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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就一讀書人

彭玉平 彭建楠

 

 

 

    彭玉平,江蘇溧陽人,復旦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山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問:彭教授您好!2015年中華書局出版了您的專著《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可以說是近年來王國維研究領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學者評價說外界只看到您成果的豐碩,但很少了解您十多年來潛心研究而厚積薄發的歷程。您近年出版的另兩部著作《中國分體文學學史·詞學卷》、《詩文評的體性》,寫作的時間跨度更長達二十余年。潛心研究而厚積薄發,這是否是您從事學術研究以來一直秉持的精神?

    答:2012年以來我出版了《詩文評的體性》、《中國分體文學學史·詞學卷》、《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這三部研究性的著作,這應該是我的學術活躍期。二十多年拿出三部書,也不敢說厚積,也不算是薄發,畢竟這三部書的字數合起來應該超過一百五十萬字,當然跟有些優秀學者相比,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還是有距離的,但確實是我過往的二十年之內,埋頭讀書,不斷拓展學術領域,不斷做專題研究,并建構體系的成果。我關于學術研究本身談的并不是很多,主要我本人一直也在摸索之中,有許多的學術研究的方法,或者對于學術領域的價值判斷,自己也是一邊讀書,一邊琢磨,一邊開掘。潛心研究這四個字我倒是覺得問心無愧的,因為我既沒有把心思浪費在別的方面,也沒有在研究上怠惰。讀書其實是我過往的一種基本的生存狀態,以前古人說三天不讀書則覺口臭,這話我還真相信的,我自己感覺如果幾天不讀書心里還真是慌慌的。所以我到哪里都帶著一本書,甚至旅游的時候也是,伴書而行大概是我的一個基本的生活狀態。讀書、研究就是我的生活,我是一個職業的讀書人,這個說法可能會造成誤解,以為這是職業的要求,其實我是把職業的要求化為內在的要求,變成一種享受。

 

    問:您梳理王國維的學緣,分論與王國維有過精神交匯或現實遇合的人物,如果讓您回顧自身的治學經歷,您會舉出與哪些學人的學術因緣?

    答:我本科就讀的學校是南京師范大學,我八十年代初去讀書的時候,詞學大師唐圭璋還在,他還給我們做過講座。我跟唐先生還有一個直接的因緣,我的碩士論文研究陳廷焯的詞學,得到南京師范大學的吳調公先生的關注,他建議我去向唐先生請教,因為唐先生曾經將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詞則》推薦到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大概是在九十年代初,吳調公先生陪著我去唐圭璋先生家拜訪,當時唐先生身體不是很好,說話聽得也不是很清楚,我聽不明白的地方,吳調公先生來做翻譯。本科就讀的院系里面有一位詞學大師,這種熏陶是自然而然的。恰恰是唐先生在三十年代寫過一篇評《人間詞話》的論文,這篇論文雖然對王國維批評比較多,但客觀上推動了學術界對《人間詞話》討論的展開,尤其是開啟了從批評角度對王國維詞學進行討論的脈絡,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我的碩士在安徽師范大學就讀,我的兩位導師一位是祖保泉先生,一位是梅運生先生,這兩位先生又都是研究詞學的。祖保泉先生在《詞學》復刊第一輯上發表的文章就是論王國維的詞,后來祖先生還專門出版了《王國維詞解說》,祖先生也是王國維詞學接受史當中值得關注的人物。梅運生先生特別關注清代詞學,他發表了很多篇清代詞學的論文,而梅先生不僅自己研究詞學,還帶著學生一起研究詞學。霍松林先生主編的《中國詩論史》,其中有一卷是詞學卷,主要是梅先生編寫的,為了編寫詞論史卷,他還特意編纂了一本書,叫《中國歷代詩詞曲論著作提要》,我去讀碩士的時候,提要的編纂工作已經開始,我大概寫了八九篇提要的文字,這個文字當然經過老師的潤色,所以我走向詞學研究,是有早期的這樣一個過程的。

    1992年我去復旦大學跟王運熙老師攻讀博士學位,本來也想做清代詞學研究,后來我放棄了,原因主要有兩個:第一王運熙先生的學術重點不在詞學;第二以清代詞學為題的博士論文,復旦剛好有一位博士已經做了。我當時想得比較簡單,別人做了我就不想做了,我現在完全不持這樣的看法,因為別人做了,尤其是斷代分體學術史,一本博士論文哪里做的完呢?我后來做了古代創作與鑒賞理論的對應研究,里面雖然也包括詞學,但不是主體成分。但是上海的詞學氛圍非常強,民國以來就一直如此。比如復旦大學的王水照先生、華東師范大學的馬興榮先生,他們都是我素來所敬重的前輩,尤其是馬興榮先生,我拜訪老先生很多次,耳濡目染,對詞學就有了更進一步的興趣。

    我的博士論文雖然沒做詞學研究,但是詞學的著作一直也在看的。1995年我來到中山大學,進了中國古代文學教研室,當時讓我負責宋元文學這一段,因為教學需要,也使得我的研究重心往詞學這邊靠。另外中山大學又是一個詞學重鎮,以前陳洵先生,后來詹安泰先生,再到邱世友先生,這都是在20世紀詞學史上應該占有一定地位的學者。邱世友先生出版過《詞論史論稿》,我跟他個人接觸也比較多,我寫的有關詞學的論文,也經常請他看,他也經常幫我批點。剛才說的我經歷的四所大學,一個是學校詞學氛圍,一個是詞學研究名家,應該都對我產生了影響。

 

    問:王國維對您讀書治學的影響也是極為明顯的吧?

    答:王國維對我的影響非常深,王國維是一個勤奮的學者,他一生讀書、著述不輟,但是他其實并不是為著述而著述,他自己也提過“無目的而自生目的”的讀書法。他經常是在一個領域里面隨便翻閱一些書,這個時候他未必有研究的計劃或者設想,但是隨著讀書的領域越來越廣,慢慢的這些問題就出現在他的面前,他就試圖來解決這些問題。我本人其實也是的,比如我研究王國維,我一開始并沒有想到要做哪幾方面的研究,只是純粹喜歡他的東西,買了一套《王國維遺書》,有空就翻一翻,后來發現的問題越來越多,這些問題慢慢形成了幾個維度,就形成了我個人的研究體系,所以王國維的研究方式對我還真的是很有影響的。

 

    問:王國維研究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相關的研究成果繁多。很多學者擔心不能在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因此更愿意避開熱點,開掘較少人關注的研究領域。您最初為何有勇氣迎難而上,挑戰王國維研究這門“顯學”?

    答:一個大的領域,尤其是有一定時代跨度或者說成果豐碩的領域,研究的空間是非常大的。一篇博士論文或者幾篇博士論文,或者幾本著作,要能窮盡是不大可能的。學術研究回避了一個熱門,從事一個冷門的研究,固然可以在一個冷的領域里面彰顯它的地位,但是一個冷的領域有沒有學術的價值,那是需要經受時間的檢驗的。一個熱門的領域,顯然已經經過學術史的檢驗,所以王國維研究的價值是不容置疑的。我在從事王國維研究的時候是無意而入,是因為上課時學生問我《人間詞話》里的三種境界到底是什么意思,王國維斷章取義的表達和所引用詞句的本意到底有多少關聯,這個問題當時我沒有回答出來,倒不是我一點回答不了,而是擔心回答得不夠全面,不夠精準。之后我查閱相關的學術史,我發現關于三種境界的研究還非常之少,大概有一兩篇文章說到過這個問題,但是對于三首詞的本意與王國維解讀之間的關系,其實也沒有多少人去做研究,我覺得這可以成為一篇文章。這是我研究王國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借古人之境界為我之境界”——王國維“三種境界”說新論》,發表在《中山大學學報》上。后來因為這個因緣我就去讀《人間詞話》,也讀相關的論文,我發現有些學術史固然是做出了很大成績,但是問題也非常嚴重:第一就是重復性研究非常之多;第二對于王國維詞學的整體把握有所欠缺,因為《人間詞話》是詞話體,如果是只關注部分條目,沒有關注整體的,就會造成理解上的偏狹,而要理清則與則之間的關系,甚至進一步把握內在的脈絡跟內涵之間的關系,更需要一種熟讀細思的功夫。所以我后來就把《人間詞話》包括王國維其他論詞的條目都認真看了,我受到了很大的啟發,所以就開始了王國維詞學本體的系列研究。如果要說挑戰兩個字的話,也是從無意開始,后來隨著閱讀面的拓寬,研究的領域也就跟著拓寬了。

 

    問:您對王國維的研究是以詞學本體研究為起點,但您并沒有局限于詞學一隅,從兼論王國維哲學、美學到梳理王國維學緣,最終形成了現今相當宏大的研究格局,這是否超出了您十年前的設想?

    答:這確實超出了我最初的設想,就像我的幾種專著,嚴格來說,說是論文集也是可以的,只是現在大家非常重視體系,所以我的論文就必須按照體系建構的要求進行編目調整。我一開始從事王國維研究,其實從解決一個問題、兩個問題開始,所以并沒有宏大的構想,也沒有要來整體考察王國維學術,就是書讀多了,對王國維理解越來越深,發現可研究的空間越來越大了,同時發現學術史的問題也有很多,這就讓我覺得不妨可以沿著這個思路,把我發現的問題來一個個來說清楚。王國維詞學本體當然是要研究的,此外,就是王國維詞學學術史。我搜集學術史材料非常之多,從王國維生前有關《人間詞話》的書信到他去世之后,一直到現在不斷出現的研究成果,這些材料我基本都搜羅到了,而且還包括香港、臺灣、日本、美國、法國的材料,所以對于王國維學術史有比較多的了解。但是王國維學術史此前沒有經過系統的整理,我覺得不妨把它整理一下。整理學術史不僅僅是客觀梳理學術發展的歷史,也是對于學術史進行裁斷的過程,同時學術史已有的貢獻跟留下的不足也為我后續的研究指明方向,所以我認為學術史的整理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個領域是學術因緣,學術因緣涉及到研究的基本立場的問題。王國維這個人比較復雜,他既接受中國傳統的經史學習和教育,同時又是比較早地開始接觸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的比較新潮的學者。其實我認為在他的思想里面,西學對他是有幫助的,你注意,我說的是有幫助的,這個幫助體現在哪里呢?比如一些概念的運用,比如說一些論證的方式,比如對建立體系的自覺的追求,這些都與王國維研讀康德、叔本華、尼采、席勒,甚至包括一些日本哲學家的著作有直接的關系。但不要忘掉的一點是王國維在接觸西方哲學美學思想之前,他花了兩年多的時間研究中國古典的哲學和美學,他在他主編的《教育世界》的雜志上,發表了很多關于中國哲學美學的文章,比如對列子、老子、孔子思想的專論等,所以他接觸中國古典哲學美學在接觸西方哲學美學之前,這是一個事實,我希望說清楚。第二來說,他在研究古典哲學美學的時候,相對來說是比較純粹的,西學的影子不是很強,但王國維介紹和評介西方哲學美學,比如《靜安文集》論叔本華、康德、尼采的這些文章里面,它有一個基本的模式,在說康德、叔本華、尼采他們的觀點之后,筆鋒一轉,就說“衡諸華夏,也類多如此”。你可以看出王國維研究的基本思路,他比較注重古今相通的地方,不通的地方可能恰恰是西方哲學美學的特點,也恰恰是王國維難以接受的地方,而難以接受的原因就是與王國維此前已經接受的中國美學哲學的基本觀點形成了一定的沖突。他不能接受,所以言“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也使他最終遠離了西方哲學美學,這些有大量王國維直接的文字可以證明的。

    還有一方面,王國維在辛亥革命以后跟羅振玉去了日本,他的學術轉移非常明顯,比如最早寫的《宋元戲曲考》,然后來讀《說文解字》,讀史書,都集中在這一個時期,在1914年他給沈曾植寫了一封信,這封信里面說到對于自己學術研究的回顧,他的核心的意思就是說,我從事了那么多年的西學研究,現在豁然醒悟,凡是西學里面能夠成立的說得通的東西,我們中國的先賢都已經說過了,因此我斷然遠離了西學,回歸到中國古典。這些是王國維自己說的,我覺得他自己說的跟我讀書而獲得的實際印象也是對應的。

    我的學緣研究注重于作為先賢的屈原、莊子,比王國維時代稍前的龔自珍、比他年長一點的沈曾植,跟他相近的羅振玉、梁啟超、陳寅恪、胡適,這些人都偏于中國本土的,或歷史或當下的人物,其實也是根據我的感受及王國維自述做的選擇。當然就王國維與西學學者的學緣進行研究也是可以的,的確也有學者在做這方面的研究,我非常支持研究王國維與西學的關系。但是我對西學涉及得不多,與我本人西學修養一般也有關系,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的基本立場是王國維學術的本源在中國古典,西學對王國維有影響,在概念、范疇、體系、研究方法,這些方面的影響也是相當全面的,但不是屬于學術本體的東西。所以我在西學方面研究少一點,就是有這些外在的原因。

 

    問:您對王國維學緣的梳理使我們對王國維的學術思想有更深層次的理解,是否可以說這也開創了近代學人研究的一種范式?

    答:學緣這個說法此前并沒有被普遍的使用,但是我使用這個概念還是得到了不少人的認同。學術不是閉門造車,有些時候學緣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不一定會馬上就會產生直接的影響,但潛移默化之后就會形成影響,所以學緣研究要值得我們高度的重視。我們現在比較重視本體的研究,比如王國維的詞學。但根據我現在的研究,王國維與羅振常、吳昌綬、樊志厚等人先后結交,尤其是羅振常,從他批點詞集和詞學論著的批語,可以看出他和王國維比較一致的地方。這些一致的地方是誰影響了誰,還可以做更精細的研究,但是王國維身邊也確實是有一個范圍不廣、影響不大、但是有自己看法的群體的存在,這個存在對他的詞學思想是有影響的。所以學緣的影響確實是學人研究里面值得關注的一個方面。

    我不敢說開創了學人研究的一個范式,但是我非常重視學緣對一個人學術觀念和學術體系的影響,比如說王國維與莊子,在無我之境上確實有比較多的契合;王國維的憂生憂世與屈原有直接的關系,現在可以找到很多他曾閱讀楚辭的文獻證據,包括他早年翻譯西方的詩歌,都有用楚辭體翻譯之例的,這就說明他對楚辭是非常熟悉的。《莊子》中的典故他更是經常用,在詩詞創作里用,在學術著述中也引用,可以看出他對早期先賢著作的沉潛與含玩。關于王國維與近代學人之間的學緣研究,目前我只是做了部分工作,即便我已經關注的這些人物,也還有大量的研究空間,還有大量的人物沒被深入探究,隨著學術研究重心的轉移,這個領域會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我在上個世紀80年代后期已經涉足這個領域,當時關注這個領域的人寥寥可數。我應該是比較早介入到這個領域,并且一直堅持在這個領域的少數學者之一。

 

    問:在您看來,近代學人研究對當下的文化學術有著怎樣的意義?

    答:近代學人研究對當下的意義非常明顯,他們是離我們最近的一批古典學者,最近意味著他們的思想會與我們有比較多的溝通的地方,但他們是古典學者,他們學養的基礎跟我們不太一樣。近代學人對當代學人的影響有比較明顯的地方,也會有差異,通過研究近代的學人和文學,可以進一步梳理中國學術從古典形態到現代形態的過程,它的價值值得充分的估量。尤其是近代大學者在學術研究上達到了相當的深度和高度,有的學者在有些領域的建樹至今還難以超越,這也是我們要進行關注和研究的重要原因。

 

    問:王國維研究領域存在一種集體認同,對更多的讀者和學者來說,他們仰望能融通古今中西的王國維,更愿意去探討《人間詞話》對中西學思想的會通,而您似乎一直強調王國維后期有“去西方化”的傾向?

    答:關于“去西方化”這個說法,這是我在《文學遺產》發表的《被冷落的經典——論<盛京時報>本<人間詞話>在王國維詞學中的終極意義》一文中提出來的,但現在我覺得這個說法偏重了,在語言表述上不是很精準,現在我覺得應該是“弱西方化”或者“減西方化”,這樣更精準一點。但當時我為什么提出“去西方化”的概念呢?因為在讀《盛京時報》本《人間詞話》的時候,發現凡是與西方哲學美學相近的條目基本上被刪掉了,而《盛京時報》本的發表恰恰是他在給沈曾植寫信,表示西方哲學里面有價值、能夠成立的,往往是先賢已經說過的之后。當然他給沈曾植寫信是一種表態,沈曾植畢竟是一個專門研究古典的學者,王國維可能是表態要追隨他,但另一方面來說也不純粹是表態,王國維確實有這樣的發現,而且這個發現在十年前寫作的《靜安文集》序言里已經部分流露了。

    所以對于西學,王國維雖然早年一直研究,但一直是在半信半疑之中進行的,他從來沒有對西學頂禮膜拜過,或者無限制地接受,沒有任何的質疑。他一直是邊看,邊學,邊思,也邊質疑。手稿本其實西方化色彩也不強,前面的三十則都是對傳統的詩論和詞論的再評價,可以看出來他一開始寫《人間詞話》并沒有想到建構詞學體系,更沒有想到要用西學思想武裝自己,來主宰這本書。當他寫到三十則以后,他突然開始提出“境界”說,“境界”這個詞恰恰是中西方哲學美學都用過的一個詞,我覺得寫到這一則,應該啟迪了他對西學的關注。三十一則以后,“主觀之詩人”、“客觀之詩人”,“現實”、“理想”這些概念都來了,所以西學的東西在他的手稿本里面是自然而然地呈現的,而且西學不是先入為主的,先入為主的是中國古典的詩論和詞論,這些我們看手稿本的條目順序就知道了。

    原來中學西學還散漫地出現在這個書里,但1908年至1909年《國粹學報》發表《人間詞話》的時候,王國維有意構建境界說的體系,用中西學結合的方法來發表他的詞學、文學觀念的想法應該是比較自覺的,而且在這個本子里面,西學的詞匯、概念、范疇,包括對體系的建構,都留下了很多的跡象。但是到了1915年初《盛京時報》刊《人間詞話》的時候,他又把西學的部分刪掉了,至少說明一種學術的姿態,而且在刪掉西方色彩比較濃的概念和句式的同時,手稿本里面原來沒有發表的表述中國古典的條目,反而被選用了。手稿本的條目沒有本和末的問題,但古典的東西在《國粹學報》本沒有用,在《盛京時報》本里反而用了,另一方面又把西方的東西去了,一增一減之間確實可以看出一種趨勢。很多人認為《人間詞話》是會通中西哲學美學的著作,尤其是以此作為對《國粹學報》本的界定,我也沒有太多異議和反對的地方,但如果放在《盛京時報》本,這個判斷就有問題了,而且問題很大。

 

    問:這樣說來,學術史只強調《人間詞話》對中西哲學美學的會通是存在局限性的,王國維后期的思想變化也應該得到關注。

    答:《人間詞話》的接受史也有近百年了,所以我有使命感,我現在就要把《盛京時報》本推出來。我已經跟商務印書館說好了,要對《盛京時報》本做一個全面的梳理,類似于對《人間詞話》手稿本的疏證,要對這個本子進行一則一則的解讀。因為是第三個本子,必然涉及到與《國粹學報》本、手稿本的比較,在比較的過程中就會時。

    把這個話頭提上來,就是講王國維是怎樣把《國粹學報》本西學的色彩去掉,又怎樣把手稿本里面更具中學色彩的表述和觀點運用到了《盛京時報》本,這就是我對《盛京時報》本《人間詞話》做箋釋的主要方向。而且這個本子是王國維最后定本,我跟商務印書館提出,出版時的書名不一定叫《王國維<人間詞話>的最后定本》,但封面上一定要出現“《人間詞話》的最后定本”的字樣,主要有對以往學術史做部分修訂的意圖。《人間詞話》的普及面很廣,知道《盛京時報》本的寥寥可數,就是知道這個本子的,對它也比較冷漠,所以我的文章在《文學遺產》發表的時候,標題就叫做 “被冷落的經典”,最先發現這個本子的并不是我,但是在我之前沒有一個人去關注,去研究它。而我恰恰覺得這個本子是最接近王國維最后詞學思想的一個本子,這一點必須要揭示出來。

 

    問:您在王國維研究中也發掘了不少學界鮮有關注的新材料。陳寅恪曾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但有些研究者重視的只是發現材料,而非發現問題,因此也很難稱得上引領潮流。您能否談談您對新材料的態度?

    答:關于新材料的問題,我為了研究王國維去過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尤其在國家圖書館呆了一個多星期,因王國維相關著作、藏書、批點各本都捐獻給了國圖,我通過查閱,也確實發現了一些新的材料。比如王國維和沈曾植的信,我得來全不費工夫。在國圖北海分館我借了一本三十年代入藏的《壬癸集》,這是王國維在日本出版的一本詩集,一打開里面就藏了一疊紙,正是王國維的親筆書信,書信的內容也能支持我發現的一些問題。另外就是《靜安藏書目》,雖然不能說我發現,因為《人間詞話》稿本后面就附了《靜安藏書目》,但是浙江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時候沒有影印《靜安藏書目》,有學者也提到過《靜安藏書目》中的少數藏書,但是對《靜安藏書目》的整體情況大家還不關注。我到國圖把《靜安藏書目》全部抄下來,因為王國維藏書并不是擺擺樣子,都是在看的,了解他的藏書對了解他的學術因緣,是非常有利的一個證據。

    另外我發掘的文獻還有《履霜詞》,這個本子大家也不關注。但王國維給羅振玉的信里提到他對這個本子很重視,因為沈曾植要看他的詞,他把自己的詞作前前后后挑了24首抄寄給他,你可以看到他以前的詞,無論叫《人間詞甲稿》、《人間詞乙稿》,都與“人間”兩個字有關系,只有到了這個本子才叫《履霜詞》。“履霜”是來自《周易》的一個概念,就是到了秋天,地上踩了霜,這意味著冬天要來了。這顯然是與1918年時政治的氛圍有關系,這個時候王國維對政治的擔憂和絕望也是非常強烈的,這時期他跟羅振玉通信也表達了他的憂慮。他為《履霜詞》寫了跋,也說明了為什么叫《履霜詞》,其實就是有政治的寄托在里面。

    這個本子為什么《王國維全集》不收它呢?我覺得很奇怪,雖然詞作基本上熟悉,但還有文字的不同和版本的差異。對照文字的話,會發現它跟此前的詞集,以及后來《觀堂集林》里收的詞稿也不完全一樣,它還是有版本的價值。更重要的是王國維通過這個本子對他自己的詞做了新的解讀,他早年的“人間”無論怎么理解,人生也好,人世間也好,主要還是從哲學角度對人生的考量,到了《履霜詞》,他是通過這個選本來表達政治的寄托。從哲學到政治,雖然是同一個作品,但同一個作品的內涵是可以做引申的。我關于王國維詞的政治內涵的文章《王國維的“憂世”說及其詞之政治隱喻》發表在《文藝研究》上,我對這篇文章自己是比較看重的。

    總體上來說王國維研究被關注比較多,要發現新的文獻確實比較難,但發現新問題有時更重要,而新問題的發現有時靠的也是舊材料。舊材料分為兩種,一種是很早就出現的,大家已經對它做過研究。還有一種是材料雖然被發現了,但是沒有人去關注,比如剛剛提到的《盛京時報》本《人間詞話》,比如王國維的《詞錄》。這是別人發現的材料,但是被學界冷落了。這就需要別具慧眼,看出被別人冷落的材料的里面究竟包含著怎樣的學術價值。對舊材料的重新拷問,也是對學術史的推動和發展。陳寅恪說,“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因為他經歷了新材料被頻繁發現的時代,敦煌文獻、甲骨文的發現曾在學術界形成一種巨大的動蕩的氣勢,甚至使學術界的格局進行了整體調整。但這句話并不能被放在任何時代,我們這個時代雖然也有新材料,比如上博藏的楚簡、清華簡、南昌海昏侯墓里發現的竹書等,但這些材料對新學術的推動,畢竟比不上敦煌文獻、甲骨文的發現來得那么震撼。所以新材料當然會被不斷發現,但新材料在學術研究中的地位,并不一直是主要的,即使有價值,但不至于影響全局。所以這就意味著一個學者與其守株待兔等著新材料,不如豐富自己的學術視野,提高自己的學術判斷力,從常見書或者是常見材料里面發現新的問題,這可能更考驗一個學者的學術功力。新材料里面當然包含新的東西,但是從舊材料里面發現問題,就意味著要對此前的學術史形成一種超越,這是更高的一種要求,也更難。

 

    問:您在王國維研究中常常能發現新問題,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獨斷之見,我想這需要以讀書的廣度和深度為基礎,更要有超乎常人的思力與識力。如是說來,從事學術研究似乎也需依賴一定的天賦?

    答:學術研究確實存在天賦的問題。我今年給中文系博士新生做的講座,題目就是“做嚴正而有靈性的學術”。嚴正的學術就是不要做過于瑣碎、沒有價值、極其邊緣的學術,要形成嚴正闊大的氣象。有靈性的學術是更高層次的要求。要把學術研究做到相當的高度,做到中上的水平,意味著要超越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人,到了這個階段,勤奮不是主要的了,當然勤奮的閱讀和思考是必要的,但領悟能力就顯得更重要了。在一個領域里面,走在前沿前端的,都是這個領域里天賦過人的人,比如詩詞創作,寫六七十分的詩歌是不難的,但要寫八九十分的詩歌一定要靠天賦的。學術研究的天賦就體現在讀書時發現問題的敏銳,對于學術史存在的問題的敏銳;再者當發現問題時候,能自動調取以前的知識儲備,這就要靠天賦,因為平時知識散在各個地方,當需要解決問題的時候這些知識能不能來,來多少,就要靠天賦的高低了。我一點也不否定勤奮的重要,我覺得勤奮對一個人做到七十分的學術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要做到九十分的學術,光有勤奮是不夠的。

    就讀書來說,怎么讀法,從哪里發現問題,我也不敢說來做一個示范,但至少我從事學術研究時間比較長,也有一些類似于靈光閃現的地方。最簡單的就是關于王國維《詞錄》的研究。《詞錄》只是著錄某部詞集是哪年的版本,偶爾會有簡短的評論在下面,因此我有好幾年也寫不出文章,但我一直覺得這個文獻很重要,我得去做研究。后來我還是發現問題了,王國維在序例里面提到他編《詞錄》是因為吳昌綬編了《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王國維認為這個書詞集收錄不齊,版本有問題,所以他要來重新編。第二《詞錄》體例上用的是朱彝尊的《經義考》,我覺得這兩個文獻的來源值得關注,我就請朋友從上海圖書館把《宋金元詞集見存卷目》抄錄下來,把《經義考》借來看了,一個淵源,一個體例,就可以做一個直接的對應。再者判斷《詞錄》寫作的年代也很有意思,在《詞錄》之前王國維編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在《詞錄》之后寫了《人間詞話》,《詞錄》就介于《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和《人間詞話》之間,它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的影響,又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人間詞話》的編纂,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視域。而且王國維這一個時期的書信,很多涉及到與《詞錄》有關的詞集版本的發現,這個也對詞錄的研究有價值,這些線索也是慢慢發現的。勤能補拙,天賦確實非常重要,但是沒有勤奮的功夫,天賦也沒有發揮空間,我研究《詞錄》的話,不敢說天賦起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對勤能補拙這四個字真是有很深的感受。一篇文章形成的過程有的時候是很艱難的,甚至是備受煎熬的一個過程,但有時候想通了,問題很快理清楚了。兩厚本的《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當然給我帶來了很多快樂,但中間經受的煎熬只有我自己知道了。

 

    問:您曾說過,《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研究》這部著作是對過去十年階段性的總結,王國維研究還可以做下去。那么未來您是否還有繼續從事王國維研究的打算?

    答:如果我沒有任何外在的任務,我愿意再付出三年的時間,把我對王國維目前形成一定的想法,也搜集了相當材料的這些專題做下去,但確實由于種種客觀的原因,我不得不把王國維研究暫時告一個段落。如果給我三年的時間,不受打擾來從事王國維研究的話,至少在學緣的研究方面,我覺得王國維詞學的學緣還應受到更多的關注,比如完全可以再寫兩章:王國維與朱祖謀,王國維與況周頤。尤其是王國維與況周頤這個文章,差不多都呼之欲出,我的想法已經非常成熟了,相關材料都已經準備得非常豐富,而且這些材料大家很多都沒關注的。另外王國維與羅振玉目前寫得不夠充分,目前寫的只是文學上的交合,涉及的面不是很廣,羅振玉對王國維的影響非常多,雖然王國維與羅振玉晚年因為兒女婚姻的事鬧得比較僵,但是我對羅振玉這個人一直滿懷敬意,他曾經在給王國維的信里說過這樣的話,國家不能養賢,我要為國家養賢,這種胸懷也是非常值得尊敬的。

    王國維從事甲骨文及石鼓文研究,還有宋史研究,關于歷史、金石文字的研究與文學的關系,也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另外還有王國維對文字音韻和地理的研究,如果再給我慢慢細致地讀一些書的話,我相信還是可以發現一些研究的領域。王國維的研究領域太多了,我自己的知識結構跟不上的話,那么有些領域我就沒有辦法去從事研究,但是就我目前讀書的程度來看,我能夠判斷這里面有不少的研究空間。所以王國維研究不僅不能說窮盡,還遠遠沒有到窮盡的時候,就是我做的王國維詞學與學緣的研究,我認為一定還會有新的開掘空間。因為我的學術判斷跟別人的學術判斷,我的學緣和別人的學緣可能不同,比如有人西學學緣好的話,就能發現更多西學的因素,可能我對這方面就遲鈍一些,我對古典的東西就敏感一點,這都是學者自身學養的優點和缺點所帶來的問題,總之有些問題確實可以深化。

 

    問:您從事古代詩文批評研究也長達二十余年,并出版專著《詩文評的體性》。您為什么沒有采用“中國古代文論”、“中國古代文學批評史”等現今研究教學中通用的范疇,而是堅持使用“詩文評”這一概念?

    答:“詩文評”這個書名確實是我堅持的,因為現在不大用,現在比較多的是用“中國文學批評史”,“古代文論”這樣的話語,我用“詩文評”第一是對歷史的尊重,第二我確實是研究詩文批評,我的博士招生的方向就是古代詩文與詩文批評,我不研究戲曲和小說,所以詩文評與我的研究領域也是契合的,它既有歷史的淵源,也契合我的研究領域,所以我就堅持用這個名稱。事實上,我是科班的批評史出身,我的碩士專業是文藝學專業,古代文論方向;我的博士是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古代詩文批評方向。科班出身對我的影響還是比較明顯的,因為理論的學習相對比較系統,理論的眼光對材料的分析和判斷會起非常大的作用。我自己也告誡我的學生,要重視文獻,但更要重視理論,因為沒有理論的眼光,文獻活不起來。我本人學理論出身,但我也非常重視文獻,所以我自覺走的路線就是文獻和理論結合的路線。

 

    問:您曾說過“所有的理論都是簡單的”,能否闡釋這句話的含義?這是否也可與您的研究相印證?

    答:我曾經寫過一篇教學總結,其中就提出“所有的理論都是簡單的”。我說這句話,可能會有點過頭,但第一是為了消解本科生對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恐懼心理,第二來說,這確實也是我研究批評史三十年的體會。因為所有的理論都是簡單的,復雜的往往都是表述。比如劉勰《文心雕龍》用駢文寫的,復雜,運用了很多的典故,但是抽絲剝繭,把典故全部理清楚以后,發現他要表述的道理是比較清晰的。又比如葉燮論“理、事、情、才、膽、識、力”,王國維論“有無之境”與“無我之境”,這些問題看上去都比較復雜。我還是回到“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很多人覺得這個里面說得玄虛,玄虛是因為使用了概念,所以會覺得有點隔,有點高大上,但是對王國維研究多了以后我發現這并不是有我與無我的問題,而是有一個怎樣的我與沒有一個怎樣的我的問題。

    “有我之境”是有一個小我,這個小我是個人的獨特性,有具體性;“無我之境”就是泯滅小我,追求大我,表達一種群體化的感情。一個越是優秀偉大的作家,筆下的涵蓋面應該更廣,“無我之境”在王國維的價值序列里面比“有我之境”高,要“豪杰之士”才能寫,因為“豪杰之士”才能從個別里面看出一般,從少數里面看到多數,所以你這么理解,那“有我之境”、“無我之境”也很簡單。我研究王國維的這些概念,老實說沒有覺得復雜的,比如境界說,我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怡情書吧”本《人間詞話》里面有長長的解說,概括出來的幾個點都不算新鮮。

    我甚至一度對王國維詞學的價值也有所懷疑,但是我后來想在他的那個時代,從體系的建構來說,這就是他的價值所在。為什么覺得有些理論復雜呢?因為有些理論本身就不成熟,前后之間就有矛盾,不能出現對應,就像迷宮一樣在里面出不來了,所以我指的“所有的理論都是簡單的”,指的是成熟的理論,復雜的往往只是文字表述,或者說復雜是因為理論本身不夠成熟,所以會給人一種復雜的感覺。總體上來說理論的復雜和簡單跟一個人對理論涉獵的時間長短是有關系的,跟天賦也是有關系的。天賦弱,簡單的東西看得復雜,換作聰明的人可能一眼就看出問題,這跟個人學術知識儲備、天賦、學術理論眼光高低都有關系。

 

    問:謝謝彭教授答疑解惑。您除了研究傳統的理論,也很關注20世紀現代批評史學科的發展?

    答:確實關注這個學科,這與我的老師王運熙先生有關系,因為他主編了《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這部通史的每一卷他都送給了我,最后一卷完成的時候我已經來到中山大學。我跟吳承學老師曾經合寫過關于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史的發展及《中國文學批評通史》價值地位的論文,這篇論文后來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上。因為要對王運熙老師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通史》進行學術史地位的評估,這就意味著要對中國文學批評史如何從古典形態,從詩評、文評過渡到詩文評,然后到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歷程進行回顧和梳理。批評史從學科的發軔,經過三四十年代的輝煌,五六十年代的沉寂,七八十年代之后再度振興。在這個過程中,復旦大學的劉大杰、王運熙先生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批評史的先驅郭紹虞、朱東潤都在復旦大學。

    而我來的中山大學也很有意思,第一部寫《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是陳中凡,這部著作出版時,陳中凡已經不在中山大學,但是他1924年底至1925年底在中山大學任教期間,恰恰在寫批評史,他擔任文科學長,當時的《中山大學報》就有一些他的發言,提到1925年底這部文學批評史就可以收稿了。這部批評史七萬多字,可以說最早的批評史就誕生在中山大學。另外在三十年代有一部批評史非常有特色和個性,叫《中國文學批評》,作者方孝岳又是我們中山大學的老師。五六十年代批評史領域非常沉寂,但還是有一本《中國文學批評簡史》,作者黃海章也是中山大學的。邱世友先生沒有寫《中國文學批評史》這樣的著作,但專論也做了很多。中山大學這個學校,就完整見證了中國文學批評史從創立,到發展,到形成學科的過程,中山大學批評史學科的發展就是中國批評史學科發展的一個縮影。三四十年代方孝岳、羅根澤、郭紹虞、朱東潤四位名家并立,我們中大只能占據四分之一。五六十年代只有一部半批評史問世,一部就在我們中大,另外半部是劉大杰、王運熙主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我們或許不需要刻意追問中山大學批評史在中國學界有多么高的地位,但它完整見證了中國批評史學科的發展過程,這是值得言說的,這也是我花比較多的時間梳理源流的原因。

 

    問:您如何看待古今批評形態之間的關系?您認為當今從事詩文評研究的學者應如何融通傳統的學術理路與現代的學科方法?

    答:這個問題從晚清以來一直是學者們需要考量的問題,現代學科的方法和傳統學術的理路,倒不一定存在優劣的關系,但的確呈現著不同學術風貌。比如《宋元學案》等學案類著作,這也是一種學術史。按我們現在看來,學案類著作對學術史源流梳理不是那么清晰,是從一個點跳到一個點,雖然點與點的關系會有描述,但總體介紹得比較簡單。我們現在就會梳理完整的發展過程,并解決這個過程里面呈現的問題,學案就很難做到這一點,因為學案體往往是以人為中心的。以人為中心可以看到完整的人,以問題為中心可以看到完整的問題發生、發展的過程,兩者各有利弊。在我們這個時代更注重問題意識、思想觀念,在這種情況下,把思想和問題放在前面,學術方法就顯得非常重要,比如如何綜合、分析、論證、歸納,并得出相關結論,尤其是考察結論與結論之間的關系,或者結論與結論之間如何形成體系的網點,這些都需要現代的學術方法。但傳統的理路與現代學術方法的結合也非常重要,比如學案對一個人的整體觀察,當某個問題涉及到具體個人,我們需要考察這個問題在這個人的學術里面居于怎樣的位置,學案就解決了這個問題,因此不存在高低。

 

    問:您長期致力于詞學研究,通過對中國詞學史的考察,歸納出“前古典形態的詞學”、“古典形態的詞學”、“現代形態的詞學”這三種歷史演進形態。《中國分體文學學史·詞學卷》這部專著的架構安排是否也含有您對三種形態遞進關系的考量?

    答:關于詞學史的三種形態,確實是我歸納提煉出來的,此前我還沒有發現有這樣的歸納,當然這種歸納能不能經得住學術史的考驗,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想三種形態的歸納對我構建詞學研究體系有一定的作用。從前古典形態散漫的點評到有思想、有觀念的對散漫點評的組合,這是古典形態。現代形態就是要建立現代學科體系的詞學。我寫過一部《倦月樓詞話》,倒不是理論建構,而是對詞史上問題的一些簡單的評論和解讀,這個還是一種古典形態。我也寫了不少學術論文,比如說詞學范疇的研究,像要眇宜修、潛氣內轉、哀感頑艷,這些研究都是屬于現代形態的研究。

    《中國分體文學學史·詞學卷》這部著作的體系有對三種形態的考量,但可能比較散漫,三種形態在我的研究中是綜合的狀態,包括對詞的名詞解釋,對重要范疇、重要選本及一些重要詞論家的專論,還包括對一個時期的創作的總結。所以我的著作近似于論文集,雖然編排大概有歷時線索,但從體例的角度說,還不是完全成熟的詞學史。我在撰寫研究宋代樂語的著作,這本書和其他所有著作完全不一樣,一開始就要建立體系,所以沒有給我從容的時間做專題研究,但是我在建構體系以后,接下來再做專題研究,不過時間倒了一倒,此前是積累了一個個專題研究后再建立體系,這次是讀完文獻后確定關注的問題有哪些,先確立了大致的體系。我覺得這是一個研究方法的調整,其實由專題到體系,或由體系到專題是雙向的過程。樂語研究對我來說是第一次先建立體系的嘗試。

 

    問:您對很難言明的詞學范疇進行探討,應該就體現了對三種詞史演進形態的綜合。如刊于《文學評論》的《詞學史上的“潛氣內轉”說》,刊于《文學遺產》的《論詞之“哀感頑艷”說》等,都予人撥霧見云之感。

    答:詞學范疇的研究是非常麻煩的問題,第一古人的詞匯會經常用,但是語境各不相同。語境各不相同也導致了內涵的不確定性,不確定性其實也就是模糊性,但是學術研究卻追求清晰、精準,這就意味著要梳理一個概念發生發展的過程,歸納使用語境主要的類型,由這個類型里面提煉出范疇的核心意思,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至今認為詞學范疇的研究是一個令人生畏的領域。你要說范疇的意思,如果不考慮清晰、精準、全面的話,那這個范疇誰都能說上幾句,如果要追求清晰、精準、全面,從前期文獻的搜集,到一段一段的解讀,然后找出不同語境的關系,這里面很麻煩,但如果有學者有充足學力對范疇進行分析的話,對推動詞學史是有幫助的,可能要大家一起努力。

 

    問:您對晚清民國詞學的研究也一直在向前推進,我留意到您最近又接連發表了幾篇關于況周頤的文章。

    答:關于況周頤我已經寫了五篇文章,他是我很感興趣的一個詞人,只是因為研究王國維牽扯了我過多的精力,使我對況周頤沒有進行如王國維一般的研究。我對況周頤的研究也是文獻與理論結合的。比如《<歷代詞人考略>與相關問題考論》這篇文章就是探討文獻的問題,發表在《文學遺產》上。《歷代詞人考略》這部書被影印了一部分,但影印只是別人修訂的本子,另外手稿保存在中華書局,這兩者對應起來可以看出這本書的源流本末。

    我寫這篇文章就是因為我發現目前關于這本書的研究有不少的判斷是有問題的,或者說是錯誤的,這是因為關于這本書的背景現在我們知道的還比較少。我在上海圖書館系統讀了劉承干的日記,包括劉承干與學界朋友的通信,我才把這本書為什么而寫,寫的過程怎樣,包括劉承干什么時候收到書稿的細節理清楚。這些材料提供的佐證非常明顯,尤其是這本書沒寫完況周頤已經去世了,寫成的部分比較臃腫,關于對這本書的刪訂外界一直不知道,一讀劉承干的日記問題就很清晰了。原來是羅莊刪訂的,因況周頤想讓羅莊當自己的學生,羅莊面對賞識自己的前輩,下不了手,她的父親羅振常跟況周頤熟悉,又不喜歡況周頤,所以羅振常才能“痛下殺手”,所以刪掉的東西非常之多,包括點評里說的非常刻薄的話,有可能就是羅振常寫的。這個過程隨著文獻的發現才能發現。此前關于這本書的研究,當然也為后人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限于文獻掌握的程度,導致許多的判斷有誤,隨著文獻越來越多被發現,問題也就越來越清楚了。

    我還寫了關于況周頤另一篇文章,就是討論發表在《詞學季刊》上的《詞學講義》,發表在《民國舊體文學研究》的創刊號上。《詞學季刊》本《詞學講義》是不完整的,再者文字也是有問題的。事實上《詞學講義》在況周頤去世不久就發表在《聯益之友》上,這個本子很多人沒有看過,也比較難找,但我還是找到了。經過我的對照,發現它跟《詞學季刊》相類似的條目有文字的不同,而且多出了三分之一的內容。這個本子是況周頤去世不久拿去發表的,顯然跟原稿應該比較相近,到《詞學季刊》刪掉了三分之一,到底是什么原因刪的呢?這個問題我還不太了解,但這些問題是值得關注的。另外是理論的問題,我在讀《蕙風詞話》的過程中發現了不少的問題,發表在《文學評論》上的《論詞之“松秀”說》,這是我研究《蕙風詞話》的一個成果。

    另外我梳理了況周頤發表詞話的前后過程,衡估在各種詞話里“重拙大”的地位,發現況周頤在不同本子里強調“重拙大”,這是他老師的教導。況周頤是非常傳統的人,因此一直在強調老師的話,但是老師的教導和他內在的觀念之間是有矛盾的,所以涉及到具體評價又往往按照自己的審美觀念來進行。因此在一部《蕙風詞話》里就形成了一種矛盾,一方面“重拙大”在不斷地說,另一方面在具體評價中又不斷地有別的概念出來,這些概念與“重拙大”之間還有一定的矛盾,比如“松秀”與“重拙大”之間肯定是不太和諧的。那么這就引發了我的關注,盡管我對況周頤的研究寫得文字不算多,但也有自己的體會,我覺得應該可以推進它。

 

    問:您研究晚清民國詞學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成果,可以說已經形成了一定的格局。

    答:我對晚清民國詞學研究得比較多,從龔自珍、陳廷焯到朱祖謀、王國維、況周頤,包括詹安泰,還有一些選本也作了研究。這個源流的格局基本上有的。以前出的詞學史還不是十分理想,各個階段之間不大平衡,詞學史是一個長期的任務,我想等對晚清民國詞學的研究相對完整的時候,再寫作一部《晚清民國詞學史》,或者《晚清民國詞學史論》。這是我對這個領域的一個設想。另外研究晚清民國詞學史會涉及學術從古典走向現代的過程,我也會納入考察的范圍。

 

    問:民國詞學研究目前存在二元分類法,即將詞人群體分為“體制外”、“體制內”兩類,或者為詞學家貼上“新”、“舊”的標簽。您如何看待二元分類法在研究中的應用?

    答:“體制內”與“體制外”的分類是劉揚忠老師提出的,我覺得總體上這個說法還是可以的。雖然當時并沒有明確的體制,但確實詞學研究里面有中心和邊緣的存在,所謂中心就是一流的詞人占據了詞壇的話語權,他們影響并輻射了他們的周邊群體,而且周邊的群體可以擴大到很廣的范圍。從王鵬運到朱祖謀、況周頤,這個一脈下來就成為了晚清民國詞學的主線。如果把王鵬運、況周頤、朱祖謀的一脈相承并且掌握話語權,成為詞壇中心作為“體制內”,那王國維的確是“體制外”的。但“體制內”、“體制外”是相對而言的,并沒有一個具體的有形的體制,只是一個中心和邊緣的關系。現在學界往往把“體制內”作為舊,把“體制外”作為新。新主要指王國維和胡適,他們努力的方向就是反晚清民國主流詞學,比如你說吳文英好,他們就罵吳文英,你說賀鑄好,他們就說賀鑄不行。確實在對主流的抑制或者反對方面,王國維和胡適基本一致的,把他們理解為新也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的是,這兩個人所謂的新也不是絕對的新,王國維也不是要來開拓一個新的領域,他不過是要求回到五代北宋詞的本色狀態,他認為南宋詞已經到了窮形盡變的一個階段,尤其是吳文英的詞,比較晦澀,喜歡炫耀技巧,王國維是反對這些的。

    胡適也是對五代北宋比較向往,但他沒有王國維說得那么絕對,他推崇的是白話,所謂白話不是現代漢語,而是淺白如話的意思,王國維更注重時代的回歸。所以新里面其實也有舊,他們不過是在舊的里面選擇符合他們審美眼光的部分作為目標。所以 “體制內”、“體制外”都是相對的,所謂相對的就是必須站在一定的角度或者一定的維度,它們才有成立的空間。換句話說,如果換一個角度,這些相對的說法就不成立了。所以需要落實到具體問題,撇開“體制內”、“體制外”,還原到詞學學術史的本原狀態。新和舊,“體制內”、“體制外”的標簽不是無往而不勝的,在很多情況下可能出現問題。

 

    問:與您其它的詞學研究著作不同,《唐宋詞舉要》更多是面向普通的詩詞愛好者。您編撰這本書的緣起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古典文學在當代中國的普及?

    答:《唐宋詞舉要》不是一本學術著作,而且完成于我三十多歲的時候,99年出版時這本書還叫《唐宋名家詞導讀》。第一從研究古典學術來說,我當時還是比較年輕的年紀;第二編這本書是因為教學的需要,當時我在中大開唐宋詞欣賞的課程,需要我來備課,所以是一邊備課一邊編寫。為什么強調是三十多歲寫的呢?因為這本書對詞的解讀和傳統的解讀有很多不一致的地方。2014年商務印書館推出修訂本,并更名為《唐宋詞舉要》,距最初出版已經過去了十多年。這段時間我一直在研究詞學,對于詞有了新的體會,所以對初稿做了不少修正,修正主要體現在把以前表達的過于直接的結論從學術的角度進行修改,以追求一種穩妥,所以會少了一點鋒芒,多了一點成熟。其實我是很珍惜這本書的,因為這本書的社會影響比較大,讀者比較多,讀者一多對作者的考驗就越大,我也很期待讀者的批評。

    詞的普及跟好的選本是有關系的。過于長篇的解讀在一個速食的時代大家可能沒興趣看,過于簡約的評論,可能一般的讀者也領會不了。所以解讀要篇幅適中,篇數又不能太多,這就是我在編這本書的時候從體制方面做的考慮。這本書出版以后,反響還是不錯,入圍了2014年度商務印書館人文社科“十大好書”,也上了當年10月的中國好書榜,也入圍了中央電視臺2014年度的“中國好書”評選,中央電視臺的《讀書》節目還對我做了一個專門的訪談。我可以看出社會和媒體對這本書的關注,在客觀上也說明中國傳統文化經典還存在巨大的讀者群體。所以我們學者一方面可以做陽春白雪或者高大上的研究,這個研究是從推動學術史發展的角度來說的,可能與這個時代一般人的生活、閱讀、審美觀念的形成不會發生太多的聯系,但是如果普通的讀者愿意多讀《唐宋詞舉要》這樣的書,通過我的解讀,詞本身的魅力可能對他們發生更大的影響。我覺得一個學者應該也要做一些普及型的工作。民國時期的學者基本上都參與了中小學國文教材的編寫,而且像《詞學ABC》這樣的讀物,往往也都是大學者寫的。所以由淺入深雖然不容易,由深入淺可能更難,這方面我個人是做了一些努力,我覺得這是學者的職責所在,畢竟我們生活在當代,如果通過你的文字,你的研究能對當代人的生活、讀書、審美形成影響,這也是一個學者應該感到光榮的事情。

 

    問:王國維以書卷為魂魄所寄,同樣您也是以讀書作為生存方式的人,在王國維和您的身上的確都能感受到對學術的癡迷,不知道這個說法是否貼切?

    答:癡迷這樣的說法,作為文學語言是可以接受的。我確實愛讀書,幾天沒看書,心里就慌慌的。別人經常說我是這個學者那個學者的時候,我的回復往往是,“其實就一讀書人耳”。我覺得讀書人才是對我生存狀態最準確的概括。讀書人和一般人有什么區別呢?讀書人會比較多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這一年到頭,大量的時間是在工作室里度過的,節假日我也在這里,可能別人覺得是一種苦行僧的生活,其實不然,在節日的熱鬧氣氛里讀到自己想讀的書,有了新的發現,或者一篇熬了很久的論文終于豁然開朗,這種快樂也是無以形容。書卷多情似故人,你每日接觸它,它就像老朋友一樣,老朋友幾天不見就會想念,書幾天不讀,也會心慌。所以我一直是讀書人,以后也將是讀書人,此生長做讀書人。這是真話,是非常實在的話。

 

    問:您對自己“讀書人”的定位著實令后學感佩。您能否也給青年學者一些的建議,如何才能更積極地適應目前的環境?

    答:現在青年學者面臨的壓力比較大,體現在各個方面,比如說科研的壓力,具體分為論文發表、著作出版、項目申報等等,經濟壓力也比較大。這些因素導致青年學者處于比較焦慮的狀態,但這個社會發展到這樣的階段,個人很難改變。個人有些緊迫感是必要的,焦慮就未必需要,因為有些事情需要堅持,需要執著,再說焦慮也于事無補。所以與其焦慮,把時間耗費在焦慮當中,還不如把焦慮放在一邊,多讀幾頁書,慢慢積累,總可以把學術往前推進,對這個要有信心。不過還要有個前提,就是確定自己走學術這條路是走對了。一個適合在高校從事教學研究的人,可能只是一時成果出得慢一點,但假如他根本不是學術研究的苗子,那他的焦慮可能是一生的焦慮。如果不適合在高校任職,我也認為應該轉崗,因為這個社會對一個人的成長提供了多種可能,所以也沒有必要在不符合自己興趣,也不是自己特長所在的領域里苦苦堅守。

 

    問:相信您的這番話會帶給青年學者很多思考。您在最近發表的《建立柔性考評機制,推進高校綜合改革》一文中,也對高校文科建設進行了一些探討。

    答:教育部剛剛出臺的文件里面,對文科提出了很多柔性的東西,比如評職稱,主張代表作審查制,即審查論文時要抹去雜志名字。我對此非常贊同,就是把雜志的權威轉化為學術的權威,這個方向是值得肯定的。還有就是教學科研的并重,有的學校讓年輕教師先做學術研究,不讓上講壇,在我看來也是一個極端。原因是教學不是自來就會的,它跟學術研究一樣需要經歷一個過程,在高校里一個只會從事研究的人,他所帶來的弊端和一個只會教學的人所帶來的弊端是一樣的,大學老師應該是教學科研并重的。所以我也愿意寫這樣的文章,把這個文件的精華及契合學術研究特性的問題進行宣傳,我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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