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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的重點與熱點問題——“第二屆戲曲與俗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

龍賽州

2018年8月18-19日,“第二屆戲曲與俗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廣州市中山大學舉行。本次會議由中國俗文學學會、中山大學古文獻研究所、中山大學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中山大學中文系共同舉辦,來自大陸、日本、臺灣、香港等地的專家學者100多人應邀參加,共提交論文74篇。大會開、閉幕式由黃仕忠、汪詩珮主持,黃天驥、杜桂萍分別致詞,王安祈、潘建國、岡崎由美、朱萬曙、解玉峰、林鶴宜、李舜華、徐永明等作了大會主題演講,其余與會學者在四個分會場宣讀了各自的論文。現根據內容將會議論文綜述如下:

第一,宋元南戲和元雜劇研究。其中,范德怡《宋金雜劇腳色中何以僅有副凈與副末?》一文通過對文獻和文物的梳理,解釋了宋金雜劇中有副凈、副末而沒有正凈、正末的原因。曹琳《論元雜劇“詞云”的舞臺呈現方式》認為雜劇中由“詞云”方式引出的詞文并不局限于干念,也可以配樂歌唱。同時,“詞云”的文本不僅是雜劇賓白的一部分,也是雜劇表演體制與文本形式的重要構成元素。王立《元代書會才人和蘇州派歷史劇創作之比較》一文比較了元代書會才人和蘇州派群體的形成、歷史劇創作之異同,揭示了他們在戲曲創作方面的傳承與創新。馮先思《脈望館鈔校古今雜劇中的漢兒言語》認為,句末使用“有”字,是“漢兒言語”最重要的標志,趙琦美、王季烈、隋樹森等人在整理時或刪或改,實則應當保留。此外,吳佩熏《南戲“劇本體制”演進之探討》揭示了南戲的“開場”和“段落”逐步演變,至明代不同時期刊刻的劇本趨向規范的過程。朱浩《從戲文名稱看南戲傳奇的變遷》認為戲文經歷了“人名+故事”到“三字記”再到不帶“記”的三字結構的發展歷程,反映了民間南戲向文人傳奇變遷以及文人傳奇自身調整的軌跡。毋丹《弦索南曲化:明清戲曲受眾的傾向及南北曲聲律之變遷——以〈北西廂〉工尺譜為例》認為,從明代后期至清代,弦索在昆山腔興起后經歷了南曲化的過程,潛藏著戲曲受眾審美傾向的變化,而這一傾向變化的核心為:多方面地追求戲曲的精致化。趙繼紅《〈琵琶記〉“離別之曲”的經典化及范式作用》以《琵琶記》的經典折子戲“南浦囑別”為對象,探索了其經典性、經典建構的條件和過程及其影響。

第二,明代雜劇與傳奇研究。解玉峰《“昆山腔”、“昆曲”與“昆劇”考辨》一文對“昆山腔”、“昆曲”與“昆劇”進行了名實辨析,將含糊籠統的三個概念進行了明確。吳榕青《明代“陳三五娘”戲文版本考述》爬梳了明代“陳三五娘”諸多戲文版本的流傳及演變。杜翹楚《論陳洪綬對孟稱舜戲曲的批評》一文論述了陳洪綬的戲曲淵源、與孟稱舜的交游情況以及陳洪綬對《嬌紅記》和另外三部雜劇的批評價值。劉薇《匡亂反正:張居正秉政對京、藩樂事的影響》一文分析了張居正秉政十年間所作的改革對兩京、藩府的音樂制度與活動的影響。李舜華介紹了其即將出版的新書《從禮樂到演劇:明代復古樂思潮的興起》,該書以考證為主、史論為輔,將禮樂與演劇、復古樂思潮與文學復古思潮關聯起來考察,對明代的“樂”“曲”“思想”進行了綜合性的探索。王亞男《傳奇劇本集唐下場詩藝術價值的再探討》認為傳奇劇本中集唐下場詩通過多種方式完成詩與劇的相互貼合,具有新奇的審美趣味,并重新認識了人們對其“濫套”的批評。魏洪洲《早期南曲譜的建構與戲曲宗元》一文分析了早期南曲譜《舊編南九宮譜》《九宮譜》《十三調南曲音節譜》的編纂動機、宮調系統之來源、曲牌分宮之依據、例曲選擇之標準等內容。譚笑《一部失傳的明代戲曲選本——鄭鄤點定〈南北曲合選〉考索》一文從鄭鄤文集所收的七篇戲曲題記中考察了明代戲曲選本《南北曲全選》的基本信息、編選理念以及其價值。趙素文《祁彪佳所編寓山系列志著中之稀見戲曲家資料:輯失與考辨》一文在介紹祁彪佳所編寓山系列各書版本關系的基礎上,對書中收錄的稀見戲曲家史料進行了輯佚和考察。

斯維《〈牡丹亭〉中的異托邦與空間問題》一文認為,杜麗娘從對花園的不可知到進入花園的過程,即少女從被動遵循父權規訓下的空間秩序到開啟異托邦、完成空間生產的過程。林杰祥《楊慎〈陶情樂府〉編纂刊刻考》一文據《陶情樂府》正續集、重編四卷本的編纂刊刻,考察諸書的內容及其流變關系,并據以考定《楊夫人樂府詞余》實為翻刻《陶情樂府》正集之事實。辜夢子《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詞曲〉三種版本校勘發覆》比對了《四友齋叢說》的三十八卷足刻本、十六卷初印本和二十六卷增補本,發現《詞曲》一卷存在較大差異,考察了何氏的戲曲理論思想之演變過程。杜欣莉《〈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與戲神信仰考論》一文認為,戲神信仰的的產生經歷了兩宋到元明的孕育,而它的最終確立是在明代中晚期,湯顯祖的《宜黃縣戲神清源師廟記》則是其正式確立的標志。王靜雅《〈洪武正韻〉裔派韻書考論》一文認為《洪武正韻》在詩曲創作領域不受重視,但對明中后期九種韻書的創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張紅波《“夜奔范陽”的文本流變及其意義》比較了不同選本“夜奔范陽”故事在唱腔、賓白乃至故事情節方面存在的區別。林智莉《明末清初凈土思想對戲曲的影響——以〈歸元鏡〉為探討》以《歸元鏡》為主,探討了明末清初的戲曲在凈土思想影響下,如何發展出獨特的議題內涵、戲曲論述與表演美學。任剛《明清“四節體”戲曲及其文體價值探賾》對明清時期出現的“四節體”戲曲形式進行了探索和分析。

第三,清代雜劇、傳奇及花部戲曲研究。彭秋溪《傅斯年圖書館藏兩種清代內府鈔本曲本考》考證了《太平錢》《奇福記》兩種內府鈔本的形態、篇幅、情節與內容。胡光明《〈文氏家慶〉:儀式、習俗與清宮月令承應戲中的文士》探討了清宮月令承應戲中以文士為中心的一類戲劇的演出、影響。柯尊斌《〈興唐外史〉與清宮廷劇目的通俗化》系統介紹了《興唐外史》一劇的編定、內容及演出情況,并考察其與《說唐全傳》的關系,探討該劇的民間文化品格以及小說對清宮劇目通俗化演進的影響。徐瑞《清代昆劇折子戲〈驚鴻記?吟詩脫靴〉演出范式的確立與發展》一文認為《綴白裘》本中的《吟詩、脫靴》基本奠定了舞臺演出本的形式,乾隆和道光年間又有不同的細節處理,至道光年間演出本最終定型。李碧《清代觀劇詩與戲曲中心的地域性流動》一文以金陵與揚州、北京、上海幾地為例,探討觀劇詩所反映出來的地域變遷過程中文人心態、戲班、劇種、演出、演員等多個側面的問題。柏英杰《〈桃花扇〉采編〈樵史通俗演義〉考論——以“無名氏〈樵史〉二十四段”為考察中心》一文通過對《桃花扇》《樵史通俗演義》和“無名氏《樵史》二十四段”的文本內容比較,發現《桃花扇》“興亡之感”這一情節主線基本上以《樵史通俗演義》為據。袁睿《論道光間雅部戲曲文體的新變》從情節、格律、作者角色三個面出發,探討了道光間雅部戲曲在文體上的變化。

澀井君也《論清代〈紅樓夢〉戲曲中的“晴有林風”——以晴雯、尤三姐、林四娘為中心》一文以晴雯,尤三姐和林四娘與林黛玉的“影身”描寫為中心,探討了清代戲曲作家將原著的悲劇移植和編入戲曲中的創作特點。柴崎公美子《關于清代故宮演劇〈西唐傳〉》通過分析“西唐傳故事”來了解清朝宮廷演劇在沒有底本狀態下編成長篇演劇時用的方法、成立的過程。劉超《〈都門紀略〉所見戲曲史料述略》通過對比《都門紀略》各版本和相關史料,肯定了這些版本《都門紀略》的戲曲史料價值。裴雪萊《清代中后期戲曲演員籍貫分布及意義初探——以〈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為中心》利用統計法分析了戲曲演員的籍貫分布,直觀地體現了不同聲腔劇種的發展與傳播演出歷程。他所提交的另一篇文章《清代戲曲家地理分布的可視化呈現與闡釋》運用了相似的方法,對清代戲曲家地理分布的籍貫、密度、特征和成因等諸多內容進行了可視化呈現與探究,認為曲家具有集中性、不均衡性的分布特征和多樣性的身份特征。陳春苗《刊印曲譜與抄譜的雙線發展——論新發現曲譜材料對現今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認為曲譜發展可能是明(刊印曲譜)暗(伶工抄譜)雙線并行的方式,伶工抄譜歷代皆有,獨立于主流之外,廣泛流傳于樂工私下交流中,其自身譜式已發展到一個相當成熟的高度。

花部戲曲研究方面,張金蕾《清代梨園花譜中的戲曲評點研究》一文認為,在多部梨園花譜中,散見著創作者的戲曲評點,涉及到了表演藝術的一般規律,主要集中在體驗與表現的表演方法、形神兼備的藝術標準、細致入微的舞臺表現等方面。朱恒夫《蘇北儺戲對當地戲曲劇種生成與發展的影響》認蘇北儺戲為揚劇、淮劇、通劇這些劇種的生成與淮海戲的發展提供了演員、劇目、曲調與表演技藝,是孕育揚劇、淮劇、通劇的重要母體,對淮海戲的發展,起過較大的促進作用。李秀偉《制造地方戲——中國本土戲劇的劇種化之路》一文研究了“地方戲”及相關的“劇種”概念是如何產生并影響到整個中國本土戲劇的問題。趙莎莎《陜西省藝術研究院藏中路秦腔原抄本著錄與研究》對陜西省藝術研究院藏的中路秦腔原抄本的品相、來源、斷代及特征進行了著錄與研究。張蕾《陜西省藝術研究院藏清末民國秦腔刻印劇本經眼錄》對陜西省藝術研究院藏清末民國秦腔劇本中的108種按木刻、石印、鉛印三類進行了詳述,介紹了版本信息,羅列首尾四句唱白,并擇要者附以書影,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清水拓野《從日本教育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戲曲教育:以秦腔藝術教育為例》一文,重點分析了學校化教育的歷史和教學特點。

孔慶夫《論粵劇二黃的調式衍生》一文認為,粵劇二黃極少運用原生二黃“變宮為角”的旋宮手法;在調式結構上以“段體類”和“句體類”詞曲關系為基礎,衍生出了更多的調式布局、調式結構和調式類型。張翙《京劇“流派藝術”獻疑》認為,“流派藝術”理論的提倡,導致京劇界只見流派藝術不見京劇藝術,將京劇藝術傳承變成一種拙劣的“復制”,“門派之別”越演越烈,給京劇藝術造成了極大的危害。周丹杰、李繼明《廣府戲曲、俗曲文獻編纂工作的現狀與前瞻——以〈廣州大典?集部?曲類〉為中心》對現階段廣府戲曲、俗曲的搜集和整理工作進行了梳理,認為其雖初現規模,但仍存在不少問題。張志全《青苗戲:鄉土邏輯的一個詮釋》一文認為,作為植根于鄉土社會的青苗戲,其演出形態與演出生態,折射出鄉土社會的日常生活邏輯。李慧《南寧平話師公戲演劇調查報告(一)——以儺舞、儺歌為例》以南寧平話師公戲演劇為研究對象,采用田野調查與文獻分析法,重點探討了儺舞、儺歌兩種演劇形態。謝筱玫《當代臺灣歌仔戲劇場的影像發展與美學實踐》認為在當代臺灣歌仔戲的表演中,影像技術不再只作為背景與被動的陪襯,而是積極的參與介入,并發展出豐富多元的使用場合與美學風格。

第四,近現代戲曲研究。潘建國《也是園古今雜劇發現及購藏始末新考》勾稽了相關當事人的日記、題跋等原始文獻史料,對也是園古今雜劇的發現及購藏始末進行了考證。鄒青《論民國時期昆曲曲社的時代特征及其啟示》認為民國時期昆曲曲社在分布地點、組織方式、社會參與度等方面都體現出了新的風貌。王馨《因應與進退——民國時期“昆曲大王”韓世昌的兩次赴滬演出談及其意義》一文認為,以韓世昌為中心的北方昆弋班在1919年、1937年于上海的演出,不僅向南方觀眾展示了北方昆弋的演出特色,更是刺激和促進了南派昆劇的重興與傳繼,直接促成了昆劇傳習所的成立。王照嶼《由“品優”到“捧角”——清末民初文伶關系研究》認為清末民初伶人從任人品賞的客體,變成眾人追捧的娛樂明星,由“品”到“捧”,反映著文、伶關系的改變,也逐漸顛覆了中國千余年來傳統的文、伶關系。胡非玄《民國時期楚劇文學現代化歷程述論——兼談戲曲缺席現代戲劇史及文學史之問題》以民國時期楚劇文學的現代化為樣本,對重新書寫現代戲劇史及文學史提出了建議。

李越《論〈吳虞日記〉的戲曲史料價值》認為《吳虞日記》所記載的伶人演出記錄、觀劇感受和評價以及吳虞購買、閱讀戲曲著作的情況,保存了豐富的戲曲史料,具有獨特的學術價值。李妍《“髦(貓、毛)兒戲”名實之辨》認為“髦兒戲”“貓兒戲”“毛兒戲”三者的產生時間、表演形態和社會反響均不相同,在使用時應該回歸語境、區別對待。陳雅新《行商、伶人與外銷畫家名號中的“官”“秀”“呱”考》認為行商、伶人以“官”“秀”為名號,只是普通庶民和社會底層人的習慣與偏愛。外銷畫家號“呱”與行商號“官”沒有關系,“呱”是一音譯詞,可能來自于葡萄牙語“quadro”。蔡連衛《〈四郎探母〉的百年沉浮與經典故事的當代講述》梳理了19世紀中葉以來京劇《四郎探母》的坎坷遭際,認為這是大的時代政治背景、京劇藝術的盛行衰微、民眾的文化心理共同作用的結果。傅裕惠《民間創作的跨領域主流——試探八〇年代以來臺灣小劇場表演與“表演“藝術(Performance Art)的關系》認為八〇年代以來的小劇場表演利用跨界作品以呼應或建立表演藝術、視覺藝術、行為藝術或裝置藝術等創作概念,并逐漸列入主流商業型或大規模制作。

第五,海外戲曲研究。李遠達《日本藏〈葫蘆先生)雜劇原貌及其與〈袁氏義犬)關系考論》比較了內閣文庫藏《王衡雜劇三種?葫蘆先生》與《盛明雜劇?袁氏義犬》之間的關系,挖掘了作者生平和創作背景對作品的影響。張曉芳《馬禮遜所藏中文古籍戲曲、曲藝類書目的文獻價值》一文對馬禮遜所藏的戲曲及曲藝類書目的版本進行了研究,探討了它們的文獻價值及藝術價值。陳恬《無意識的自由:論中國傳統戲劇舞臺時空》一文通過對比西方戲劇演出形式,探討了中國傳統戲曲舞臺空間在時空轉換、時空變形方面的特點,認為中國傳統戲劇的舞臺時空是一種無意識而有限度的自由。羅仕龍《中國守財奴的妙汗衫:從元雜劇〈合汗衫〉的法譯到〈看錢奴〉的改編與演出》以《合汗衫》《看錢奴》兩劇的法譯本為出發點,比較了譯本與原文的差異,追索了其翻譯與接受的過程以及演出情況,進而反思這一傳譯現象在戲曲史上的交流意義。夏心言《論中國戲曲服飾在日本古典戲劇中的演繹》以“唐人相撲裝束”為切入點,認為日本戲劇的衣冠形制與標準對中國戲曲服飾有諸多借鑒之處,蘊藏著早期中日戲劇交流的可能性。伴俊典《有關六十種曲本〈琵琶記〉在江戶時代的接受》一文通過對江戶時代形成的《琵琶記》日譯抄本的分析和辨別,探討《琵琶記》在日本江戶時代所收藏的特征和特點。嚴艷《木魚書對越南喃字文學的影響芻議》梳理了木魚書在越南的傳播及留存情況,探討了木魚書與越南喃字文學的關系,并進一步考察了其內在原因。蕭涵珍《李漁與江戶文藝:論笠亭仙果〈七組入子枕〉與李漁〈十二樓〉》探討了日本小說作家笠亭仙果創作的《七組入子枕》與李漁《十二樓》之間的關系,認為李漁及其作品對江戶文藝的創作有著廣泛且深厚的影響。

此外,還有部分關于小說、民俗方向的研究。林瑩《雅俗流變中的白話小說“泛指人物”設置現象》分析了白話小說中以行人、鄰人、鄉人等形象出現的“泛指人物”設置的情形、緣由與承續。李萬營《〈西漢演義〉藍本“西漢卷”管窺——以〈運籌綱目〉所引相關戰例為參照》認為,《西漢演義》的藍本“西漢卷”可能成書于1592年之前,最遲不晚于1597年,并包含韓信斬樊噲、韓信火攻敗章邯、彭越運糧等特有情節。楊林夕《論〈儒林外史〉的女性才能》從洞明世事的才識、日常生活的才智、自食其力的才技等來探討《儒林外史》所表現的女性才華,并分析了《儒林外史》女性才華敘寫的背景和意義。林芷瑩《論楊家埠南公興畫店戲曲年畫的版面構成——以白蛇傳、包公案兩幅橫批為例》主要討論了南公興畫坊所出的白蛇傳年畫與包公案年畫的版面構成,以及由此引申而來的戲出內容與年畫特點。毛劼《貍貓換太子兩個故事系統的并立與融合》綜合貍貓換太子故事的文本與舞臺演出材料,重新梳理了“貍貓換太子”故事系統的發展與演變。朱萬曙《包龍圖:“民意”的推涌與文學形象的生成》認為包龍圖在戲曲中的形象體現了俗文學創作中“民意”的潛在推涌作用。

本次會議的論文呈現了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的一系列重點和熱點問題,體現出以下幾個研究特征:其一,隨著晚近戲曲史料的增多,清代戲曲及近代戲曲研究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這一點,從上文按時間分類的情況即可看出。其二,研究方法多樣,既有傳統的文獻考證法,又有利用新技術展開的統計分析法。如辜夢子《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詞曲〉三種版本校勘發覆》、林杰祥《楊慎〈陶情樂府〉編纂刊刻考》即運用了傳統的文獻版本考證之法;裴雪萊《清代戲曲家地理分布的視覺化呈現與闡釋》、鄒青《論民國時期昆曲曲社的時代特征及其啟示》等文則運用了數據統計法。其三,中外戲曲文化交流研究漸成規模,不僅有戲曲文本的譯介、戲曲藏家的研究,還有中國戲曲對海外戲曲編演影響的研究,如張曉芳《馬禮遜所藏中文古籍戲曲、曲藝類書目的文獻價值》、羅仕龍《中國守財奴的妙汗衫:從元雜劇〈合汗衫〉的法譯到〈看錢奴〉的改編演出》、蕭涵珍《李漁與江戶文藝:論笠亭仙果〈七組入子枕〉與李漁〈十二樓〉》等文。這有可能成為今后研究的一大熱點。

與此同時,本次會議也體現出戲曲與俗文學研究的一些問題:其一,限于史料及文獻解讀的困難,元雜劇南戲乃至更早時期戲曲的關注者較少,但早期戲曲具有非常大的研究價值,值得繼續推進;第二,少量論文在選題、觀點、方法上存在較多可商榷之處,有些觀點既不夠填密,又缺乏相應的文獻支持,應當在尊重文獻、尊重史實的基礎上展開論述。

總的來說,本次會議為青年學者提供了一個展示和交流的學術平臺,海內外青年學者就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對象與研究規劃進行了交流,互通有無,取長補短,拓寬了各自的視野。而資深學者所作的精到點評,既有直言不諱的批評,又有觀點和內容的點撥與補充,對于青年學者的成長當有較大的幫助。此外,本次會議借鑒了臺灣的會議觀察員體制,以第三方相對客觀的態度觀察整個分會場的報告、點評和交流情況,并在大會上作了觀述報告,便于與會學者了解其它分會場的基本情況。總之,這次會議的舉辦較為成功,將為戲曲與俗文學研究工作的進一步展開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原載:《文化遺產》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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