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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新時代 新起點——“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座談會”綜述

孫少華

 

 

 

 

為深入貫徹十九大精神,總結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成就,2018年10月8日,《文學遺產》編輯部邀請部分在京古代文學研究專家,在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召開了以“貫徹十九大精神,總結四十年成就”為主題的“改革開放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座談會”,共有十四位專家代表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古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出席會議并發言。《文學遺產》編輯部的學術編輯和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文學系部分古代文學博士、博士后,以及部分媒體記者參加了座談會。

座談會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所長、《文學遺產》主編劉躍進研究員主持,他指出,改革開放四十年,有兩重意義,一個是國家層面的意義,一個是一般的意義,對于古代文學而言,從口述史的角度看,四十年是一個時代的重要門檻,都是歷史的親歷者,必然造成口述史的高度發達,必將深刻地影響今后文學史的書寫;而八十年則是“集體記憶”的邊界值。因此,今天我們站在四十年的門檻回顧改革開放以來的古代文學研究成就,就具有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意義。

學者們總結了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積累的寶貴經驗,對當下古代文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予以深入分析,并對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進行了充分討論。

一、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取得的重要成就。 

第一,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思想大解放、經濟大發展背景下,不斷探索其歷史、現實價值與學科定位,時刻與現實社會保持著密切的聯系。

石昌渝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認為,改革開放打破了此前的一些認識誤區,使古代文學研究作為一個學科的地位得以恢復。詹福瑞教授(國家圖書館)認為,中國四十年來的發展,可以用“波瀾壯闊”來形容;改革開放為中國找到了一條正確、光明的道路,也為文學研究找到了符合自身發展的科學、正確的方法。他反對試圖脫離社會、不顧人生的文學研究,他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回到了真正的科學意義的研究,找到了研究的常態,不僅厘清了何為宣傳、何為表態、何為研究的界限,而且形成了政治有紀律、學術無禁區的制度規矩,使古代文學研究無論從研究對象到研究方法,都更加自由、更加寬松、更加開放,從此確立了以學術為中心的多元評價機制。郭英德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和中華文化的其他組成部分一樣,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為今天的海外學者“閱讀中國”提供了豐富的學術成果,因此,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便被歷史和現實賦予了不可替代的價值和意義。劉勇強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認為,古代文學身份的確立是與近代文化轉型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改革開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學歷教育的全面恢復,這一確立得到了最后的強化。從文學內部的原因看,對文學功能與意義的認識即是古代文學定位的內在理據。廖可斌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將一百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分為三個階段,即上個世紀前半葉的五十年,后半葉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四十年,并認為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一直與社會現實具有密切關系;他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實現了文學觀念、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等的整體性、根本性轉變,基本建立了現代意義上的古代文學研究體系;改革開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學研究,在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學方面作了一些有意義的探索;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就是實事求是學風的回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有必要深入探討古代文學研究與社會現實生活的良性關系,構建古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生態。劉寧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認為,四十年來古典文學研究的成功經驗,有兩點值得關注:其一,以八九十年代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發了學術創造的活力;其二,九十年代以來的學術規范化追求、“學科化”發展,使學術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潛與積累。前者代表了改革開放的活力,后者體現了改革開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輝煌,正得益于活力與理性的結合。

第二,古代文學的研究隊伍不斷壯大,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方法日趨多元和成熟,學科地位不斷加強,初步形成了古代文學研究的理論思考,并在批判繼承中不斷推陳出新。

陶文鵬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者在學術創新、古今貫通、古代文論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例如吳世昌先生在紅學、詞學、詩學、經學、史學等多個學術領域都做出了獨特的貢獻,就是不斷創新,開辟新路;吳世昌、章培恒在古代文學的古今貫通方面做出了重要的探索;王國維、朱光潛、錢鍾書、程千帆、葉嘉瑩等先生都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文學理論命題。葛曉音教授(北京大學中文系)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開放中走向成熟”,不但順利完成了古典文學研究隊伍的代際交替,而且研究領域的廣度得到極大的拓展,研究思路和方法得到極大的更新,甚至對海外學術成果和各種新理論的吸收,也從崇信走向理性。石昌渝研究員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方法與選題上,都經歷了艱苦的探索。事實上,古代文學研究應該遵循實事求是原則,要從文學作品和文學歷史的實際出發,在歷史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聯系中評價作品,尋求文學發展的真相。另外,研究方法上的宏觀與微觀研究,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相互依存也相互轉化。宏觀必須以微觀、專精為基礎,微觀必須有宏觀的視野,必須在歷史事實的全部總和以及事實的各種聯系中去把握個別。左東嶺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業績與特點就是“成熟”,并從五個方面對古代文學的“成熟”特質予以解釋: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上,既堅持學術研究的本位立場,尊重學術的獨立性與嚴謹性,又自覺承擔起文化傳承、文化重建的現實使命;二是學術規范體系逐漸完善;三是研究格局日趨均衡與立體化;四是研究理論與方法的圓融自覺;五是中外學術交流的均衡與成熟。劉躍進研究員從五個方面總結了中國古典文學四十年來的成就:一是研究隊伍空前擴大,學術梯隊已經形成,學術研究后繼有人;二是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已經成為常態;三是研究方法不拘一格,研究領域不斷拓展,研究成果源源不斷;四是學術研究目的日益明晰,密切關注時代變遷與社會發展;五是學術研究重點更加明確,初步確立了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的研究目標。他還認為,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經驗,就是回歸馬克思主義經典、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經典,并對“中華文學”之于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意義、文獻整理的時代特色對于古代文學研究的重要作用、理論研究對古代文學研究的必要性與緊迫性等問題發表了意見。劉勇強教授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古代文學研究在文獻整理、史實考辨、理論闡釋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杜桂萍教授(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結合古代戲曲文學研究,指出了四十年戲曲文學研究的三個特點:一、戲曲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進展,呈現出系統化的特征,極大推動和促進了戲曲的研究;二、戲曲文本的閱讀和闡釋也不再局限于傳統的方法,戲曲文本的“體”的特性逐漸受到關注;三、中國戲曲理論經過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已經進入當下的理性思考階段。劉寧研究員認為,古典文學“學科化”的迅猛發展,具有兩個突出特征:一是學術規范意識不斷強化,二是學術范式影響不斷加強。

二、當前古代文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四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經驗,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注意。

第一,關于文學與社會關系的理解問題。古代文學研究應該時刻與社會現實保持著密切聯系,這是古代文學研究實現自身價值的必要途徑。對此,廖可斌教授認為,文學研究與社會關系的過度疏離,或者過度否定文學研究的現實意義,有可能會使古代文學研究走向另一個極端。而古代文學研究進一步職業化、專業化、技術化,會導致選題和研究越來越不考慮價值判斷和對社會歷史人生意義的追尋,最終會與社會現實和民眾的文學藝術生活脫節,成為少數專業人員孤芳自賞自娛自樂的游戲,從而導致古代文學研究的日益邊緣化。

第二,關于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與定位問題。詹福瑞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研究的目的是追尋文學的真實軌跡,勾勒其發展演進脈絡,發現規律,以此為依據解釋中國古代所發生的文學現象;它雖然不同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但其性質仍是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科學研究所秉持的追求真理、實事求是的客觀態度。趙敏俐教授(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認為,當前對中國文學本質特征的理解存在誤區,影響到對文學學科的定位問題。劉躍進研究員認為,“學科”與“學術話語”問題,是當下最為關注的兩個話題。劉勇強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的身份確立是與現代學科建設聯系在一起的,這必然與古代文化學術體系存在著一定的錯位,這種錯位在文化的結構性變化中越發凸顯出來,并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進而影響了古代文學的研究思路。另外,上世紀八十年代興起的“文化熱”、近十年興起的“國學熱”以及最近將經學研究與西方古典學接軌的“中國古典學”,會對非經典性的古代文學尤其是通俗文學的研究形成又一輪擠壓。劉寧研究員認為,古典文學學科化、專業化程度的加深,也存在一些弊端,但倘若過于機械繁雜,則會成為學術發展的阻力.

第三,關于研究方法、學術創新與研究選題問題。陶文鵬研究員指出,近年來,研究課題和研究角度的雷同重復是一個需要切實注意解決的問題。左東嶺教授認為,雖然四十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已經呈現出“成熟”的特點,但也存在一些問題,諸如大量平庸而乏新意成果的存在、文獻整理的缺乏深度與重復勞動、數字化文獻的流行與閱讀能力的退化、學術規范化與研究個性化的矛盾、理論方法的多元化與理論體系的原創性的差異、學術評估的量化要求與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項目的時間限制與研究質量的保障的沖突等等,都亟待學界加以認真對待。劉躍進研究員指出,對于古代文學研究而言,新材料的發現與使用非常重要,但一味強調新材料,忽略傳統學術,也很難真正認識到新資料的價值;古典文學研究回歸文獻學,強調具體問題的實證性研究,很有必要,但這種回歸也隱含著某種危機,長此以往,必將弱化對文學理論探尋的興趣,最終會阻礙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突破。杜桂萍教授對當下戲曲研究中存在的新老交替中的青黃不接、研究深度的后繼乏力、戲曲理論與實踐的“兩張皮”、文獻發現與相關研究的疏離等問題提出思考,認為受制于固有的思維模式、體制制度障礙乃至惰性學術觀念,戲曲研究并未達到應然的理想境界。劉寧研究員認為,目前古代文學研究的缺陷,是學術個性的發展還不夠豐富和深入,應該讓改革開放的活力與理性,獲得更充分的發揚,并用這種活力和理性激揚學術個性。另外,她還認為,創新和學術個性的發揚,都難以預先規劃,作為研究者個人,應該自樹立、不因循;作為學界和社會,應該創造更為寬松自由的氛圍。

三、未來四十年古代文學研究的展望。 

針對以上這些問題,與會學者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社會價值與發展前景進行了有意義的討論。劉勇強教授認為,充實了當代意識的、以功能意義為主導的發現性研究,至少可以是“下一個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第一,關于古代文學的學科性質問題。趙敏俐教授認為,需要加強對中國古代文學本質特征的研究,逐步建立起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古代文學理論體系,使之更符合中國古代文學實際,并在學理上有更加堅實的立足點。同時,要加強人文關懷,充分認識到“文學”的學科存在價值和意義,在提升當代中華民族文化品格和人文精神方面的作用,讓文學研究承擔起人文學科應該承擔的文化責任。

第二,關于研究方法的突破與創新、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前景問題。針對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趨勢,陶文鵬研究員提出三點建議:首先是繼續大力弘揚創新精神,因為改革開放的精神就是創新精神,古代文學研究也要善于發現與解決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新的問題,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繼續開拓創新;其次,要深化古代文學研究的改革開放,還必須努力做到中外古今的融會貫通;最后,要大力加強古代文論的研究。郭英德教授認為,古代文學研究作為傳統文化研究的一部分,必須要從“認識自身”、“反思傳統”起步,這對加強和提升對中華文化的自信具有重要作用;古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守正出新”。劉躍進研究員指出了古代文學研究的未來發展,在于研究方向上要回歸經典(包括馬克思主義經典與中華傳統文化經典兩個方面),文學史書寫上要構建以中國多民族文學為中心的“中華文學”思想體系,研究方法上要以文獻實證為主、但不廢棄必要的理論探索。劉勇強教授重申了“發現性研究”的重要作用,總結了這種研究方法在調整文學史的座標體系、對文本推陳出新的“再發現”闡釋、探索古代文學作品對人生經驗超越時空的思考以及古代文學的當代價值方面理論意義。杜桂萍教授認為,思想解放曾拉動了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古代文學研究,當下的戲曲研究也應該“讓思想沖破牢籠”。劉石教授(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指出,未來古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方向,有兩個趨勢值得注意,一個是要充分利用新文獻;另一個是拓展現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學的深度,尤其要注意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來提升古典文學研究。張晶教授(中國傳媒大學人文學院)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經驗,對古代文論研究的走向具有重要意義,因此要將建立在權威可靠的文獻基礎上的“闡釋”作為古代文論的提升途徑,并且要重視闡釋的深度與系統性。

      最后,劉躍進研究員總結認為,實事求是,對具體材料作具體分析,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態度,也是未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進一步發展的理論方向。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取得的重大成就證明,四十年前開啟的改革開放,破除的不僅是經濟發展的壁壘,而且大大解放了人們的思想,促進了包括人文社會科學在內的各行各業的迅猛發展。中國古代文學,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全面反映著改革開放、思想解放帶來的輝煌成果。與會學者一致認為,改革開放四十年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在回歸經典、回歸傳統中積累了很多成功經驗。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中國古代文學必將在新時代開啟新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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