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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史:重新出發——“中國翻譯文學史研討會暨《翻譯與現代中國》發布會”紀要

編者按:2018年10月10日,“中國翻譯文學史研討會暨《翻譯與現代中國》發布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以下為會議紀實。

 

 

  2018年10月10日,“中國翻譯文學史研討會暨《翻譯與現代中國》發布會”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會議由趙稀方所著《翻譯與現代中國》一書引發開去,從多種層面討論了翻譯史研究在中國當代學術生產中的創新意義。

  參加會議的代表有: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中國比較文學》主編謝天振先生,中國人民大學楊恒達教授、程光煒教授和李今教授,四川大學德語專家楊武能教授,《中國翻譯》常務副主編楊平博士,北京語言大學外語學院院長劉和平教授,北京外國語大學顧鈞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宋炳輝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學者有:張伯江研究員、董炳月研究員、金惠敏研究員、程凱研究員和張重崗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劉大先研究員也出席了這次會議。

 

  從參會代表構成上看,他們分別來自外文系和中文系兩大領域,涉及外國文學、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學理論、語言學、少數民族文學等多種專業。翻譯史,通常被劃在語言或外國文學的領域,本次會議卻在中國文學研究重鎮社科院文學所召開,這凸顯了會議的重要特色,即跨學科和跨領域。

  自70年代以來,西方學界發生了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近年來翻譯研究更是與文化研究匯合起來,成為當代理論的熱點。趙稀方的《翻譯與現代中國》一書,不拘于傳統翻譯的研究路數,而是將翻譯從外國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之間獨立出來,從文化的視角切入現代中國文化的生產過程。從歷史上看,中國現代性并非僅僅來自于中國歷史的內部,而是一種復合效應,即是從“沖擊/回應”的過程中產生的。以此,翻譯正是考察現代中國文化生產的最佳切口。書中討論的對象,涉及明清之際的“譯名之爭”、晚清的《天演論》與《民約論》,五四的《新青年》和《學衡》,延安整風與知識分子改造,新時期的“名著重印”與人道主義等等,作者經由翻譯重新考察中外思想的碰撞和協商過程,梳理中國近代以來的思想文化線索。此書跨度雖不免過大,未涉及到的領域很多,然而大致厘定了一個時空的框架。

 

  對于這種翻譯研究,與會學者進行了多維度的討論。楊恒達教授認為它“拓展了翻譯史的概念”,楊平博士也認為它沖擊了中國翻譯固有的格局,李今教授強調翻譯研究的“跨學科”性質,顧鈞教授討論了翻譯的文化研究對于文學史的研究的拓展作用。程光煒教授從當代文學的角度,肯定了翻譯的維度在諸如延安時期及新時期文學研究中所產生的張力。

 

  金惠敏研究員從理論的高度,討論了外來翻譯與中國內在經驗的關系。宋炳輝教授認為,在全球化的今天,當代作家的寫作視野和傳播,已經不僅僅限于國內,同時也已經延展到世界。作為法語翻譯頂級專家,劉和平教授談及中法兩國對于文學名著不同選擇背后的文化差異。

 

  程凱研究員從柳青的創作經驗入手,討論了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引入后如何造成對《講話》“深入生活”原則的重構,從中可見譯介資源之于文學體制的內在影響。張重崗研究員則對于晚清《天演論》與《民約論》的翻譯,進行了延伸性討論。董炳月談到了日本文學翻譯,劉大先談到漢語與少數民族文學之間的內部翻譯,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維度。

  謝天振教授是中國翻譯文化研究最早的倡導者,同時也是翻譯史研究專家,這次研討會給他的啟示是:重寫翻譯史。他看到,文化意義上的翻譯研究其實出現在各個不同領域,翻譯文學史已經到了突破和延展的時機。他考慮,先編一本跨學科翻譯研究論文集,然后在翻譯研究刊物上設專欄討論,再召開專門的相關會議,以創造新的格局。他認為,這一次的“重寫翻譯史”,意義不亞于他們當年參加的《上海文學》的“重寫文學史”。

 

  會議最后由社科院文學所黨委書記、《文學評論》執行主編、著名語言學家張伯江總結發言。他首先代表文學所,對于趙稀方的《翻譯與現代中國》一書的出版表示祝賀,對于翻譯文化研究的思路表示支持,同時他又從語言的角度,對于翻譯研究相關問題進行了富有建設性的回應。  

 

(現代文學研究室供稿)

  來源:文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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