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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牘書疏歷史面目——新世紀以來書札文獻整理出版的狀況與檢討

程章燦

  書札也可以稱為手札、尺牘、書翰或者書信,渾言之,諸名之間并無不同,析言之,則又各有側重。書札與尺牘兼重物質形式與文體形式,相比之下,后者又更為古雅一些。手札、書翰與書札相近,但書札、書翰強調其為書寫的作品,而手札強調其出于書寫者的親筆。書信則側重其文體內容,著重其社會交往的功能。但是,這種區別只是相對的,因為不同的人使用這些名詞時,各自的理解不盡相同,所以,也不免混用。還有人使用“尺素”或“箋素”之稱,在追求古雅之外,又更加強調箋紙的形式種類及其物質文化意義,例如梁穎編著有《尺素風雅·明清彩箋圖錄》(上下兩冊,山東美術出版社,2010年),又如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編有《箋素珍賞》,其副標題就是“國家圖書館藏近現代百位名人手札”(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也有人使用“名人墨跡”這個名稱。從字面上看,“名人墨跡”當然有多種多樣的物質形式或文體形式,但手札無疑是其中之犖犖大端。王貴忱、于景祥、王大文所編《晚清名人墨跡精華》(遼海出版社,2008年),所收就全是晚清名人的手札墨跡。
  
  毫無疑問,書札是浩如煙海、品類繁多的歷史文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文獻類別上說,書札文獻是寫本文獻的一種。所謂寫本文獻,是相對于印本文獻而言的。一般來說,印本文獻刊印之后,即可化身千百,存世者往往不止一本,同一版本者就有相同的文獻價值;而寫本文獻往往只此一本,并無復制本,每一件都是獨一無二的。書札文獻也是如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件書札都是無法復制的,即使作者重抄一遍,其墨跡也不完全一樣。因為獨特,所以稀罕;因為稀罕,所以珍貴。從文獻價值上說,書札文獻主要具有如下三個方面的價值。
  
  首先是其史料價值。因為出于當事人之手,書札提供了研究相關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第一手史料,這些史料中所披露的人事關系、政事秘辛,往往是不見于正史記載或公開報道的,往往寥寥數行,便抵得千言萬語。
  
  其次是其藝術價值。如前所述,傳世的民國以前的書札,大多出于名人之手,這些名人或者是著名學者,或者是達官貴人,或者就是當時著名的書法家或藝術家。他們大多具有很高的書法造詣,除了那些大名鼎鼎的書法家有較多的傳世墨跡之外,大多數名人的手跡并不常見。后人從他們所遺留下來的手札中,不僅可以一親前賢之手澤,也可以欣賞他們在書法上的藝術成就。值得一提的是,書札中的名人墨跡,代表的是其日常生活中的書寫常態,最真實、最原生態地體現了其書法的藝術面貌。
  
  第三是文物價值。所謂文物價值,既取決于此類書札的珍稀性,又與書寫者及收信人的年代與身份以及書寫者藝術水平的高低有關,更與書信用箋相關。箋紙的材料、形制、色彩、圖案乃至制作箋紙的紙店箋鋪等方面的信息,既從不同的角度突出了書札文獻的文物價值,也提供了從物質文化角度研究書札文獻的新穎材料。
  
  《箋素珍賞》一書的封面上,印了這樣幾行意在廣告的煽情文字:“聊供憑吊——那個逝去不遠、曾經天翻地覆、風云際會、影響深遠的時代;聊供品味——那些曾經創造了歷史亦被歷史所鑄就的各路風云人物;聊供賞閱——甄選在本書中的晚清、民國各色花箋、素箋上極具個性的名人手跡墨寶。”前兩點說的主要是書札文獻的史料價值,后一點說的主要是其藝術價值與文物價值。
  
  新世紀以來,隨著傳統文化熱的升溫,古代文史領域的研究者以及愛好傳統文化的一般讀者,愈來愈多地認識到書札文獻三個方面的價值,對于書札文獻的興趣與日俱增。另一方面,隨著古籍整理出版事業的蓬勃發展,對各類文獻的挖掘整理和研究,也受到了越來越多有識之士的重視。很多富有特色的個人收藏,紛紛走出塵封的箱篋,展示于世。許多公家收藏單位,更是積極挖掘各自的庫藏,將其整理出版。于是,很多原先“藏在深閨人不識”的寶貴的書札文獻重見天日,好古之士歡喜雀躍之余,也時時有驚艷之感。
  
  以私人收藏而言,近代以來,很多收藏家特別重視收藏古人手札墨跡,積少成多,或者因緣湊巧,家世傳承,乃至成為自家重要的收藏特色。例如,蘇州香書軒李超凡、李學忠父子兩代收藏名人書翰,多達數萬通。其部分收藏于2005年編為《香書軒秘藏名人書翰》出版(趙一生、王翼奇編,浙江古籍出版社),“入選書翰的作者凡三百五十八人,上起明代中葉沈周、金琮、祝允明、唐寅、文徵明諸書畫巨子,下訖現代梅蘭芳、徐悲鴻、劉海粟、張大千諸藝術大師,前后綿延五個世紀,名家濟濟,俊才曄曄”(本書《序言》),除上述諸名家外,還包括清代劉墉、鄧石如、曾國藩、李鴻章、何紹基、林則徐、張之洞、楊守敬、吳昌碩、康有為等名家,每一書札皆附釋文,各寫信人配有頭像與簡介。近年來,人民文學出版社相當重視個人所收藏的書札文獻的整理與出版,相繼于2013年與2015年出版了《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和《復堂師友手札菁華》。小莽蒼蒼齋是田家英的書齋名,“以專藏清代學者墨跡著稱。齋主出于‘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寫一部新清史’的目的,尤其注意尋覓文人書札。至十年浩劫前夕,已入藏清人書札六百馀通,涉及清代學者、書家、官員文士三百馀家。這批藏品的時限,上溯至清康熙五年,下止于民國初期,跨越二百五十馀年之久。內容涉及對國事吏治的評議,艱難生活的記載,文人交往的描述,學術探究、典籍整理、修志續譜、雕版印書等的討論。其深厚的內涵,集中體現了齋主的收藏初衷,是‘小莽蒼蒼齋’藏品中學術價值、史料價值和審美價值最為豐富的一部分”(陳慶慶《翰札集萃——“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評述》)。據筆者統計,《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一書實際收入書札作者多達336家,共573通書札。
  
  《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三大冊,署名“錢基博整理編纂”。據錢基博本人為此批書札所撰《題記》介紹,1911年春天,他曾接受譚紫鎦委托,為袁昶夫人的六十大壽作了一篇壽序,文成而不收潤筆費,譚氏過意不去,遂以家藏其父譚獻“師友存札一巨束”相贈,作為酬謝。譚獻(1832-1901),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是晚清著名詞人、學者。《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中收錄存札涉及晚清名人99人,其中既有如張蔭桓、薛福成、楊銳、楊度等晚清名臣,亦有包括如陳三立、樊增祥、易順鼎等人在內的諸多詩家,更有諸如陸心源、楊守敬、梁鼎芬、俞樾、孫詒讓、李慈銘、章炳麟等著名學者,可謂各界名流,濟濟一堂,其內容則不僅涉及諸人生平行跡、友朋交游、家庭瑣事,也往往涉及時政評議、論文論學、海外見聞、人事請托等,可以說,其史料價值、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都很高。這批書札在譚家經兩代收藏,才轉而入藏錢家。錢基博先生對此珍愛異常,每每把玩,常有題記。后來,這批書札又由錢鍾書、楊絳夫婦繼承保存。可以說,這批書札先后經由譚、錢兩家的兩代傳承,中經20世紀歷次戰亂與文革浩劫,百年滄桑,世變頻仍,除少數缺頁之外,還基本上保存完好,現在終于得以影印面世,殊可稱幸。
  
  著名收藏家王貴忱所收藏的晚清名人書札,2008年也編輯為《晚清名人墨跡精華》一書出版(王貴忱、于景祥、王大文編,遼海出版社,2008年)。2012年,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王貴忱、王大文編《可居室藏清代民國名人信札》,將時間下限移至民國,內容較前書更富,其清代部分亦多前書所未收者。而中華書局2006年出版的江小蕙編《江紹原藏近代名人手札》,也是個人收藏書札的集中出版。此外,北京收藏家方繼孝收藏近現代名人墨跡甚多,其中多為書札。他一方面選擇這些書札中有特色有意味的墨跡印刷出版,另一方面又以書話或者掌故的方式,賞讀這些墨跡,圖文相配,雅俗共賞。從2005年到2012年,他先后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出版了《舊墨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舊墨二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舊墨三記——世紀學人的墨跡與往事》《舊墨四記——文學家卷(上編)》《舊墨五記——文學家卷(下編)》《舊墨六記——梨園舊跡》,共六冊。這個系列既著眼于玩賞,也重視史料的發掘,在近年私人書札收藏的出版中自具特色。
  
  以公家收藏而言,則涉及圖書館、博物館、大學、研究機構等各類單位。國家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無疑是國內收藏書札文獻最為豐富的兩家公藏單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作為文獻整理出版的專業出版社,依托國圖的豐富館藏資源,于2011年出版了《箋素珍賞——國家圖書館藏近現代百位名人手札》。
  
  上海圖書館自其前身合眾圖書館時代起,就十分重視書札文獻的征集與收藏。當年,合眾圖書館曾過錄吳縣潘博山原藏《藝風堂友朋書札》而收藏之。至1980年至1981年間,這部《藝風堂友朋書札》作為“《中華文史論叢》增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顧廷龍館長親任校閱。1986年至1989年間,上海圖書館所編《汪康年師友書札》4冊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陸續出版。此書原由汪康年之弟汪詒年收集整理,涉及汪康年師友700余家,書札3000多通,排印本多達4000多頁。除了書前所附29頁書札影印件外,編者對全部書札謄清、標點、橫排印刷,又編制《汪康年師友各家小傳》和《汪康年師友書札人名索引》,附于書后。此書張元濟題簽原作《汪穰卿先生師友手札》,因非原件影印,故改題為《汪康年師友書札》。新世紀以來,上海圖書館更重視寫本文獻的整理、展示與出版,碩果累累。《上海圖書館藏歷代手稿精品選刊》,其中就收有《俞曲園手札·曲園所留信札》等(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1年)。《上海圖書館藏明代尺牘》(全8冊),也由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在2002年出版。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中心在整理館藏歷史文獻特別是日記與手札文獻方面,成就斐然,值得另眼相待。其編輯的《歷史文獻》迄今為止已出版第十九輯,幾乎每一輯都有近代學人書札文獻的整理與研究,相當引人注目。可以說,近代學人書札已成為其亮點之一。①
  
  除了國圖、上圖之外,其他省市圖書館也有不少可觀的名人手札收藏。2010年,湖南省圖書館從其館藏書信中選取部分,編纂成《湖南圖書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一書,共5冊,作為“湖湘文庫”之一,由岳麓書社出版。這些手札寫作者皆為湖湘名人,或為致湖湘人物之作,而且是“歷史潮流中的風云人物,其手札對研究當時的文化生活和歷史軌跡,都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本書《前言》)。編者不僅在每一手札前附列作者小傳,又在書后列有寫作者姓氏筆畫索引,以便檢索。此外,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編的《曾國藩未刊書札》(商務印書館,2002年)和安徽省圖書館編的《館藏歷史人物手札選》(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也都是“晾曬”家底、嘉惠社會的有益之舉。
  
  不少大專院校圖書館與檔案館,都有書札收藏,各大名校此類收藏更多。以復旦大學為例,其圖書館藏有清代著名學者陳奐友朋書札,經吳格整理為《流翰仰瞻:陳碩甫友朋書札》2012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復旦大學檔案館所藏名人手札,則經先后兩次編選,出版了《復旦大學檔案館館藏名人手札選》(本書編委會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97年)和《復旦大學檔案館館藏名人手札選續集》(本書編委會編,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二書。
  
  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曾接受啟功先生的建議,從琉璃廠購買了一批清人書札。20世紀80年代,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根據北師大圖書館的這批珍貴的特藏,從中選錄、影印、釋文、點校,出版了三卷本《清代名人書札》。2009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在三卷本《清代名人書札》的基礎上,修訂重版,一是將原來的單色拍攝改為彩色照相,二是圖片與釋文混排,方便參見,三是修訂了作者簡介,并添加了《作者生卒年表》。此書共六冊,雖然紙質不甚考究,但彩色圖片比較清楚,裝幀良好,便于把玩,可謂價廉物美。美中不足的是,此書中摻雜了一些贗品,引用時務必小心辨證。②另外,新本為了節省篇幅和成本,一些圖片縮印得太小,與原件出入較大。
  
  2012年,為慶祝南京大學建校110周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手跡選》,上下兩冊,有精裝本和宣紙線裝兩種形式。所謂名人手跡,主要是名人書札,所依據的主要是南京大學圖書館的收藏,而南京大學圖書館的這批特色館藏,又主要得益于李小緣、陳中凡、胡小石、程千帆、歐陽翥、黃東邁等先生的捐贈。
  
  羅香林先生是中國現代著名學者,20世紀30年代,他曾任廣州市立中山圖書館(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前身之一)館長,后又任教香港大學,由于他的學術造詣與地位以及當時香港所處溝通中西的特殊環境,他與中外學者都有廣泛的交往,留下可觀的論學書札。這些書札基本上都保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2009年,這批書札的選輯本以《羅香林論學書札》為題,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為研究羅香林學術以及20世紀香港漢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公立博物館也有名人手札的收藏,例如,湖南省博物館所收藏的古代到近現代名人手札“總量近兩萬頁”,2012年,為配合“湖湘文庫”的編纂,湖南省博物館編輯了《湖南省博物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全五冊,由岳麓書社出版。“本次選入名人手札一書的名人共計190人,其中湘籍名人103位,外省籍名人87位,收錄名人手札共計2785頁。選入的時間跨度,上至1840年稍前,下迄1949年。”本書有兩點值得一提,一是“本次影印的名人手札絕大多數是首次公開出版”,二是“本書以精心拍攝的照片彩色影印,原手跡的用紙、用墨、用印、用典、字體、禮儀、帖式、落款、題跋等內容與形式,均得到真實的反映或已與原稿十分接近。這對于專業或非專業的人士欣賞和鑒別近代名人信札手稿的真偽具有較重要的參照借鑒意義”(本書《前言》)。雖然同屬“湖湘文庫”,又屬于同一類文獻的影印整理,《湖南省博物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的印制質量明顯高于《湖南省圖書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新世紀以來,博物館所藏書札的整理出版顯著加速,如集中展示晚清名人書札的《旅順博物館藏晚清名人書札選》(郭富純主編,萬卷出版公司,2007年),以沈曾植為中心的《函綿尺素:嘉興博物館藏文物·沈曾植往來信札》(嘉興博物館編,中華書局,2012年),以重要事件為中心的《南洋籌餉(廣州博物館藏孫中山及其同志有關籌餉手札集)》(程存潔著,文物出版社,2011年)可謂各有特色。
  
  此外,一些研究機構和出版單位,因為種種特殊的人事因緣,往往收藏有近現代名人書札。近年來,這些原來難得一見的珍貴文獻也得到整理,陸續出版問世,以回應學術界、文化界對這些文獻的需求。例如,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為慶祝建所六十周年,于2010年編輯出版了《近代名人書札》,2012年又編輯出版了《清代名人書札墨跡》和《民國名人書札墨跡》,皆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其中,《清代名人書札墨跡》是在《近代名人書札》的基礎上增刪而成,選目互有出入。2012年,由中華書局編輯部編輯的《中華書局藏徐悲鴻書札》,也在該局出版。
  
  縱觀新世紀以來書札文獻整理與出版,可以發現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整理方式多種多樣,可謂百花齊放,各有千秋。
  
  最為常見的方式是彩色影印。20世紀80年代以來,整理書札文獻,大多采用釋錄文字的方式,最多附錄少量真跡影印件。即使有一些書札文獻影印問世,但限于當時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時間一久,甚至連清晰度都難有保證,更談不上保真。新世紀以來,很多書札文獻影印出版,而且大多數采取彩印,色彩和清晰度都有了保證,其佳者幾乎只下真跡一等。其次是釋文標點。釋錄文字加以標點,可以極大地方便讀者,提高史料使用的效率,但這么做,在把方便帶給讀者的同時,也把困難留給作者,對整理者來說是一個挑戰。因為書札文獻皆為手書,行草體隨處可見,不同時代不同作者的書寫風格與習慣也各有不同,因此,釋錄文字中稍有不慎,就不免白璧生瑕。如果碰上某些書札原件由于年久日深,而墨跡黯淡模糊,難度就各更大了。再次是編制作者小傳,甚至介紹收信者的情況,然后再附列寫信者人名索引。總體來說,彩色影印可以較好地發揮書札的藝術價值和文物價值,而釋文標點以及小傳索引,則可以更好地發掘書札的史料價值。就影印質量而言,《復堂師友手札菁華》《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湖南省博物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手跡選》等書皆有稱贊。就釋錄文字來說,《清代名人書札》和《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六冊做得比較好。就編制小傳、索引而言,《湖南省圖書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湖南省博物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等書都是兩項齊備。
  
  第二,整理出版的思路,經常圍繞某一名人或者某地、某收藏單位而展開。
  
  圍繞某一名人的收藏,或者圍繞某一名人本人及其師友的手札,進行收集、整理與出版,是最為有效、也是最為常見的思路。名人收藏書札與名人本人書札當然不同,因為本人書札既已寄出,一般不會在本人手里,但名人師友書札與名人收藏往往密切相關。例如上文提到的《汪康年師友書札》,最初就是汪康年的收藏。而早在1987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就出版過王爾敏、陳善偉編《近代名人手札真跡:盛宣懷珍藏書牘初編》,這些書牘既是盛宣懷的收藏,又可以說是盛宣懷友朋書札。以名人為中心,名人及其師友書札,集中體現名人的交游,對于研究此名人的社會關系很有價值。而1999年,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又據上圖所藏盛宣懷檔案,編寫了《盛宣懷檔案名人手札選》,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如近年出版的《復堂師友手札菁華》,即是圍繞譚獻師友的書札,就集中反映了譚獻的交游圈子,為研究譚獻生平學術及晚清學術文化提供了重要史料。《梁啟超致江庸書札》(江靖、湯志鈞、馬銘德校訂,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鄭觀應檔案名人手札》(上海圖書館、澳門圖書館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冒廣生友朋書札》(上海博物館圖書館編,上海書畫出版社,2009年)、《宋恕師友手札》(溫州博物館編,浙江攝影出版社,2011年)、《康有為往來書信集》(張榮華編校,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都屬于此類。
  
  圍繞某地、某收藏單位來進行書札文獻的整理,既可以體現地方特色,又可以集中整理收藏單位的特色收藏,容易著手,事半功倍。以湖南省圖書館和湖南省博物館為例,其收藏書札中,湖湘人物之書札最多,最有特色,整理出版,既有顯著的館藏特色,也具有鮮明的地方特色。新世紀以來,各類圖書館對于整理出版館藏手札的熱情越來越高,成果層出不窮。除上文提到的出版物之外,還有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特藏部整理的《清代名人手札匯編》(全十冊,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李性忠主編的《浙江圖書館館藏名人手札選》(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浙江圖書館館藏名人手札選(二)》(中華書局,2011年),等等。
  
  第三,視野更加開闊。現當代名人學者的書札文獻,越來越多地進入了整理出版者的視野。
  
  在現代作家中,魯迅和許廣平的《兩地書》,早在20世紀30年代就有選錄排印本,后來又有了影印本。徐志摩《愛眉小札》也早已風行讀書界。當然,這兩種書札更多被視為文學作品,其次才是文獻史料。在編輯現代著名作家全集時,作家的書信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書信也被獨立成書。魯迅不必說,即以郁達夫而論,1987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就已出版了《郁達夫書信集》。此外,《魯迅博物館藏近現代名家手札》(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巴金與友朋往來手札(沙汀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9年),所收都是很重要的現代作家的書札。
  
  周作人、葉圣陶和俞平伯三位都既是中國現代著名作家,也是著名學者。俞平伯好作書札,文、書皆可觀,其《俞平伯書信集》早由河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俞平伯與葉圣陶二人晚年的通信,匯為《暮年上娛——葉圣陶俞平伯通信集》,2002年由花山文藝出版社出版。俞平伯與乃師周作人關系密切,常有書信往來,談論人生、文學與學問。師生之間毫無拘束,文字清淡,書法雋雅,內容豐富,情趣盎然,不僅史料價值很高,也極富可讀性。2013年,這批書信結集為《周作人俞平伯往來通信集》,由孫玉蓉編注,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出版。書中共收書信391封,其中周作人致俞平伯的書信210封,時間從1922年3月27日到1933年3月18日;俞平伯致周作人的書信181封,時間從1921年3月1日到1964年8月16日。出版時還選配五十多幅精美的信箋手跡作為插圖,既展示了這批書札的文物與藝術價值,又使讀者在體會文字之美外,更得以領略信箋、書法、印章的藝術之美。
  
  現當代學者書札引起讀書界的注意,受到出版界的重視,似乎較晚于作家書札。1986年,楊逢彬整理的《積微居友朋書札》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是同類書札文獻比較早面世的。陳垣是中國現代著名歷史學家,其裔孫陳智超將陳垣的375封信札編輯成《陳垣來往書信集》,于1990年6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出版。1992年,陳智超又從《書信集》中精選247封書札,編為《陳垣先生往來書札》上下二冊,原件影印(其中19封《書信集》未收錄),由臺北“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出版,列為“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之二”。蓋以當時大陸的出版情況來看,大量影印的經濟負擔較大,尚難承受。近年來,這一狀況有所改觀。故陳智超在1990年上古版《陳垣來往書信集》的基礎上,新增陳垣書信467通,他人來信180通,另有陳垣批復家書125通,總計收入來往書信2164通,重編為《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2010年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新世紀以來,近現代學人書札整理出版日多。舉其要者,則有《清暉山館友聲集:陳中凡友朋書札》(吳新雷編,江蘇古籍出版社,2001年),先師程千帆先生的《閑堂書簡》(陶蕓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初版,2013年增訂本),《塵封的記憶》(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編,文匯出版社,2004年),《周紹良友朋書札》(李經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沐雨樓來鴻集:楊仁愷先生友朋書札》(李經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謝辰生先生往來書札》(李經國編,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10年),《冰廬錦箋:常任俠珍藏友朋書信選》(沈寧編,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王獻唐師友書札》(安可荇、王書林、杜澤遜編輯整理,青島出版社,2009年),《中華書局收藏現代名人書信手跡》(中華書局,2012年),繆鉞《冰繭庵論學書札》(商務印書館,2014年)、《鄭逸梅友朋書札手跡》(中華書局,2015年),《青峰草堂(柴德賡)往來書札》(柴念東編,商務印書館,2015年)等。
  
  第四,考釋研究進一步深化。
  
  新世紀以來,大量書札文獻以各種形式出版與披露,也促進了學術界深入挖掘其中所包含的史料價值,闡發其中所蘊涵的歷史意義。以俞樾及其師友書札為例,單篇論文就有王寶平《流入東瀛的俞樾遺札》(《文獻》,2001年第2期)、夏穎《俞樾、朱學勤致應寶時手札》(《歷史文獻》,第十二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王巨安《俞樾致李瀚章函十四通釋讀》(《文獻》,2012年第1期)以及俞國林、朱兆虎《章太炎上曲園老人手札考釋》(《文獻》,2016年第1期)等。專著更有張燕嬰《俞樾函札輯證》上下二冊,收入“中國近現代稀見史料叢刊”第一輯(鳳凰出版社,2014年),考證頗為精審。關于繆荃孫及其友朋書札,除了鳳凰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繆荃孫全集》“詩文”卷第二冊有《藝風堂書札》的標點排印本之外,最近又有謝冬榮整理的《藝風堂同人尺牘》,《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第16輯(鳳凰出版社,2014年)。對書札文獻不是簡單地影印或者釋文標點,而是進而展開箋釋考證,增加其學術含量,這一類的著作,還有陳智超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明代徽州方氏親友手札七百通考釋》(安徽大學出版社,2001年)、趙平的《翁同龢書信箋釋》(中西書局,2014年),江瀚編集、高福生釋箋的《片玉碎金:近代名人手書詩札釋箋》(中華書局,2009年),丁玲、林銳箋注的《張之洞致張佩綸未刊書札》(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等。
  
  書札文獻的整理出版,有其特殊的要求,必須采取多方位整理相結合的辦法。單色影印的效果不夠理想,彩色影印成本較高,難免帶動書價上漲,影響市場。只有原件影印,而沒有錄文標點,一般讀者閱讀使用就有難度。只有錄文標點,而不附以原件的彩色影印,固然可以節省篇幅,降低出版成本,但其美中不足之處,是無法絕對避免文字釋錄方面的錯誤。而一旦有誤,就無法比對原件影印件,祛疑訂正。因此,最好是將彩色影印與釋錄文字相結合,圖文配合,既能立體、全面地體現文獻價值,也可以傳達視覺之美。在此基礎上,再編制寫信人和收信人的簡單小傳,另附人名索引,以便讀者查考、檢索與利用,乃至制作專題數據庫,以拓展其在學術研究方面的應用空間。
  
  作為寫本文獻,書札文獻整理還有特殊的困難。《湖南圖書館藏近現代名人手札》的編者在該書《前言》中說道:“與古籍線裝書相比,書信整理有三難:一、字跡辨認難。書信為寫信人信手書寫,多為行草,文字難以辨認。二、收信人、寫信人考證難。收信人書以字號,且多用通假,而古代往往存在多人同一字號的現象。寫信人雖署本名,但不書姓氏,且二字之名則多僅書一字。因此著錄寫信人、收信人難免張冠李戴,或根本無法考證。三、多頁書信排序難。若不將每封書信通讀一遍并明白其中大概內容,則難以排列出各頁書信的前后次序。因此,若無一定的書法知識、歷史知識以及對地方人物相關事件較為廣博的了解,要整理好館藏書信確非易事。”斯言甚是。下面就以淺見所及,就上述三點各舉一二例以說明之。
  
  首先,字跡辨認難。例如,《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上冊第11頁釋沈泌致屈明府書,“春穀”誤作“春報”,又莫名其妙地為“春報屈明府”加上書名號,艾俊川《對小莽蒼蒼齋藏札的幾則E考證》已指出此點。③艾文未提到的還有,第11頁“秀錯”二字實為“郁錯”之誤釋,第1023頁“弟昌熾”應作“小弟昌熾”,第1135頁“各伸”應作“各紳”。此外,“豆瓣讀書”網友也發現了一些誤釋誤點之例,皆可參據訂正。《復堂師友手札菁華》只有卷前影印的錢基博所撰《題記》(錢基博口述,錢鐘書代筆)附有釋文,但也發現了幾處錯誤,如第4頁“秀士”應作“華士”;第5頁“滿員”應作“備員”,“欲使盡歸于庸苶一道,同風在下者不敢有所作為”,應作“欲使盡歸于庸苶,一道同風,在下者不致有所作為”。需要說明的是,錢鐘書所書確作“不敢”,但核第716頁原札,則作“不致”;第5頁“不可厚非”、“銷聲滅跡”,核之第715-716頁原札,則作“不可后非”、“銷聲匿跡”。《清代名人書札》也有一些誤釋,如第560頁“米監”應作“米鹽”,第606頁“荷澤”應作“菏澤”,第609頁“漸然”應作“漸就”,第627頁“信念”應作“倍念”。另外,第580頁“蚩蚩”二字應屬上讀乃通,第621頁“事宜”應屬下讀,才構成駢對。
  
  其次,收信人、寫信人考證難。寫信人與收信人若無法確定,或者誤定,不僅影響史料價值的闡發,也影響其書法藝術的考鑒。《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雖于此用力良多,仍有一些誤判和闕疑。前引艾俊川文已指正多處,如上述第11頁沈泌致屈明府書,實為沈泌致梅清書,又如第1134頁“□鞠致王多綬”應作“黃鞠致徐渭仁”。《復堂師友手札菁華》中也有幾通書札,寫信人暫時無法考實。但上冊目錄第1頁以及正文第3、4兩頁共四處出現“許時雨”,確系“薛時雨”之訛,這也許是出版社重編目錄時不慎致誤,因為正文第3頁錢基博所撰小傳稱“薛先生名時雨,字慰農,號桑根老人,安徽全椒人”,顯然并未弄錯。同書下冊第1213頁又有薛時雨書札一通,二處應合并。又如,《箋素珍賞——國家圖書館藏近現代百位名人手札》第48-50頁收有一箋,末署“承修再拜,六月十八日”,未標寫信人姓氏。編者將其確定為鄧承修。鄧承修(1841-1892),宇鐵香,號伯訥,廣東惠陽人,歷任刑部郎中、浙江道、江南道、云南道監察御史、鴻臚寺卿、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著有《語冰閣奏疏》。但此箋底紋石刻文字“猗文閣致辭”,真正的寫信人為陳承修,字淮生,福建閩縣人,號猗文閣主。光緒三十四年(1908)恩賞工科舉人,曾任北洋政府農商部司長,精鑒賞,收藏金石碑版書帖甚富。拙文《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曾論及此例,可參看。④
  
  再次,多頁書信排序難。相對于前兩點,這一點難度較低,不必多說。有時,多頁書信散失,分在各處,也容易給整理者造成困擾。如《繆荃孫全集·藝風堂書札》第381頁致徐坊第二書后一頁“南圖書館大致無恙”以下誤散別處,遂使整理者誤認此為藝風堂佚札,而重出于本書第671-672頁。與此相類似而難度更大的,是判斷同一寫信人致同一收信人多封書信之先后,按道理,這是應該按照寫作先后次序編列的。如《清代名人書札》第三冊收錄張度致殷如璋書札十五通,所言皆為京郊放賑之事,而前后次序淆亂,如其中“之九”寫作時間明顯在“之六”前,“之十五”作于十五日,而“之十三”作于二十一日之后,也先后顛倒。
  
  在上述“三難”之外,其實還有一難,即甄辨真偽難。所謂真偽之辨,實際上包括兩重含義,一是書札是否出自本人手筆,二是是否出自他人代筆。當年,北師大圖書館從琉璃廠購入一批清代名人書札時,啟功先生“曾提醒書札中有些是代筆,研究時應當留心”(《清代名人書札·修訂說明》)。這些代筆書札雖然不能當做署名人的書跡來看,卻仍有一定史料價值。晚近文玩市場流轉的乃至拍賣會上出現的書札,往往真偽摻雜,其中贗品亦有被收藏家購入并進而整理出版者,對此需要格外小心警惕,仔細甄辨,以免魚目混珠,謬種流傳。2006年,文物出版社曾出版高金寶《中國近代名賢書札》,此書所收書札問題甚多,已有學者撰文指出,此書非但體例不純,而且書中贗品充斥,尤其值得我們注意。⑤
  
  新的學術進展,往往與新的文獻史料發掘密切相關。書札文獻的整理與出版,必定會對學術研究帶來顯著的促進作用。古代文人的日常書寫、日常寫作,他們政治生活、文化活動與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能夠串聯起諸多人物與事件,聯接時空,發揮類似“毛細血管”的作用,使歷史在宏大敘述之外,更多一份引人入勝的細膩與生動。未來,書札文獻必定會受到更多人的重視,也一定會有更多新資源的發現與出版。下面就淺見所及,對做好書札文獻的整理與出版,說幾點個人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在觀念認識上,要與時俱進,加強對書札文獻的重視,努力挖掘搜集各公私機構的收藏資源,使各地珍藏的各種書札文獻更多更好地公之于世。一方面,這需要研究者、出版者與收藏機構三方通力合作,提高整理者在文學、藝術、歷史等方面的綜合學術水平,提高書札文獻出版的數量與質量。另一方面,要重視對現當代學人書札的整理與出版。這不僅有助于現當代中國學術史研究,也可以喚起年輕一代對中國書寫傳統的重視,有利于書札這一文化傳統在21世紀的中國得到弘揚,傳承久遠。
  
  第二,在資源搜集上,要開拓思路,注意多方向采集。除了公私收藏之外,拍賣場上有關書札文獻的動向也值得注意。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拍賣的北京南長街54號藏梁氏重要檔案,其中就有一批書札,后編成《南長街54號梁氏檔案》,2012年在中華書局出版。現藏海外的書札文獻資源,也值得介紹,引進出版。201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日本小川利康和中國作家止庵合編的《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就是一例。此外,某些重要的書札文獻雖然已在港臺出版,但印數不多,在大陸不易得見,仍有必要在大陸新版。例如,王汎森等編《傅斯年遺札》已經在臺灣出版過,但印數有限,大陸學者不易看到,2014年,此書有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的新版本,學界稱便。臺灣印過的《明清名人法書》(其中有不少書札)、《翁松禪手札》、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2010年印的《翰苑流芳:賴際熙太史藏近代名人手札》(彩圖本,鄒穎文編),也都值得在大陸重版。另外,早先在大陸出版過、但早已絕版的書,如《張元濟友朋書札》線裝2冊(張樹年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也值得重印,或者重新整理,出一新版。以現在的學術資源與物質條件,新版肯定可以后來居上。
  
  第三,在形式方法上,著眼不同的讀者對象與不同的目的,可以多樣化,初步整理與精細加工并行不悖。所謂初步整理,最基本的就是彩色影印與文字釋錄,再加小傳與索引。最好是高清全彩影印,用紙力求精良。影印原件時,最好標注原件的尺寸,這是其作為文物的重要信息之一。將書札文獻編入別集時,應該注明其原始出處,包括注明收藏機構或拍賣會的相關信息。所謂精細加工,或者是對書札文獻的箋釋考證,或者在初次整理基礎上重新排列組合,圍繞特定人物、地域、事件、主題或目的,重編出版。總體來說,書札整理的學術水準有待提高,書札出版的印制質量也有待講究。
  
  第四,在研究利用上,對書札文獻展開多角度的綜合的文化研究。文獻史料角度、書法藝術角度以及箋紙文物角度,這三種視角可以相互結合,推陳出新。陳智超先生曾將其書信整理工作概括為“五認”:即認字(釋文)、認人(寫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到的人)、認時(寫信時間和收信時間)、認地(寫信地與收信地)、認事(信中內容)⑥,這實際上就是從文獻史料角度研究書札的五個切入點。梁穎《說箋》(增訂本,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12年)則為從文化角度研究箋紙導夫先路,很有啟發性。此外,圍繞書札的物質生產、書儀或者書法風格、寫信人與收信人之間的社交網絡等,有很多學術議題可以開掘,潛力很大。
  
  早在南北朝時期,著名學者顏之推就在《顏氏家訓·雜藝篇》中說:“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他所強調的只是書寫技藝對于個人形象塑造的意義。現在看來,古代書札文獻不僅保存了古人的書寫技藝,而且保存了古代文化的豐富信息,讓我們恍如回到往昔的歷史現場。從這一點上,正可以說,“尺牘書疏,歷史面目”。對這類寶貴的文獻,我們不能視而不見,也不可掉以輕心,我們有責任將其整理好,出版好,盡今人之心力,傳古物于來茲。
  
  注釋:
  
  ①例如最新一輯亦即第十九輯《歷史文獻》上,就有沈麗全整理《杜文瀾致應寶時手札》、鄒曉燕整理《朱智、許庚身致朱學勤手札》、黃薇整理《張百熙、瞿鴻禨往來書札(上)》、夏穎整理《緣督廬遺札(下)》、許全勝整理《羅振玉與沈曾植書函》、丁小明整理《羅振玉手札(續)》、王繼雄整理《求恕齋函稿·致羅振玉》、梁穎整理《遁龕遺札(上)》、龍野整理《施閏章等致宋犖書信考釋》等,除《羅振玉手札(續)》中有八通例外,其馀皆為上海圖書館的館藏。
  ②朱琪:《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丁敬信札辨偽》,《收藏家》,2010年,第5期;卿朝暉:《〈清代名人書札〉辨偽》,《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③《東方早報》之“上海書評”,2014年1月12日。
  ④程章燦:《結古歡:晚清集古箋與石刻文獻》,《中華文史論叢》,2016年,第1期。
  ⑤沈津:《文物出版社也出假書?》,參看沈津的新浪博客“書叢老蠹魚”http://blog.sina.com.cn/harvardduyu。
  ⑥陳智超:《陳垣來往書信集·增訂本前言》,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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