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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信:我和社科院的故事

蘇培
內容提要 他是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的高材生,也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戰士;他曾在世界諸多名勝古跡前駐足停留,抒發對生命、永恒和美的哲思;他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西方美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也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成長的見證者;他如今雖已87歲高齡,卻依然風度翩翩,他淡然地向記者娓娓道來自己走過的不平凡之路,那是一種歷經歲月洗滌之后的釋然與超脫;他謙虛和藹,相信沒有永恒,只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他——就是著名美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汝信。
 

            

 

       他是畢業于上海圣約翰大學的高材生,也是參加過抗美援朝的戰士;他曾在世界諸多名勝古跡前駐足停留,抒發對生命、永恒和美的哲思;他是我國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西方美學的重要開拓者之一,也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共同成長的見證者;他如今雖已87歲高齡,卻依然風度翩翩,他淡然地向記者娓娓道來自己走過的不平凡之路,那是一種歷經歲月洗滌之后的釋然與超脫;他謙虛和藹,相信沒有永恒,只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他——就是著名美學家、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汝信。

  梅花香自苦寒來

  《中國社會科學報》:汝老師您好,您的求學、工作和研究,都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社科院”)有著密切的關系。在您的記憶中,社科院這40年是怎樣一步步走過來的?

  汝信:社科院從成立到今天,我可以說是歷史見證人。在參加完抗美援朝之后,我就轉業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干部培養部工作。1956年,我考入哲學研究所,師從賀麟先生。沒想到在這里一待就待到了退休,待了一輩子(笑)!

  那時社科院還沒有從中國科學院分出去。我就職的中國科學院分為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分支,最初社會科學方面只有兩個研究所,人很少,后來漸漸地建立了十幾個社會科學所,進而成立了哲學社會科學部。作為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學部,我們稱其為老學部。現在說是建院40周年,如果連老學部一起算的話,應該是60年了。

  社科院的正式成立,要得益于胡喬木同志。他到了老學部之后就向中央建議,將兩個科學院分開,分別成立中國科學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于是, 1977年中央正式批準建立中國社會科學院。現在整個社科院的指導思想、頂層設計、機構框架、基本體制等等,可以說都是喬木同志當年設計的。到如今,社科院從最初的十四個單位一千多人,發展到幾十個單位四五千人的規模,這個過程真的很不容易。應該說,現在是社科院的黃金時期。

  《中國社會科學報》:回顧以往的歲月,您一定有許多難忘的記憶,有哪些事情是讓您至今仍然記憶猶新的?

  汝信: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時物質條件極其匱乏。就拿當時最尖銳的住房問題來講,我們熟知的錢鍾書和楊絳夫妻倆,他們當時也是和大家一起擠在社科院八號樓的房子里,甚至困難到喬木同志主動要求騰房子的地步!記得有一次開會,同志們向組織反映從干校回來之后沒有房子住,包括很多老同志、老專家,這在當時是個很普遍的問題。喬木同志聽到大家的反映之后,主動要求把自己家的房子分些出來,以解決燃眉之急。但是同志們都反對,喬木同志的房子畢竟也很有限,只能解決一兩家的問題,不能解決根本問題。

  另外,研究生院也是喬木同志堅持要培養社會科學人才,在十分艱苦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當時同樣是沒有房子,上課就像打游擊一樣,經常更換教室。但是,在這樣困難重重的條件下,我們培養出了很多人才,不僅培養了一批現在社會科學界的領軍人物,還有在國家機關擔任要職、為國獻智的領導干部。這是值得我們自豪的。

  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一路走來,我們經歷了社科院艱苦創業的過程。現在,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個方面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社科院也是經歷了幾代學者的共同努力,才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實屬不易。

  有高原也要有高峰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做了16年的社科院副院長,經歷了很多人和事,總體上您如何評價社科院這些年的發展?

  汝信:就學術來講,整個社科院總體上發展得還是比較順當的,我們一直有國家的重點規劃項目。當然,現在的學術成果是過去任何時期都沒有過的。以前在社會科學方面寫篇文章、出版一本書都是很大的事情,現在我們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甚至每天都出好幾本書,這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學者的著作,學術成果這方面可以說是突飛猛進。

  但是,也應該看到問題。這幾年來我學習了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重要講話,尤其是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我感到社科院這些年最突出的一個問題就是有高原,缺高峰!通俗來講,就是社會科學總體發展很不錯,但是非常突出的高峰還是太少。當然,也有一些學科有很優秀的著作出來,但是真正在理論上實現突破性的發展建樹還很少。我在座談會上也提出了這個問題,我們現在要在總體水平提高的基礎上創新、再創新!

  行政方面,我是1982年起擔任社科院副院長,1998年退下來的,在副院長的崗位上做了16年。在這16年里,我為社科院三位院長當過副手,他們為社科院的今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能否簡要描述一下與您一起共事過的幾位院長?

  汝信:喬木同志當院長時,我在哲學所工作。他經常強調,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思想。他提出,要把社科院建成真正的科學院。社科院跟大學、政府研究機構等都不一樣,它在學術上一定要代表國家水平。喬木同志離開社科院后,還是名譽院長,對社科院一直很關心。在他病危時,我和劉國光同志去看望他,他還再三叮囑我們:要記住,一定要把社科院建成科學院,科學院代表著國家的最高水平。

  馬洪同志任院長時,我開始擔任副院長。在馬洪同志的主持下,我們建了這棟大樓(中國社會科學院辦公樓),可以說今天我們能在這里辦公,馬洪同志立了大功。當時,長安街上要建這樣一棟大房子,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引起了很多單位的羨慕。這棟大樓我們原本設計了30層,但一方面由于缺錢,另一方面又缺技術,只能蓋成現在這個樣子。可以說,在科研基礎建設方面,馬洪同志盡了自己的努力。

接著是胡繩同志。大家都很熟悉,他是一位著名的學者,做學術特別嚴謹。在做院長之時,他一直強調要有嚴謹的學風,做出來的學術成果要有質量。同時,他還強調研究性和科研創新,對社會科學研究要求很嚴,為樹立社科院嚴謹、優良的研究氛圍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然后是李鐵映同志,他把圖書館建起來了。當時,經濟所有很多珍貴資料,這些都被收集在圖書館中。圖書館對同志們搞科研起到了重要輔助作用,現在的研究生院新址也是他籌劃的,這是社科院基本建設的重要事情。鐵映同志本來是研究自然科學的,但到了社科院之后自己牽頭學社會科學,帶頭做研究,和同志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頗有身先士卒的精神。一方面他確實很想把社科院的基本建設搞好,另一方面一些重要的科研項目也親自帶頭,這個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說,這些領導都從不同方面為社科院的建設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為社科院的今天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無心插柳柳成蔭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當時如此艱難的情況下,您還主編和撰寫了一系列美學著作,其中不乏像《西方美學史論叢》這樣被譽為我國研究西方美學的開山之作。社科院的工作經歷對您取得的豐碩成果有什么影響?

  汝信:我研究美學純屬偶然。上大學的時候,我念的是政治系,主修政治,輔修經濟,跟美學完全不搭邊。當時,我所在的圣約翰大學是上海的一所教會學校,學校里沒有專門的哲學系,哲學和神學一起教。我選修了一門跟宗教有關的選修課,這門課的老師是當時上海很出名的徐懷啟教授。他本身既是牧師,又是畢業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高材生,他的課給了我一些哲學的啟蒙,但是美學根本沒有碰過。

  1950年冬,我參加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在冰天雪地里正好趕上了第二次戰役,然后又南下參加了第五次戰役,從長津湖一直前進到三八線。在艱苦的行軍和敵機轟炸中幾乎把隨身用品丟了個精光,成了徹底的“無產者”。戰役結束轉移到后方,卻意外地發現,出發前輕裝留下的物品中還保存著一本俄文的《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它是我出國前途經沈陽時在國際書店買的,原本我是把它當作提高俄語水平的一個工具,沒想到回到后方它竟成了我唯一留下的一本書。在閱讀的過程中,很多俄語單詞我都不認識,但就這樣半猜著讀,竟然被其內容吸引了。這本書也成為了我接觸西方美學、哲學的鑰匙。所以我常說,我研究美學純粹是一個“歷史的誤會”。

  如前所述,從抗美援朝戰場回來,我被分配到了中國科學院干部培養部工作。中科院是以自然科學為主,大部分科學家都沒有學過唯物辯證法,院里就組織大家一起學哲學。當時請了很多名家,我們作為行政人員也一起去學,學完之后還要去各個院所討論、寫總結。那段時間算是我第一次集中地學習哲學,這樣一共幾十講下來,我對哲學越來越感興趣了。

  《中國社會科學報》:真是應了那句話“無心插柳柳成蔭”啊!那您又是怎樣開始做研究的呢?

  汝信:20世紀50年代后期,黨中央號召向科學進軍。當時,我隨中科院代表團去蘇聯商談派遣研究生事宜,并考察了蘇聯的人才培養模式。回國后,我們也建立了研究生制度,準備培養副博士研究生(現在的碩士研究生)。為積極響應黨的號召,1956年我也臨時抱佛腳報考了副博士研究生。當時我分別報考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和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的哲學專業研究生,結果同時被兩校錄取,最后我選擇了師從哲學所的賀麟先生。

  1957年,我開始進入哲學所學習,應該算是基礎最差的。但正是因為感覺自己太差了,和同學們相比,自己一竅不通——特別是西方哲學,所以我十分努力。我的導師賀先生是學術大家,不僅精通西方哲學,對中國儒學、中國哲學史也頗有研究。他就指導我說,學習西方哲學要系統地來學,特別是要從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入手。我聽取了導師的建議,去看了大量的書來彌補自己的差距。其中,我重點看了不少關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書,并寫了《車爾尼雪夫斯基對黑格爾美學的批評》這篇文章,賀先生看了之后,覺得不錯,就給我推薦到了《哲學研究》這本雜志上發表。我的第一篇美學史文章就是這樣成型的。之后,我才一步一步地深入到美學研究中。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時,國內研究西方美學的人不多吧?

  汝信:可以說很少,眾所周知的有朱光潛、宗白華兩位大師,他們系統研究過美學。王國維對康德、叔本華也做了些研究,但是他沒有系統地研究過西方美學史。其他的文章就更少了,資料極度匱乏。我覺得既然沒有什么人做這方面的研究,那我就憑著個人的興趣來試一試吧。于是,我就在西方美學方面做了些皮毛工作,編了些論文集。后來,又組織我的一些學生編撰了《西方美學史》四卷本,我只不過起了個帶頭作用罷了。我的幾位學生中,有好幾位都是研究尼采的,第一位跟我學尼采的就是周國平。他現在的影響也很大,當時周國平參加了《西方美學史》第三卷的撰寫工作。

  在《西方美學史》的編寫過程中,最大的困難同樣是材料稀缺,因為是做西方美學史的研究,所以涉及的資料很廣,要搜集許多國外的材料,這在當時來講真是太難了。總之是千方百計要搜集一些資料來做研究。《西方美學史》從1999年開始啟動,2005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一卷,直至2008年6月四卷本才全部出齊,前后歷時9年。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那樣艱難的條件下,您還是一步步前行,最終成了我國當代著名的美學家,學界也把您的學術之路稱為“20世紀后半葉中國美學發展的縮影”,您怎樣看待學界對您的這一評價?

  汝信:我不太認同(笑)。我現在經常講,我們社科院是國家的最高學術機構,我們就應該做得很好,拿出來的研究成果應該是代表國家水平的,研究的東西應該是具有國際水平的。其實我個人在學術方面是有遺憾的,因為到院里工作之后,我就沒有多少時間去做學術研究了。建院的時候,組織上讓我分管科研與外事,當時連基本制度都沒有,一切看起來只能從頭做起。這個事情使我深有體會,制度建立起來非常不容易,如研究課題制、職稱評定和學術成果評議制等等,會遭到很多不理解,很多事情要做到基本公平。這些工作可以說耗費了我大量的精力和時間。

  1981年,組織派我到美國哈佛大學交流學習。后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程,我院也改變過去閉關自守的局面,走向世界,加強對外學術交流,與國外許多學術機構和基金會建立聯系和合作關系,得以了解國外社會科學的新發展并參考借鑒其研究成果,這有助于推動我院的學術研究。當時在社會科學方面,我們社科院的許多學科都是全國領先,但現在很多高校進步很快,所以形勢逼人——逼著人要不斷地努力!

  我的學術夢在延續

  《中國社會科學報》:能否談談您退休后的生活?

  汝信:我退休后還在繼續做一些之前沒有做完的項目。比如我們做的“世界文明”系列叢書。決定做這套叢書,是因為有一年我參加了聯合國一個“文明對話年”的活動。回來以后,我發現國內的文明對話研究才剛剛開始,國人對其他文明了解得太少,所以,我們就成立了專門的課題組著手研究。課題組里的很多同志都是之前研究過其他文明的,大家出于興趣和一個共同的目標加入到課題組里來,后來課題組又發展成了世界文明比較研究中心。這是個“皮包公司”,沒有編制也沒有經費,但是同志們都很樂意去做。

  剛開始研究世界文明的時候,國內在這方面做得還不夠深入和全面。世界文明也太多,我們不可能全都涉及到,于是我們把一些主要的文明匯集成12卷,在社科基金的支持下做成了一套書,后來又做了一套圖庫。第一套文明大系我們定位是普及性的中級讀物,有一定的介紹和延伸,但不是專門的研究讀物。令人欣慰的是,有些“文明”出版之后在社會上反響很好,比如“猶太文明”,以色列大使館就對此很感興趣。他們自己買了200本,專門送人以介紹、推廣自己的文化。其他的如“印度文明”等也引起了相關部門的興趣。

  現在我們還在繼續做“世界文明與中國文明的關系”,已經完成了幾卷,還有幾卷尚未完成。編撰這套書的很多作者都是已經退休的研究人員,大家志同道合在一起做研究。我們這個研究中心雖然是“皮包公司”,但是還是出產品的,起碼為社會做了些有意義的事情!

  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中國社會科學報》:黨中央對社科院的三大定位是:一、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二、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思想庫和智囊團;三、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建院40周年來,社科院也在這方面做出了成就,在您看來,這些成就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

  汝信:第一,馬克思主義的堅強陣地。這主要是一個指導思想的問題,我們歷屆領導都強調要毫不動搖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我認為,在這一點上,社科院一直以來都是旗幟鮮明的。第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最高殿堂。我們一直以來都是這樣要求的,從喬木同志確立指導思想的時候就是這樣。我也聽到過社會上一些人的看法,他們認為我們社科院整體科研水平還是高的,但在某些學科領域,那些知名的、權威的學者似乎沒有以前多了。我們要努力爭取在每個學科都有牽頭的人物,還是要加大力氣。當然,社科院也不可能在每個學科都是第一,但在一些重要的學科方面,社科院還是應該發揮重要的帶頭作用、發揮自己的長處,要在基礎理論方面、文化方面著重下功夫。第三,智庫方面,這些年我們在這方面投入很多,也取得了很大進步。要注意多結合現實問題來進行研究,為國分憂。綜合來講,中央對我們這三個方面的要求,堅強陣地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最高殿堂要加勁努力;智庫要切實為現實服務。

  《中國社會科學報》:當前我國正處于特殊的發展時期,國際國內都在發生日新月異的變化。在新時代的背景下,您對社科院以及研究人員有何希冀?

  汝信:我們社科院是意識形態的重要陣地之一。我認為,意識形態是最根本的問題,當然,一些具體的工作也要做,但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一方面,我們要強調文化自信。這對于一個民族來講是重于泰山的,如果對自己的文化都沒自信的話,是站不住腳的。同時我們也要思考怎樣把我國的文化推出去,這是軟實力的問題。中國文化不能僅靠《紅樓夢》等去影響世界,還要用中國當代的文化去吸引人。社科院作為學術單位要在這方面下功夫,要思考如何用外國人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播中國文化,發揮軟實力。另一方面,我們要不斷創新。要把希望放在年輕人的身上,現在四五十歲的中年學者們,他們年富力強,又有一定的積累,要積極發揮其頂梁柱作用。當然,更大的希望是在二三十歲的年輕學者身上,他們有活力、有沖勁兒。要敢于研究一些新問題、重大的問題,發揮我們基礎理論的優勢,力爭在基礎理論上有所突破——這是需要下很大功夫的。

  要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與時俱進,光吃老本是不行的。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在埃及調研時,我被古埃及文化深深震撼,其規模之大、技術之精,是許多國家無法相提并論的。但是,為什么那些昔日的文明今天都已消亡了,甚至很多地方變成了一片廢墟?思考后我得出來的結論就是,埃及文明的衰弱不是因為別的,正是因為創造力的衰竭。一旦沒有創新,多少年一成不變,盡管過去有多么輝煌,都必將會走向衰落。對個人而言,就是要不斷努力超越自我,努力為學科發展作出貢獻!

  《中國社會科學報》:說得太好了!那么,最后請簡要概括一下您從事學術研究幾十年來的感受,以及對社科院建院40周年的寄語。

  汝信: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到,就是五個字——哲學是難的。這是我抄蘇格拉底的話,他曾在討論美時,經過再三論辯,最后得出了古希臘的智慧——美是難的,我把它套用在這里。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特點,任何一個時代我們都不能把它絕對化,我們要與時俱進,不要以為自己的研究成果多么了不起。我的感受就是,在歷史的長河中,任何東西都是一種短暫的價值,沒有永久性。當然,有自己的學術自信是好的,但實際上是時代在不斷地變化,隨著這種變化,總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最后用一句話表達我的寄語:衷心祝愿中國社會科學院能夠不斷創新、創造新的輝煌,能夠為黨中央和人民群眾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這是我的心愿。《中國社會科學報》不僅代表社科院,還應成為中國社會科學界的喉舌,這樣才能充分發揮其影響!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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