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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文獻的衍生和通俗化

顧永新

  在中國文化史上,近古(宋、元、明、清)是一個文化轉型的時代。由于城市的發展,市井文化的漫延,尤其是科舉制度的推廣,雕版印刷的廣泛使用,文學、學術、宗教、藝術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表現出民間化、世俗化、多元化的傾向。經學作為傳統學術的核心和根基,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代表形式,其直接的載體——經學文獻也是如此,在流傳和刊行過程中,由官方走向民間,由單一走向多元,由高雅走向通俗,不斷衍生出新的不同類型、不同級次的文獻,數量更大,受眾面更廣,普及程度更高,商業運作更多;與之相適應,內容和形式不斷地調試,以期滿足多層次、多用途的受眾需求。
  
  經學文獻的主體是儒家經典的原典以及以之為核心的歷代編纂、注釋、校勘、考據等整理、研究成果。“十三經”的原典在先秦、秦漢時期俱已成書,并形成了比較穩定的文本;漢、魏、晉直至隋唐人為之作注,是對原典的注釋;南北朝義疏及唐、宋“五經正義”、“七經疏義”,是對原典及其特定古注的再注釋。宋元刊行的諸經注疏合刻本,以及明清匯刻的“十三經注疏”就是這些經、注、疏(多附載《經典釋文》)的結集,我們姑且稱之為正經注疏①。這是一個垂直的、自足的系統,是經學文獻的核心。隨著經學史上撥棄章句注疏之學、倡導義理之學的經學轉型期的結束,“五經四書”的宋元人新注不斷涌現,尤以朱熹及其學派的相關著作影響最大,南宋后期至元代既成主流,進入明代成為獨尊的通行本。近古時代,其傳播范圍之廣、通行程度之高,是正經注疏所無法比擬的。朱學系統內部的傳承和發揚又使之形成新的垂直系統,即朱子等對于原典的注釋成為新的經典,其弟子或后學為之再作注釋,或稱注(傳、釋、解等),或稱疏(疏義、纂疏等),并將這個系統內外的各家說法加以匯編。當然,兩個系統之間也有交叉和融會,如元李廉《春秋諸傳會通》就是由正經系統《左傳》注(杜預《集解》)、疏(孔穎達《正義》)和宋人“五經”系統胡安國《春秋傳》兩個源頭衍生出來的。雖有所側重,但更多地呈現出來的是二者的交集。本文立足于上述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通過對各系統內部經學文獻的傳承、流變、編纂、刊行的考察,透視出近古經學文獻衍生的脈絡和規律,及其所表現出來的通俗化傾向。
  
  這里,我們引進級次文獻的概念,將兩個系統內部的經學文獻再作劃分,依次分為一次、二次、三次、四次文獻,以期對各系統內部經學文獻有整體的、全方位的而又歷史的、有層次的認識,并進而探求各級次文獻之間衍生、孳乳的過程。
  
  一、正經注疏的衍生與傳刻
  
  正經注疏系統的一次文獻無疑就是《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孝經》、《論語》、《爾雅》、《孟子》等“十三經”的原典。一次文獻本身既已包含著豐富而復雜的語言文字、思想文化、歷史因革和學術傳承信息,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人抄寫或印行更形成了不同版本,從而增加了其復雜性,削弱了其穩定性。這種版本異同的狀況在二、三、四次文獻中同樣也是存在的。二次文獻包括漢、魏、晉古注,間有隋唐舊注,是對一次文獻(原典)的注釋,所謂“正注”包括《周易》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尚書》偽漢孔安國傳、《毛詩》漢毛亨傳、鄭玄箋、《周禮》鄭玄注、《儀禮》鄭玄注、《禮記》鄭玄注、《春秋左傳》晉杜預集解、《公羊傳》漢何休解詁、《穀梁傳》晉范寧集解、《論語》魏何晏集解、《孝經》唐玄宗注、《爾雅》晉郭璞注、《孟子》漢趙岐注等。當然,漢魏至隋唐的其他注解,如《周易》漢魏的孟喜、京房、荀爽、馬融、鄭玄、虞翻、王肅、干寶等注;《尚書》漢代的伏勝、馬融、鄭玄等注;漢代今文三家《詩》傳(或分內、外傳)、說、故;《左傳》漢代的賈逵、服虔等注;《論語》鄭玄注;《孝經》所謂的“孔傳”和“鄭注”等等,理論上也屬于二次文獻;但由于政治、學術或地域、學派等方面的緣故未能成為“正注”,所以不列入本文討論的范疇。經傳(如《易經》和《易傳》、《春秋經》和三傳)原本各自單行,古注更是獨立于經傳之外別行。不過,六朝以后行世者,只有經注本而無單經本②。也就是說,六朝以后一、二次文獻已合為一體,正經因正注而得以傳承有緒,正注因正經而獲得正統地位。三次文獻即所謂疏,是對原典及原典注釋的再注釋,大體可分為兩個階次:一是南北朝直至隋唐的義疏之作,今多已亡佚,傳世者有梁皇侃《論語義疏》;二是前揭正經正注的“疏”,包括唐孔穎達主持編纂的“五經正義”(《周易正義》、《尚書正義》、《毛詩正義》、《禮記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和賈公彥《周禮疏》、《儀禮疏》、徐彥《春秋公羊傳疏》、③楊士勛《春秋穀梁傳疏》,以及宋邢昺等編纂的《論語疏》、《孝經疏》、《爾雅疏》(唐人賈、徐、楊所撰四疏連同宋人新修三疏,北宋時由國子監校定刊行,稱之為“七經疏義”)和舊題北宋孫奭所作《孟子疏》。實際上,唐宋人所作的疏(正義)是在前人義疏的基礎上完成的(如邢昺《論語疏》“大抵翦皇氏(《義疏》)之枝蔓,而稍傅以義理”④),基本上涵蓋了其主體內容(個別的疏直接以前人舊疏為藍本,如唐元行沖為玄宗《孝經注》作疏,而邢昺疏所依據的正是《元疏》)。疏(正義)原本單行(單疏本),直到南宋才出現注疏合刻本,經、注、疏合刻,至此一、二、三次文獻合而為一。當然,這并不排除同時及其后并行的單經(白文)本、經注本、單疏本等其他類型正經刻本的存在。
  
  從時代上劃分,正經注疏的一次文獻均產生于先秦、秦漢,二次文獻主要是漢、魏、晉古注,及個別隋唐舊注,三次文獻則是南北朝直至唐宋由一、二次文獻衍生出來的。二次、三次文獻之外,唐宋以降正經的其他注釋(之所以沒有把這部分注釋列入二次文獻,是因為這些經注多系參酌漢魏古注和唐宋疏義之作,并非單純地植根于原典的原始文本)以及歷代以序跋、札記、評點、校記、解題等其他形式出現的相關研究論著,連同經學文獻的整理成果,如歷代公私目錄和史志目錄中的相關著錄、經學文獻專科目錄、各種經書選本、節本、經學叢書、各種相關著作中保存下來的校勘和訓詁資料等,則是四次文獻。就四部分類目錄的經部類目而言,群經總義類(如鄭玄《駁五經異義》、陸德明《經典釋文》)著作基本上都屬于四次文獻。樂類是比較特殊的,無一次文獻,《漢書·藝文志》所著錄的《樂記》等篇可視為二次文獻,而以下諸書多為四次文獻,如宋陳旸《樂書》、蔡元定《律呂新書》等。禮類除了《周禮》、《儀禮》、《禮記》三禮之屬,還有三禮總義(如宋聶崇義《三禮圖集注》)、通禮(如朱子《儀禮經傳通解》)、雜禮書(如宋陳祥道《禮書》)之屬,大體上也都是四次文獻。總之,四次文獻是由一、二、三次文獻衍生出來的整理、研究著作。
  
  雕版印刷儒家經典始于五代,最先刊行的是一、二次文獻的結合體——經注本,自后唐長興三年(932)至后周廣順三年(953),前后歷經四朝二十余年校刊完成。北宋前期繼續沿用,到了中期,版片多殘損、漫漶,于是景德二年(1005)至天禧五年(1021)間國子監相繼重刊諸經經注本⑤。靖康之亂,不僅北宋監本悉數被運往燕京,連同書版也為金人擄掠以北去,損失殆盡⑥。南宋國子監又據北宋監本翻刻,實際上是江南各州郡刊刻、再將版片送往國子監的⑦。兩宋監本書版允許吏民刷印,并頒行地方,準予翻刻,進一步促進了經書的推廣和流通,也使得經書刊刻統一在監本系統之內,進而出現了眾多的官刻本和坊刻本。南宋官刻經注本以撫州公使庫和興國軍學刻本最稱善本,刊刻群經的同時并刻陸德明《經典釋文》,各經音義依經別行,配套出現。附刻《釋文》的形式固然可以及時查對音義,但翻檢仍嫌不便,于是南宋初坊間開始出現了經注附《釋文》本,將各經《釋文》打散,依次分別插入相應的被釋經、注文之下,省卻翻檢之勞,頗為便利。經注附《釋文》本是由單純的經注本附刻《釋文》衍生出來的,所附《釋文》經過不斷的增刪、改易(先后有興國于氏、建安余仁仲萬卷堂和廖瑩中世綵堂等刊本),便于閱讀,迎合了當時學校教育、科舉考試及經術研修的多重需求。也正是出于這一目的,南宋中期至宋末又從經注附《釋文》本中衍生出一種纂圖互注重言重意本,其書由建陽書坊刊行,名目繁多,如纂圖互注、重言重意、互注點校及監本、京本、婺本等,不過是吸引讀者眼球,內容上并無實質性的差異,往往陳陳相因,輾轉相承。經、注文多施以句讀或發字(唐宋標注四聲的方法,以圓圈或墨點分注字的不同位置以示四聲),本文之前插配圖畫或圖表(天文地理、器物服飾、傳授統緒、知識體系等等)稱作“纂圖”,“曰重言者,本經相同之句;曰重意者,句似而意同之文;曰互注者,他經所引之語”⑧。各書體式不一,或具其一二,或兼具多項。
  
  早在重刊經注本之前,北宋國子監從端拱元年(988)到景德二年(1005)十幾年間,已先行校定、刊行“五經正義”和“七經疏義”,即“九經三傳”單疏本。南宋國子監又據北宋監本翻刻,今存單疏本均為南宋刻本(或后世覆刻本、影抄本)。五代、北宋經注本和單疏本先后刊行,一直各自別行,宋朝南渡以前并無“注疏”之名。經注本兼有經、注文,而單疏本不具經注,兩本對照閱讀,翻檢猶嫌不便,這才產生了經注和單疏萃于一書的構想。南宋前期,兩浙東路茶鹽司和紹興府先后刊行群經經文、注、疏合刻本,亦即《九經三傳沿革例》所謂“越中舊本注疏”,通稱八行本,當時至少刊刻了《周易》、《周禮》、《尚書》、《禮記》、《毛詩》、《左傳》、《論語》、《孟子》等八種。南宋后期,建陽地區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注疏合刻本,于經、注、疏之外加入《釋文》,今傳建安劉叔剛(桂軒)一經堂刻本《附釋音毛詩注疏》、《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及《附釋音禮記注疏》(和珅覆刻本),此外當有若干種,刻者或非一家,或全部出于一經堂。這就是所謂宋刊十行本注疏,《九經三傳沿革例》稱作“建本有音釋注疏”。清人所謂十行本并非宋本,實為元大德至泰定間刊刻、明正德中修補本,其版歷元明兩朝迭經修補,或稱南監本(據今人研究,書版一直存在福建,實際上并未在南京國子監印行)。明嘉靖中,閩中御史李元陽、提學僉事江以達校刊諸經注疏,以元刻十行本為底本,這是全部“十三經注疏”匯刻的第一次。萬歷中,北京國子監據李元陽本重刻,是為北監本。崇禎中,毛氏汲古閣又據北監本重刻,是為汲古閣本。清乾隆初年,武英殿據北監本重刻,加以句讀,并附考證,是為殿本。嘉慶二十年(1815),在阮元主持之下,南昌府學據十行本十一經并黃丕烈所藏《儀禮》、《爾雅》單疏本重刊,又附刻各經《校勘記》于卷末,題曰《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
  
  總之,正經注疏一、二、三次文獻的多重衍生都是在版本刊刻過程中通過內容重編、體式改造來實現的。經注本是六朝以后正經最通行、最基本的文本形態,五代、北宋均為單純的經注本,進入南宋,先后衍生出附刻《釋文》的經注本、經注附《釋文》本、纂圖互注本等版本類型。單疏本于北宋刊行之后,原本與經注本各自別行,南宋初始與經注本合刻,衍生出八行注疏合刻本。南宋后期,單疏本又與經注附《釋文》本合刻,衍生出十行注疏合刻本,元代重新翻刻,明正德中修補,并依次衍生出嘉靖李元陽本、萬歷北監本、崇禎汲古閣本等,清乾隆武英殿本出自北監本,嘉慶阮元校刻本則直接出自元刻十行本。
  
  需要說明的是,第一,上述諸本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衍生路徑并不具有普遍性、特定性,也就是說,并不是全部十三經都適合這一路徑。如《孟子》疏為兩宋之際人偽作,故無單疏本之刻;《儀禮》在明嘉靖之前僅有經注本(無經注附《釋文》本)和單疏本,并無注疏合刻本;《爾雅》、《孝經》注疏合刻始于元代。第二,就八行本和十行本的關系而言,《論語》、《孟子》二經的十行本直接出自八行本,并不是由經注附《釋文》本和單疏本重構而成的,而它經則不具有這種直接的承繼關系。第三,就《論語》而言,經注本和注疏合刻本所附《釋文》并無關聯,分別源出《經典釋文》,這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上述十行本構成的結論。第四,宋元之際正經注疏的刻本數量眾多,系統復雜,傳世的個別版本僅為其中的片段或局部,所構擬系統必有缺環,不足以完全代表當時的實際狀況。
  
  二、“五經四書”的衍生和通俗化
  
  隨著漢唐章句注疏之學逐步趨向繁瑣化和自我封閉,經學自身的發展走進了死胡同。唐大歷以后,“自名其學”的經學家不斷涌現,尤其是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派以經駁傳,斷以己意,昭示著經學史上轉型期的開始。北宋時期,不惑傳注、自出新意逐漸形成風氣,并在慶歷以后演變成疑古惑經的學術思潮。歐陽修、劉敞、蘇氏父子、王安石等往往摒棄章句注疏之學,以新意解經;又有周敦頤、張載、二程等為心性之學,理學蔚然興起,至南宋朱熹集大成。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之下,五經又有了新注,成為程朱理學思想的載體:宋胡安國《春秋傳》、朱熹《周易本義》、《詩集傳》、蔡沈《書集傳》以及元陳澔《禮記集說》。另外,朱熹又在韓愈、李翱推崇《孟子》、重視《大學》、《中庸》以及二程“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并行”⑨的基礎之上,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將《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大學》、《中庸》兩篇配合起來,集中進行注釋和闡發,于是有《四書》之名。其中,《大學章句》一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中庸章句》一卷。
  
  元人虞集論當時朱學系統諸書的社會影響以及主流意識形態的形成,曰:
  
  群經、《四書》之說,自朱子折衷論定,學者傳之。我國家尊信其學,而講誦授受,必以是為則,而天下之學皆朱子之書。書之所行,教之所行也;教之所行,道之所行也。⑩
  
  這樣,獨立于正經注疏之外、秉承程朱理學思想的“五經四書”系統已經形成。我們仍然采用劃分級次文獻的方法來剖析這個系統。“五經四書”本文無疑就是一次文獻,前揭朱熹等的新注則可以視作二次文獻。三次文獻是宋元人為新注再作的注釋,猶如唐宋人為漢魏古注所作的疏(正義),大致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羽翼、發明或辨證、去取朱熹等新注,一是纂集宋元及前代諸家經說,彼此互證,轉相發明。不管哪一種類型,都把新注奉為圭臬,或徑稱疏,以孔(穎達)、賈(公彥)為標榜,如疏解注,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則。其他相關的整理、研究成果則可納入四次文獻的范疇。
  
  明永樂中頒行的《四書大全》和《五經大全》實際上株守甚至攘取三次文獻各書,(11)從中衍生而來。《四書大全》即全以倪士毅《四書輯釋》為藍本,“稍加點竄”,(12)編訂而成。《周易傳義大全》取諸天臺董楷《周易傳義附錄》、鄱陽董真卿《周易會通》和雙湖胡一桂《周易本義附錄纂疏》、云峰胡炳文《周易本義通釋》(13)。《書經大全》大旨本陳櫟《尚書集傳纂疏》和陳師凱《書蔡傳旁通》(14)。依顧、朱二氏所言,《詩傳大全》實出自元劉瑾《詩傳通釋》;《春秋大全》取材于汪克寬《春秋胡氏傳附錄纂疏》。比較特殊的是《禮記大全》,“就陳氏(澔)《集說》而增益之”(15)。這是因為元代及明初科舉程式《禮記》均主注疏,永樂以后才廢注疏不用,止用《集說》。《大全》攘竊成書,為后人所詬病;但取材對象多為相關著述中學術價值較高者,或義理明備,或采擇精審,亦不可完全否定。
  
  總之,從朱學系統新注中衍生出來的三次文獻(出以疏義、纂傳、纂注、纂疏等名目),明初又成為《四書、五經大全》的取材對象,或沿用其例,或攘取成文。而《大全》一出,成為官方指定的標準文本,懸為令甲,直接影響到有明一代的經學,不僅漢唐注疏廢止不用,即便是其所從出的宋元疏義亦多湮沒無聞。
  
  “五經四書”系統的經學文獻既以程朱理學為絕對的指導思想,又以科舉考試的推廣和雕版印刷的發達為雙驅動,在近古社會逐漸壓倒傳統的正經注疏,最終成為主流的標準文本,呈現出多重衍生和通俗化的態勢。
  
  科舉的演進,科舉文體的程式化,實質上從內容到形式對士人思想的桎梏都是越來越嚴,從而對經學文獻衍生的路徑也產生了影響。元太宗九年(1237),因耶律楚材等之請,一度開科取士,(16)但此后中斷了七十多年。直至仁宗皇慶二年(1313)十一月,才正式頒布科舉程式,次年(延祐元年)正式開科取士。按照這一程式,分榜而試,其中漢人、南人:
  
  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并用朱氏《章句集注》,復以己意結之,限三百字以上。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已上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限五百字以上,不拘格律。(17)
  
  明初實行科舉,亦以“五經四書”試士。至洪武十七年(1384)頒布科舉定式:
  
  《四書》主朱子《集注》;《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氏傳》及古注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三傳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注疏。永樂間,頒《四書》、《五經大全》,廢注疏不用。其后,《春秋》亦不用張洽《傳》,《禮記》止用陳澔《集說》。(18)
  
  明初科舉程式大體沿襲元代,雖以朱學系統新注為主,但兼用注疏;而永樂以后廢注疏不用,止用《大全》。職此之故,元人雖宗尚朱子學,但尚有漢唐注疏之學的根柢,“當時經義,猶不盡廢舊說,故應試者得兼用之,此元代經學所以終勝明代也”(19);明人則唯《大全》是務,正經注疏束之高閣,“于是明代士子為制義以應科目者,無不誦習《大全》,而諸家之說盡廢”(20)。
  
  隨著科舉的日益平民化和科舉文體的不斷程式化,服務于科舉考試的輔導資料應運而生,以其簡便有效、切于實用而流行開來。正是因為體式和內容的程式化和封閉性桎梏了士人的自由發揮和主觀思考,使得這些類似于射策、猜謎的參考書瞄準科舉程式,對士人應考產生了立竿見影、行之有效的輔助作用,無疑是一條通往仕途的終南捷徑,所以一時大受追捧,泛濫開來。旺盛的需求和巨大的市場前景,對于編撰者和書坊來說都是有利可圖的,于是形成了編撰、刊行、銷售等各個環節聯動的完整利益鏈,又使得受眾進一步增多,影響進一步放大。這一類書在宋代既已出現,當時已有梓刻;伴隨著元代重開科舉,又成為坊刻本的重鎮,發行數量之大,流行區域之廣,使用之普遍遠遠超出宋代。根據相關書目著錄及傳世版本,可知這類文獻大體分為兩個方面,一是科舉程文選編,將科舉考試中選的文章結集;一是經義作法指南,又可細分為經義和經疑兩小類。宋元程文選編和經義之作入明多已亡佚,明人尚有編刊元代程文者,清代坊賈則多刊行明代時文。
  
  “五經四書”系統多重衍生并漸趨通俗化的另一個驅動力來自書坊。有關科舉考試的經學文獻備受坊賈青睞,當然是由于其切于世用和經濟效益。這也就促使書坊不斷地推陳出新,本著通俗化、實用性的原則,促生“五經四書”的各種變體。如諸經的音釋類著作(即對經文、注文施以注音和釋義)在元明時期頗為流行,猶如《經典釋文》為群經經、注文注音釋義一樣。朱學系統新注成為新的經典之后,也相應地產生了音釋的現實需求,音釋本漸次衍生出來。其中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是《書集傳》、《詩集傳》音釋本。又如出于鄉塾童蒙學習儒家經典尤其是士子科舉考試的需要,通俗淺近的旁注(或作傍訓)類、句解類經學文獻出現于宋元之際,元、明兩代盛行,或依經直解,旁注窄行;或隨文分句,句各有釋,明顯地趨向于通俗化。旁注本經文大字書于正行,以訓釋字義者細書于旁簡,有署名羅祖禹、李恕、朱升等的“五經四書”旁注之作。各家取材大體一致,互有因襲,編纂旨意不同,內容略有差異。句解本多為“直音傍訓句解”三種注釋體式的集合體,經過變異、整合而成,兼釋音義,串講文意。《周易》、《尚書》、《毛詩》、《周禮》、《禮記》、《左傳》、《論語》、《孟子》等經均有句解本,編著較多、影響較大的作者有林堯叟、朱祖義、李公凱和朱申。由于發行量大,流通廣泛,同一著作往往有同一作者、不同書坊刊行,或不同作者、同一書坊刊行的不同版本。
  
  近古時代,《四書》在民間的影響力和受眾面遠遠大于“五經”。元代最為通行的兩部《四書》學著作是程復心《四書章圖纂釋》和倪士毅《四書輯釋》。二書先后于后至元三年(1337)和至正二年(1342)分別由建安德新堂和日新堂刊行。明初,坊間又先后出現了王元善《四書輯釋通考》以及二書合編本(附載王元善《通考》)。兩部名著合編,固然有書坊出于牟利的考慮,但確實也為讀者閱讀提供了便利。宣德、正統間,王逢、劉剡又加以改竄、重編,變換體式,改易名目,編成《四書通義》,正統五年(1440)由進德書堂刊行。各種合編本漸次通行,單行本反而流傳不廣。《四書輯釋》和《四書章圖纂釋》元明兩代分合、孳乳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近古經學文獻衍生路徑的縮影,折射出經學、科舉和書坊三者之間多重的互動關系。
  
  三、其他系統或載體的經學文獻
  
  由于經學的全面發展和雕版印刷的廣泛應用,近古經學文獻空前繁榮,趨向通俗化的同時,還呈現出多元化、多樣化的傾向。除了正經注疏和“五經四書”兩大主干系統之外,仍然有其他系統(或者稱之為系列,究其淵源雖不出上述兩個系統,但在某個特定歷史時期或特定范圍之內具有比較深遠而且持久的影響)的存在。例如,王安石熙寧變法,改革科舉制度,王氏新學系列著作行于場屋幾十年,雖中間不無反彈、搖擺,但還是直接影響到北宋后期直至南宋的學校教育和科舉取士制度。北宋龔原、耿南仲分別著有《周易新講義》,先后作為三舍法實施期間的學舍講義,與王安石《易義》是一脈相承的。
  
  近古進入刻本時代,書籍的主流形制無疑就是刻本,而抄本作為書籍流傳的重要方式依然不絕如縷。除了這些紙質載體之外,以儒家經典為題材鐫刻的石經是另一種重要的載體,也是經學文獻衍生的另一個面向。之所以鐫刻入石,就是取其奉為標準、傳之久遠之義,因此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官方定本,無論是象征意義上的還是現實社會對于標準文本的需求。近古最重要的兩部石經是五代后蜀廣政石經和北宋嘉祐石經。蜀石經自廣政元年(938)由其相毋昭裔捐俸始刊,終廣政二十八年間共刻《孝經》、《論語》、《爾雅》、《毛詩》、《尚書》、《儀禮》、《禮記》、《周禮》、《春秋左氏傳》(截至十七卷,卷十八至三十書石在后蜀,而鐫成則已入宋)十經。北宋皇祐中田況補刻《公羊傳》、《穀梁傳》,(21)宣和中席貢補刻《孟子》(22)。嘉祐石經傳世拓本經數有九,周密亦有“九經”之說,(23)但真正是北宋刊刻的僅有八經,《孟子》是元初補刻的。關于其散佚及流向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所謂金人運往燕京的說法不足為據,元世祖時曾加以修復,散亡殆始自元末之亂。
  
  四、海外佚存經學文獻的回傳
  
  中日兩國古代經學文獻的流播由來已久,近古尤為頻數,這也是經學文獻衍生的一個真實側面和特殊形態,反映了文獻流傳的雙向軌跡和學術思想的交互影響。《七經孟子考文補遺》是日本江戶時代古學派學者山井鼎考文、物觀補遺而成的經書校勘著作,乾隆中回傳,收入《四庫全書》,得到了諸多乾嘉學者的肯定,成為清代以降經書校勘不可或缺的著作。前揭皇侃《論語義疏》南宋后期亡佚,但在日本傳承不絕,寬延三年(1750)古學派學者根本遜志校訂并刊行足利學校所藏古抄本《皇疏》十卷,后又多次翻刻。乾隆三十六年(1771),武林汪鵬航海至日本,購回根本氏刊本。翌年,浙江布政使王亶望進呈四庫館,收入《四庫全書》;后鮑廷博又用王氏翻刻本的版片印入《知不足齋叢書》。
  
  事實上,作為中日經學文獻傳承的重鎮,《孝經》學文獻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雙向流播的歷史源遠流長,其中占主流的當然是東傳日本。根據《日本書紀》的記載,七世紀初葉圣德太子《十七條憲法》中即有《孝經》的內容,可見其書傳入日本由來已久。自日本回傳,肇始于北宋,歐陽修《日本刀歌》即有“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的詩句,典出太平興國九年(984)日本僧奝然進獻《孝經鄭注》的史實(24)。在清代達到了高峰,先后有《古文孝經》孔傳、《今文孝經》鄭注及唐玄宗《御注孝經》的“開元始注”本回傳,對當時學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經學文獻東傳日本,衍生出新的寫本或刻本;回傳之后,通過覆刻或翻刻等方式又衍生出新的版本。這個過程著實不同于近古一般經學文獻衍生的路徑,具有特殊性和不確定性。
  
  贊論
  
  近古既是歷史學、語言學上的分期,同時也是社會學、哲學上的分期,因為在這些領域,宋元明清各代都表現出相對一致的特征和明顯的承續關系。文學適應市井社會的文化需求,實現了從宋詞到元曲再到明清小說脫雅入俗的切換;宗教迎合市民社群的精神需求而表現出民間化、世俗化的傾向;思想領域,以倫理道德為核心的思辨哲學——宋明理學成為主流意識形態;學術領域,宋學取代了漢學,占據主導地位,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學風在明代漫延。在這種學術文化背景之下,基于日益發達的雕版印刷在社會生活、學術文化領域的普遍應用,受益于不斷深入的跨地區乃至跨國界的學術文化交流和商業貿易往來,與文學、宗教、思想、文化等領域日益顯著的世俗化傾向同步,經學文獻由傳統的單一形式不斷地衍生出更多、更新的類型,或立意簡明,深入淺出;或圖文并茂,取便初學;或取法程式,經義指南,愈發呈現出通俗化的特色。這固然是自覺地適應世俗化社會的普遍要求,更直接的動因還是服務于科舉考試和學校教育。因為近古社會二者已經完全結合在一起,教育制度與官僚制度對接,學校淪為科舉的附庸。帖括之學、兔園冊子大行其道,同樣適用于二者,成為士人博取功名的利器。
  
  在這個過程中,書坊無疑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經學文獻的最新衍生品類大都是由書坊率先完成的,不斷地推陳出新,以求適應更廣大的受眾。當然,直接的目的還是擴大市場占有率,以實現利益的最大化。由于近古書坊獨特的運營模式,使得它游走于學術和商業之間:一方面,書坊主廣泛地接觸學者,征詢選題,在他周圍形成了一個比較穩定的學術團隊,這在客觀上有利于學術進步;另一方面,書坊主最終的著眼點當然是射利,所以他的出版計劃還是以是否暢銷為取舍標準,在此前提之下的合理預期才是求得利潤和學術的最大平衡。
  
  需要說明的是,這種通俗化的傾向并未完全吞噬或取代傳統的經學研究,經學自有其演進的內在規律性和連續性,即使是學風空疏的明代,依然也有嚴謹求實的經學著作,這是傳統經學史所關注的,不在本文論列范圍之內。
  
  總之,近古經學文獻伴隨著時代的變遷、文化的走向,不斷地衍生、變異并漸次通俗化,表面上看起來似乎只是文本的嬗變、體式的翻新,實際上其中蘊含著豐富的思想史、文化史和物質生活史層面的動因,關涉著科舉與經學、學術與出版(尤其是坊刻)等多層次的復雜問題;不僅是單純的文本形態的研究,由此可以進一步延伸到學術史的研究,這對于中國經學史和古文獻學史的研究都是有積極意義的。
  
  注釋:
  ①“正經正注”語出清張之洞《書目答問》,為其書經部第一部類的類目名稱。原注:“此為誦讀定本,程試功令,說經根柢。注疏本與明監本五經,功令并重。”張氏所謂“正經正注”,兼指明清通行本“十三經注疏”和朱熹等宋元人新注“五經四書”,二者均為元、明、清科舉程式所指定的。本文對“正經”的界定和使用有所不同。我們認為,狹義的“正經注疏”專指傳統的“十三經注疏”經、注、疏,宋元以降“五經四書”及其相關著作并不從屬在內。這是因為,在近古經學史上,朱學系統的“五經”新注和《四書章句集注》系列著作的通行程度、使用范圍及其深遠影響,已經遠遠地超出了傳統“十三經注疏”的范疇,盡管其最初的源頭依然是注疏,但確實已經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所以,我們所使用的“正經注疏”范疇只是借用了張之洞原概念外延的一部分。
  ②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卷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宋元版書目題跋輯刊》2003年版,第三冊,第525頁。
  ③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二六經部二十六春秋類一《春秋公羊傳注疏》提要從南宋董逌《廣川藏書志》說,以為徐彥當在唐貞元、長慶以后(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浙江杭州刻本1964年版,第211頁)。現在一般認為徐彥是北朝人。
  ④《四庫全書總目》,卷三五經部三十五四書類一《論語正義》提要,第291頁。
  ⑤王應麟:《玉海》,第二冊,卷四三“景德群書漆板刊正四經”,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影印光緒中浙江書局刊本1987年版,第814頁。
  ⑥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上冊,卷九八靖康中帙七十三“諸錄雜記”引趙鴻臚子砥《燕云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3頁。
  ⑦魏了翁:《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五三《毛義甫居正六經正誤序》,《四部叢刊》影印嘉業堂舊藏宋刊本。
  ⑧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經部二宋刊本《婺本點校重言重意互注尚書》十三卷解題,光緒中常熟瞿氏家塾刻本。
  ⑨脫脫等:《宋史》,第三十六冊,卷四二七“道學傳序”,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710頁。
  ⑩虞集:《道園學古錄》,卷三六《考亭書院重建文公祠堂記》,《四部叢刊》影印明景泰翻元小字本。
  (11)參見清顧炎武《日知錄》卷一八《四書五經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道光十四年黃氏西谿草廬刻黃汝成《集釋》本1985年版,第1385—1388頁)、朱彝尊《經義考》卷四九《周易傳義大全》二十四卷、又《義例》一卷按語(臺北: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林慶彰先生等編著《點校補正》本1997年版,第二冊,第341—343頁)。
  (12)《四庫全書總目》,卷三六經部三十六四書類二是書提要,第301頁。
  (13)《四庫全書總目》,卷五經部五易類五是書提要,第28頁。
  (14)《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經部十二書類二是書提要,第99頁。
  (15)《經義考》,卷一四四《禮記大全》三十卷轉引陸元輔語,第四冊,第866—867頁。
  (16)宋濂等:《元史》,第七冊,卷八一“選舉志一”,北京: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2017頁。
  (17)《元史》,卷八一“選舉志一”,第七冊,第2019頁。
  (18)張廷玉等:《明史》,第六冊,卷七○“選舉志二”,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694頁。
  (19)《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經部十二書類二附錄《書義矜式》提要,第106頁。
  (20)文淵閣《四庫全書·四書大全》書前乾隆四十一年(1776)提要。
  (21)呂陶:《凈德集》,卷一四《府學經史閣落成記》,四庫本。
  (22)曾宏父:《石刻鋪敘》,卷上“益郡石經”,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歷代石經研究資料輯刊》第三冊影印清抄本2005年版,第320頁。
  (23)周密《癸辛雜識·別集上·汴梁雜事》稱“九經石板,堆積如山”(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版,第217頁)。
  (24)《玉海》,卷一五四《朝貢·元豐日本貢方物》,第四冊,第28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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