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飞艇开奖历史|极速飞艇彩票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文學網

談經學與文獻學的關系

李學勤

  說起經學,今天在社會公眾甚至學術界中,每每引起一種神秘感。常聽見有人慨嘆:經學太深太難了,似乎是一種高不可及,只好敬而遠之的學問。
  
  其實,經學是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一部分。最近看錢穆先生《新亞遺鐸》里的演講,他強調“儒學為中國文化主要骨干”,我們還要說經學是儒學的核心。這樣說,并不是想渲染經學有什么好。不管現在對經學怎樣評價,經學在歷史上所具有的既深遠又普遍的影響作用是客觀存在的。研究傳統文化,闡揚其間的優秀因素,無論如何不能對經學棄置不顧。
  
  什么是經學?《辭源》講是“研究經書,為諸經作訓詁,或發揮經中義理之學”。這個意義的“經學”一詞出現很晚,具體時間有待考證,其流行要到晚清皮錫瑞《經學通論》、《經學歷史》以及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等以后,“經學”所指的那種學問的起源卻非常早。大家知道,經書的“經”字本義是“常”,被認為常道可以作為典范的書便稱為“經”。經書的地位得到確定,必然得到傳習和注釋解說,也就是有人作訓詁、講義理。因此,不妨認為有了經,便有了經學,至少是經學萌芽的存在。
  
  先秦有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秦火以后,《樂》經亡佚,漢代以下只有五經。這一點有些學者不相信,他們主張《樂》本無經。近幾年,在新出土的戰國楚簡里見到六經之后,證明這種懷疑是沒有根據的。
  
  古書里提到《詩》、《書》、《禮》、《樂》等,這些經書都有一個較長的形成過程,取得經的地位也互有先后。《詩》、《書》、《禮》、《樂》是古代教育的主要內容。從古文字材料看,商代晚期甲骨文已有“太學”,西周金文涉及學校的更多,教學內容當即包括《詩》、《書》、《禮》、《樂》之類。到了春秋時期,記史的《春秋》(不一定是魯史)也列入教材。例如《國語·楚語》載,楚莊王任命士璺做太子箴(后來的楚共王)的師傅,士璺向申公叔時請教,申叔時說:“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之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這里,《令(命)》、《故志》、《訓典》屬于《書》類,《春秋》、《世》、《語》屬于《春秋》類,加上《詩》、《禮》和《樂》,六經已有其五。
  
  六經系統的確立,自然是經過孔子的工作。孔子以六經(或稱六藝)授弟子,他對經書的刪述,用現代的話說,是編訂基本教材。特別是孔子老而喜《易》,據長沙馬王堆發現的帛書《要篇》,子貢曾對孔子質疑,孔子明確表示,他自己對《易》的看法和做卜筮的“史巫”不同,所注重的不是占筮,而是古之遺言,“予非安其用,而樂其辭”,“我觀其德義耳”。這樣,就把原來只是占筮書的《易》轉化成了哲理的著作,使《易》正式進入經書的行列,《易傳》十翼也由此撰成。
  
  孔子及其門弟子對六經的傳習論述,不像《左傳》、《國語》中春秋時期人物那樣只用片斷的引用和解釋,而是系統的研究。有些人看《論語》,以為孔子關于《詩》、《書》等只限于零星的評論。最近公布的上海博物館所藏戰國楚簡《詩論》,足以改變這種印象。由《詩論》不難證明,那時已經有了和今傳本基本一樣的《詩經》,而且孔子本人有豐富深入的論說,這顯然已經是經學了。中國歷史上的“經學時代”,過去多以為到漢代才開始,現在看還是肇端于孔子及其弟子。
  
  從諸子百家也可以看出,戰國時期經學的影響在逐步擴大。比如墨家非儒,但《墨子》書里引用《詩》、《書》的地方很多,道家的《莊子》也是一樣。《莊子》對孔子嬉笑怒罵,但透過其寓言、重言,正能看到孔子和六經具有的權威。
  
  傳統經學的特點,就在于經書的權威性,而其權威又集中在孔子身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總敘”說:“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足見經學與經書和孔子的神圣權威是分不開的。歷代的經學,盡管各有其歷史背景與具體主張,在這一特點上卻是一致的。
  
  這樣的傳統經學居統治地位的“經學時代”,到了現代,已經在社會的變革中結束了。于是有學者提出以經學史來取代經學。在這方面最富先見的是周予同先生,他在《“經”、“經學”、經學史》一文中講“五四運動以后,‘經學’退出了歷史舞臺,但‘經學史’的研究卻亟待開展”,代表了他的見解。周先生提出經學史有三項特有的研究任務:第一,“各個不同歷史時代,各個不同社會階級(階層)如何在經學范圍內展開思想斗爭”;第二,“歷代的經學思想又如何為不同階級(階層)或集團服務”;第三,“在不同的歷史時代中,經學思想發展的規律是怎樣的”。由此可知他所提倡的經學史是走思想史的路子。與之類似的,在最近有姜廣輝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經學思想史》。還有不少分論不同時代經學史的著作,所采用的方法也差不多。
  
  用思想史的方法研究經學史,無疑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已經有了明顯的成果。不過,我想說的是,這并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今天我們來探討歷史上形成的經和經學,還必須采用另一個角度,這就是文獻學。
  
  經對于當前的社會來說,早已不是什么常道,在歷史上曾經具有的神圣性、權威性已經消失了,但是這些經書的歷史意義和價值是客觀存在的。其神圣權威性的被剝奪,實際上更有利于我們認識其真正的意義和價值。把傳統的經書作為歷史文化的核心文獻來考察,應該是文獻學者應當承擔的責任。
  
  從文獻學的角度看,歷代汗牛充棟的經的注疏論說,都是對經的詮釋。今天我們由現代的學術知識出發,可以對經書作出新的研究,新的詮釋。這些研究和詮釋,只要不以經具有神圣權威為前提,便不會落入傳統經學的窠臼。相反的,現代的文獻學的研究詮釋,會為評價歷史上的經學詮釋的得失,提供比較客觀的尺度。這樣,用文獻學的方法,不僅能有新的“經學”,也能建立與思想史角度不同的經學史。
  
  上個世紀,已經有很多學者做過這種文獻學的工作。在近二三十年,在考古工作中發現了大量文獻材料,為擴大和深入這方面研究提供出前所未有的條件,也使大家關于經與經學的形成發展過程的認識大有改觀。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編著出以文獻學為基礎,同時結合思想史研究的經與經學史,這一定會對傳統優秀文化的探討和闡揚有所貢獻。
  

极速飞艇开奖历史 网赌时时彩输3200万 吉林时时早上几点开 篮彩规则 北京快3遗漏 龙虎时时彩走势图50期八方集团 宁夏11选呀5推荐号 苹果怎么下载幸运28 浙江体彩十一选五技巧 伦敦5分彩开奖结果 淘宝新时时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