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速飞艇开奖历史|极速飞艇彩票
社科網首頁|客戶端|官方微博|報刊投稿|郵箱 中國社會科學網

中國文學網

宋代家族與文學【第二章】

張劍

第二章 天分、壽夭、婚姻與遷徙

對于一種文化現象的闡釋,可以有不同途徑,按照潘光旦先生的意見和進化過程由低到高,時間由遠至近的順序,可以排列為:無機的(如地理的或自然環境的解釋),有機的(如生物學和種族學的解釋),心理的(主要指未經理論概括的較為原始的大眾心態),社會的(指政治、經濟、文化等具體社會活動、制度建設、行為習慣等),文化自身的(指經過理論升華的社會意識形態)。[1]潘先生認為用社會的原因與心理的原因解釋文化,固然方便,“因為它們與文化現象最接近,要利用它們的勢力來左右文化,也很容易,也是因為彼此接近的關系。但是這種解釋,這種人力的支配比較要缺少基本性與固定性。例如改變社會組織,提倡教育,自然可以叫文化有一度的興奮,但是要是聰明才智的程度有限,這種興奮是不會持久的。反過來,理化的現象自然是最基本的了,但是它們比較的最不受人力的左右,寒帶的奇冷,熱帶的酷熱,日本的地震,中國西北方的沙漠化,是絕對沒有多大辦法的,人類生活只有遷就它們,很難叫它們來遷就人類。在一切現象之中,能夠比較受人力的轉移的,同時也具有充分的基本性的,是生物學的現象。”在潘先生看來,“所謂生物的原因有三:一是變異,二是遺傳,三是選擇或淘汰。選擇有兩種,因了自然勢力而發生的叫做自然選擇,因了社會與文化勢力而發生的叫做文化選擇。選擇所由發生的途徑有三:一是生產,二是婚姻,三是死亡。如限于某一地方或時代說話,我們還可以加上一個第四個途徑,就是人口的流動或移植。”[2]但他同時認為,在所有的解釋途徑中,中國文化界對于生物學的解釋是最為漠視的。有鑒于此,他利用生物遺傳學中的有關理論,對中國社會文化做了廣泛而有開拓性的研究,他的《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41年初版)、《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商務印書館1947年初版)都是運用生物遺傳眼光觀察中國人才的開山之作。雖然對潘先生的一些理論我們持有保留的態度,但他注重從遺傳、婚姻、死亡及人口流動等生物學角度出發探討問題卻給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一 信乎其家多異才

現代遺傳學研究成果表明:“在人類中,的確存在著智能等方面的差別,這種差別是指一個人不同于他人的獨特的內在因素,它既反映社會生活的環境影響,又顯示了先天遺傳素質。實質上,像智能的遺傳問題,決定于遺傳和環境兩個因素的相互作用。”[3]但我們的研究界思考問題時卻存在過于注重后天環境的因素,如政治地位、經濟狀況、教育培養等,相對忽略了先天的遺傳素質。即如晁氏家族,如果先天智能有限,就是再好的教育環境也很難在競爭日趨激烈的宋代科舉中長期立于不敗之地。

應該承認,晁氏子弟普遍顯露出高智商的傾向。“宗”字輩宗愨“一夕草將相五制,褒揚訓戒,人得所宜”(《宋史》本傳),可謂文思敏捷。“仲”字輩仲衍“資識敏悟,方總角時,已自如成人。”[4]仲詢“生而異群兒,出言甚大,自謂必能有成者,年十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黃魯直知縣事,一見公奇之,其初見暨別,皆有詩,而唱和于其中間者,則多矣。有云:‘嘆君豪甚倚天劍’又云:‘見君有家風,懷抱如冰清。’”(《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端”字輩端仁“兒童知學問如成人,通《易》、《春秋》、洞達世務,尤妙于詞賦。”(《雞肋集》卷六十七《朝請大夫致仕晁公墓志銘》)“端稟大受,少以《知人則百僚任職賦》為開封府解頭,大受為文敏而工。于王禹玉為表侄,禹玉內集,酒數行而歐公謝致仕啟事至,禹玉發緘看,稱美不已。謂大受曰:‘須以一啟答之。此題目甚好,非九哥不能作也。’大受略不辭讓,酒罷,方啜茶,啟已成矣。禹玉驚其速,雖夸于座人,而意終不樂。”(《曲洧舊聞》卷五)《雞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也記載:“(端稟)七歲,奇警過常兒絕遠,見而名,聞而識,……熙寧中,與補之同試開封,嘗暫出謁客,客壁間石刻合序千言,蓋手詔賜史臣者。居士曰:能一再過誦乎?則俱默讀。居士曰:誦矣。某曰:亦誦矣。偕誦,偕止,而居士盡習,補之遺二字焉。”晁端中“生警悟好書,十歲能為古詩。”(《雞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銘》)“之”字輩補之“幼豪邁,英爽不群,七歲能屬文,日誦千言。……公于文章,蓋其天性,讀書不過一再,終身不忘。”(張耒《晁無咎墓志銘》)晁說之年未三十而五經立,晁詠之少有異材,“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對黃卷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始終,如與之同時者。東坡作《溫公神道碑》,來訪其從兄補之無咎于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人未見也。’啜茶罷,東坡瑯然舉其文一遍,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無咎略審其字,時之道從照壁后已聽得矣。東坡去,無咎方欲舉示族人,而之道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無咎初似不樂,久之,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曲洧舊聞》卷三)東坡嘆為奇才。晁載之年未二十即見賞于黃庭堅,庭堅將之薦于蘇軾,蘇軾答云:“晁伯宇詩騷,細看甚奇麗,信乎其家多異材也。”(《郡齋讀書志》)微之、渙之,幼奇警,“往往見稱于東坡諸公。”(《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隱長子墓表》)沖之“于宗族最才華。”(《郡齋讀書志》)“公字輩”中,晁公邁“少以文學稱,自其諸父景迂、具茨先生皆嘆譽之,諸公貴人亦往往聞其名。”(《渭南文集》卷十四《晁伯咎詩集序》)晁公壽“少敦厖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游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揚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博古者驗之,猶信。”(《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隱長子墓表》)晁公諤“資稟不凡,少承家法。”(樓鑰《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墓志銘》)晁公武、晁公遡也以文學才干知名。“子”字輩中晁子與年過八十尚“耳目聰明,筆札精楷”(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與墓志銘》)。“百”字輩中晁百谷“生十年,已有成人風”(《文忠集》卷二十《晁百谷字序》),“甫年二十,筆力扛鼎”(陸游《渭南文集》卷二十七《跋晁百谷字敘》)。

從中我們不難看到晁氏族人領悟力超群、記憶力不凡、文藝鑒賞力過人,最重要的是他們具備超常的、令人贊嘆的文化才能,尤其是有好幾位七歲、十歲就具有創作詩賦的才華,這種文學能力與其說來自于后天培養,毋寧說來自于先天的家族遺傳,因此蘇軾才贊嘆說“信乎其家多異材也。”

在閱讀一些文化世家相關的傳記材料時,我們也常驚訝于不少世家成員敏捷而優異的文化天賦,如眉州蘇氏家族,蘇序文化程度不高,但“晚好為詩,能自道,敏捷立成,不求甚工”(《本集·蘇廷評行狀》)。蘇洵年近而立始發憤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宋史》本傳)。蘇軾蘇轍兄弟的才思敏捷無疑也有其祖其父的文學遺傳因素在其中。

襄陽米氏家族中,米芾“生而穎秀,六歲日讀律詩百首,過目即成誦”(《京口耆舊傳》卷二)。其子米友仁小字虎兒,幼年時黃庭堅即贈詩贊其為“虎兒筆力能扛鼎”(《戲贈米元章二首》其二),曾悎亦言其“少俊早成”(《云谷雜記》卷三)。

閬中陳氏家族,陳省華本人“智辯有吏干”(《宋史》卷二百八十四),其長子堯叟中太宗端拱二年狀元,季子堯咨中真宗咸平三年狀元,次子堯佐端拱元年進士及第,雖未中狀元,然于三兄弟中最潁慧,“少好學,父授諸子經,其兄未卒業,堯佐竊聽,巳成誦。”(《宋史》本傳)

四川浦江高氏家族中,高孝璹共有六子,高載(嘉泰二年進士)、高稼(嘉定七年進士)、高崇(嘉定七年進士)、高定子(嘉泰二年進士)、魏了翁(慶元五年進士,高孝璹本姓魏,與魏士行為親兄弟,因魏了翁祖母高氏之兄高黃中無子,孝璹遂過繼為子,后因魏士行無子,魏了翁又還繼士行)、高茂(生平不詳),兄弟六人五進士,且多聰慧,如高載“自為兒時,穎異越常,八歲能屬文”(《鶴山集》卷八十八《知靈泉縣奉議郎致仕高君載行狀》),高崇“幼英悟”(《鶴山集》卷八十八《知黎州兼管內安撫高公崇行狀》),高稼一見真德秀,德秀即以“國士期之”(《宋史》高稼本傳),高定子魏了翁“英悟絕出,日誦千余言,過目不再覽”(《宋史》本傳)。

其他像臨川二晏、新喻二劉、清江三孔、高郵三秦、鄱陽四洪、雙井黃氏等宋代著名的文化世家,家族成員的早慧或智力優異的現象頗為普遍,它們成為宋代家族文化得以繼承發揚的重要條件,晁氏家族,不過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罷了。

二 從《積善堂記》說起

大觀元年,晁氏西眷晁宗愿夫人黃氏(1067—1107后)九十一高壽,黃氏第四子仲詢與其兄仲謀依例請封,制曰:“黃氏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可壽光縣太君。”族人鄉黨,作堂以奉夫人,名之曰積善堂,晁補之作《積善室記》以記之。斯時晁氏族人至晁迥而下,已達六世五百口。

如果我們將眼光投向其他晁氏家人,就會發現長壽者絕非黃氏一人,茲將晁氏人物知其生卒年者[5]簡列如下:

第一代:晁佺(916—998),83歲。

第二代:晁迥*(951—1034),84歲。

晁遘妻張氏(983—1069),87歲。

第三代:晁宗愨*(985—1042),58歲。

晁宗恪(1007—1069),63歲。

晁宗愿妻黃氏(1016—1107后),至少91歲。

第四代:晁仲參(1013—1067),55歲。

晁仲參妻公孫氏(1010—1086),77歲。

晁仲衍(1012—1053),42歲。

晁仲熙(1019—1086),68歲。

晁仲詢(1057—1115),59歲。

晁仲蔚妻狄氏(1001—1069),69歲。

第五代:晁端友(1029—1075),47歲。

晁端友妻楊氏(1031—1098),68歲。

晁端本妻閻氏(1039—1103),65歲。

晁端中(1051—1100),50歲。

晁端仁(1035—1102),68歲。

晁端仁妻葉氏(1034—1080),47歲。

晁端禮(1046—1113),68歲。

晁端彥(1035—1095),61歲。

晁端稟(1045—1090),46歲。

第六代:晁補之(1053—1110),58歲。

晁損之(1059—1122),64歲。

晁說之*(1059—1129),71歲。

晁詠之(1066—1117),52歲。

晁沖之(1073—1126),54歲。

晁謙之*(1090—1154),65歲。

第七代:晁公武*(約1106—約1184前),約78歲。

晁公諤(1105—1165),61歲。

晁公宣(1135—1189),55歲。

晁公壽(1085—1107),23歲。

晁公邁(1091—1146),56歲。

晁公遡(1116—約1176),約61歲。[6]

第八代:晁子健*(1107—1177后),至少71歲。

晁子與(1114—1201),88歲。

第九代:晁百談(約1145—約1214),約70歲。

以上共統計晁氏家族人物36人,平均壽命約62歲強,這個數字在宋代可以算做是長壽家族了。特別是幾位官至高位的人物(帶*者),多享高年。晁迥(84歲)生前官至翰林學士承旨,太子少保;晁宗愨(58歲)生前官至參知政事;晁說之(71歲)生前官至中書舍人、徽猷閣待制;晁謙之(65歲)生前官至敷文閣直學士知建康府;晁公武(約78歲)生前官至吏部侍郎、臨安府少尹。這對整個晁氏家族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知道,家族中人好不容易謀得功名,漸至顯貴,可以封妻子、蔭宗族,至高位者享高年,對宗族蔭補的機會就自然增加了許多,有利于保持門第。如晁迥“延蔭及弟侄侄孫,不遑具載。”(《法藏碎金錄》卷七)晁宗愨即因父蔭入仕,終至參知政事,而宗愨“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宋史》卷三百五宗愨傳)其卒后又蔭宗族七人。晁氏族人科第入仕者固多,蔭補入仕者亦不在少數。另外,家族中人躋身高位,還可以幫助整個家族增強抵抗意外和困難的能力。南渡后晁氏族人生存窘迫,就多虧晁謙之盡力收撫幫助,使家族不致星散湮沒。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個相反的例子:汝陽(今河南汝南)孫氏,孫何、孫僅兩兄弟相繼狀元及第,小弟孫侑亦登進士科,不可謂其門不榮耀。孫何(961—1004)十歲識音韻,十五能屬文,為布衣時,所著《兩晉名臣贊》、《春秋意》、《尊儒教義》及詩歌二十余篇即廣為流傳,與丁謂齊名,號為“孫、丁”。《宋詩紀事》載:“丁謂與孫何,便可白衣修撰。”甚得王禹偁器重。淳化三年進士第一,曾“與晁迥、陳堯咨并命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宋史》本傳),為文取法韓柳,倡導古文,在文壇甚有影響,但只活了44歲。孫僅(969—1017),學行文辭,傾動一時,未第時王禹偁曾覽其文集《甘棠集》,賦《書孫僅〈甘棠集〉后》詩云:“明年再就堯階試,應被人呼小狀元。”(《小畜集》卷九,亦見《澠水燕談錄》卷三)畢士安看孫僅文集未畢,即驚嘆“嚇死老夫矣!”推許甚力。(《小畜集》卷二十九《殿中丞贈戶部員外郎孫府君墓志銘》)孫僅咸平元年果中進士第一,亦曾知制誥,后為集賢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等,官終給事中。但他只活了49歲。幼弟孫侑(972—1017),秀于詩,咸平三年中進士,卒時年46歲。因此,當孫氏三兄弟之時,其名聲影響是蓋過晁氏家族的,王禹偁贊為“夫三子矣,豈止文學之出人矣,又將富貴之逼身也。”(《殿中丞贈戶部員外郎孫府君墓志銘》)韓琦贊為:“天下聳慕,皆用孫氏為大小狀元家,至于父兄之訓子孫,必舉孫氏以為勸,唯恨其不及也。”(《安陽集》卷四十七《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志銘》)可是由于孫何兄弟的不壽,生子不蕃,據《宋史》本傳及韓琦《故太常博士通判應天府贈光祿少卿孫公墓志銘》載,孫何只有一子孫言,孫僅也只有一子孫和,孫侑情況稍好一些,有子二人,孫咸、孫周,女四人(其中兩人自幼為尼),孫男五人,孫女五人,總體上門庭是單薄的,因此孫氏家族數代之后,即衰敗不聞矣。

再來看與汝陽孫氏同中有異的鹽泉蘇氏家族,蘇氏家族雖然可算官宦之家,但蘇易簡之前,皆為微官,光大蘇氏門楣的是蘇易簡(958—996)。易簡23歲中進士,29歲升翰林學士,34歲遷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承旨,36歲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可謂春風得意。但他39歲即因酗酒身亡。蘇易簡留下四子,蘇壽、蘇耆、蘇宿、蘇叟,得蘇易簡余蔭,皆授官職,明確知其生卒年的是蘇耆和蘇叟。蘇耆(987—1035)三子三女,蘇叟(993—1037)無子,惟有一女,遂無后。蘇耆三子舜元(1006—1054)、舜欽(1008—1048)、舜賓,皆中進士。舜賓早卒,舜元卒時有七子兩女,孫男、孫女各十三人,曾孫男七人,曾孫女五人。舜欽是著名文學家,有三子兩女。其后蘇家情況無從考知。據張邦煒先生統計,蘇氏男性可考者壽命均不長,蘇易簡39歲,蘇耆49歲,蘇叟45歲,蘇舜元49歲,蘇舜欽41歲[7]。這不能不說是影響蘇氏家族發展的一個很大的局限。但蘇氏家族比汝陽孫氏綿延要較久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孫氏后代人丁不旺,而蘇氏家族相對而言多子多孫,蘇舜欽就曾自言家人“百口”(《蘇學士集》卷九《上三司副使段公書》)。不過,因為家族中不能不斷出現如蘇易簡、蘇舜欽那樣的才名之士,家族的衰落同樣不可避免。

可以與鹽泉蘇氏相互參照的是相州(安陽)韓氏家族,韓氏是典型的高出生、高死亡的家族,翻閱《安陽集》卷四十六和卷四十九,多是韓琦為親人撰寫的墓志銘,這種感覺非常強烈。如卷四十六的《侄孫四殤墓記》云:

余第四侄大理寺丞正彥,生子曰光壽。時正彥初授光祿寺丞,故以名之。余第五侄大理寺丞方彥,生子曰盤奴,時余自揚州徙知鄆州,舟次淮上之磨盤口,故以名之。余之長子光祿寺丞忠彥,生子二人,長曰錦孫,時余知相州,得任故里,有晝錦之榮,故以名之。次曰密孫,時余始為樞密使,故以名之。是四小孫,皆姿狀美秀,慧而可愛,或僅能行立,或未免抱持,天何降災,遂俱不育。

這里再列韓琦兄弟及其子兩代年齡為例。韓琦父韓國華有六子,韓球(34歲卒,子二,暐早亡,公彥52歲卒)、韓瑄(27歲卒,未娶)、韓琚(52歲卒,長子景融卒年17,次方彥卒年不詳,次直彥25歲卒,次孝彥卒年不詳)、韓珫(27歲卒,無子)、韓璩(41歲卒,一子正彥,卒年不詳)和韓琦(68歲卒)。而作為三朝宰相、定策元勛的韓琦(1008—1075),有子六人,忠彥(72歲卒)、端彥(卒年不詳)、良彥(早夭)、純彥(卒時不少于58歲)、粹彥(54歲卒)、嘉彥(建炎三年卒,約60余歲),孫、曾孫各二十余人。六兄弟中,韓琦一支壽最長,官最高,子孫最多,而又代有顯宦,韓琦、韓忠彥、韓侂胄(嘉彥之孫)先后拜相,故門第最興旺。陸游感嘆說:“與忠獻(韓琦)同時功名富貴略相埓者豈無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無聞,韓氏子孫,功足以銘彝鼎、被弦歌者,獨相踵也。”(《渭南文集》之《放翁逸稿》卷上《南園記》)

晁氏家族多以文學知名,是著名的文學世家;而韓氏多高官,是著名的政治世家。但不管怎樣,家族成員多長壽、多子孫、陸續出現有地位、有名望之士,則是一個家族能夠長久興盛的重要基礎。

三 才婿賢婦

談及宋人的婚姻觀,最為流行的觀點莫過于南宋鄭樵所云:“自五季以來,取士不問家世,婚姻不問閥閱。”(《通志》卷二十五《氏族略第一》)但這只是一個否定句式的排除法,“不問閥閱”問什么?我們還是根據晁氏一族的嫁娶情況做具體的分析。

(一)晁氏妻族有家世或才性可考者如下:

(1)晁迪支

晁遘妻,張氏,濟州巨野人,“為人仁厚莊靜,自為女及既嫁,處內外親,尊卑長幼,親疏之際,無不當于禮而恩稱之。”( 曾鞏《元豐類稿》卷四十五《壽安縣太君張氏墓志銘》)

晁仲參妻,公孫氏(1010—1086),其先梓州郪人,后徙棣州商河,世代官宦,其父公孫簡官秘書丞,直諒有文,其母常氏有賢操。公孫氏“幼審詳有威儀,燕處如齊,不妄訾笑,人以為天資近禮……恭儉敬戒,夙夜宮事。”且“好文史,泛覽不倦”,晚好無生之說。(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二《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晁端友妻,楊氏,濟州任城人,父楊早為尚書比部郎中。楊氏少靜默,有禮儀,“性慈儉,質直無猜阻。篤信佛事,誦《金剛般若》二十余年。”相夫教子,甘于淡泊,賢德明惠,忠孝傳家。(杜紘《宋壽光縣太君楊氏墓志銘》,見《考古》1986年第9期《山東嘉祥縣釣魚山發現兩座宋墓》)

晁端仁妻,葉氏(1034—1080),錢塘人(自縉云遷來,當與葉夢得同族),父葉暖、兄葉昌言、葉昌齡皆舉進士。葉氏系江南大姓,夫人順資慧淑,凡女子之事,無不工。(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四《葉氏墓志銘》)

晁端本妻,閻氏(1039—1103),濟州巨野人,父德基,單州司戶參軍。閻氏恭儉守義,然舉七子皆不育,女一人嫁杜純子杜開,又因產亡,特為不幸。(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八《閻氏墓志銘》)

晁端中妻,前夫人胡氏,知書能詩。繼娶閭丘氏,淑慎宜其家。(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墓志銘》)

晁巽之妻,閭丘氏。

晁補之妻,杜氏,杜純之女(按杜純娶晁仲參次女,與范純粹等連襟)。杜純與弟杜紘,俱為北宋顯宦,宋史有傳。

晁損之妻,李氏,齊州金鄉人,父李眾,景德三年明經中第,男四人,孫十六人,多舉進士入仕。(李昭玘《樂靜集》卷二十九《李公神道碑》)晁損之為兒子娶吳儔女(《景迂生集》卷二十《龔丘縣主簿晁君(損之)墓志銘》)。吳儔字子友,吳育孫,蘇軾門人,曾任廬州教授,后入黨籍。吳育曾任參知政事、樞密副使。

晁公為妻,任氏,父官龍圖閣學士。(《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六十五,晁補之《雞肋集》卷五十九《公為求親啟》)

晁公宣妻,初娶修武郎趙士亞之女,再娶司諫韓過之女。(《晁氏家乘》卷九《宋真樂居士公宣墓志銘》)

(2)晁迥支

晁宗愨妻,王氏,封安康郡夫人,王珪之姑。王氏是著名的文學世家。王珪,字禹玉,華陽人。仁宗慶歷二年進士,官至宰相,謚曰文公。從父罕,從兄琪俱有名,《宋史》有傳。

另:晁仲蔚妻,王氏,王珪叔父之女。(王珪《華陽集》卷五七《同安郡君狄氏(王珪叔母)墓志銘》)

晁宗誨妻,時氏,時旦第三女,科第之家。時旦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兼擅文武,為篤厚材能之臣。(吳奎《宋故朝請大夫尚書屯田郎中知閬中軍州事上護軍借紫時公墓志銘》,見李祥麟《北宋時旦墓志之文史價值》,《山東師大學報》1997年第2期)子舜舉涉學好詩,少舉進士,女八人皆嫁入仕士人。(張方平《樂全集》卷三十九《將仕郎揚州司法參軍時府君墓志銘》)

另:晁仲綽妻,時氏,時旦孫女,時舜舉之女。

晁宗藻妻,趙氏,先娶趙稹長女,繼娶其第三女。趙稹,進士,官至太子少傅,先世以儒名其家,子七人俱為官,女六人皆嫁入仕士人,孫女八人皆適士族。(尹洙《河南集》卷十三《故推誠保德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趙公(稹)墓志銘》)

晁仲衍妻,王氏。“集賢院修撰贈諫議大夫王公軫之女,封興安縣君,賢明柔穆,有閨閫之范。”(王珪《晁君墓志銘》)后封潁川郡夫人。(晁補之《雞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另:晁端稟妻,王氏,潁川夫人之侄,王軫之孫侄女,恭儉似姑。(《寂默居士晁君墓表》)

晁仲約妻,程氏。官宦世家,父程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舉服勤辭學科,官至參知政事。謚文簡。有文集奏議六十卷,已佚。事見《歐陽文忠公集》卷三一《程公墓志銘》、卷二一《程公神道碑銘》,《宋史》本傳。程氏系程頤堂姐妹。

晁說之妻,盛氏。(晁說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隱長子墓表》)盛度重孫女。

晁詠之妻,陸氏,父陸師閔,官至寶文閣待制,母范氏,喜讀書。詠之與岑穰、王杰、韓琥為連襟(晁說之《景迂生集》卷十九《文安縣子碩人范氏墓志銘》)。

晁載之妻,魏氏,父魏紹,以朝散郎知嘉州。魏氏亦宋望族,多人入仕。(陳師道《后山集》卷十六《魏嘉州墓銘》)

晁貫之妻,吳氏,父吳彥琳,叔吳琯,俱有時名。東坡曾為琯作《日喻》。(《景迂生集》卷二十《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志銘》)

晁公遡妻,閭丘氏,繼娶師氏,自唐末即遷四川武陽(彭山縣別稱),師氏父師驥,紹興四年提點成都府路刑獄公事。(參晁公遡《嵩山集》卷二《妻侄師如石同婦見過》,卷三十一《小柬·宋提刑五》、卷三十八《箚子·嘉州知郡二》)

晁公肖妻,趙氏,宗室女,為高宗弟之女。(《宋會要輯稿》后妃二之二、三)

晁子健妻,韓氏,父韓球,韓元吉叔祖。(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十二《太恭人李氏墓志銘》)

晁子闔妻,李氏,濟州巨野人,文學世家。父李邴,官至參知政事,子孫多入仕,李邴伯父李昭玘為補之好友,曾從蘇軾游。李邴子李縝字伯玉,“警悟絕人,不樂仕進,號萬如居士,有梅詩百篇。”(周必大《文忠集》卷六十九《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參知政事贈太師李文敏公邴神道碑》)

晁子綺妻,劉氏,父劉滁,官右通直郎,母裴氏,天性孝友。(楊萬里《誠齋集》卷一二六《通直劉君裴夫人墓志銘》)

(3)晁遘支

晁宗恪妻,閭丘氏(?—1070)。“閭邱夫人為身治家,皆應儀度。”(曾鞏《元豐類稿》卷四十六《光祿少卿晁公墓志銘》)閭丘家族亦科舉之家。如閭丘孝終,閭丘孝直(與晁仲綽連襟,娶時氏女)等。晁仲詢女八人,其中三人皆嫁閭丘氏進士或官員。(晁說之《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墓表》)

晁宗愿妻,黃氏(1016—1107后),蘊仁積善,享有耄齡,封壽光縣太君。(晁補之《雞肋集》卷三十一《積善堂記》)

晁端復妻,張氏,吳人,父張誨,官至太子中舍。張誨伯兄隱直,仲兄樞言,以才德著名,子六人,三人舉進士。(沈遼《云巢編》卷十《宋太子中舍張傳師墓志銘》)

(4)未詳何支

晁明之妻,韓氏,安陽韓氏之女,世家大族,父韓跂,為韓琦侄孫,娶晁仲徽女,繼娶范純禮女。(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十八《韓至之墓志銘》)

(二)晁氏女子外嫁夫婿有身分可考者如下:

(1)晁迪支

晁仲參女五人,“長適前衢州開化縣令石端,次適奉議郎河北路轉運判官杜純,次適朝散郎直龍圖閣權發遣環慶路經略安撫使公事知慶州范純粹,次適通直郎簽書崇信軍節度判官聽公事胡僧孺,季適恩州清河縣令田忱,而適田忱者早卒。”(《雞肋集》卷六十二《壽安縣太君公孫氏行狀》)

晁端友婿張元弼,仕某官,葉助(葉夢得之父)、賈碩、陳琦均進士出身(黃庭堅《山谷集》卷二十三《晁君成墓志銘》)。閻師孟,官瀛州防御推官(《雞肋集》卷六十五《瀛州防御推官閻君墓志銘》)。李公裕,進士(《雞肋集》卷六十五《進士李公裕墓志銘》)。杜欽益,杜紘子。

晁端本婿杜開,承奉郎,杜純之子。(《雞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閻氏墓志銘》)。

晁端禮女三人,“長適泰州海陵縣丞滕伯奇,次適貢士翟光弼,次適河南府司工曹事馬承休”。(李昭玘《樂靜集》卷二十八《晁次膺墓志銘》)

晁補之女二人,長女適梁頤吉(張耒《晁無咎墓志銘》),頤吉亦顯宦子孫,祖父為尚書左丞梁燾,宋史有傳。頤吉曾官朝奉大夫,事見韓元吉《南澗甲乙稿》卷二十《秘閣修撰鄭公墓志銘》。次女適李稙(《宋史》卷三七九《李稙傳》)。

晁損之女四人,婿為董桂、李相如、馬紹承、呂德充(《景迂生集》卷二十《龔丘縣主簿晁君(損之)墓志銘》)。李相如做過江安尉(《山谷集》別集卷十一《跋此君軒詩》:“江安城北灘上作小草亭,尉李相如為余開兩窗”),其他人事跡不詳。

晁賁之女,嫁孫鎮(汪藻《浮溪集》卷二十八,《孺人晁氏墓志銘》)。鎮字元樸,嘗為上饒令,紹興十二年時為左宣教郎主管臺州崇道觀。是汪藻姨母之孫(同前)。紹興二十九年,孫鎮以左朝請郎新知蔣州移通州(《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八一),著有《歷代登科記》(《山西通志》卷一七五)。

晁公諤三女,嫁通直郎趙某、沈忠恕、杜雋,皆世家也(樓鑰《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公諤)墓志銘》)。

(2)晁迥支

晁仲衍婿王元,朝請郎贈左朝議大夫。(《雞肋集》卷六十七《壽昌縣郡晁氏墓志銘》)。

晁仲熙女,長適承議郎知開封府祥符縣事王仲博,“次適通直郎通判安州鄭猛,次適羅田尉高道華,次適相州錄事參軍高公秉。”(《雞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仲熙)墓志銘》)

晁端方,女六人,皆嫁士族。(晁沖之《送王敦素》:“先君有六女,所托皆高門。”)

晁沖之女,嫁韓元吉之伯父(韓淲《澗泉日記》卷中:“(公武)作少尹時,先公在朝,與之親契,亦相往來。子止之親女兄,先公之伯母也”)。

晁公邁一女,嫁周必達。(參《宋故傳密居士晁公墓志銘》,見趙榮華《刻有墓志銘的北宋石渠紫端硯》,《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必達,廬陵人,紹興二十年庚午解試(《江西通志》卷五十),乾道間通判興化府軍事(《福建通志》卷二十三),淳熙間知袁州,建尊德堂,其弟必正為之記(《江西通志》卷三十九)。

晁公遡長婿薛純志。晁公遡《嵩山集》卷五《吾長女歸叔尚偕往江津作詩送之》:“薛郎吾嬌客。”卷四十一《箚子·史主管》云:“女夫薛純志,猥預試闈。” 可知薛純志亦士子。

晁子闔,一女,嫁韓元吉子韓淲。(《南澗甲乙稿》卷十二《淲言定晁氏書》)

晁百谷,一女嫁何居厚(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與墓志銘》)。《東萊詩集》卷十六《簡何居厚》:“我乏濟勝具,子懷經世才。寒窗得一笑,陋巷絕纖埃。白酒難充醉,黃花只強開。更憐無事日,時有好詩來。”可知何居厚亦有才士子。

唐恪,娶晁說之妹四娘[8]。恪字欽叟,余杭人,哲宗紹圣元年進士。欽宗靖康元年,進拜尚書右仆射兼中書侍郎。金人入汴,主和議,割三鎮,止諸道勤王兵勿前,為御史所劾,罷相。靖康二年,金人逼立張邦昌,恪署名,仰藥而死(《宋史》卷三五二)。

朱弁,娶晁說之兄之女(《宋史》本傳)。朱弁系朱熹叔祖,進士,使金被拘十九年,不屈。后歸,補宣教郎、直秘閣,轉奉議郎,有著述多種,今存《曲洧舊聞》、《風月堂詩話》。

謝克家,娶晁說之女[9], 克家字任伯,上蔡人,紹圣四年及第,建炎四年除參知政事。子謝伋,著有《四六談麈》。按謝伋子娶綦崇禮女(見《宋宰輔編年錄》卷十六:“崇禮已死,(秦)檜乃進札,乞于崈禮女夫謝伋之子家取將御筆,焚毀其文。”)

趙澤,娶晁詠之女(晁子應姊妹行,《淳熙稿》卷十四《次韻晁大舅祖子應》),趙澤系趙蕃祖父,迪功郎、海州朐山縣主簿,贈承議郎(見《漫塘集》卷三十二《章泉趙先生墓表》)。

(3)晁遘支

晁宗恪“女六人,長適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鞏,銘公墓者也。次適某官劉某,某官高元振,某官燕若濟。”(曾鞏《元豐類稿》卷四十六《光祿少卿(宗恪)晁公墓志銘》)

晁仲詢女八人,“婿曰迪功郎東道總管司干辦公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東路安撫司干辦公事龐遜孺、登仕郎閭丘公肅、進士閭丘公禧、進士閭丘公達,三早逝。”(《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仲詢)墓表》)

(4)未詳何支

晁仲淵,婿趙滋,曾官淮陽司錄參軍、湖州歸安主簿(李昭玘《樂靜集》卷三十《趙知錄墓志銘》);李眾,奉議郎、保康軍節領州事;(《樂靜集》卷二十八《李奉議墓志銘》);王龜齡(安仁),士子,舉不第。(《雞肋集》卷六十九《王君墓志銘》)

晁仲徽婿韓跂,字至之。官至朝請大夫,知淄州通利軍鎮江府。至之父諱直彥,贈金紫光祿大夫,大父諱琚,贈開府儀同三司,韓琦三兄。(趙鼎臣《竹隱畸士集》卷十八《韓至之墓志銘》)

張斯立(1024—1065),字挺卿,官萬壽縣令,始娶晁氏,繼娶蘇頌長妹蘇氏。(《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八《穎州萬壽縣令張君墓志銘》)。

錢暌,娶補之從祖姑,暌官中大夫,父惟濟,伯父惟演(《雞肋集》卷六十五《通直郎權通判環州事錢君墓志銘》)。

唐之問,聚補之堂姐妹。唐之問系錢忱(錢端禮父)之岳丈,錢端禮之外祖父。(《攻媿集》卷九二《觀文殿學士錢公(端禮)行狀》)唐之問又系陸游外祖父。(《渭南文集》卷三十《跋諸晁書帖》:“某之外大母清豐君,實巨茨先生女兄。”)

王元,娶晁氏,王元系三槐王旦裔孫。

陳外,娶晁氏,外,朝請大夫贈正議大夫,官宦世家。(《誠齋集》卷一三二《西和州陳史君墓志銘》)

從以上記載看,晁氏擇婦較重婦德和出身,晁氏婦大都賢淑知禮,出身于具有一定文化知識的士人家庭,有的還是皇族或世家大族,如晁公肖尚宗室女,晁宗愨娶華陽王氏女,晁明之娶安陽韓氏女,晁子健娶真定韓氏女,晁子闔娶巨野李氏女。晁氏與王氏、韓氏、閭丘氏等還形成了世代通婚的關系。這些家族的女子由于家庭薰染,大多具有相當的德行和文化,素質較高。不難想像,作為母親,她們的知書達禮對兒女先天資質和后天修養產生的影響。正是由于她們的操持家務,相夫教子,才使晁姓男子能夠專心學問或舉業,增大了成功的比率。她們構成了維系晁氏代有文名、家聲不墜的重要一環。

晁氏自晁迥、晁宗愨光大其門,跨入世家大族行列,因此具有了與眾多高門聯姻的基礎。這里僅結合晁說之《崇德縣太君王氏墓志銘》(《景迂生集》卷二十)做一延伸討論:

“本朝父子參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謂惠獻公若安簡公,惠獻公之子、安簡公之弟尚書駕部郎中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生女淑靜,得內外奕世之美,嫁譙國文肅盛公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邵武軍、贈金紫光祿大夫、諱遵甫……說之先妣,文肅公之孫也,得以為夫人銘。”

真定王化基(惠獻公)、王舉正(安簡公)父子皆參知政事。舉正弟舉善娶張齊賢(丞相文定公)孫女,生王氏,嫁與盛度(文肅公)弟盛京之子盛遵甫為妻,而說之之母為盛度孫女,說之所娶盛氏自然為盛度重孫女,晁家與盛家亦是世親。再加上與東萊呂氏、華陽王氏、上蔡謝氏的婚姻[10],呂蒙正侄女嫁給王珪伯父,王珪之姑嫁晁宗愨,王珪叔父之女嫁晁仲蔚,晁說之女嫁謝克家,謝克家孫娶綦崇禮女,盤根錯節,幾乎遇到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直接與間接的援引關系。如慶歷年間,王倫亂京東、掠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御,諭富民以牛酒金帛迎之,盜不為暴事;張海亂京西,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兵變,綱棄城走。后廷議其罪,富弼、歐陽修議誅,范仲淹議宥之,仁宗從范之議。歐陽修憤而上書:“大臣之家,父子兄弟,并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于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植私恩……”(《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四十四、卷一百四十五)韓綱為韓億長子,韓億繼室王氏為宰相王旦長女,與蘇耆(蘇易簡子)、范令孫(范質孫)、呂公弼為連襟。億本人曾任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慶歷初雖已致仕,但影響還在,億又與范仲淹關系友善,曾被指為仲淹朋黨。范仲淹與王旦家族亦有姻親,王質有兩女,長嫁范純仁,次女成人后嫁給范純禮。范氏與晁氏關系亦佳,后來范仲淹子范純粹還娶晁仲參女為妻。盡管范仲淹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未必出于私意,但顯然歐陽修上書是有針對性的,同為慶歷新政的中堅,他們處理問題的方式有相當的差異,這可以為理解慶歷新政提供一個新的思考角度。總之,世家大族以復雜的姻戚關系鞏固自己的地位,擴展自己的勢力,這是中國古代政治的重要現象,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深思。

雖然與名門世家的聯姻有利于提高和維持自己家族的聲望,獲得許多政治上的幫助和其他便利。但晁氏更多的還是與一般官僚通婚,是否名門高第并非晁氏通婚時考慮的首要條件。這主要與晁氏自晁迥、晁宗愨后,子孫雖不乏以文學知名的才士,卻多為中下層官員有關。宋代的科舉取士制度加速了社會的流動,使像真定韓氏、相州韓氏、東萊呂氏那樣的累世公卿的政治型世家變得極為罕見,因此擇婚時主要憑借的是擇婚人(多系父母)當時的政治地位和實力,實行基本上趨近于與擇婚人自己門戶相當的婚姻,家世聲名只是其中一個非主要考慮的因素。

晁氏擇婿非常重視女婿的才識,尤其是文學才能。如曾鞏、張表臣、朱弁、韓淲在宋代均以文學知名,錢惟演、范仲淹、吳育、葉夢得、汪藻、陸游、趙蕃等文學家族也與晁氏有姻親關系。有時女婿雖是布衣之士,但因富有才學和潛質,前程看好,晁氏也果斷將女兒嫁給對方。如王安仁“為人孝弟博聞,敏于辭章”,雖為布衣,晁仲淵仍將女兒嫁給了他,可惜他二十七歲時早卒。不過晁氏女無悔無怨,“早寡而莊如其閨中時,(子)彬、彤皆舉進士,以文義稱,三女適李公權、閻璪、祝晉,皆進士。”(《雞肋集》卷六十九《王君墓志銘》)李稙幼明敏篤學,晁補之見之曰:“此國士也”(《宋史》卷三七九)遂妻以女。”朱弁尚是太學生時,晁說之“一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晦庵集》卷九十八《奉使直秘閣朱公行狀》)更為典型的是曾鞏,晁宗恪嫁女晁文柔(1037—1062)時,曾鞏尚是一未第的貧窮士子,皇祐六年(1054),十八歲的晁文柔嫁入曾門,“食菲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內外屬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仁孝慈恕,人有所不能及。”(《元豐類稿》卷四十六《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志銘》)三年后(嘉祐二年),曾氏兄弟四人及妹婿二人同時及第。因為科舉取士的標準是問才學而不問家世,有了才能,才能飛黃騰達,對對方前景看好因而允婚,是一種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平衡,也是一種特殊和潛在的門第婚形式,這種情況在宋代不乏其例。如王旦長女少為族人寵愛,世家大族多有求婚者,王旦皆卻之,而將長女嫁給了剛剛登第韓億,族人嘩然,因為韓億當時門第不顯,且上有嚴厲的親老須奉養,下有前妻留下的子女須撫育,因此“愿于大家著姓為相宜”,但是王旦認為“此非渠輩所曉知也”,仍以女歸韓氏(蘇舜欽《蘇學士集》卷十五《太原郡太君王氏墓志》)。后韓億官拜參知政事,韓氏家族也成為著名的朝廷望族,被人目為“桐木韓氏”。再如“杜祁公衍既貴,有女,其夫人鐘愛,必求佳婿。衍以文章器業為天下第一,無如蘇舜欽,乃以女妻之。”而蘇舜欽當時不過是光祿寺主簿,且為再婚。“明道先生程顥,十歲能為詩賦,十二三群居庠序中,如老成人,故戶部侍郎彭思永至學舍,一見異之,許妻以女。”(均見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后集》卷十四《人倫部·擇婿》)“謝師厚方其為女擇對,見山谷詩,曰:吾得婿如是足矣。”(《詩話總龜》卷八)“(王)彥光鑒裁甚精,李樂庵為布衣時,流落兵火之余,一見以為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周必大)初第時,愛其博洽,即納之為壻,二公尋即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當世。人于是服其知人。”(龔明之《中吳紀聞》卷六)實是不勝枚舉,有人以為宋代士大夫以財論婚,這種觀點恐難立足。

可以看出,婚姻不問閥閱,擇婦重婦德和出身,擇婿重個人門第和才識,不僅適用于晁氏婚姻,也是宋代士大夫婚姻的重要特點。劉偉文的博士論文《宋代家庭形態探索》(杭州大學1993年)曾根據《名臣碑傳琬琰集》中北宋人的神道碑和墓志銘作過統計,129戶士大夫家庭,門第婚占了93戶,另外36戶不詳,南宋士大夫婚姻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也證明了宋代士大夫婚姻是以門第婚為主的。而宋代以才論婚的例子,除以上所舉,祝穆《古今事文類聚后集》卷十四《人倫部》中還有收集,可以參看。鄧小南先生的《宋代士大夫家族中的婦女》(《國學研究》第五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又為我們提供了宋代士大夫擇婦的詳實例證和精彩分析,此處不述。

四 枝委雖殊,源本則一

晁氏地望,周朝以來應在南陽西鄂縣(據晁補之《晁夫人墓志銘》)。西漢晁錯時居潁川,北魏時一支又襲封濟州(據《魏書·晁暉傳》),約于唐末遷居澶州清豐[11]。宋代晁氏族人也都承認澶淵為其始遷祖的遷入地,晁補之《祭陜州二叔父文》就云:“我宗之牒,鼻祖澶淵,起國之初,大于文元。”(《雞肋集》卷六十)晁沖之贈晁賁之詩亦云:“飄零南北一衰門,知是澶淵五世孫。”(《具茨集》之《別飾道二十弟賁之》)至后晉、后漢時,晁佺仕于彭門(今江蘇徐州之別稱),始將家遷此(《宋史》卷三百零五本傳載:“晁迥字明遠,世為澶州清豐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門”)。入宋后晁佺任大理寺丞,始居京師昭德坊。晁佺有子三人,迪、迥、遘,分別成為宋代晁氏東、中、西三眷之祖(晁說之《積善堂詩》)。

晁佺次子晁迥在真宗朝長期知制誥,詔令多出其手,位居清要,居住在開封昭德坊內。其子宗愨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又被賜第于昭德坊內[12]。從此昭德坊成為晁氏一族新的根據地,甚至晁氏族人都被人稱為昭德晁氏。圍繞昭德,中眷晁氏多居于祥符、新鄉、新鄭一帶,而東眷、西眷晁氏則散居于濟州巨野、任城、金鄉一帶,東眷主要居濟州巨野,西眷主要居濟州任城,后來補之移居濟州金鄉。另外,澶州故里和彭門(今江蘇徐州的別稱)也有晁氏族人居住。靖康之亂后,晁氏為官者大都南遷,寓居于江西、浙江、四川等地,而少數為官者及大多數族人,則滯留北方,繁衍生息。至今山東菏澤一帶,以晁姓為主的村莊就多達五十三個。晁迥十七世孫明代晁瑮在《新修清豐縣志》卷七《鄉賢二》“晁子與”[13]條下對入宋后晁氏的居住變遷做過精煉概括:

晁氏本澶州清豐人,厥后因仕而居汴,因水而遷濟,因請老而憇嵩、鄭,因南渡而散楚、蜀,譬之水木,枝委雖殊,源本則一。

文中所言。“因仕而居汴”,概指中眷晁迥一支而言;“因水而遷濟”,主要指晁迪、晁遘兩支而言,據晁補之《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雞肋集》卷三十一)可知,晁迪子宗簡墓本在開封祥符縣,但患地卑水多,端、之兩代時將祖塋遷于任城魚山。“因請老而憇嵩、鄭”,當指晁說之兄弟而言;“因南渡而散楚、蜀”,居楚者主要指晁謙之一支和晁公邁一支,居蜀者主要有晁公武兄弟。

晁氏的遷徙較為頻繁,其變化還可從卒葬情況反映出來。晁氏卒葬地可考者如下:

(1)開封祥符,為東、中、西三眷祖塋。大中祥符二年,晁佺與父晁憲同葬祥符縣旌孝鄉[14]。熙寧二年十一月,西眷晁遘妻張氏葬“開封府祥符縣旌孝鄉,合儀同(晁遘)之兆”(《元豐類稿》卷四十五《壽安縣太君張氏墓志銘》)。慶歷四年九月,東眷宗簡葬此。《雞肋集》卷三十一《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

(2)新鄭東里,中眷祖塋:晁宗愨葬鄭州新城縣旌賢鄉賈村,皇祐五年六月晁仲衍亦葬此(王珪《華陽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銘》)。元祐五年五月,仲衍子晁端稟葬于鄭州新鄭縣之旌賢鄉(《雞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晁說之子晁公壽政和四年甲子四月乙卯葬東里祖塋《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隱長子墓表》。晁公邁妻夏氏、王氏皆先卒,夏氏,祔晁詠之葬于新鄭東里(《宋故傳密居士晁公墓志銘》,見趙榮華《刻有墓志銘的北宋石渠紫端硯》,《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3)濟州任城魚山,主要為東眷塋地,西、中眷亦有人葬此。東眷:晁仲偃治平二年(1065)卒,葬魚山,其父宗簡慶歷四年卒于越州官任,先葬祥符,大觀四年(1110)三月,改葬任城魚山(《雞肋集》卷三十一《宋尚書刑部郎中知越州軍州事贈特進吏部尚書南安晁公改葬記》)。仲參(宗簡子)治平四年卒于通判舒州事,熙寧二年葬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臨川文集》卷九十六《虞部郎中晁君(仲參)墓志銘》),元祐元年,仲參妻公孫氏葬魚山(《雞肋集》卷六十四《錢唐縣君葉氏墓志銘》)。晁端友熙寧八年(1075)卒,元豐七年(1084)十月歸窆巨野魚山(《雞肋集》卷五十二《與魯直求撰先君墓志書》)。端友妻楊氏紹圣四年(1097)葬任城呂村祖塋(《雞肋集》卷六十一《追祭呂村山川神文》)。晁端仁崇寧元年葬于濟州任城縣之魚山(《雞肋集》卷六十七《朝請大夫致仕晁公(端仁)墓志銘》),其妻葉氏元豐三年葬魚山(《雞肋集》卷六十四《錢唐縣君葉氏墓志銘》)。晁端本與妻閻氏崇寧二年葬魚山之塋(《雞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閻氏墓志銘》)。晁端中元符三年葬于任城縣呂村魚山(《雞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端中)墓志銘》)。晁端禮政和三年卒于昭德外第,葬魚山世墓(《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端禮)墓表》)。端仁子晁損之宣和四年葬任城魚山(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二十《龔丘縣主簿晁君(損之)墓志銘》)。晁補之卒于泗州,葬任城縣呂村之原(張耒《晁無咎墓志銘》)。西眷:晁仲詢卒政和五年,葬濟州任城縣諫議鄉魚山(《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仲詢)墓表》)。中眷:晁仲熙紹圣三年葬于濟州任城縣諫議鄉呂村之原(《雞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議大夫致仕晁公(仲熙)墓志銘》)。

(4)杭州江都,西眷晁宗恪與夫人閭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縣之廣陵鄉”(《元豐類稿》卷四十六《光祿少卿晁公墓志銘》)。

(5)江西撫州,南渡后晁氏主要墓葬地之一。中眷:晁公邁妻夏氏、王氏皆先卒,夏氏,祔晁詠之葬于新鄭東里,王氏,祔公邁葬于撫州宜黃縣崇賢鄉大塘山之原(《宋故傳密居士晁公墓志銘》)。晁子與,公邁次子,葬臨川長安鄉長岡金魚塘之原(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與墓志銘》)。東眷:晁鼎之,端智子,南渡后居江西金溪縣仙巖,子公宣,寓臨川之水梁寺,徙城之地藏寺,卒,年五十五,配趙氏、韓氏,先卒,合葬撫州金溪長寧鄉坊之原先墓之次(據《晁氏家乘》卷九《宋真樂居士公宣公墓志銘》)。晁公諤乾道元年,葬于臨川縣崇德鄉嵯峩山之西(樓鑰《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公諤)墓志銘》)。

(6)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饒),晁謙之居信州,卒葬鉛山鵝湖,子孫因家焉(《明一統志》卷五十一)。

(7)浙江臺州(今浙江臨海),晁公為曾知臺州,死葬此(《浙江通志》卷二三八)。

(8)南京正覺寺,晁說之死葬建康府正覺寺,邵博祭文曰:“昭德之第、旌賢之阡,公胡不歸,埋此道邊”(《四部叢刊》本《嵩山文集》附錄邵博《祭待制晁四丈文》)。

(9)澶州清豐,據云晁迥墓和晁宗愨墓均在清豐縣城西北25公里陽邵鄉西陽邵村西500米處。清乾隆三十四年晁氏后裔國子監正晁合宜憑吊時已是墓碑杳然,故封土列樹。嘉慶二年重樹碑刻。濮陽市人民政府2000年立《晁宗愨之墓》碑,列為濮陽市文物保護單位。2005年5月27日,筆者與安陽師院查洪德教授、濮陽市博物館王義印副館員查訪該處,四望麥田無垠,宗愨墓僅余一矮丘,晁迥墓則不可覓矣。然王珪《晁君墓志銘》明言仲衍與父宗愨皆葬新鄭東里,清豐之墓疑為晁氏后人所立衣冠冢。但晁氏族人葬于清豐者當不乏其人。

(10)四川嘉州(今四川樂山),中眷晁公武兄弟避金兵之亂入蜀,公武愛嘉州之勝,晚居之,卒于符文鄉小石橋(嘉慶《四川通志》卷四十六)。

另外,尚有晁仲詢之子端規兄弟寓贛州(今江西贛縣),其孫公定徙筠州(今江西高安縣),晁升之寓盱江(今江西南城縣)[15],卒葬地不詳。

晁氏世居澶州清豐,可能因為這里“地平土曠,四望如砥……林麓映帶,土壤閎沃”(嘉靖《新修清豐縣志》卷一《形勝》),“所產皆世所常有,非珍奇異品,然以資民生、足國用,則不待外求而足也”(嘉靖《新修清豐縣志》卷三《物產》),可見清豐是一個容易生存的農業縣。而五代時晁佺徙家彭門,一則因其仕于此,二則可能為了躲避戰亂,后梁和后晉在澶州大小百余戰,弄得白骨遍野,人煙荒蕪。之后晁氏徙于開封昭德坊,則是因官而居,之后晁氏以昭德坊為中心,東西散居,甚至墳塋也選擇在離開封不遠的新鄭和祥符,當然是因為昭德坊居于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城內,有利于家族的發展。晁氏東、西眷遷任城,一方面因為祥符大墓地卑水多,有礙墓穴養護;一方面也是因為昭德乃中眷房產,東、西眷京官不多,難以長久留居炊玉薪桂的都城。而濟州交通便利,物價較低,地勢較開封為高,晁氏遠祖北魏晁暉又曾封濟州刺史,在當地可能有一定的基礎,選擇濟州,比較符合生活實際和情感邏輯。晁氏在濟州巨野、任城購田修塋,與當地名門聯姻,成為濟州有影響的望族。后來晁補之嫌巨野低卑貧薄,又遷居濟州金鄉城東:“濟為州治,巨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凡九榖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柚,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于學……又好為園圃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元符中余南歸,始自巨野遷此邑。”(《雞肋集》卷三十《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補之的遷徙不僅有地利原因,還帶有強烈的文化選擇因素。南渡后晁氏徙居江浙川蜀,當是由于戰亂而致,但四川、江西相對安定的生活環境和濃厚的文化氛圍也應是晁氏選擇居住此地的重要原因。至于晁公武愛嘉州風景之美,而終老此地,更是帶有個人趣味的主動選擇了。

中國古人向來安土重遷,其遷徙通常源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或社會動蕩,迫不得已的色彩非常明顯。就像生物,為了應付自然環境的變化,尋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繁衍的空間,常被動地進行遷徙活動。而晁氏,除了因為天災人禍等個體無法抗拒的力量不得不背井離鄉外,還常常為了家族獲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條件主動遷徙。晁氏的這種特點,在宋代士人家族中具有普遍性。如臨川王氏家族,在王安石叔祖王貫之和王安石之父王益時代分別為子孫選擇了新的定居點真州和江寧,并沒有返回故鄉臨川,其原因正如有的研究者分析:“新的定居點如真州、江寧都處于商旅交通要地,政治、經濟、文化都較故里發達,進則有利于子孫仕途進取,退則有利于他們安身立命。”[16]再如四川青神陳氏家族,自天圣五年陳希亮與侄兒陳諭、陳庸同年進士及第后始顯于世。陳希亮及其子孫陸續因官為家,散居各地,陳希亮定居洛陽,其孫陳揮(長子陳忱之子)北遷河東臨晉,曾孫陳與義(第三子陳恂之孫)一支居湖州,其侄陳庸居汝州,可謂四處開花[17]。另外,從歸老與卒葬看,北宋諸多名臣中,原籍外地,而卒葬不歸故鄉,卻葬于兩京及附近區域的就不在少數,如潘美(925—991)、曹彬(931—999)、張詠(946—1015)、王旦(957—1017)、寇準(962—1023)、陳堯佐(963—1044)、魯宗道(966—1029)、曹瑋(973—1030)、王曾(978—1038)、范雍(981—1046)、夏竦(985—1051)、程琳(988—1056)、龐籍(988—1063)、范仲淹(989—1052)、晏殊(991—1055)、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包拯(999—1062)、曾公亮(999—1078)、陳希亮(1001—1065)、文彥博(1006—1097)、狄青(1008—1057)、范鎮(1008—1089)、呂公著(1018—1089)、宋敏求(1019—1079)、王珪(1019—1085)、鮮于侁(1019—1087)、張商英(1043—1121)等[18]。清人趙翼《陔余叢考》卷十八《宋時士大夫多不歸本籍》也列舉了14個北宋的例子。宋代最著名的幾位大文豪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老死之地都不在故鄉:歐陽修原籍江西廬陵,晚年退居安徽潁州,卒葬開封新鄭旌賢鄉;王安石原籍江西臨川,晚年退居及卒葬皆在金陵;蘇軾平生貶謫漂泊,卒葬河南郟城小峨眉山。筆者還曾據上海圖書館館藏12000余種家譜提要做過統計調查[19],發現宋人因官是鄉或因興趣而卜居的例子數以百計,遠超其他各代。茲舉數則為證:

《濟陽郡丁氏宗譜》:始遷祖洙,世居天臺溫嶺,南宋初官江西轉運副使,任滿還鄉,路過縉云,愛其山水民情,遂置產立業,筑室邑之翠微山下而居。

《東陽畫溪王氏宗譜》:始祖安,北宋時以官居于東陽,安之子望因守墓占籍畫溪。

《錦川王氏宗譜》:始祖鼎新,出自徽籍,北宋時遷居須江,傳至六世孫光澤,受衢州屬邑教諭,任滿卜居本邑錦州。

《四明朱氏支譜》:始遷祖云溪,南宋時官臺州刺史,遂由蘇州遷居四明。

《江氏支譜》:一世祖少虞,原籍徽州,于北宋宣和五年為定海令,遂家于此。

《無錫秦氏宗譜》:始祖觀,宋高郵武寧鄉左廂里人,子湛,政和間為常州通判[20],因卜居晉陵新塘鄉,后名秦村。

《遂安金峰劉氏宗譜》:始祖章,南宋紹興十五年狀元及第[21],世居壽昌,晚年謝政歸田,遂隱遂安之金峰,子孫因家焉。

這種現象曾讓后人深感不解。王士禎曾說:“宋世士大夫最講禮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終身不歸其鄉,一也;閥閱名家不以再嫁為恥。如……。”(《香祖筆記》卷十一)其實,宋代商品經濟的發展使土地兼并嚴重,辛棄疾曾有《最高樓》詞云:“千年田換八百主”(《稼軒詞》卷二),朱繼芳也有詩云:“曲池畢竟有平時,冷眼看他炙手兒。十數年間三易主,焉知來者復為誰?”(《江湖小集》卷三十一《靜佳龍尋稿·朱門》)這種土地頻繁易主的現象勢必使宋人的鄉土情結有所淡化。另外,宋代官員一旦入仕,照顧族人似乎成為一種義務,有的甚至入不敷出,有些士人入仕后不愿回鄉,可能也和躲避這種經濟負擔有關。

這種靈活的遷居、歸老和卒葬,也進入到宋人的文學想像里,使宋文學少了幾分浪漫和執著,多了幾分曠達和冷靜。宋詩中出現了數量不少的隨心是家、隨官是鄉的題材。這種題材雖然在白居易詩中已有反映,如其《吾土》:“身心安處為吾土,豈限長安與洛陽”;《初出城留別》:“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重題》:“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可獨在長安”;《種桃杏》:“無論海角與天涯,大扺心安即是家。”但到了宋代表現得更為普遍。如邵雍《自詠》:“傍人休用笑,安樂是吾鄉。”韓維《和景仁同游南園》:“地勝人高多樂事,須知洵美是吾鄉。”蘇軾《定風波》詞:“此心安處是吾鄉”;《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聞其尚在藤也,旦夕當追及,作此詩示之》:“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食茘枝》:“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別海南黎民表》中甚至說:“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張耒《他鄉》:“莫嘆萍蓬跡,心安即是家。”薛季宣《昧爽寒溪送客》:“好景看如客,心閑即是家。”周紫芝《舟中睡起》:“更倩長年打雙槳,云山青處是吾鄉。”趙彥端《小重山》詞:“平生歡喜處,是吾鄉。”郭印《次韻杜安行嘉陵春日書事十首》之四:“宦游何處好,山北是吾鄉。”陸游《鄰曲小飲》:“新豐不須作,真個是吾鄉。”在宋人的心眼中,家鄉不再是單純的地理實指,而是可以隨著自己的宦跡和興趣無適不可。

當然,在以農業為主的中國,宋代文人士子的鄉土意識雖較前代有所松動,但并未脫離安土重遷的根本屬性。晁氏家族雖然卒葬之地不一,但在北宋時卻相對集中在新鄭東里和濟州任城,只要力所能及,晁氏族人總不讓先人埋葬異地。像晁宗簡卒于越州,晁仲參卒于舒州,族人還是千方百計地將他們安葬任城。晁補之的父親晁端友熙寧八年(1075)卒于京城,補之貧不能回葬,但一直耿耿于懷,元豐七年(1084)得楊景芳之助,終于完成了歸葬父于魚山先塋的心愿。晁宗恪與夫人閭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縣,可能是出于因官是鄉,但更可能是由于經濟的困窘。宋代官員的卒不歸葬,有許多便是因貧所致,子孫后世遂家于卒地焉,《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就載有不少這樣的例子。何況宋儒一直強調敬宗收族,南宋時義莊族田逐漸增多,保障了聚族生活的穩定性,人們對鄉土的依附感有逐漸強化的趨勢,并導致了宋元以后新型家族形式的普遍形成。然而宋代畢竟尚處于孕育和過渡階段,宗族組織、鄉居意識的控制相對松散,精神上反而出現了短暫的自由時期,這卻為宋代文學的輝煌創造了一個有利條件[22]。

小結

本章的主要觀點如下:

1、晁氏多天才,天分極高,容易獲得才名和取得科舉的勝利,維持門第興盛。

2、晁氏中人多長壽,特別是晁迥、晁宗愨、晁說之等,曾官至高位,他們的長壽使家族中人獲得蔭補和其他社會照顧的機會大大增加。晁氏多子孫,并代有人才,使家族能夠久盛不衰。

3、晁氏婚姻不問閥閱,擇婦重婦德和出身,擇婿重個人門第和才識,其姻親多文學家,增強了晁氏文學家族的可能性和穩定性。

4、晁氏除了因為天災人禍等個體無法抗拒的力量被迫遷徙外,還常為了家族獲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條件主動遷徙。

5、晁氏的天分、壽夭、婚姻、遷徙與卒葬,在宋代士大夫家族中具有代表性。

[1] 文化含義復雜,根據馮契主編《哲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廣義的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實踐過程中所獲得的物質的、精神的生產能力和創造的物質財富、精神財富的總和。狹義的文化專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式。根據張岱年、方克立主編《中國文化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廣義的文化著眼于人類與一般動物、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本質區別,其結構包括物態文化層、制度文化層、行為文化層和心態文化層四方面,狹義的文化則專注于精神創造活動及其結果,主要指心態文化層。根據陰法魯主編的《中國文化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文化有四種理解,一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稱;二是專指精神文化,即社會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會組織、風俗習慣、學術思想、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三是指社會生活中和政治、經濟兩類并列的文化類而言;四是指哲學。筆者這里根據生物演化進程使用標準略有不同,如《中國文化概論》中認為狹義的文化包括社會心理和社會意識形態兩個子系統,社會心理指人們日常的精神狀態和思想面貌,未經理論或藝術升華,如人們的要求、愿望、情緒等。社會意識形態又分為基層意識形態(如政治理論、法權觀念)和高層意識形態(如哲學、文學、藝術、宗教),是經過了系統加工的社會意識。筆者這里只將社會意識形態歸入文化范疇,而將社會心理歸入心理范疇。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史觀·文化的生物學觀》(《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原文寫于1930年)將演化由低到高劃為理化現象、有機現象、心理現象、社會現象、文化現象五層,但沒有明確定義。

[2]《潘光旦文集》第二卷《人文史觀·文化的生物學觀》第313—31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3] 趙功民《遺傳學與社會》第200頁,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王珪《華陽集》卷五十《提點京東諸路州軍刑獄公事兼諸路勸農事朝散大夫行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上輕車都尉借紫晁君墓志銘》(以下簡稱《晁君墓志銘》)。

[5] 晁氏族人亦有早夭者,如晁渙之、晁臨之等,但亦可能有長壽而不知其生卒年者,此處只統計能明確考知其大致生卒年的晁氏人物。

[6]晁公遡《嵩山集》卷四七《送子嘉兄赴達州司戶序》:“生十年而北敵發難……”,按《宋史紀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冦”條云:“徽宗宣和七年(1125)冬十月,金將粘沒喝、斡離不分道入冦。”故知公遡生于1116年,拙著《晁說之研究》第58頁(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系年有誤,借此正之。

[7] 參張邦煒《宋代鹽泉蘇氏剖相反》,《宋代婚姻家族史論》,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304頁。張先生統計是按實歲,筆者這里以虛歲計。

[8] 唐恪、王元娶晁氏的詳細考證參張劍《晁說之研究》第74頁,學苑出版社2005年版。

[9] 晁說之《景迂生集》卷七《次韻任伯途中見寄》其二云:“倩君成就一家書”,自注曰:“古人名婿曰借倩,近乃妄以為笑倩。”按倩即婿。《赤城集》卷十二趙蕃《臺州謝子暢義田續記》云:“予之祖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暢之伯祖母乃景迂晁公之女。”按謝子暢父為謝杰,祖父為謝克明,伯祖父為謝克家。

[10] 參《華陽集》卷三十八《晁君墓志銘》、卷五十三《壽安縣太君呂氏墓志銘》以及前有關謝克家之考證。

[11] 據晁端彥《晁氏世譜》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可知晁佺生于五代后梁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其祖禋已居澶州,因此遷澶州時當在唐代后期。說之《宋任城晁公墓表》言佺生于唐末天佑間,不確。

[12] 樓鑰與周必大俱云迥子宗愨時被仁宗賜第昭德坊,但晁迥《法藏碎金錄序》云:“掛冠之后,棲息乎浚都昭德坊之舊居。”可見昭德坊內有晁迥舊居,宗愨被賜第昭德坊應是坊內其他居處。

[13] 拙著《晁說之研究》第6頁將此段引文誤系于《新修清豐縣志》序里,借此正之。

[14] 晁端彥《晁氏世譜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參見筆者《〈晁氏世譜序〉的發現及其歷史價值》,《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15]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五《晁氏二圖序》,卷四十七《題張魏公與晁升立帖》。

[16] 湯江浩《北宋臨川王氏家族及文學考論:以王安石為中心》第7頁,福建師范大學2002年博士論文。

[17] 參包偉民《宋代陳希亮家族及其遷徙考》,臺灣《大陸雜志》第90卷第2期(1995年)。

[18] 參看洪本健《兩京地區人文自然環境與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19] 王鶴鳴主編《上海圖書館館藏家譜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0] 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五十一,秦湛通判常州時在紹興二年。

[21] 劉章,《宋史》卷三百九十有傳。按宋另有一劉章(1067—1129),字微之,廬陵(今江西吉安)人。徽宗宣和三年進士,事見宋王庭珪《盧溪文集》卷四五《故桂嶺劉府君墓志銘》。

[22]宋元同為近代家族的過渡階段,但在文學表現上卻是宋繁榮而元衰落,筆者以為關鍵在于宋朝右文政策的施行,而元朝對文化和文化人要冷漠得多。

极速飞艇开奖历史 飞禽走兽稳赚不赔比例 领航pk10计划准吗 足球比分 新时时倍投 时时彩实战后二稳赚 北京福彩pk10官方网站 三地独胆 北京pk10每天稳赚技巧 飞艇六码不倍投怎么玩 四川麻将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