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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綜述

為深入貫徹十九大精神,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31日,《文學遺產》編輯部邀請部分中青年學者,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以“貫徹十九大精神,總結四十年成就”為主題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中青年學者座談會”,共有十五位學者出席會議并發言。《文學遺產》編輯部的學術編輯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部分古代文學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體記者參加了座談會。

會議由《文學遺產》副主編竺青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致辭。劉躍進梳理了改革開放以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幾個發展階段,認為老一輩學者所取得的成就,建立在其深厚的文獻功底和對方法論的不懈探索的基礎上。新一代學者則應關注:我們將來要做什么樣的學問?未來二十到四十年的學術應當如何發展?古代文學學者除了在研究中獲得自我的精神寄托,也應該得到整個社會的認可,實現學術研究的現實意義與社會價值。

學者們總結了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巨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展開思考,并結合各自的學術專長對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前景予以展望。

一、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中青年學者進入學術界的時間較晚,無法完整親歷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發展、變化的全過程。但他們懷著對前輩學者的尊重與敬仰,從四十年來的輝煌成就中汲取營養,總結經驗,積蓄力量,繼承傳統。

李鵬飛(北京大學)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巨大的成就,應首先歸功于老一輩學者樹立的優良傳統,他們一方面立足于傳統學術的資源與方法,另一方面又兼通中西、胸懷天下,展現出深厚的人文素養和文化關懷。顏子楠(北京師范大學)根據自己對海外漢學界的觀察,認為改革開放之后古代文獻整理等基礎工作的蓬勃發展,不僅得到海外漢學界的贊嘆,而且使海外漢學研究對中國學界產生了文獻依賴,這也是國內古代文學研究的成就之一。張巍(華南師范大學)則將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現代化、多元化。第二,研究的深化、細化與交叉化、綜合化。第三,文學古籍整理的全面推進和大型古籍數據庫的建成,為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巨大的便利。

二、當前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結合個人的學術研究,與會的中青年學者深刻反思了當下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積極討論,尋求開拓創新的更大空間。

第一,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根本目的。

古代文學研究不能滿足于簡單的成果累積,而應時刻關注并回應時代需求,只有回溯到學術研究的根本目的,才能不走彎路,不偏離學術初衷。李鵬飛認為,要通過我們的研究給個體的人生帶來智慧的啟迪、審美的愉悅、情感的熏陶以及精神境界的提升,提供創造幸福人生的精神動力。這就要求我們回歸對經典文本和經典作家的關注,從文獻整理、基本史實的研究上升到藝術與理論的研究。前者屬于“發現性研究”,后者則屬于“創造性研究”。

第二,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改革開放之初,古代文學研究進入全面發展的快車道,研究邊界迅速拓展,大量學術空白得以填補,但也存在“跑馬圈地”、研究深度不足的弊端。面對這一問題,我們應主張對過去的熱點問題進行更加深入和精細的開掘,實現學術研究的“精耕細作”。姜榮剛(許昌學院)認為,跑馬圈地式的淺層次“開荒”算不上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人們常以為這種類型的研究會導致研究領域和論題的枯竭,但其實,在這些表層問題被刨去之后,顯露出來的才是真正的學術問題。葉楚炎(中央民族大學)認為,要在宏觀研究圖景之下展開精細化研究,這不是對宏觀研究圖景見縫插針式的策略性趨避,而是對既往學術結論的一次整體性復驗,其中也蘊含著修整乃至改寫宏觀圖景的諸多可能性。

在加深研究深度的同時,也應繼續拓展古代文學研究的廣度。潘務正(安徽師范大學)認為,在經典化的過程中,有些之前不被關注的小家在某些機緣下也能轉化為大家;而文學史的真實生態也正是大家獨領風騷、小家遍布文壇的狀況。在古代文學研究中,中心與邊緣的界限并不那么截然分明,邊緣往往可以轉化為中心。

第三,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方法與范式。

學術研究的發展水平,既表現為具體研究結論的發現與創新,也表現為研究方法與范式的突破與提升。咸曉婷(浙江大學)認為,文學文本的內蘊與可能性是無窮的,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研究者,可以生發出各種不同的闡釋方式與研究方式。如何自主創造具有一定的理論適用性的文學研究范式,推動文學研究的實質性進展,是未來的古代文學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問題。

在探索古代文學研究方法的過程中,學者在運用西方的文學理論與學術方法時,容易出現“水土不服”的情況。姜榮剛認為,盲目的拿來主義和盲目的民族文化本位都有失偏頗,西方理論應用于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問題,往往并非西方理論本身出了問題,而是中國文學的研究者對西方文學理論鉆研得不夠透徹。未來的研究者應該做的,是杜絕對西方理論的生搬硬套和濫用,而不是對新鮮事物的一味拒斥。顏子楠認為,理論既是研究工具,也是交流工具。中國古典文學要走出國門,仍需掌握西方主流學界的理論工具。

第四,關于古代文學研究的格局與視野。

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文學”的概念外延異常龐雜,這使得古代文學研究很難局限于文學一科之內,而必須具備跨學科視野。葉楚炎認為,跨學科研究既是對于文學賴以為生的現實歷史情境的回歸,也是青年學者在以研究的方式彌補其學術視野的不足。姜榮剛認為,完全遵循晚出的“純文學”概念,與僵化地恢復古代的“文學”概念,都是極端的做法。古代文學研究從根本上講,仍是一種歷史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盡量接近歷史語境,因此擁有現代的文學觀念并不影響對其進行歷史的研究。潘務正認為,在尋求跨學科視野的時候,也不應放棄文學本位。為此,他提出了“文學技法的社會文化史分析”這一概念,既照顧到文學本位,又能以多學科交叉的方式進行縱深挖掘,從而提高研究質量。吳真(中國人民大學)則通過對戲曲研究現狀的反思,揭示了非文學化的戲曲研究路徑所面臨的窘境。

中國古代文學縱貫數千年的時間跨度,研究者不應局限于對某一時代的精細化研究,而應具備通代視野與宏觀格局。胡琦(香港中文大學)認為,古代文學研究應會通諸“代”以觀其“古”,既需要在具體的議題上有“小同行”的切磋,又需要整個“古代”“大同行”的相互砥礪。

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應走出本國狹小范圍,勇于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文學的研究框架之內,從而具備全球視野。卞東波(南京大學)認為,中國學者應該將眼光擴大到整個東亞古代文學,不僅研究中國文學對東亞漢文學的影響,而且要研究東亞漢文學獨特的美學意義及其對中國文學的形塑作用,這樣才能看到中國古代文學的世界性與“超域性”。程蘇東(北京大學)認為,對于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無法脫離世界文學史以及普遍文學理論研究的視野。那種認為基于傳統中國“文學”概念而寫成的文學史就是一部與世界普遍的“文學”觀念、與作為客體的“文本”自身的理論無關的本土文學史的觀念,在實踐中是難以成立的。

三、古代文學研究的前瞻。 

與會學者還結合自身的學術專長,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可能路向予以展望。蔡丹君(中國人民大學)總結了四十年來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巨大成就,認為古代文學研究也應遵循“改革”與“開放”的要求:第一,要走出“文學成就史”和“名家名篇研究”的模式,進一步地在歷史時代與地理空間變遷的多維視角中去關注文學史的生成;第二,集部文獻的研究,需要從“文獻知識”逐漸過渡到“文獻思想”的階段,要帶著問題把版本研究推向更為細致的層面;第三,努力建構適用于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文本理論。曾祥波(中國人民大學)結合唐宋文學研究(特別是杜甫研究)中的問題,提出三點看法:第一,不能忽略文學文獻研究中的一些“源頭性”問題;第二,注意對文學文獻中的規律性現象進行總結;第三,通過對一代作品的全面細讀,在該時代知識世界中理解文本的原有屬性,從而獲得新認識。李芳(中國社會科學院)認為,俗文學文獻在史學、社會學、宗教學等學科中已經成為極為重要的材料,但其文學性仍有待深入發掘。如何提煉它所包含的文學要素,視其為一個文學文本,是俗文學研究的首要問題。

最后,竺青對會議進行了總結。他認為本次會議的核心內容是梳理古代文學的學術譜系,與會學者們在學術思想史的層面,對改革開放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進行回溯與總結,在研究目的、研究范式與方法、研究視野與觀念等方面展開討論,取得了諸多共識。與會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年輕一代學者面對新的時代機遇,只要能夠理性反思,積極開拓,一定能夠開創全新的學術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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