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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環太湖地區的書估、書船與書籍的流動

徐雁平

  一、引言
  
  關于書估,洪亮吉《北江詩話》中有一段引人注目的論述。洪氏大意云藏書家有數等,錢大昕、戴震為考訂家;盧文弨、翁方綱為校讎家;鄞縣范氏天一閣、錢塘吳氏瓶花齋、昆山徐氏傳是樓為收藏家;吳門黃丕烈、鄔鎮鮑廷博為賞鑒家;吳門書估錢景開、陶五柳,湖州書估施漢英,為掠販家。[1]掠販家在洪亮吉的排列中位置最后,這應是傳統社會中的普遍排列,書估很少被重視,文獻中有姓有名的書估寥寥無幾,這一群體的絕大部分隱藏在“書估”、“客”之類的稱呼之下。洪亮吉所列三名頗有聲名的書估中,“吳門書估錢景開、陶五柳”,實際上是湖州的錢、陶二人寓居吳門而已,故三名書估都是“湖估”。
  
  書估既染銅臭,也有書香,在清帝國的版圖中,尤其是在東南地區,他們憑借靈敏的嗅覺,主要以舟船配置作為文化資源的書籍與字畫,使這種文化資源在整體上保持一種流動狀態。晚清翁心存《新樂府四章》有《書賈行(購求異書也)》一詩,寫書賈的生存境況,錄如下:
  
  生不能立致秘書賜萬卷,亦當坐擁異書列百城。不然遠從雞林賈,不然學作童子鳴。書香可療饑,書味可救渴。攤書書床塞書屋,書估一生書里活。不愿借書換酒券,不愿獻書拜高官。愿向嫏嬛福地住,盡發寶笈瑤編看。壁中簡,帳中本,壺盧中《漢書》,寶之莫蠹損。春江三月書船開,《離騷》一篇酒一杯。旁人錯把孝廉認,書臺高等黃金臺。書估樂復樂,書田歲播獲。邢家小兒強解事,楊家老子空投閣。笑殺偷書祖孝徵,只須一部《華林略》。於嗟乎,絳云樓瓦飛云煙,汲古閣址成閑田。不如歲誦二十二萬言,孝先經笥書便便,撐腸拄腹卷五千。濃香薰,微露盥,國家方開崇文館。[2]翁心存詩中描寫的書估生活,有灑脫的氣息,其中“盡發寶笈瑤編看”、“春江三月書船開”則是真實寫照;“國家方開崇文館”一句,則表示朝廷重文政策對書籍流動與交易的深遠影響。與書估的周旋往來,是清代文人學者生活中頗有意義的一部分,書籍的供求特點和流向于此可見,同時亦可見文人的生活情趣。趙翼《贈販書施漢英》一詩以諧謔的筆調道出他與施漢英之間的關系:
  
  我昔初歸有余俸,欲消永日借吟誦。汝從何處聞信來,滿載古書壓船重。我時有錢欲得書,汝時有書欲得錢。一見那愁兩乖角,乘我所急高價懸。雖然宦橐為汝罄,插架亦滿一萬編。孜今老懶罷書課,囊中錢亦無幾個。愧汝猶認收藏家,捆載來時但空坐。[3]趙翼詩中的施漢英,嗅覺敏感,掌握各人閱讀或搜求動向,網羅之力也非同一般,故有“滿載古書壓船重”之句;而趙、施的關系,又不能簡單以買賣雙方視之,其中多少有些許近似友朋的親密意味。書估與文人之間的這種關系,從清人日記或少數詩文的記錄來看,較具典型性。
  
  二、湖賈
  
  
  作為一個業書者群體而言,在琉璃廠書賈之外,最有影響、見諸文獻記錄最多的無疑是湖賈。湖賈出自浙江湖州,湖州的地理位置及山水等因素所起作用頗為重要。湖賈還有另外幾種常見名稱:因為湖州是三吳中的西吳,故有西吳書賈之稱;因境內有苕溪,又被稱為苕賈;因古有吳興郡,苕溪下有吳興縣,又有吳興書賈之名。湖賈人數眾多,且在書林中有得大名者,如錢聽默、陶正祥、陶蘊輝等,皆為湖賈之翹楚。張鑒《眠琴山館藏書目序》云:“吾湖固多賈客,織里一鄉,居者皆以傭書為業。上至都門,下逮海舶,茍得一善本,蛛絲馬跡,緣沿而購取之。”[4]此語道出湖賈的集中地、活動范圍和搜求善本能力,然猶可以繆荃孫所記充實。繆氏所記,一段出自前人文獻,一段為自己見聞:
  
  “書船出織里及鄭港、談港諸村落。吾湖藏書之富,起于宋南渡后。《直齋書錄解題》所蓄書至五萬二千余卷,弁陽周氏書種、志雅二堂藏書,亦稱極富。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篇帙。舊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于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于船,南至錢唐,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號為書客。二十年來,間有奇僻之書,收藏之家往往資其搜訪。今則舊本日稀,書目所列,但有傳奇演義、制舉時文而已。”(見鄭蕊畦《湖錄》)余幼時在申港,時有書客負一大包闖入書塾。包內湖筆、徽墨、紙本、四書、經書,村塾所需要無不備。議價后,問家有舊書、殘破書否,見村童臨帖稍舊者,均欲以新者相易。蓋志在收書也。十歲時,在澄懷堂讀書,書室有閣,閣上盡破碎之書。一日書估盡搜括之,顧數夫擔而去,但見有鈔本,有刻者,有絹面者,有小如掌者,有大盈尺者,不知何名也。易得者《道光字典》、《角山樓類腋》、《雅雨韓集》、《三國演義》、《左傳》等書,皆新裝訂者。一村有十余塾,無處不到。亂后則無。村中亦有一二學塾,藏書亦盡毀于庚申之亂矣。[5]“書船出織里”,這在汪尚仁的《吳興竹枝詞》中被視察為一地之風尚:“制筆聞名出善璉,咿啞織里賣書船。莫嫌人物非風雅,也近斯文一脈傳。”[6]湖賈在此地興起,并向東、南、北三面拓展,以及“上至都門,下逮海舶”,皆因湖州所處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所蘊藏的豐富圖書資源。湖州地理位置的優越,得益于太湖和苕溪,環太湖地區是湖州書賈活動的中心地區。他們可通過交織的水路經太湖在更大的范圍交易圖籍。湖賈世代業書,前引張鑒《眠琴山館藏書目序》稱織里一鄉業書事業綿延四百載,在此種環境中,很可能出現販書世家,如下文要討論的錢聽默與陶正祥兩家即是。此外,文獻記載湖賈中的邵姓,可能出自同一家族,或同一村落,現按邵姓書賈活動的時間順序列舉數條記錄如下:
  
  崇禎己卯清明后一日,湖賈邵姓者持來。(《貞白先生陶隱居文集》題跋)[7]
  
  康熙己丑,吳興鬻書人邵良臣持舊鈔殘書五冊來售。(《后山集》何焯題跋)[8]
  
  (嘉慶戊辰)書船友姓邵名寶墉,云其書得諸江陰。(《普濟方》黃丕烈跋)①[9]
  
  咸豐五年七月,余得湖客邵姓朱筆校勘《周易集解》。(《李氏易傳》韓應陛題跋)[10]世代相傳的販書技藝和經驗,才有可能造就出十分在行的業書者。
  
  從上引繆荃孫所述,可知湖賈搜求書籍已至細致深入的境地,即便江浙諸藏書家所藏之書散佚轉落者,“蘇湖間書賈書船,皆能知其底里”。[11]程晉芳《桂宦藏書序》指出湖賈的一種極端得書方法:“揚州馬氏,余之族姻也。以數萬金購得傳是樓、曝書亭藏書。……然竊聞有湖州書賈設小肆于其宅旁,以利啗司書者,潛□異書去。主人年篤老,防察疏,可嘆也。”[12]因為湖賈受利益驅動,不停息地搬運販賣,藏家書籍聚散的速度亦隨之加快,在一些描述性的文字,常有一種轉瞬盛衰的意味:
  
  (關于常熟陳揆稽瑞樓)嘉湖書賈往往捆載而來,閱之如入龍宮寶藏,璀璨陸離,目眩五色。君與金吾各擇其尤者,互相夸示,而要以書賈至其家為快。五六年中,兩家所得,蓋不下三四萬卷。[13]
  
  (關于烏程劉桐眠琴山館)武林、金閶諸賈與織里貿書家爭先求售,溪上檥舟恒滿。[14]
  
  (關于海鹽馬玉堂笏齋)身亡未周,盡為苕估取去,散失殆盡。[15]
  
  書籍聚散速度的加快,傳播范圍的加深與拓展,為新一代藏書家的形成創造了條件;同時,因為作為學術資源的文獻每隔一段時間就進入流通領域,為正在成長過程的文人學者提供了新資源。汪輝祖稱自己“館苕霅間,與書賈習者七八年,聚書數十百種”。[16]武進蔣敩淳“生平喜購書,有田十頃,半以租所入與湖州書賈易書。今映玉堂中所藏數千卷是也”。[17]黃丕烈能成為十分出色的藏書家,湖估有助推之功。在錢聽默、陶蘊輝之外,黃丕烈至少在22篇題跋中記錄了他與湖估圍繞書籍的諸多交往。②若將黃丕烈藏書題跋與明代李日華《味水軒日記》中所記錄的書賈對照,可推斷以販書為業的湖賈作為一個群體,在清代更為活躍。在李日華日記中,以可以明確的書賈籍貫信息來統計,徽州人共出現60次,自萬歷三十七年至四十三年都比較活躍;相比較,湖州書賈、杭州書賈則要沉寂得多,可見在李日華生活的嘉興地區,徽州書賈活動頻繁。當然,如果《味水軒日記》中“夏賈”的籍貫可以明確,自會有新的結論。而在黃丕烈的題跋中,能整理出的書坊有37家,此外書賈標明姓氏或姓名的題跋共有25則,但其中幾乎不見徽州人的身影。這種比較中的差異,或許是地域文化資源制約,或是一地經商風氣轉變所導致。
  
  湖賈的奔波與搜求,促使很多處于秘藏狀態或被遺忘的圖籍進入流動的市場中,對于讀書人或藏書家而言,偶然發現珍稀書籍的幾率也隨之增加:
  
  ……求之三十年不得。歲在己丑七月,忽獲之西吳書估舟中,文字完好,出于意表。(朱彝尊《續題溪州銅柱記后》)[18]
  
  此亡友錢廣伯處士遺書也。……予偶見苕賈攜示數種,皆手澤宛然,亟以善值購而藏之。(吳騫《字鑒》題跋)[19]
  
  此書非無足取,乃元明以來數百年收藏家號極博者,皆未見此書,子偶從吳興書估見一秘鈔本,為之喜,遽用重貲購得之。(王鳴盛《通鑒史氏釋文》題跋)[20]
  
  書賈造偽書,在交易中作弊,文獻中時有記錄。就吳騫而言,他既記錄了湖賈的欺詐性交易,也表彰了他們的義氣與信用,其所得《海寧縣志》是乾隆四十七年湖賈吳良輔所贈:
  
  蔡古亭明府《海寧縣志》,在談孺木先生輯《海昌外志》時云其板尚在藏庫中,迄今百數十年,即印本且不多見。予訪購有年,昨聞梅里李氏有是書,屬苕上吳良輔物色之,今夏始得,卷帙完整,洵足珍也。方良輔之得也,中途有人欲邀之,良甫曰:“息壤在彼”,卒以遺予,竟不持一錢而去,是亦估而有士行者歟![21]湖賈義舉,于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亦可見之。江藩記載吳縣余蕭客年十五即通五經,然家貧無書。“有苕溪書棚徐姓識先生。一日詣書棚,借《左傳注疏》,匝月讀畢,歸其書。徐姓訝其速,曰‘子讀之熟矣乎?’曰:‘然’。徐手翻一帙,使先生背誦,終卷無誤。徐大駭曰:‘子奇人也!’贈以《十三經注疏》、《十七史》、《說文解字》、《玉篇》、《廣韻》。于是閉戶肄經史,博覽群書。性癖古籍,聞有異書,必徒步往借,雖仆仆五六十里,不以為勞也。”③[22]在販書之外,湖賈亦有資助圖書出版之舉。《南疆繹史勘本》三十卷《摭遺》十卷為道光九年泥活字本,“道光九年秋借吳山廟開局,暨陽程文炳排版”。該書引用書目“后記”云:“苕溪坊友吳壽昌助我貨泉,初事于梓者,東鄉九品官周劍堂。既而我子辛生來自蕪湖,命之校字。楮本不足,則罄我行裝,投諸質庫;又不足,則乞貲市儈,耐盡誹嘲。……是書初印凡八十部,已糜用平泉三十萬有奇。”[23]
  
  因為乾隆三十八年上諭提及錢聽默等,湖州書賈遂聲名遠揚。德清俞樾有詩述乾隆此舉影響:“山塘書賈推金(疑為錢)氏,古籍源流能僂指。吾湖書客各乘舟,一棹煙波販圖史。不知何路達宸聽,都在朝廷清問中。星火文書下疆吏,江湖物色到書傭。窮陬僻壤開風氣,何況之江名勝地。”[24]不但窮陬僻壤開販書風氣,湖估因為頻頻與文人學者交往,業書逐漸成為一種詩材。乘舟販書似乎也成為一種詩意的生活方式。陳鳣(仲魚)有《贈苕上書估》,其一、其三云:
  
  萬卷圖書一葉舟,相逢小市且邀留。幾回展卷空搔首,廢我引囊典敝裘。
  
  海內貧儒陳仲魚,春風旅館轉愁余。賣文近日無生意,但欲從君去買書。[25]
  
  三、書船
  
  
  據傅申的研究,傳統“書畫船”的觀念,源自“米家書畫船”,主要是指宋代米芾以其書畫收藏隨舟旅行,不時取出鑒賞的故事;針對晚明董其昌的研究,傅申以為書畫船是“指乘者攜有書畫作品以供旅途中鑒賞,或乘者可以在其上作書畫甚至兼有書畫交易性的船只”。[26]書畫船在晚明具有書畫交易的性質,在傅申所錄董其昌文獻中還不太明顯,而在李日華的日記中確有記載,分別見于萬歷三十八年、萬歷四十年、萬歷四十二年、萬歷四十三年和萬歷四十四年,錄其中五則如下:
  
  (萬歷四十七年七月十五日)無錫孫姓者一舫,泊余門首。余與馬吃漫登其舫,客喜,出觀諸種。
  
  (萬歷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吳江馬玄洲、常熟葉少源移書畫舫就余,出觀倪云林小幅山水,楮系元時云粉箋,畫筆粗辣,似學董源。
  
  (萬歷四十二年十二月七日)近日蘇人書畫舫,滿載悉偽惡物。然晴窗無事,不論真膺,一一卷舒指摘,盡可消日忘年。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歙友吳心旸諱思齊者持卷軸來。
  
  (萬歷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余與兒子泛小舟,抵獅子匯吳心旸舫中,心旸又出觀卷軸。[27]
  
  李日華所記的書畫舫(或舫)所載書畫或古董數量小有可觀,且能沿水路尋覓收藏之家,而且能泊舟買家門口。因為書畫舫有一定空間,較之行囊所攜為多,且能展觀,供買家欣賞、挑選。從萬歷四十三年兩則日記可見,如無五月二十七日日記參照,僅憑五月二十六日日記,則不知歙縣書賈吳心旸是乘書畫舫來,由此可推知李日華日記中大量的書畫交易很可能有一部分以依靠書畫舫的運載而完成的,而這兩則日記,也顯示了書畫欣賞交易的兩種方式,一是書賈持書畫到買主家中,一是買主登書畫舫選購。
  
  書畫舫雖是交易依賴的工具,但其形制似乎比書船講究,可能多為文化水準較高者擁有。關于“書船出烏程織里”,前引《湖錄》中的一段文字已經述及。織里在太湖邊緣,書船由太湖進入其他水路網絡,由東苕溪、西苕溪可入湖州府大部分地區,書船在湖州出現,自有其得天獨厚的交通優勢,故書船貿易,推動形成一個以江浙為中心區域的書籍交流網絡。最初的“書客”,為“織里諸村民”,但后來有知書的業書者漸漸增多。同時書船在文人學者的詩文中留下的印跡,有增多的趨勢,如順治九年呂留良買舊本《朱子語類》,“為書船所欺”,所得乃不全之本;[28]宋犖康熙三十五年在姑蘇書船上購得元刻本《宋史續通鑒長編》;[29]黃丕烈在其藏書題跋中有18則提及書船或書船友。以“書船友”名義多次出現的是鄭輔義、邵寶墉、曹錦榮、吳步云等:
  
  (乾隆六十年)八月十日,書船友鄭輔義攜是本來,系太倉謝星躔鈔本。(《柳待制文集》題跋)[30]
  
  (嘉慶二十年)六月六日,前月來過之書船友曹錦榮復來,蓋為有別種交易介余關白也。云從吳江附夜船而來,包中攜有文瑞樓墨格鈔本楊鐵崖文集一冊。(《鐵崖賦稿》題跋)[31]兩則題跋,尤其是后一則中曹錦榮“附夜船”攜書而行的記錄,約略顯現江浙縱橫交錯的水路上忙碌的身影,同時書船友及書船也形成了一種富有詩意的文化景觀。此一景觀在明代只出現少數幾次,如在董說的詩集中出現過幾次,而至清代則頻頻出現,“門前新到賣書船”漸成為描寫江南水鄉詩作的一個新起意象:
  
  朱莊涇畔見人煙,近水雕胡蝦菜鮮。隔岸便通汲古閣,夜來聞到賣書船。(陳瑚《湖村晚興》十首其八)[32]
  
  草堂地僻近湖干,南北坨連夕照寒。……賣書船到添新帙,問字人來整舊冠。如此敝廬歸亦得,殘年真合伴漁竿。(邵長蘅《冬日寓齋雜興戲學放翁體十首末章專呈漫堂先生》其六)[33]
  
  消磨長日仗丹鉛,常苦巾箱少逸篇。解事童奴傳好語,門前新到賣書船。(趙翼《消夏絕句》十首其四)[34]
  
  竹床冰簟恣安眠,一雨涼生九夏天。侵曉奚童報奇事,門前新到賣書船。(孫原湘《消夏雜詩》二首其一)[35]
  
  賣書船成為詩料、成為新穎的意象背后,自有其豐富的文化內蘊。正因為書船的販運,使得偏僻的草堂、難以消磨的長夏不再難以忍受,反而有難得的愜意。“江南書客賣書船”,[36]書船使得江南的時間與空間有一種自足,不必在鞍馬塵埃中尋求。
  
  
  四、南北書籍交流的媒介(一):五柳居陶氏
  
  
  清代書賈卒后有一碑傳而一生行事得以留傳后世的,似乎只有陶正祥(1723—1797),而陶正祥的傳記出自一流學人孫星衍之手,自然是榮幸之事,從中也可見乾嘉時代業書者與學人之間的密切關系。孫星衍為陶正祥寫的“墓碣銘”中有以下重要敘說:
  
  陶君名正祥,字庭學,號瑞庵。祖父某,自浙之烏程縣移家吳門。……少聰慧,就傅讀書……家貧無以為養,遂以儥書為業,與吳中文名士交接,聞見日廣。久之,于書能知何書為宋元佳本,有誰氏刊本,版貯何所,誰氏本善且備,誰氏本刪除本文若注,或舛誤不可從。都中巨公宿學欲購異書者皆詣君,車轍滿戶外。會開四庫全書館,安徽提學朱君筠言于當道,屬以搜訪秘書,能稱事焉。子珠琳由內廷三館供事敘用,得兩浙錢清場鹽課大使,貤贈君如其官。君在官署逾年,教子廉儉,旋屬引退,曰:“汝多疾而素餐,不如歸儥書也。”君既家吳門,僑寓都下。賢士大夫往來輻湊,廣求故家書籍秘本,歷數十年。……與人貿書者,不沾沾計利。所得書若值百金者,自以十金得之,止售十余金。自得之若十金者,售亦取余。……以是售書甚獲利。朝之公卿、四方好學之士無不知有五柳居主人者。……故君子珠琳獨能承父業,與當代士夫產我,不復出奉檄矣。君年高,坐市肆,傲倪俗人。來售書者問欲得何書,言不當則令他人應接,曰:“是欲為科舉業,若新入詞館,欲得學堂書耳。”……予官都門,退食游書肆,與君日相見。君見予藏《孫子魏武注》,以為世無此本,刊入《漢魏叢書》中。……今君子以予僑居金陵,寄《至元金陵志》為潤筆,屬作君墓碣。予念世之稱事者少,雖書賈無復如君之知書也,為文且銘日……[37]從“墓碣銘”中可以讀出以下重要信息:
  
  
  其一,陶正祥原籍浙江烏程,屬湖州府。陶氏與另一有名書賈錢景開(聽默)皆為湖賈。黃丕烈在《韓山人詩集》題跋中指出:“吾吳中之鬻書者,皆由湖州而業于蘇州,后遂占籍為蘇人,其間最著者兩家,曰錢,曰陶。”[38]錢、陶兩家應是湖賈中的代表,關于他們的記載也較為豐富。
  
  其二,四庫開館對清代書業有極大地推進,書賈更為活躍。翁方綱《翁氏家事略記》云:“自癸巳(乾三十八年)春入院修書,時于翰林院署開《四庫全書》館,以內府所藏書發出到院,及各省所進民間藏書……合三處書籍,分員校勘。……對案詳舉所知,各開應考證之書目,是午攜至琉璃廠各書肆訪查之。是時江浙書賈,亦皆踴躍,遍征善本資考訂者,悉聚于五柳居、文粹堂諸坊舍,每日檢有應用者,輒載滿車以歸。”[39]陶氏五柳居在蘇州郡廟前有總店,在胥門開設分店,以此語推之,則陶氏五柳居至少在乾隆三十八年開設琉璃廠店。在黃丕烈的藏書題跋中,到嘉慶二十五年還有五柳居書坊的記錄;又顧廣圻《道藏目錄》題跋云:“道光丁亥(七年)閏月,同吳有堂游城隍廟,至陶五柳家見架上有鈔本。”[40]故確切可靠的五柳居業書史有55年的歷史。倘從孫星衍撰寫的傳記推測陶正祥20歲從業,則五柳居或許有七十余年的歷史。幾十年的經營,“賢士大夫往來輻湊”,可見五柳居的影響。
  
  其三,陶氏父子對業書的認可態度。墓碣銘述及陶正祥在官署逾年,以“汝多疾而素餐,不如歸儥書也”之語屬子引退,應可視為當時士人對業書者態度的一種普遍表現。如黃丕烈是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在藏書之外,亦售書。道光五年在玄妙觀前開設滂喜書鋪,目的是為長孫黃美鎏習業;而黃丕烈在《近事會元》題跋中又記錄了一去官業書事:“蕭山李柯溪僑居吳市,頗收古書,余友吳枚庵與之往還。……柯溪去官業賈,人本粗豪。余雖于枚庵座中一識其面,未敢與訂交矣。”[41]
  
  其四,五柳居陶正祥將所售書分為科舉書與入詞館后的“學堂書”,自是其具有指向性經營意識的表現,此語可與五柳居在胥門設分店并觀,黃丕烈稱此“店中皆時書,以供馬頭生意者”(《避暑錄話》題跋)。[42]五柳居在琉璃廠開店經營,以及其在蘇州的圖書經營,主要是面向學人和文人,但也以“時書”建立與一般讀者的聯系。
  
  
  陶正祥嘉慶二年卒,享年六十六,其聲名雖大,然留在文獻中的記載,除孫星衍碑傳及翁方綱的雜記外,似乎遠不能與其子陶珠琳相比。陶珠琳,字蘊輝,生卒年未詳。就販書而言,陶蘊輝實能傳其父業,黃丕烈對陶氏稱賞有加:
  
  錢景開、陶廷學皆能識古書,余皆及與之交。景開之后雖業書而毫無所知;廷學之后,則不專于業書,而書中之門徑視廷學有過之無不及焉。此吾所以比諸道人也。歲甲子春,余友陶君蘊輝以父憂服闋,將就官赴都銓選,而廷學舊業有肆在琉璃廠,仍至彼做買賣,遇書時郵寄我。我之嗜好,有佞宋癖,蘊輝頗知之。然吾不奇其遇宋刻而寄我,奇其非宋刻而亦寄我也。即如此《韓山人詩集》四冊,無識者視之直平平無奇耳,惟蘊輝以為去年所寄陶情集及此韓集兩人皆是鄉人,尤可寶重,不遠三千里而寄我,是其學識不可以書估視之矣。否則公望姓名,雖我家鄉讀書人亦問諸頁不知者,何論書估耶?至于此書之善,尤余所獨知,向藏鈔本出于錢景開手,已為甚秘,今復得此舊刻,且多續集與詞,真明初人集之至善者也。(《韓山人詩集》題跋)[43]從黃丕烈的藏書題跋中可考出黃氏與陶蘊輝的交往,始乾隆五十六年,至嘉慶二十五年。關于陶氏五柳居的記載,此外還有上文引述的道光七年顧廣圻在五柳居購書事,以及浙江海鹽張氏涉園藏書,“當嘉慶時為蘇州書估陶氏五柳居捆載而去”的記載,[44]但比較而言,皆不如黃丕烈題跋所記錄的陶氏五柳居完整。因為有黃跋,故而可以約略重構陶氏五柳居30年的歷史。筆者嘗編“黃丕烈藏書題跋中所見陶氏五柳居事跡輯錄”,共得六十余條黃、陶交往史實。在這段歷史中,活動的主角是陶蘊輝,甚至從乾隆五十六年至嘉慶二年間,也見不到陶正祥的身影。所輯錄的史實,雖多圍繞購書一事,但諸事展開的方式又各有不同。展開方式的多樣化,正是五柳居主人在書業界活躍程度的表現。陶蘊輝與黃丕烈的關系,在所列文獻中,或直接買賣,或提供書籍信息,或促成交易,或共同商榷。在《王右丞集》題跋中,陶、黃之間的緊密聯系表現得最為充分:
  
  此宋刻《王右丞文集》十卷二冊,頃余友陶蘊輝從都中寄來而得之者也。先是,蘊輝在蘇時,余與商榷古書,謂《讀書敏求記》中物,須為我購之。今茲八月中旬有人自北來者,寄我三種書,此本而外,尚有元刻《許丁卯集》及宋刻小字本《說文》。來札云:《右丞文集》即所謂山中一半雨本,《許丁卯集》即所謂校宋板,多詩幾大半。可見留心搜訪,竟熟讀也。是翁書以為左券,而不負余托。昔以物主居奇,必與《說文》并售,索值白金百二而余。又以《說文》已置一部,不復重出,作書復之,許以二十六金得此兩書。往返再三,竟能如愿。不特幸余得書之福,亦重感余友購書之力也。[45]陶蘊輝知書,亦知黃丕烈所求,故黃氏云:“余友陶君雅善識古,并稔知余之所好在古刻,昔余所收者,大半出其手。”(《參寥子詩集》題跋)[46]黃丕烈對業書者有一種難得一見的友好感情,如他多以“書友”稱呼這些人物,即使是面對書賈的某些謀利,也有一種特別的寬容與理解。他與陶的關系,在書籍買賣之外,還融注了一種溫暖的情誼。另外,陶蘊輝為黃丕烈在京城覓《王右丞集》、《許丁卯集》,不但表現陶氏用心細密,還呈現了書籍流動中的一個重要現象。前文提及四庫開館,錢氏萃古齋、陶氏五柳居運載江浙圖書北上,而從陶、黃交往中,還可見京城書流向江南的軌跡。在六十余則史實中,有八則是陶蘊輝從京城攜帶或寄送珍本秘籍給黃丕烈,還有一則是向黃氏提供在京城所見鈔本《歷代紀年》的信息。在北上南回的旅途中,陶蘊輝已經成為南北書籍交流的媒介人物。
  
  五、南北書籍交流的媒介(二):白堤錢氏
  
  
  錢時霽,字景凱,一作景開,號聽默,乾隆間最著名的書賈之一。葉昌熾《藏書紀事詩附補正》寫錢聽默云:“不須刮目用金鎞,根腳題簽望不迷。此調書林今絕響,空煩重訪白公隄。”[47]葉昌熾寫這首詩的依據,當是從顧廣圻《清河書畫舫》題跋中來。顧跋云:“乾隆年間滋蘭堂主人朱文游三丈、白堤老賈錢聽默皆甚重熟派,能視裝訂簽題根腳上字,便曉屬某家某人之物矣。”[48]此語指出乾隆年間藏書風氣以及一種發端于常熟的藏書流派,錢聽默便是常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版本目錄之學方面如此精通,自是其多年業書經驗的累積,亦有家學的傳承。李斗《揚州畫舫錄》記載錢氏家學源流云:
  
  錢蒼佩,湖州烏程人,精別宋槧元板,寄業書賈,叢書樓中人也。子時霽,字景開,一字聽默,世其業,工詩。詔開四庫館,采訪江南遺書,皆賴其選擇。[49]乾隆三十八年高宗諭示可由蘇湖間書賈物色書籍,兩江總督高晉閏三月二十日奏折云:“并查山塘書賈錢姓名金開,又城內書賈陶廷學,均系世業收買舊書。臣薩載傳喚到署,率同兩司面詢。據稱鋪內現有之書,俱屬通行書籍,其向曾板行而流傳已少及無板行之鈔本,從前間有收得,隨時賣去。”[50]乾隆三十八年既有此聲響,可推錢聽默在此前已露出頭角,而其父錢蒼佩在乾隆初年應是書賈中的知名人物。據蔣重光宋本《續資治通鑒長編》跋:“甲寅(雍正四年)又于虎丘萃古齋購得廿冊,為玉峰徐司寇藏本。”[51]則萃古齋至少在雍正四年已經營業,其主人很可能就是錢蒼佩。與陶正祥相比,錢聽默的名聲更為顯著,然惜無傳記文字,無從詳考其生平行事,卒年亦只能據黃丕烈題跋中的記錄作推斷:
  
  白隄錢聽默,今之陳思也,年七十,猶講求古籍不輟,往年游金陵,為余購宋本《顏氏家訓》以歸。頃往禾中得明刻黑口本書數百種,內有鈔本《括異志》一冊,識是曹倦圃藏書,聽翁告余曰:此冊頗舊,故以示君。烏程劉疏雨思得之,未許也。然欲傳錄一本以廣流傳,緩日仍當歸君。余取對正德元年江表黃氏鈔本,間有異同,未可定誰優劣,當并儲之。奈聽翁欲取歸傳錄,任其攜去,議價而未及予銀。豈知不及一月,聽翁竟作古人,余一聞信,即從伊族侄探聽此書,懼其家之拋擲也。九月十有四日,余赴洞庭,鈕匪石招觀劇《旗亭路》,出金閶,過萃古齋,適聽翁子在,問其書,依然無恙,急攜以歸,仍許給前索二兩銀以踐宿諾云爾。(《括異志》題跋)[52]
  
  嘉慶癸亥九月七日,友人招飲旗亭,至晚始歸。大兒玉堂以書友所攜書二種首冊呈覽,曰:此山塘萃古齋之夥送來者。余問之,一為《吳志》,一為《史記》,皆宋槧本。……猶憶白堤錢聽默開萃古齋,此老素稱識古,所見書多異本,故數年前常一再訪之。今老且死矣,書肆又不在山塘,余足跡亦弗之及。乃其子因此舊業,未可廢。此地又無他書肆,于春間始設此小攤,主人既未識書,夥伴亦屬盲目,而異書之得,仍由萃古齋來,余故特著之,以紀其事。(《吳志》題跋)[53]錢聽默卒年,當在嘉慶八年(癸亥)之前,黃丕烈在題跋中最后一次提及錢聽默的活動在嘉慶六年,[54]故錢氏之卒年應在嘉慶六年至八年之間。就目前所能見到的已刊黃丕烈題跋,關于著名書估錢聽默的卒年只能如此考定。近得新材料,即黃丕烈壬戌(嘉慶七年)十月十日撰寫的《虎丘山志》題跋,錢氏之卒年可以完全確定:
  
  今秋以老病終,其子乞余又祭之。余與聽默交最善,故不敢以不文辭。念聽默交游最廣,近如蘭陵孫伯淵,其一也。因借名于孫公,其中有云“巋然靈光,摧頹何速。衰颯白堤,蕭疏黃菊”,不勝室邇人遐之感。今日為其吊奠之期,愴然于懷,復檢篋中所藏是書,聊志數語,以存梗概。④
  
  黃丕烈在嘉慶九年撰寫的《韓山人詩集》題跋中談及錢聽默、陶正祥之后皆承家業,其中有一句“景開之后,雖業書而毫無所知”。[55]其意殆自錢聽默之外,他與錢氏后人少有交往,但仍有在萃古齋購書的記載。萃古齋的生意盡管聲光不再,但文獻中仍有錢聽默孫子業書的記錄,胡爾滎《破鐵網》云:
  
  吳門書估錢姓者來,云是聽默老人之孫。攜示舊刻《白虎通德記》一匣,宋板《文苑英華辨證》八冊、元刻《方輿勝覽》殘本(內缺者三冊),皆妙品也。聞近皆歸浙中。[56]《破鐵網》成書年代不可考,書末第一跋為管庭芬道光元年作,暫以此作為界限,則可知包括錢蒼佩在內烏程錢氏四代于乾嘉年間皆以販書為業。將文獻中所見錢氏萃古齋販書活動作一輯錄,從乾隆五十五年至嘉慶十年,可輯編年性史實10條。就書籍的流通交易或書林掌故而言,黃丕烈在《陳眾仲文集》、《夷堅志》、《劉子新論》、《寶晉英光集》、《括異志》、《玉峰志》、《陶淵明文集》、《韓山人詩集》、《周職方詩文集》諸書題跋中提到錢聽默或萃古齋,只是具體活動時間不能斷定。
  
  這些記載中,有多條顯示錢聽默對古書或相關人事的獨到見解,正是因為這些看家本領,與其交往的文人學者也常獲益。黃丕烈稱“白堤錢聽默,書友中巨擘也,其遺聞逸事,有關于書籍者所得最多”。(《渭南文集》題跋)[57]此外,如顧廣圻,亦“喜從兩人(朱文游、錢聽默)問各家遺事頗悉”。(《清河書畫舫》題跋)[58]吳騫云:“余至吳門,恒與書林錢景開相周旋。景開往來維揚,游于玲瓏山館馬氏,多識古今書籍,余嘗擬之宋之陳起。”[59]類似錢聽默、陶正祥、陶蘊輝等業書者的出現,應當作一種文化群體來考察。這一群體出現在江南地區,是因為此地有極為豐富的處于流動狀態的古書和字畫資源,更是因為此地有一批有眼光的藏書家,有眾多需要古書和畫的文人學者。專業化或高水準的需求造就了非同一般的業書者。《天一閣書目》卷首載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七日上諭:“又聞蘇州有一種賈客,惟事修賣舊書,如山塘開鋪之金姓者,乃專門世業,于古書存佚原委,頗能諳悉。”[60]據王欣夫考證,“金”疑“錢”之訛傳。乾隆諭示中“有一種賈客”用語較為特別,其意應是指這些業書者的非同尋常、非同往昔。乾隆三十八年,大約是清代考據之學新時代的開始,而此前錢、陶這些人已經營了多年,“專門世業”意味江南地區已經有相當成熟的交易市場。錢、陶北上,諳悉“古書存佚原委”的書業風氣亦隨之入京城,并因為四庫修書事業得到強化和擴散,造就一種與江南地區相呼應的京師書籍流動中心。如同陶正祥五柳居是南方書籍流入京城的中轉站一樣,錢聽默似乎也是這樣的媒介人物。黃丕烈在《虎丘山志》題跋中指出:“四庫搜訪遺書時,(錢氏)曾為巨公某延入書局,故《天祿琳瑯》中亦載其姓字,亦可為榮矣。”⑤此“書局”不能考其性質,難斷是官辦,還是私營,但錢氏進入京城,可推知或者任書籍鑒別之職,或從江南搜購書籍。總之,在當時藏書家或讀書人中,當是一件顯眼之事。
  
  
  六、結語
  從群體來看,清代的書估具有地域特征,譬如在京城的書估,先是以江西金溪人為主,后被附近的衡水人取代。販書不是一項簡單的手藝,它要求從業者要具備一定的書籍知識,把握文化教育的動向,還要耳目靈通,捕捉藏書家興衰信息。販書自有其傳統,書估在清帝國文化的發展過程中,有推波助瀾之功。這一文化貢獻,對于活躍在環太湖地區的湖賈而言,似乎更為明顯。他們促使東南地區的書籍充分流動,同時將南方的圖書資源轉運北方,促使文化資源的均衡配置,從而在京城形成一個書籍交流中心,為政治中心與文化中心的形成注入豐富的內涵。
  
  注釋:
  ①此外,《咸淳重修毘陵縣志》、《豫章黃先生外集》二書題跋所及“書船友邵姓”,很可能是邵寶墉。
  ②見于《黃丕烈書目題跋》中《咸淳重修毘陵縣志》、《草莽私乘》、《新定續志》、《得月樓書目》、《何博士備論》、《刑統賦解》、《齊民要術》、《普濟方》、《書苑菁華》、《西溪叢語》、《陸延枝說聽》、《江淮異人錄》、《碧云集》、《類編增廣黃先生大全文集》、《豫章黃先生外集》、《侍郎葛公歸愚集》、《湖山類稿》、《知非堂稿》、《張光弼詩集》、《韓山人詩集》、《美合集》、《優古堂詩話》諸書題跋。
  ③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還記載了汪中在書賈處借書故事:“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及長鬻書于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于是博覽典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為通人焉。”見《漢學師承記箋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711頁。
  ④黃丕烈《虎丘山志》題跋,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2012年8月2日提供。
  ⑤黃丕烈《虎丘山志》題跋,南京圖書館沈燮元先生2012年8月2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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