早的出處。宋儒朱熹《四書集注》云:“文,典籍也;獻,賢也。”這是關于“文獻”最初詞義的最為經典的解釋。典籍與賢人,是文化傳承的兩個主要條件。典籍的傳承需要先人的努力,不過,這不是我今天要談的主題。我要談的是,在人力營護之下,典籍本身也會成長,并且形成某種生命力,具有生生不息的能量,能夠在中國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甚至枝繁葉茂。我將這種現象,稱之為中國古代文獻的衍生性。為了不引起歧義,我在下文中所使用的“文獻”一詞,仍然是偏指典籍或文獻的物質載體這一方面。
  
  所謂衍生性,是指以某一種或幾種文獻為基點、基礎或依據,延展生發出一種或一批相關的文獻。所謂基點,是強調某種文獻作為文獻衍生的出發點,故也可以稱之為“原點”;所謂基礎或依據,是強調某種文獻作為文獻衍生的根本源泉,故也可以稱之為“原典”。在這里,“原點”與“原典”音同義近,一個強調方位,一個強調物質。這種衍生現象,不僅見于儒家經典文獻,也見于佛道二藏的經典,還見于史子集諸部的其他各種文獻;不僅見于鴻篇巨著,也見于單篇作品;不僅見于傳世文獻,也見于出土文獻;不僅見于文字文獻,也見于書畫等圖像文獻。
  
  不同的文獻類型,有著與之相配合的不同的衍生形態。以專書典籍而言,其衍生方式至少包括傳箋疏注、重編改編、批校評點、移植續寫等。注釋(動詞)是文獻衍生的重要方式之一,歷代各種形式的各家注釋(名詞),是中國文化史上最為重要的一種衍生文獻。經典注釋尤為典型,粗略分析,就有傳、箋、疏之不同,例如,對于《詩經》這部經典,就有毛傳、鄭箋、孔疏等。如果說,毛傳衍生自《詩經》,那么,鄭玄箋則是既衍生自《詩經》,又衍生自毛傳;而孔穎達疏賴以衍生的主要基礎,則除了《詩經》原典,還包括毛傳和鄭箋,也就是說,對于孔疏而言,毛傳鄭箋也具有某種原典的性質。傳注經,箋釋傳,疏解箋,傳統經學甚至有所謂“注不破疏”的說法。經、傳、箋、疏之間既彼此相涉,有著環環相扣的密切聯系,更先后相生,有著層層相印的層級關系。費孝通先生在研究中國鄉村結構時,首先提出“差序格局”的概念,旨在描述這種結構中按照親疏遠近而形成的人際格局,即每個人以自己為中心,在其周圍劃出一個圈子,這個圈子的大小要依著中心勢力的厚薄而定,猶如水面上泛開的漣漪一般,由自己延伸開去,一圈一圈,按照離自己距離的遠近來劃分親疏。經傳箋疏之間的關系,也有與此類似的“差序格局”。
  
  一部典籍在后代被重編或者改編,這是相當常見的現象。《春秋經》和《左氏傳》,二者本來分別單行,后來才合編一處,經傳合體。這是本來就有直接衍生關系的兩書的合編,順理成章,比較容易理解。與此相比,宋儒將《論語》《孟子》與《禮記》的《大學》《中庸》合編為《四書》,就有很大的不同。《四書》中的《論》《孟》,本來是完整的兩部書,而《學》《庸》卻是一書中的兩篇,被合編之后,這兩篇不僅形態地位雙雙升格,而且脫離其原來所歸屬的整體,有了相對獨立性。由此兩例,可以管窺重編對文獻及其衍生的影響。至于依據基礎文獻作各種形式的改變,其衍生力度往往更大,其形態與意義也可能有更大的變化。
  
  南宋以后,對詩文小說作品的批校評點日益流行。對流傳版本進行校訂,正訛補闕,從而制作某一新的文本,甚至催生一種新的文獻。校訂過程中形成的意見,或者附于原本之后,或者撰為篇章收入別集,或者散見于筆記或者其他形式的著作中,要之,皆可歸為衍生文獻。評點往往附著于原典,一般并不單行,但如果其價值較高,就有可能引人注目,而被輯成單行本,成為一種獨立的衍生文獻。例如,清代學者何焯和李慈銘的讀書批點,就被后人輯為《義門讀書記》和《越縵堂讀書記》。顯然,這兩部書是從何、李二人所讀諸書中衍生出來的。這一類衍生文獻往往比較零散,但集零為整,集腋成裘,亦頗可觀。而且,輯集之后形成一種新的文獻,具有獨立性和自主性,也可能成為新一輪文獻衍生的基點。從這一點來說,衍生文獻雖然有所依傍,但它絕非沒有原創性,相反,其原創性恰是隱藏于對原典的依附之中。《論語•述而》云:“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其實,文獻的衍生正是在“述”的過程中產生的,而“作”亦即思想的原創,亦正隱藏于“述”之中,二者相反相成。
  
  移植某些基礎文獻,或就其整體或局部進行續寫,在中國古代文獻史上亦屢見不鮮。這里所謂移植,主要不是指詩文作品中的引經據典和典故使用(引證),也不是指類書對原始文獻的剪裁編輯(類聚),顯然,引證和類聚二者,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文獻的衍生性,但其特點是將原典作為一種資料來看待,或者作為一種工具來使用。這里所謂移植,主要是指后代對前代文獻較大面積的照搬,或較大規模的移用,這往往出現在同類或相近類型的文獻之中,例如史書(例如《南史》《北史》之于南北朝諸史)、方志、類書、書畫之類的文獻,后代之書往往移用前代之書,可以視為前代典籍的衍生文獻。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這也可以看作是另一種續寫。但是,我這里所謂續寫,主要是指各種續書,其書名往往以“續”(《續方言》《續玄怪錄》《續西游記》)“補”(《補侍兒小名錄》《西游補》)“新”(《新齊諧》)“后”(《后西游記》)等標目,在小說類文獻中比較常見,在史部文獻中也相當多。《二十五史補編》及《二十五史三編》中所收諸書,即頗多此類衍生性文獻。以《二十五史補編》和《二十五史三編》所收諸書而言,這類續補之書意在補充原典之遺漏或不足,其衍生特點甚為突出,但在資料的搜集考訂以及史事的詮釋方面,也有創新和突破,不可忽視。
  
  與專著典籍相比,單篇作品只是在文獻結構與形態上有所不同,就其文化意義及影響而言,篇章未必在專書之下。實際上,篇章經過衍生擴充,常能轉換為單行之書,此類例子并不罕見。《隋書•藝文志》所錄賦頌作品中,便頗著其例。對某一篇章進行模擬的作品,漢魏六朝文學史上層出不窮,后代亦不絕如縷。此外,取篇中片斷進行題詠,或者取某一篇章(原典)中的某一句,作為詩題進行賦得體創作,自南朝以來頗為常見,述中有作。古人亦有取詩中一句為畫題,甚至斷章取義,選為畫作題材,造就了一種跨媒體的文獻衍生。例如,有人將《洛神賦》作為書畫題材,創作書畫作品;有人根據其故事,敷演而為戲曲小說,牽附而成其他文體的作品,詩家文人觀摩此類書畫作品或戲曲小說之后,進而題詠唱酬,積少成多,漸成規模,結集為書,這也是相當典型的文獻衍生方式。清代揚州畫家羅聘畫《鬼趣圖》,歷一百多年,經百馀名家題詠,詩詞文匯聚一卷,遂成巨冊,即是一例。由此可見。文獻衍生也是意義擴容和文化增值的重要方式。
  
  除了書面文獻,出土文獻中也有文獻衍生的現象。以石刻而論,則有重刻、翻刻與題刻。一般來說,重刻是原石已毀,后代才重新刻立,既有歷史紀念意義,也達到了重建文獻的目的。翻刻則一般原刻具在,出于愛重其書跡,或重視其某一方面價值的目的,翻新以廣流傳。二者都是從原石衍生的文獻。石刻既成,后人過其地,睹其物,撫其石,讀其文,或在石陰,或在石側,刻字以銘記其游歷,書寫其因緣,抒發其感懷,此類題刻亦是自原石衍生,自然算是一種衍生文獻。從最嚴格的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漢碑碑陰的眾多門生故吏之題名,也是碑陽(正面)所刻碑文的衍生文獻。據原石模拓,制成拓本,在拓本上題寫跋語,并將題跋匯錄成書,層遞而下,就衍生出多種不同的文獻形式。親至石刻所在之地,據原石以錄文,或者只是據拓本以錄文,并將錄文匯輯成書(如《隸釋》《隸續》之書),再據錄文展開研究,產出種種石刻學專著,沿著這個方向,又構成另一個系列的衍生文獻。
  
  以上掛一漏萬,舉例說明文獻衍生在古代中國的普遍性,意在證明衍生文獻在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我想提出“核心文獻”的概念。一方面,所謂“核心文獻”,就是指文獻衍生時所賴以產生的基礎或原點。各種衍生文獻環繞在核心文獻的周圍,形成某種形態的文獻組合或者文獻群體,這些文獻彼此聯結,組成文獻網絡。與“核心文獻”相對應的是“外圍文獻”或者“衍生文獻”。核心文獻的中心地位,只有通過外圍文獻或衍生文獻才能得到突顯;而外圍文獻或者衍生文獻的產生,也唯有通過核心文獻的激發或者映射才能夠完成。二者之間是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關系。另一方面,所謂“核心文獻”,既與基本文獻或者經典文獻的概念有所聯系,又與二者頗有不同。大多數核心文獻都可以稱為基本文獻,但卻未必是經典文獻。因此,本文所謂“原典”,是與“經典”有所區別的。
  
  從基點向前出發,從原點向外放射,從基礎開始建構,以基本文獻為核心,完成各種形式的文獻衍生。中國古代文獻雖然林林總總,浩如煙海,但彼此之間,卻往往存在著或遠或近、或親或疏、或大或小、或簡單或復雜的衍生關系。這種網絡既為文獻存續提供了穩定的架構,也為中國文化歷史傳統之久遠承續提供了文獻的解釋與支持。文獻的衍生性與創新型相互結合,其實說明中國述作同源的特質。今日研究中國學問的人,如果能夠對古代中國文獻的這一特點有充分認識,就可能透過文獻網絡來打撈沉默的文獻枝節,捕捉淹沒在文獻滄海中的聲音,自然也就可能在文獻的相互關聯與相互指涉間,重新發現各種文獻的位置,落實其所在的群組關系,重新闡釋它們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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