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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明研究視閾中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蔡宗齊 何敏
內容提要 蔡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的采訪。您是北美漢學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為中國文學在美國的傳播與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但您的著作一直都以英文形式傳播,國內學者了解得并不多。今天,我想趁這個機會請您談談您的學術理念、方向和研究方法。我注意到,您的研究經歷了從歐美文學到比較詩學,再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轉向,能具體談談嗎?

一、治學歷程

 

   ○ 蔡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的采訪。您是北美漢學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為中國文學在美國的傳播與研究做出巨大貢獻。但您的著作一直都以英文形式傳播,國內學者了解得并不多。今天,我想趁這個機會請您談談您的學術理念、方向和研究方法。我注意到,您的研究經歷了從歐美文學到比較詩學,再到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轉向,能具體談談嗎?

   ● 關于這個問題,要首先回顧一下我走過的學術歷程。1977年,我考上中山大學英文系本科,1979年成為學校英美文學首屆研究生,進入了英美文學的研究領域。那時候,我對比較文學和文學理論很感興趣,常去中文系邱世友老師家談論文學。80年代初,中國比較文學剛剛興起,我的碩士論文就選了一個這方面的題目,探討華茲華斯山水詩和中國古典詩歌,著眼于西方浪漫主義和中國古典詩歌里情感交融的觀念。在研究這個話題的過程中,我對西方哲學和中國老莊哲學開始產生興趣,研究視野從文學擴展到哲學。論文寫完后,很受好評,我就用這篇碩士論文申請到了美國麻省大學的獎學金,于1984年來到美國深造,開始攻讀比較文學博士。我在1987年通過了麻省大學的博士資格考試,同時又被普林斯頓、斯坦福、哥倫比亞等學校錄取,都給了全額獎學金,當時,我主要在申請比較文學專業,沒有考慮中國文學。普林斯頓大學的高友工教授在這時候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建議我申請中國文學。他跟我談我個人的學術研究、職業規劃和當時整個的學術動向。他說,美國現在正在興起中國文學研究,我有在大陸培養起來的中國古典文學的學術素養,又在麻省大學得到了很好的西方文字理論熏陶和完整學術系統訓練,非常適合漢學這一領域。高老師的話對我當時的選擇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最終,我從歐美文學轉向了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 80年代美國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狀況究竟怎樣?

   ● 在50年代,美國只有個別大學設置和中國有關的課程。中國文學研究真正成為一門學科是60年代的事情。60年代起,美國漢學界的中國研究真正呈現出蓬勃發展的勢頭。許多主要研究型高校開始設置關于中國文學、歷史的教職,成立了不少的東亞研究中心和系所。到了80年代,一批來自不同背景的研究者給中國文學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政策讓一批植根于中國文學和歷史的研究者來到美國。我在高老師的指引下,一步步走入了漢學研究的殿堂,形成了自己的學問追求的核心理念,摸索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同時,在接下來的研究里,我的階段性學術興趣雖然發生過一些轉變,但無論是中西比較詩學、中國美學、中國文論,我的注意力始終都在中國古典文學這個大的模塊之內。

   

   ○ 大陸來的學者是不是對中國文學的情感更濃厚?

   ● 有不同的視角,我們的寫作比不上母語是英文的學者,但閱讀的文本畢竟是母語,困難會少一些。所以我們和西方學者是站在同一起跑線的。我在普林斯頓對國學下了很多功夫補課,不光是文學,還有哲學、經學、佛學等。我后來主要從事詩學和文學批評。我覺得研究漢學不能僅滿足于用英文寫作,把中國學者研究的東西介紹出去。做學問應該有自己的觀點和視角。這是自然而然的一個過程。

   

   ○ 您一直在北美用英語進行寫作,有人認為:英語很難表達中國古代文論里那種細微的多義性、模糊性,您對此怎么看?

   ● 對這種籠統的說法我不能妄加評論。以我自己而言,用英語來研究中國古代文論,既是挑戰,也是機會。怎樣把西方傳統里完全沒有的概念命題用英語詮釋出來,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然而對做學問而言,如果你能發別人未發之言,這也是機會。中國人寫文章碰到一個復雜的概念時,常常繞著圈子,一帶而過。而英文寫作則必須把概念梳理界定清楚,做出明確的表達。所以,研究者必須閱讀大量文獻,去揣摩這些概念的意義,推導出其發展的脈胳,最終得出結論,也就是有了自己的觀點和視角。當挑戰與機會并存的時候,接受挑戰,就有了研究成果。

   

二、學術理念和研究方法

   

   ○ 我想您的經歷對于廣大有志于學術研究的青年學者是很有啟迪意義的,您剛才提到學術研究追求的核心理念和研究方法,您的這個學術研究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 這個問題的回答很簡單,首先是必須有學術創新。做學問的人,無論是從事何種領域,都要有創新的精神和能力。沒有任何創新處,最好不要寫文章,以免浪費自己和讀者的寶貴時間。這樣的觀點可能有些偏激,但這是我從導師的教誨中領悟出來最重要的學術理念。凡是讀過高友工教授《唐詩的魅力》和《美典》等著作的人,不管接不接受他的觀點,都會覺得耳目一新,被他的學術研究視野和研究方法所吸引。我有幸成為他的學生,耳提面命,學術創新的理念自然就深深銘記在心里,成為自己治學的座右銘。這么多年來,我基本做到沒有創新的文章不寫。對學術創新的追求貫穿了我整個的學術研究過程,無論是專著、編著、單篇論文,都闡發了自己獨特的見解。我有一些學術觀點可能會片面或偏激,值得商榷。但不管正確與否,這些見解都是自己的心得體會。有的學者經常苦惱于找不到課題,沒有自己的觀點。對于我來講,新的觀點不斷涌現,并且很快能達成框架。但是我寫作的速度卻很慢,因為怕文獻會出錯,論證不夠嚴密,所以務必大量閱讀、確認文獻的正確性。

   

   ○ 那么,古典文學研究怎樣才能做到學術創新呢?

   ● 研究者首先必須大量細讀原文,選定研究領域中意義重大同時自己又能駕馭的課題,接著,尋找研究該課題的最佳切入點,摸索出各種有效的分析策略和方法,然后再運用這些方法論證解答課題的方方面面。從博士論文開始,到后面的學術寫作,我都是沿著這思路進行研究。以我的第一本書《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為例,我攻讀博士的專業是中國古典詩歌,主要在漢魏及六朝時代。在這幾百年間,五言詩取代了四言詩,成為統治整個文壇的最重要文體。所以,我決定尋找有關五言詩的課題。從劉勰、鍾嶸開始到現代,五言詩的研究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還能有什么重要的課題等待后人發掘呢?帶著這個問題意識,我通讀了五言詩作,檢閱了大量中文、日文、西文的有關論文專著,終于有了值得自己深入研究的課題:漢魏晉五言詩演變的內在機制。這樣的研究框架,沒有任何現成的范例可以參照,就有了“新”的可能。

   

   ○ 所以,您不斷的學術創新源泉其實來自問題意識,進行大量的文本細讀、分析和思考。這是個苦功夫。那么在找到了前人所未言的學術增長點之后,您一般會使用怎樣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去闡述這個“新”意?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您的研究方法,您會怎樣總結?

   ● 那就是微觀與宏觀、歷時性與共時性相結合。宏觀是對歷史整體、對一段時期的理解與把握。宏觀不能浮在空虛的概念之上,它要落實在具體的作品上。宏觀和微觀又涉及歷時性與共時性兩個不同的方面。所謂歷時性就是要縱觀歷史,共時性就是要考察特定時期的文本里方方面面間相互內在的關系。我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組概念之間的關系。《漢魏晉五言詩演變的內在機制》是我最早開始使用這種研究框架的批評實踐。這是一個必須要宏觀和微觀兼顧、歷時研究和共時研究相結合才能完成的課題。談“演變”,無疑是歷時的研究,必定要在宏觀的視野中審閱分析不同歷史時期的作者和詩集,勾勒出五言詩發展的軌跡。論共時性的“內在機制”,自然要探究每一組詩歌作品的文類、主題、形式的特征以及三者的內在關系。對演變過程所作宏觀的、歷時的研究可稱為“綱”,而對文本微觀的、共時性的研究可稱為“目”。研究五言詩演變的內在機制,就是試圖把“綱”和“目”有機地結合起來,真正做到綱舉目張。這種綱目結合的研究框架,顯然是沒有任何現成的范例可參照的。因為綱目分離似乎是古今學者研究中國古典詩歌的共同特點。雖然到了20世紀之后,古典詩歌的宏觀和微觀研究都有長足進展,學者們積極努力地把宏觀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但這一努力并非十分成功有效。現在的文學史和詩史體例基本是先按朝代劃分出大的章節,然后從章節中按照作者和作品時序分子目錄。這個框架也非常好,但比較機械死板。因為這種框架下的作品細讀就會局限于以詩篇論詩篇,難以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展現歷時發展的動態。

   

   ○ 所以,為了打通詩譜之綱與作品細讀之目之間的聯系,您必須首先打通時空,建立歷時與共時的聯系。

   ● 對。這本書里,共時的“目”是作品文類、主題、形式,從這三大“總目”之間的互動關系,探尋歷時的演化之“綱”,將這些內容按照四種表現模式——戲劇、敘述、抒情、象征的發展來討論。這是我最早進行宏觀與微觀、歷時與共時研究的嘗試。

   

   ○ 微觀與宏觀、文本細讀與理論闡述的結合的確是一種非常行之有效的文學研究方法。您在《比較詩學結構》一書也采用了這種研究思路,在中西比較詩學的范疇內對中西詩學體系進行了別開生面的解讀,是美國漢學界有關中國文學理論的一部影響深遠的著作。這本書的宏觀篇集中討論了中西方詩學的宏觀結構,微觀篇探討中西方詩學發展中一些至關重要的具體理論。這是中西比較詩學中一個很有意義的創新和突破。

   ● 我即將出版的關于中國古典詩歌的專著《語法與詩境》也是以這樣的思路來研究的。

   

   ○ 能介紹一下這本書的內容嗎?

   ● 這本書的內容早就在我腦袋里了,但因為很忙,一直沒有動筆。到了2014年,我去復旦大學做講座,一共八講,逼得我把書的主要內容先用講義寫出來了。這也是個宏觀與微觀、歷時與共時相關照的話題。在微觀部分,我致力發現漢字的聲音、韻律、結構這三者如何互動,產生不同的美感。從這個角度出發,探討中國詩歌與西方詩歌的不同在于聲音和意義節奏的匯合。我寫這本書最早的原型來源于在美國給學生編的一本教材《怎么讀懂中國詩歌》。在這本教材的最后一個總結章節,我試圖對中國詩歌發展的歷史做一個自己的詮釋。我認為:漢字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影響正是它的節奏。漢字節奏導致節奏與句法的匯合、意義停頓和聲音停頓兩者的匯合。這種匯合對漢語、以及詩歌句法和結構產生巨大的制約性的影響,讓中國詩歌走向自己特有的發展道路。不同的中國詩體里面有不同的節奏,不同的節奏能承載不同的句法,不同句法的應用會造成相應的結構。這三者相通互動,從而造成紛呈多樣的藝術境界。因此,我通過分析語法來展現詩境產生的原因,同時對中國傳統美學和詩論的論述進行對話。這種研究就是一種體現出宏觀與微觀、共時性與歷時性結合的結果。

   

   ○ 您曾經在一次課堂上提過“有理論入,無理論出”,請問怎樣理解這個理論的“入”和“出”之間的關系?您是怎樣在眾聲喧嘩的文論話語中,找出文學的本質和發展規律,揭示文學的不同形態和特點的?

   ● “有理論入,無理論出”,講的主要是使用西方文學理論的方法。對我而言,首先要接觸不同的理論,因為不同的理論適合理解與解釋不同的文學現象與命題,沒有哪種文學理論可以詮釋所有的議題。常州派詞學大家周濟認為,作詞要“有寄托入,無寄托出”。意思是:作詞時,詞人腦中得先有一個想表達、想寄托的東西,可以是時事政治,也可以是個人情感。但詞人在寫作時,這種寄托似有似無,化成一種美的意境,此為“無寄托出”。我把這原則拿來運用在對文學理論的運用上,改為“有理論入,無理論出”。首先,研究者要了解、熟悉、吃透各種理論,而后把它們消化,形成一種視野,一種分析問題的銳利眼光。這時候,你的眼界就寬了,自然而然,在一個文學問題上,你會有不同的分析視角,得出不同的結論。

   

   ○ 所以,“有理論入,無理論出”,本質上是一種研究方法和視野。

   ● 對,在文學批評實踐中,理論的設想和材料的運用論證其實是相輔相成的。人的腦袋不可能是空白的,必定有自己設想的觀點、要解決的問題等,但是研究就要尊重原始材料,原始材料要求推翻自己觀點的時候就要推翻,該修正的時候就修正。運用理論的過程其實也是研究者與理論之間一種互動的過程。

   

三、古今對話和重建中國文論系統

 

   ○ “歷時性”“共時性“這樣的術語來自西方結構主義理論。中西學術研究范式一直各有其風格。近年來,在比較文學領域里,特別是海外漢學界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領地,研究成果基本是一邊倒。大部分解讀都是用西方文藝批評方法來解讀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國內很多學者對這種做法很有意見,認為西方的話語言說方式、思維方式乃至學術規則都與中國本土的學術現實和學術傳統脫節,是削足適履。我一直很想請教海外漢學家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您在做中西文學批評的實踐中,是怎樣看待“中”和“西”之間的關系的?

   ● 某種程度上來說,我贊成“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在《漢魏晉五言詩的演變》課題的研究過程中,我的目的是求“通”。而達到這個“打通”,則大大得益于中國傳統文學理論中通變論與西方現代文論的結合。前者為研究提供了基本理論框架,后者則幫助和改進了這一理論框架,使之更豐富充實。從西方結構主義理論中的“共時性”和“歷時性”研究,我看到中國傳統通變論注重宏觀譜系,但忽略具體文本分析研究的偏頗。因此,我把文本細讀作為研究的重點,以這作為建立宏觀譜系的基礎。同時,“模式“的概念來自西方古典文學理論,運用“模式”的概念,我觀察到各個具體詩人、文本之間的內在關聯,并用戲劇、敘事、抒情、象征模式加以總結。而其他的西方文學理論,如口頭表演和書寫文化、讀者接受、象征主義等理論等,則有助于開辟各個具體文本研究的新途徑。這就是一種“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研究。

   

   ○ 在您看來,這個“體”和“用”之間,應該有怎樣的標準和關系呢?

   ● 如果一部學術著作的結構框架可稱為“體”,其研究具體問題的方法可稱為“用”,那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著作之“體”應該植根于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之中。而其用,則中西皆可,兩者可酌情使用。為什么我會有這個想法呢?因為我在國外用英文寫作,面對英文的學生和讀者,自然要涉及到中學和西學的定位。我的論文選題必須來自中國傳統,詮釋和解答也需回應源自中國傳統的議題,對這些議題提出新觀點,作出新的結論。這就是我說的“中學為體”的意思。文章的總體、選題,研究的內容,應該是中國文化傳統本身的議題。西學的“用”則是為基于中國文化傳統的議題提供一個新的視角和研究方法。

   

   ○ 中國古代文學理論是帶有傳統中華文化傳統特色的文學理論,也揭示了中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的一些普遍規律。然而,傳統文論批評術語的模糊性讓今天的研究者有時很難界定一個術語的明確定義,也因此,有些現代學者批評中國文學批評籠統模糊、沒有條理,傾向于推崇明確表達意義的西方文學理論。您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 這涉及到中國古代文論研究中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古今對話。我們需要考慮古今對話為何重要、如何進行古今對話、古今對話有何意義等問題。我們搞古典文學必須重視古今對話。古今對話就是古代理論家、評釋家與現代批評家之間的溝通。就我自己的研究來講,借助現代理論推繹出來的好多論斷,古代人早已經感覺到了。他們只是用了比較直覺的印象的語言來表達。對此,第一,我們可以互相佐證;第二,古今的研究者也各有盲點,都有因時代局限而沒有涉及到的地方。這種互證互釋就是古今對話。

   

   ○ 能具體舉一個古今對話批評實踐案例嗎?

   ● 就舉對“以意逆志”所作的分析為例吧。“以意逆志”四個字,是孟子解《詩》時提出來的,一直為中國文學批評界所重視。為什么各門各派,有不同主張的批評家都認同這個概念呢?我在《嶺南學報》復刊號上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分析這個原因。我認為:“以意逆志”一詞,之所以能放之四海而皆準,正是因為中國古代漢語作為不帶形態標記語言,因此具有無限豐富的模糊空間。歷代以來,中國傳統批評家不斷地挖掘利用“以意逆志”,以其中“意”“逆”“志”三字的語義,及四字之間句法的模糊性,以求重新闡發孟子的論斷,進而為各自的文學闡釋找到理論根據。所以,只要今天的批評家愿意耐心地將中國批評術語的使用放到具體歷史情境下加以考察,必然會發現:術語的模糊性實際上正是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長處所在。“以意逆志”這樣的關鍵術語模糊多義,正為歷代批評家提供了相互對話、碰撞、競爭、推出各種新理論的寶貴空間。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得有宏觀的視野、開放的心態及嚴謹科學的態度,進行考證、分析、推斷、闡釋,來推動這個古今對話的進程。

   

   ○ 古今對話關注的是對中國古代文學理論的傳承。我們在進行今天的文論建設的時候,有兩個非常重要的議題。一是對古代理論的繼承,另一個則是對西方理論的借鑒。古今之間,中西之間,各種文藝理論批評究竟有怎樣的關系,一直是學術界的前沿話題。您致力于“打通”的批評實踐,并取得了很有意義的成果。但也有學者認為中西之間不僅要打通,還要進行互釋。即:不但能用西方文學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作品,也要能用中國古典文學理論來詮注西方,以達到中西文學理論之間的平等對話。那么首先,就要進行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最終重建中國文論系統。請問您怎樣看待這個話題?

   ● 要解決這個問題需要自己的研究和集體的努力。我正在用英文寫一本中國文學批評概念的專著,努力將中國批評的精髓介紹給西方。重建中國文論系統是國內學者一個很關心的問題。怎么樣建立一個能與西方相抗衡的一套新系統?這似乎已成為國內學者心中一種強烈的焦慮。很多學者都有努力,無論是國內的,還是海外漢學界的。只是,這個話題已經講了二十多年,我們還沒有真正找到一個讓人信服的系統。 劉若愚先生的《中國文學批評理論》用西方現成的理論框架,把一些相似的中國觀點套進去,這樣就產生了很多問題,但這種嘗試很可貴。因為在西方,很多學者對中國古代文論望而生畏,其根本原因正是術語的模糊不清。同樣一個術語在不同語境,會有不同的意思。這種難度會造成越來越少的西方學者愿意深入中國古典文論。劉若愚做了一個開創性的工作,他用一種西方學者能理解的方式解釋中國文論傳統,讓中國文學批評引起西方注意,具有開創之功。

   

   ○ 那么,怎樣才能讓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和重建中國文論系統不流于理論的探討和口號,實實在在地成為有效的文學批評和文本實踐?

   ● 首先要有一個基本認識:重建中國文論結構,必須源于自己的傳統,不管是文學傳統,還是理論傳統。在具體操作上,怎么樣用中國傳統話語系統來介紹中國文學批評,這是一個挑戰。解決這個問題的根本方法是厘清概念。中國術語表面模糊不清,但你如果仔細研究,同一個術語概念命題在不同的時間和語境意義是不一樣的,有豐富的多義性。但因為中國文論本身的概念、術語、范圍易發生改變,研究者必須整理這些術語多義性的發展,看它們在不同視角、傳統和文本里,經歷了怎樣的變化,以此為切入點。通過閱讀文本、邏輯推理,關注一些重要的命題、概念間有何種關系,它們在歷史經歷了怎樣的發展,不斷被重新詮釋的過程。中國術語含蓄,語義豐富,實際上這是一個優點。同樣一個術語可以表達不同的概念,而術語概念的轉換正是一種文學思想的變化。從先秦開始,到六朝文學批評形成,然后唐宋、元明清等不同時期里,關鍵術語概念在不同時期主要批評家手里怎樣產生演變。在詞的多義性里他們是取哪一種含義,來闡發什么樣的概念。這樣可以展示關鍵術語概念內在的歷史演變。研究者如果厘清了這種關系,中國文論的系統自然而然就會顯現出來。

   

四、超文化理想和中西文學交流

   

   ○ 中西文化交融的互通和互釋是國內學界希望達成的目標,希望我們的理論能詮釋西方,達到平等對話。但這首先就意味著實現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您做的就是古代文論到現代文論的轉換。您不是從理論上推理論證,泛泛而談我們該怎么轉換、有沒有轉換的價值和意義,而是腳踏實地地做實證,這非常可貴。我想,正是基于您對學術創新的孜孜追求,對中學與西學之間“體”和“用”的體會,對各種文學理論的熟悉與吃透,才提出了中西比較詩學中非常有意義的三個概念:內文化、跨文化和超文化。請您簡單地談一談這三個概念。

   ● 首先,這三個詞是我杜撰的,代表三種視角。“內文化”,我使用的英文單詞是intracultural,前綴intra是指各自內部的獨立和關聯。所以,“內文化”視角首先看的是中西詩學植根于各自文化傳統的的獨立性和整體性。而“跨文化”是要沖破單一傳統的局限,學會從另外一個傳統角度來審視自己的傳統。“超文化”視角則是要克服文化比較中各種各樣的偏見。在詩學比較中,極端的中西文化相似論和中西文化差異論都是不可取的。我們應該將中西文學視為彼此平等、可以相互詮釋、相互闡發的不同傳統,從而豐富加深我們對文學的普世本質和意義的認識。我個人治學就經歷了內文化與外文化不斷的互動。首先,出國之前,我在外語系學習歐美文學,對西方內文化方面就有一定的訓練。我到美國攻讀中國文學博士,這個過程又進一步提高了我對中國內文化的自覺,把之前直覺的了解變成理論的把握。然后,我用英文寫作,面對使用英文的讀者,研究的對象是中國古典文學,這自然必須跳出兩種文化的視角,站在一個更高點去觀察分析。我的治學研究都是沿著這個路徑,一直在關注內文化與跨文化這兩個視角的互動,來發現新的方法,爭取研究上的突破,以達到超文化的視角。漢學研究本身就要求研究者對兩種不同文化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這種情況下,發展出跨文化視角是一種必然。

   

   ○ 從“內文化”到跨文化,再到“超文化“,層層遞進,這是非常有意義的研究路徑。您剛才提到中西文化相似論和中西文化差異論,這兩種趨向是怎樣表現的?

   ● 中西文化相似論在東方和西方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在西方,一直有人認為中國文化類似于西方文化,人們試圖證明中國文化是一種早于西方文化的原始文化,因此應當從屬于先進的西方文化;同時又有人致力于從中國文化中找到西方的觀念、概念和價值標準,以此證明西方文化的普世性。而在中國,這種文化相似論體現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試圖將中國文化早于西方文化當做中國文化優越性的證據。一句話:西方有的一切,咱們東方早就有了。另一種則努力證明西方很多觀念、價值和機構的雛形,中國古代都有。而文化差異論伴隨的核心則是指責另一種不同于自己的異質文化缺乏在自己文化中的核心觀念、價值和體系,這種差異論的危害是容易為公然的種族歧視提供理論支持。在中西比較詩學領域,我們能看到這種文化差異論和相似論的很多反映。

   

   ○ 怎樣才能在研究中避免這兩種傾向呢?

   ● 那就是建立真正的跨文化視角。在我看來,首先是要在差異與相似之間保持一種恰當的平衡,不一味求“同”,亦避免一味地求“異”。其次是把注意力關注在中西文化很多共有的課題上展開比較研究。同時,我們要在中西方思想史的大視野作中對比較的結果加以評價。要用“超文化”的視角,來正確評價其相似和差異性,不單純夸大任何單方面的文化特征。

   

   ○ 那么,怎樣才能做到在學術研究中用“超文化”的視角,來進行正確評價,不單純夸大任何單方面的文化特征?

   ● 首先,西方文學批評中常用的理論框架不適宜機械地套用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因為它們是植根于不同的哲學和文化傳統,是為探索西方文學自身的特有課題產生的。這種直接套用,會將中國古典文學淪為詮釋這個“體”的材料,恐怕連“用”都談不上,這是一種本末倒置,不可取。“超文化”視角意味著學會尊重、欣賞和學習其他文化,建立一個兼容并包的美好世界。這個視角把所有的文化和民族都看成是人類自我完善的過程中的參與者,它是一種文化理想。然而,努力形成這個視角,即使達不到完全的“超文化”,在靠近的過程中,也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與把握個體文化之間的“同”與“異”。

   

   ○ 只有追求超文化理想,才能真正走近它。

   ● 對,只有心存理想,才能腳踏實地。我一直覺得這種理想主義是我們能夠事業有成的一個基礎。

   ○ 理想與現實之間,常常有巨大不可逾越的鴻溝。您會怎樣去跨越這鴻溝,切實推動中西文學交流的發展?您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研究?

   ● 這幾年我一直在做這方面的事情。我辦了兩本雜志,一本英文、一本中文,在上面推出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論文。美國刊載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雜志太少了。另外,北京大學袁行霈教授與我正在合作為哥倫比亞出版社推出一套中國文學作品閱讀教材,目的就是要讓西方的學生看到我們中國古典文學,能感興趣。其中一本《如何讀中國文學批評》,我打算自己來做。把中國文學批評帶到美國大學本科和研究生課堂里,爭取能夠培養出一些將來能夠進行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學生,我覺得這非常有必要。年輕的時候選擇中國文學的原因純粹是對自己文化的一種熱愛,想要報效撫育自己成長的國家和文化。那時,我從來沒有考慮到中國文學的研究會有今天這樣重要的地位。我更沒有想到,我能夠跟國內的學者合作,得到這么多支持。這說明中國地位的提高,經濟的巨大進步。我們當然很開心,也一定要抓住這樣的時機。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跟整個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是同步的。中國怎樣與世界進行更好的溝通與交流,這應該是一個雙向的過程,研究漢學的人覺得自己是有一種使命感的。怎樣超越個體文化的局限,通過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加深我們對共同人性的理解,也讓世界能更好地了解中國,我覺得這是個一生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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