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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有特色有價值的古典文學研究

蔣寅 張麗

 

 

 

    前不久,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指出,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

    文化和傳統是決定一個社會價值觀、行為取向和藝術趣味的重要因素,古典文學則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蔣寅認為,承傳、詮釋和豐富古典文學的美學和文化價值,是每個古典文學研究者的責任。本期學術周刊邀請蔣寅結合自己的學術研究經歷來探討古典文學研究的特色與當代價值。

 

“強化質量意識,提高技術水平”

 

 

    學術周刊:古典文學研究發展至今有哪些特點?在日益提倡傳統文化的今天,古典文學研究學者應如何抓住這一機遇,推動這一學科的發展?

    蔣寅:像研究所有文學一樣,研究古典文學也要具備很好的語言理解力、藝術感受力、文學理論修養及必要的歷史知識,包括文學史知識。相比現當代文學研究來說,古典文學研究還需要較高的古漢語水平和扎實的文獻學基礎。先師程千帆先生倡導的考據與批評相結合即文獻學加文藝學的學術理念,就包括了上述一般能力和特殊能力。

    就新世紀以來的古典文學研究而言,我覺得新材料的發掘、學術視野的拓展、時段和文體上研究投入的均衡和研究視角的多樣化,是四個最突出的特點。新材料的發掘主要是在先秦簡牘文書、唐代碑志、明清文學文獻和域外漢籍等方面;學術視野的拓展主要體現在中國古代文學在域外的傳播及對東亞漢文學的影響等方面;時段和文體上研究投入的均衡,首先表現為重前輕后狀況的改變,一向較為冷落的元明清詩文和文學批評受到重視,其次表現為有更多學者開始投入研究駢文、傳記、書信、日記等夙少研究的文體;研究視角的多樣化,則突出表現在文學的文化研究方面,如文學與精神史、女性文學、家族文學、科舉文體、地域和流寓文學等,都是近10年來引人矚目的學術生長點。

    回顧新世紀以來的學術發展,數字文獻和電腦的普及大大提高了文獻處理效率,加快了寫作速度,學術成果數量遞增空前。這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問題,比如,數字文獻庫建設缺乏統一規劃,存在重復、因襲和混亂的情況,水平參差不齊;有些古籍文獻整理項目內容重復或意義不大,真正值得去做的基本文獻和史料整理、工具書編纂,卻跟不上學術發展速度;等等。我們應該充分利用當今良好的社會條件和數字技術力量,在學科基礎建設方面做更多工作,整體提升學術研究效率,減少學術活動的盲目性和粗制濫造的作風,使古典文學研究日益朝著良性發展的方向前進。眼下古代文學研究的基本趨向,仍不外乎是前細后廣,但細要不瑣而深,廣要不粗而精,則非提高文學研究的技術水平不可。盲目追求數量,非但不能提升我們的學術實力,反而敗壞中國學術的聲譽。就古典文學研究而言,當務之急首先要強化質量意識,提高技術水平。

 

    學術周刊:您一直致力于唐代文學研究,這一歷史階段的文學研究與其之前、之后的文學研究,在研究方式等方面有何不同?

    蔣寅:總體說來,唐以前的文學研究都到了深耕細作、拾遺補闕的階段,在人文學科的思想方法、研究手段產生革命性變化之前,不太容易產生較大的學術變革和突破性成果。但這絕不意味著學術漸趨緩慢甚至停滯,事實上近年唐代文學日趨深入的發展也是有目共睹的。同樣含有大量新出土文獻的碑志,就受到學界關注,均已獲得不少考證成果,這方面的研究以陳尚君、胡可先為代表。唐詩藝術研究,以往集中在作家、時段,近年轉向體裁史的發展,這方面的研究以葛曉音的諸多論文為代表。文化研究方面,傅璇琮、吳夏平的文館制度研究,尚永亮的流貶文學研究,戴偉華、李浩的地域文學研究,陳飛的科舉文體研究,胡可先的文學與政治關系研究,馬自力的文人社會身份研究等,都是近年來較有創新和突破的研究。

 

“做出最有價值的、別人做不出的東西”

 

    學術周刊:您從研究唐代詩學轉向研究清代詩學,其間有怎樣的契機?對于“中國詩學”這一概念,您個人是如何理解的?

    蔣寅:我曾在《學術的年輪》里談過自己學術興趣轉移的原因,一是研究唐代文學時間長了,覺得需要補充詩學的修養,二是學界對清代詩學缺乏足夠重視和深入研究,整體上影響到唐代詩歌研究的水平,三是我工作的中國社科院文學所藏有很豐富的清代詩學文獻,尚未得到很好的使用。

    “詩學”概念始見于唐代,一向包含創作、批評和理論幾方面內容,就是關于詩歌的所有學問。至今我仍在這樣的意義上使用“中國詩學”。研究唐代詩歌和清代詩學沒有難易的差別,后者可能滿足我讀書的興趣。做唐代詩學多年就沒什么新書可讀了,做清代詩學則有讀不完的書,總有新書可看,對我來說是非常愜意的事。研究唐代詩歌和清代詩學也沒有方法上的差別,都需要從原始文獻入手去發現問題。當然,對問題的關注點就不同了。唐代文獻有限,任何一條資料、一點線索都需要認真考究,不能放過,到文獻無比浩瀚的清代,則需要采取《老子》說的“損而又損”的原則,通過大量閱讀,知道什么是值得注意的問題,什么是無關緊要的老生常談,這也就是所謂的歷史感。歷史感不僅依賴于多讀清代文獻,也依托于對前代文學的熟悉程度。以前研究唐詩的積累,正好給了我這部分儲蓄。

 

    學術周刊:在《大歷詩人研究》一書的后記中,您曾寫道,“我一向認定,真正的學問不在于做別人沒做過的東西,而在于做出別人做不出的東西。”可否具體談談,怎樣才能做出真學問?

    蔣寅:這是我在30多歲時說的話,當時只是強調,深度比廣度更重要,現在看來容易引起誤解,應該是“做出最有價值的、別人做不出的東西”。從事學術研究或直接說要寫論文的人很多,上知網搜一搜,什么樣的課題都有人做,但其間的價值和水平就天差地遠了。學術研究也像商業投資一樣,有個學術眼光的問題。一個沒什么價值的問題,花費多少精力,也不會有收獲。所以,課題的價值是最重要的,其價值在于對知識系統的重要性。比如中國古代詩論中,關于詩美的概念有很多,它們并不是等價的。“清”是與傳統文化精神、美學趣味和藝術理念最切近的概念,所以是詩美學的核心概念。我的《古典詩學中“清”的概念》從2000年發表至今,僅檢索中國知網,就可知被期刊論文引用159次,這就是因為“清”觸及古典美學和詩學的核心問題,是個有價值的課題。此前不是沒有人提到過這一問題,但沒有引起關注,拙文發表后,我提到的先出論著才受到關注。這表明拙文可能達到一定的深度。在時下的學術評價中,觀點創新和添補空白是常用的評語,但觀點新并不保證它正確,添補空白也并不意味著有價值。所以,在我看來,研究最值得研究的課題,做到他人不易達到的深度,才是真正的學問。揀一個沒有人做——很可能是別人不屑于做———的課題,浮光掠影地做一下,得出一些別人不用動腦筋也能想到的結論,當然就算不上真正的學問了。

 

“用自己的知識去判斷、吸收和消化”

 

    學術周刊:研究古代文學史,應堅持怎樣的文學史學觀?您經歷了哪些轉變?

    蔣寅:說到文學史學觀,真是大乎問!我至今也不能很清楚地說明自己怎樣看待文學史,持什么樣的史學觀。因為這總是隨著自己知識的積累、眼界的拓展而在不斷變化的。現在與其讓我說秉持什么觀念,還不如說排除什么觀念更清楚,大到如歷史決定論、進化論、庸俗社會學,小到如本質主義文學觀、形式內容二分法,等等。我們這一代人,對學術的理解,和對文學、歷史的基本觀念都經歷過較大的轉變。因為我們從中學到大學都是學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文學理論則是形式、內容二分法的《文學概論》,這些學說在建立起系統的歷史觀念和思維方法的同時,也容易落入決定論和模式化的窠臼。幸好上世紀80年代初讀碩士生階段,經受“新三論”(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的洗禮,使我們對文學和歷史的理解避免流于教條和簡單化的結局。當時廣西師大給我們講文學理論課的黃海澄老師,正是文藝理論界倡導新理論、新方法的前驅學者之一,雖然我們未必能理解這些新理論的精髓,但它們在淺表的層面已改變了決定論和模式化的思維方式。等到上世紀80年代后期,文學理論中的“向內轉”和之后的后現代史觀被介紹進來時,我們已有一定的知識基礎,不會被什么思想、學說所左右,而可以用自己的知識去判斷、吸收和消化各種理論學說了。比如我做博士論文時,很認同符號學的主張,因此以蘇珊·朗格的學說為自己解釋文學的立足點。現在則傾向于在不同的學術語境和論述框架中采取不同的理論和詮釋方法。

 

    學術周刊:您曾談到文學史研究有兩個基本視角:主體視角與客體視角。

    蔣寅:所謂主、客體是從研究者的角度說的,研究者自然是主體,作為研究對象的文學史是客體。文學史就像是一場接力賽,歷史上每個時代的寫作都有自己的目標和結果,從當時的立場去理解他們的意圖和結果,這就是客體的視角;后人站在歷史的終點——這是在相對意義上說,對歷史的理解與判斷和前人肯定不一致,這就是主體的視角。一個好的歷史敘述應該是兩者的溝通和銜接:知道前人要寫什么,寫得怎么樣,為什么?然后以今天的標準來評判該不該這么寫,寫得怎樣,為什么這么評價?過去一味強調歷史是客觀的;后現代史學過分強調歷史=敘述,也有問題。問題的實質是,真實發生的歷史過程的確是客觀的,但這個過程已經消失了,任何記錄都是含有主觀成分的,后人的敘述更含有太多后設的內容。因此我覺得,在文學史研究中,意識到主客體兩個視角是很重要的。

 

    學術周刊:您曾說過,“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我認為‘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來說更為急迫。”為什么?構建文學史應堅持怎樣的原則?

    蔣寅:我理解,文學研究分很多層次,從最基礎的文獻考證、作家傳記研究,到中間層面的作家、作品評價,再到較高層面的文體生長、寫作范式、作者代際、時段風格的演進,直到最高層面的精神史、美學史研究,通俗地說,第一層面還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研究,是文獻學和歷史學范疇,第二層面是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研究,第三層面是文學史研究,第四層面是哲學研究,說古典文學研究要文史哲打通,也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我說在唐代文學研究的現階段,史這一層次的研究相對作家研究更為急迫,就是說目前這一層次的研究較為薄弱——這也是就當時的研究狀況而言,今天早已有所改觀。史的層次研究不充分,作家評價就缺乏適當的依據,同時一個較有說服力的詩歌史也很難建構起來。因為文學史的演進主要是由板塊運動推進的,所謂板塊就是作家群體、流派、時段等有一定數量的單位,只有這種板塊才能改變寫作范式。東坡詞雖創造了一種新范式,但如果只是孤唱寡和,就不能形成板塊,也就難以影響詞史的演進歷程。所以,當作家研究積累到一定程度,“史”層面的研究就成了推動文學史研究的關鍵所在。我的詩歌研究基本上是立足于文體學的立場來看作家才能的運用,根據其創作意圖來評判其成就。我對唐代文學史的建構也持這樣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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