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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時期自然災害下的人與社會

張堂會
內容提要 民國時期自然災害頻發,產生了大量的流民。國共兩黨、民間團體對災民進行了相應的救濟,救濟中存在的貪污腐化等人禍因素加劇了天災給人民帶來的災難。災荒之下社會環境急劇惡化,越軌犯禁之事層出不窮,社會矛盾激化,沖突不斷升級。現代文學具體形象地書寫了自然災害下的人與社會,表現了作家直面苦難的勇氣和良知。
關鍵詞 現代文學 民國時期 自然災害 流民 救濟 社會沖突

民國時期自然災害連年不斷,無年不災,受災區域廣大,人口眾多。根據有關資料的統計,在19121948年的37年間,各類災害總計造成16698個縣受災,即平均每年有451個縣受到災害的侵擾。按照民國時期的行政區劃,全國共有縣級行政區劃2000個左右,平均每年都有1/4的土地處于災害的蹂躪之下。在多災并發的年份,全國竟有一半的國土籠罩在災害的陰影下,如1928年有1029個縣受災,1929年有1051個縣受災。災害的種類繁多,既有水災、旱災、風災、雹災等氣象災害,也有地震、泥石流等地質災害,還有蝗災、螟害、鼠災、瘟疫等生物微生物災害及土地的沙漠化、鹽堿化等災害,而且這些災害大多并不是以單一的形式出現,常常是禍不單行、連續不斷或交相發生。在所有的災害中,最為嚴重的是水災,在37年間全國共有7408個縣受災,年均200個縣;其次是旱災,共有5935個縣受災,年均161個縣;排在第三位的是蝗災,共有1719個縣受災。[1]頻發的自然災害給人民的生活帶來了巨大的危害,面對自然災害下的大量流民,現代文學書寫了不同政權和團體采取的救濟措施,形象地指出民國時期的災荒不僅僅是天災,其中更有人禍的因素在起作用,人禍加劇了天災造成的危害。許多作品真實形象地反映了災荒下社會治安惡化,搶糧風潮不斷,越軌犯禁之事層出不窮,人民與政府之間矛盾激化,抗捐抗稅時有發生。

 

災害下的流民

 

民國時期流民遍地,幾乎每一次自然災害都會導致一大批災民外出逃荒求生。臧克家的《難民》描述了流民背井離鄉,踏上了永無止息的流浪之旅。他們一路上忍饑挨餓、孤寂無助,被人視為異端,“人到那里,/災難到那里”。回首故鄉,“陰森的凄涼吞了可憐的故鄉”,“猛烈的饑餓立刻又把他們牽回了異鄉”,可異鄉并不接納他們。烏鴉都有巢可歸,而他們卻被當地人用槍拒之門外。[2]李尹實以同樣沉痛的筆調寫出了流民到處流浪彷徨的慘景,傾訴了流民的痛苦與哀傷。“忘懷了,/忘懷了我窮荒的故鄉,/眼簾下浮著渺茫;/小徑上刻滿了我的足跡,/夜風吻著我彷徨,/流浪者的身旁啊!/枯樹上不少的寒鴉和我一同哀傷。”[3]韓秀峰的《無名的死尸》描寫了流民深夜無處可棲的慘象,他們只能在冷風中流落街頭、蝸居墻角,被活活地餓死凍斃,“一捆稻草,/一張席把他送往荒坡。”[4]面對嚴峻的自然災害,京派作家田濤已經吟唱不出婉轉悠揚的牧歌,只能用筆描繪著一幅幅苦澀凄愴的鄉土畫卷。他的小說《災魂》描寫了黃泛區災民逃荒的悲慘過程,刻畫了在水災中苦苦掙扎求生的流民形象,描繪了一幅悲涼凄慘的黃泛區流民圖。“中國農民為了最卑賤的生存,曾經付出了包括傳統人生方式、道德信條、倫理情感在內的何等沉重的代價!”[5]

災荒下的流民為了求得生存,成群結隊地遷徙漂流,雖然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但其去向也有一定的規律。有學者將其歸納為:經濟落后地區流向經濟發達地區;人口高壓區流向人口低壓區或負壓區;避重就輕、避荒逐熟;向邊疆地區擴散;向城市聚集。[6]大多數流民都趨于奔向城市,找尋生存的機會。由于沒有一技之長,許多人只能從事低級、笨重的體力活來養家糊口。拉人力車是大多數流民選擇的一種謀生之道,好多文學作品都有過形象的反映。陳雨門的《洋車夫》描寫了車夫的勞累與心痛,生存陰晴難卜,“夢里回到家鄉會哭醒雙眸,/僅有家產已隨黃水漂流;/誰敢想起明天難卜的陰晴,/無依的鄉下人成群的在街前浮動。”[7]隨夢醒的《車夫》也寫了災民拉車的悲慘情形,“洪水來淹沒了故鄉,/就終天奔跑在大小街道上;/沒有能夠吃上一頓飽飯,/夜間睡在車斗里,/心也不能安詳。”[8]除了拉車外,還有些流民靠從事一些小買賣來養家糊口。李季同的《挑販》描寫了擠進城市挑擔叫賣的流民,拖著疲乏的腳步在長街短巷里干枯地喊叫著,“街頭的狗,/給了他一個饑餓的清醒”。[9]有些流民流落到城里,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工作。傅尚普的詩歌《災后》描寫旱災下人們吃盡了樹皮草根,逃荒到都市尋求生路,“都市里塞滿一批批失業的工人”,根本沒有什么機會,“小孩大人都叫喊著饑/看樣子,/恐怕要一齊卷入死亡的地獄”。[10]災荒期間,還有許多人流徙于鄉村之間,就食或移墾他鄉。陳雨門的《秋》寫了一群流落在外的災民,在秋風里受著螞蟻樣的罪孽,餓著肚子,吹著冷風,不敢提起黃河底下的家鄉,“家鄉里,/同樣有一個難堪的秋。”[11]在當時貧弱的社會經濟狀況下,異鄉也根本不是流民的天堂。王兆瑞的《異鄉》寫了遭受水災的流民流浪異鄉,“異鄉的土地是光禿禿的,/連僅有的樹木也剝盡了皮”,“雖然男的、女的都有一雙手,/一雙手可難滿足個肚饑!”[12]

災荒期間,有的流民遷移到人煙稀少的地區進行墾殖或經商,最為典型的就是“走西口”與“闖關東”。山西民歌《走西口》就典型地反映了那些被迫離家出走口外的流民的形象,在小妹妹的千叮嚀萬囑咐中,可以看到走口外的艱辛與危險。“走西口”的流民主要來自于晉西北以及陜北一些地區,這些地區屬于黃土高原地帶,植被稀少,溝壑縱橫,雨量不足,生存條件十分惡劣。一遇災年,逃荒移民就在所難免。民國時期好多民謠都反映了這種走口外的情形,如晉西北民謠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此外還有“萬般出于無其奈,/扔下親人走口外。”關東地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對災民來說是個極具誘惑的地方。“闖關東”的流民大多來自直隸和山東,特別是山東地區為最多。原因是山東人地矛盾突出,水、旱、蝗災頻發,土匪橫行,民不聊生,好多災民被迫去闖關東,其交通也較為便利,一條是水路,一條是陸路。其中,水路是最主要的出行路線,順風的話一個晚上就可以到達,船票也較為低廉,是大多數災民的首選路線。王統照的《沉船》描寫了理發匠劉二帶著家人去“闖關東”,準備走水路坐船到東北,由于日本小火輪超載而喪生。小說詩意地描寫了他們故土難離的鄉愁,對不可預知的未來懷著一種困惑和茫然。小說展示了北方農村的窮困破敗和動蕩不安,寫出了流民的辛酸與血淚。

許多人是因為災害被臨時拋入流民的行列,大多沒有謀生的本領和技能,只能淪為社會次生群體,去當乞丐、娼妓、流氓、小偷等。好多作品都描寫了他們的悲慘生活,對其不幸遭遇給予了巨大的同情。劉心皇的《乞丐》寫了乞丐叩門乞討,卻處處遭到冷遇,“譏笑輕視使我心煩,/健康的胃,/使我挺不起腰桿。”[13]劉暄的《打花鼓》描寫了兩個異鄉的小孩,敲鑼打鼓地使出自己學來的本領,“從街西頭行到東頭,/數數手中的錢,/還不夠買餐充饑的饃。”[14]兩個小孩表演的是鳳陽花鼓,這種說唱藝術已經變成了一種流動的乞討文化符號,其背后蘊涵了淮北流民多少辛酸與血淚。王亞平的《兩歌女》描寫了兩個歌女面對著災荒,“用生命的靈機換取別人的喝彩,/用青春的嫵媚卜得餬口的食糧”,但比起那些慘死異鄉或是被迫為娼的災民則要幸運得多了。[15]

由于乞丐眾多,人們往往很難避開那些令人生厭的乞討。林淡秋的《饑餓的古城》描寫了在紹興遇到的尷尬情形,“在這饑餓的古城,尤其在比較熱鬧的大街上,你不管走到哪里,總有幾個‘行尸走肉’緊緊釘住你。”作者對這些如影隨形的人群留有深刻的記憶,“活人的筆尖永遠描寫不出他們的聲音,描寫不出他們的眼光,因為這是一腳踏進了陰間的人的聲音和眼光。這聲音和眼光直到今天還緊緊釘住我的靈魂,仿佛笑我小氣,罵我冷酷,像對待死尸一樣,沒有一點同情和憐憫。”[16]其實作者又能有什么辦法呢,一個人的義舉對于數量驚人的乞丐是無補于事的。

女性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她們災荒期間的生活就更加悲慘了。劉心皇的《老乞婦》描寫了一個年老的婦女坐在街頭,伸著枯手向人乞討,可得到的卻是白眼和冷笑,心里如同劍刺。[17]陳雨門的《難婦》也描寫了一位難婦的凄慘形象,“瘦孩子偎依在胸前,/噙噙乳頭瞪大了眼;/她癱軟地坐在街頭,/呆看人群往來的流。”[18]在這些流民當中,好多婦女被迫淪落風塵。劉心皇的《賣笑的女人》描寫了在水、旱、蝗災的逼迫下,一些婦女被迫淪落街頭靠賣笑營生,隱忍地在別人的羞辱里討生活。[19]流螢描寫了旱災之下,窮人家的姑娘被迫加入到這種特殊的“人肉市場”,“在鞏縣,這個小的街市,以往并沒有多少娼妓,但在今天,卻每家旅社都充斥著猥褻的影子和淫穢的笑聲。”因為從事這種職業的人太多,每天的所得僅僅是一斤六兩米,并且還是生意好的時候。[20]

在災荒的打擊下,許多災民要么去吃糧當兵,要么鋌而走險去當土匪。貝思飛曾精辟地論述了這種現象,“貧困,總是土匪長期存在的潛在背景,而饑餓又是通向不法之途的強大動力。”[21]范長江曾講述一個農民為饑餓所迫,只得去當土匪的慘痛故事。1937年春荒期間,一個四川農民淪為土匪被抓,一位官員對此感到奇怪,問他為什么不種地而要去當土匪,這個農民說:“你看看我的肚子就會明白。”情況確實是這樣,這個農民被處死后進行尸體解剖,發現他的胃里除了草之外,沒有其他任何東西。[22]周啟祥的《農村夜曲》里寫到農民為生活所迫,只得去當兵或做土匪,“饑餓把年輕人從故鄉趕走/隨土匪或當炮灰都無所謂/人生可選擇的道路并不多/就到處流浪混日子等死吧/失去了一切的信心和勇氣”。[23]

 

災害下的救濟

 

中國傳統上是一個靠天吃飯的農業大國,自然災害極大地影響了農業的生產,災荒下的流民對社會穩定構成了極大的威脅,明王朝就是由于陜西大旱,在流民起義的號角聲中逐步走向滅亡的。災荒時刻威脅著統治者的政權,歷朝歷代對災荒都非常重視,有著嚴密的防災、報災、救災的政策與法令,形成了一套高度成熟的保障機制——“荒政”,即救荒之政。先秦時期就有了荒政的萌芽,經歷了漢魏的初步發展,到了宋代已臻成熟,明清則更加完善發達。民國時期由于國家的衰弱,軍閥混戰,政令不暢,好多荒政名存實亡,對災民的救濟收效甚微。但是面對嚴重的災情和遍地的流民,國共兩黨以及一些民間團體對災民都進行了相應的救濟,取得了各自不同的效果。

好多文學作品都描寫了國民政府在災荒中對災民的救濟,其救濟方式和傳統荒政沒有多大區別,主要有急賑、工賑、移民就食、放貸等幾種。

急賑的主要形式有幾種:發放賑款或食品救濟災民;設立粥廠施粥;設立收容所收留難民。蕭乾在《流民圖》里描寫發放食品的場景:在一塊鋪有草席的空地上,堆滿了小山一樣的黑饃饃。成群的綠頭蒼蠅飛來叮在那些饃上,四周圍聚著一大群災民。士兵一五一十地數著,把饃扔到各個災民組長的口袋里。“組長睜大了眼睛點著數,難民組員在人叢里也不放松地守著。少了一個饃饃在他們是受不住的一樁損失!”那種如臨大敵和一絲不茍的神情令人震驚。范長江在《川災勘察記》里描繪了一次施粥的場景,讓人為之動容。“源源而來的災民,鳩形鵠面,扶老攜幼,呼娘喚女,擠滿了城邊一大廣場。一位中年婦女,手里抱著一個小孩,背上還背了一個,她自己已經餓得東歪西倒,為了她心愛的孩子,也得掙扎到集合場。八九十歲的老翁,眼睛已看不大清了,還由他的孫女扶著來領粥票。許多無父母的災童,在饑餓與疫病交相攻擊下,到了粥場已經倒臥不能起了。”[24]他們這樣辛苦奔忙,一次只能領到一張價值一分二厘五毫的粥票,可以換來一碗粥,并且要十天半月才能發放一次。

劉心皇的詩歌《第一天》描寫了以工代賑的救濟方式,一群遭受水災的流民結束了凄慘流浪的生活,“唉!用勁地掘著石子/也蒙遮不住悲凄的記憶/洪水咆哮著翻了起來/災難的鞭打在臉上和心底”。[25]他們在工地上辛勤地勞作,但還是無法忘記水災留下的痛苦記憶。范長江的《川災勘察記》揭露了工賑中存在的一些弊端,瀠溪河的災民借錢去參加筑路工程,可完工后二十多天還沒拿到應得的工資!川鄂路的工賑中存在的弊病就更多了,災民低廉的工資在旱后物價騰貴之際,自己都難求一飽,更別指望能有多少節余。工賑的條件十分惡劣,“工人沿路借人家寄宿,無被無草,疾病傳播甚速,故工人多帶藥罐做工。甚至有若干工人,每日除單純吃稀飯外,白鹽亦無緣入口。所以參加工賑的工人,十天八天之后,得病的很多。”在義賑征工的名義下,有些農民非死即病,遭遇甚是悲慘。“許許多多的農民被征調到遠方修公路,自己的口糧,自己的勞力,自己的工具,自己的路費,一切都是自己辦妥,遠去他鄉。大多數貧農備不起口糧,只好枵腹從公,既無住所,又無醫藥,只好一批一批地告別人間了。”[26]

民國時期由于交通運輸能力有限,將大批的救災物資運到災區很困難,一些急賑措施很難奏效,政府就組織災民遷移到生活相對較好的地區去就食,以緩解重災地區的饑荒壓力。蕭乾的《流民圖》描寫了遭受水災的魯西難民在濟寧等車時擁擠、混亂的慘狀,他們不知道火車會把他們帶到什么地方,“可憐的流民,像一片片浮萍,茫然地在災難中漂流。”李蕤描寫了河南災民轉移到陜西就食時的混亂狀況,許多災民慘死路途。“隴海鐵路,在災民的心目中,好像是釋迦牟尼的救生船。他們夢想著只要一登上火車,便會被這條神龍馱出災荒的大口,到安樂的地帶。”好多人攀著欄桿坐在車頂上或坐在車廂連接處,從車上摔下來血肉模糊地躺在洞口前、天橋下。夜晚下起了雪,火車頂蓋上的一些災民經受不住饑寒交迫就死掉了,被看成是生命線的隴海鐵路成了許多災民生命的終結線。那些僥幸到達西安的災民,也沒能得到當局有效的安置,寬闊繁華的西安街道上看不見難民,“原來是為了市容的雅觀,根本不準這些破爛的人群到市內去。”災民都集中在西安的東關和北關,“有許多人,在平地上挖出一條小溝,再從小溝掘挖小洞,一家人便蛇似地盤在里面。”[27]雖然僥幸逃到西安,有許多人還是活活餓死了,有些則在灰心絕望后全家自殺。

在急賑、工賑外,國民政府還實行農賑,借貸給農民。1931年水災期間,國民政府救濟水災委員會把借來的美麥撥交華洋義賑會,用來放貸以復興安徽、江西兩省的農村。災情減緩之后,財政部還繼續向美國大借棉、麥,導致了美棉、美麥在中國的大量傾銷,農產品價格大跌,許多農民無力償還貸款,美國把在通貨膨脹中的損失轉嫁到了中國老百姓身上。一時間豐收成災,好多文學作品都對此作了反映。曹聚仁以敏銳的眼光洞察了這種慈善背后的傾銷實質,“在圣人的書里,從未有‘傾銷’字眼;有之,則‘救災恤鄰,國之本也’。洪水泛濫于中國,有堯舜之君,叫后稷借美麥以拯災黎;在美國是救災恤鄰,在中國是皇恩浩蕩”。[28]吳組緗的《黃昏》、《一千八百擔》、《樊家鋪》等好多小說都提到了皖南農村美麥傾銷所造成的破產情形。郭伯恭的《放賑》揭露了地主李大爺借青黃不接之機放賑,以五升美麥的價格換取災民的一畝好地,村人們還都夸他是個好人,而他卻“愿今年仍不落雨,/明年再來一次放賑!”[29]王亞平的《破舊的機杼》描寫了一個農婦由于洋布的傾銷,家庭陷入困境,“誰料到過剩的洋布卷入鄉村,/希望,像狂風掃滅殘余的燭光,/土布再不能換到一星柴米,/城里的布市也筑起高大的圍墻。/連年荒旱炙掉阡陌的禾苗,/繁重的捐稅蝕去農村的健康,/縱有伶俐的身手已無處施展,/坐看杼被塵封,機身上結出蛛網。”最后只好“忍痛把機杼劈做柴燒!/宛似宰殺我親愛的兒郎。”[30]

真正能夠正視災情,勇于承擔救災重任并取得切實成效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政權。民主政權主要采取了急賑、工賑、社會互濟、生產自救等救濟方式,此外還有移民就食、放貸、平糶等。雖然其本身經濟基礎薄弱,還處處受到國民黨或日偽的經濟封鎖,但他們能夠充分發動民眾進行生產自救,探索出一條與國民政府完全依賴政府賑濟大不相同的救荒道路。

范長江高度贊揚了抗日民主政權興修水利、防災除弊的偉大事業,“經濟建設事業亦已部分實行,如蘇北阜寧以東之海濱,海嘯每發,輒淹數縣。過去修海堡者數十年未嘗完成,鹽阜區行政公署于數月之內筑成二百余里長堡。后數日海嘯大發,但數百萬居民已可高枕無憂矣。”[31]阜寧民主政權首任縣長宋乃德克服了糧草不足、陰雨連綿等困難,同時還要對付日偽的“掃蕩”和國民黨以及土匪的破壞,建成了一座高大堅固的海堤,當地人稱“宋公堤”。阜寧地區流傳著這樣的民謠:“由南到北一條龍,/不讓咸潮到阜東,/從此無有沖家禍,/每聞潮聲思宋公。”[32]阿英曾搜集宋公修堤的感人事跡,編寫了劇本《宋公堤》,同時還在《新知識》上發表長文《蘇北偉大的水利工程建設——宋公堤》,以此表達根據地人民對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政權的贊嘆與感激之情。

邊區政府大力扶植災區人民發展紡織、運輸、榨油、造紙、煤窯等農村副業和手工業,不但增加了災民的收入,幫助他們度過了災荒,還打破了敵人的經濟封鎖,其中運輸和紡織兩項成績尤為突出。康濯的小說《災難的明天》就以此為背景,描寫了在嚴重的災荒期間,邊區政府組織發動人民救災度荒的故事,不但使得他們走出了災荒的陰影,而且使他們走出了精神的困境。農民祥保家庭不和,老婆春妮以離婚相威脅逼著他去逃荒,母親則堅決反對。村農會主任老吳組織大家生產自救,發放貸款動員男人去跑運輸、婦女搞紡織。他找祥保合股外出搞運輸,“我出牲口你跑道,賺了,對股劈;賠了嘛,貸款路費都算我的!”從沒出過遠門的祥保被說動了心,結果第一趟就賺回了半斗玉米,信心十足,放言要賺一條驢回來。春妮也開始學起了紡線,老吳勸導她向老把式的婆婆學習,婆婆看到自己的手藝又發揮作用了,便開始指點春妮,晚上還點燈對紡,展開生產競賽。林漫的小說《家庭》也講述了一個相似的故事,描寫一個家庭在生產救荒中婆媳關系得到了改善,贊揚了邊區政府生產救荒的方針政策,反映了勞動婦女地位的提高,展現了生產救荒給人們帶來的嶄新的精神風貌。

此外,邊區政府還厲行節約,開展社會互濟、互助運動。戲劇《三石糧》描寫了邊區政府為了防旱備荒,大力提倡婚事儉辦。一對年輕人小紅和徐有娃在此號召的影響下,準備節儉辦婚事,但父親徐煥亭執意要賣糧辦場體面的婚禮。有娃把要賣的糧食存放到義倉以備度荒,讓領導出面說服父親取消了賣糧的念頭。當年綏德的黨政軍民為徐特立七十壽辰祝壽,徐老寫了一首自壽詩答謝,反映了邊區政府節約度荒的移風易俗之舉。“瓜果代雞鴨,清茶代酒漿。/題字代壽聯,詞短意更長。/詩文寫性情,所貴非頌揚。/紙箋不拘格,百納愈琳瑯。/不落舊窠臼,吾黨破天荒。/祝壽破常例,推廣到婚喪。”[33]

災荒發生后,一些民間團體也對災民施行救助。民間救濟首先是從宗族內部開始,由于有著宗族血緣關聯,家族救濟很容易得到家族內部的認同,形成一種家族自救的傳統。吳組緗的小說《一千八百擔》對義莊就多有描寫,義莊的財產用來維修祠堂、興辦學校,此外還要救濟生活困難的族人。遺老鑫憔老頭子提議領取古稀俸,說明義莊曾經對老幼婦孺提供一些生活保障和福利待遇,這些都是一種典型的家族民間自救的反映。家族間的救濟可以保護家族內部的族人免遭饑荒,同時還可以集中家族的力量去興建一些小型的水利工程,而這些工程單靠一些個體農戶是無法完成的。除了宗族內部的救濟外,還有一些擴展到宗族外部的互助救濟組織。近代以來,國外的一些救濟機構和模式也被大量效法,救濟和慈善組織更加普遍,諸如育嬰堂、養濟院、普濟堂、紅十字會等也都紛紛涌現,像紅十字會和華洋義賑會等機構在民國時期的災荒救濟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流螢在《友情的巨手》中描寫了民間救濟的情形,刻畫了國際友人的形象。在19421943年河南災荒的救濟中,許多外國牧師組織起來,通過設立粥廠、辦收容所、建難童學校等方式來救助災民。其中,鄭州的國際救濟會的救災工作入手最早,成績顯著。“他們已經辦起的,現有四個粥廠,容四千人,一個難童學校,男女生共八百人,另外有兩個收容所,有一千零八十人。統計起來,共計五千八百八十人靠著國際友人的幫助得以不死。”[34]他們一天到晚不停地奔走勞碌著,不遺余力地搶救那些處于死亡威脅中的難民。七十多歲的謝可法老牧師尤其令人敬佩和感動,他的口號是救災要“直接送入難民口中”,主張發放過程簡化手續以節省開支,避免經手人的貪污挪用。“一個人一個月經手兩百多萬的開支,這是如何可驚的事,按中國的習慣,這龐大的開支不知得多少人經手呢。”[35]讓人更為感動的是,他們不但不辭勞苦地救濟災民,彼此之間還展開認真的競爭,都想為各自所在地的災民多爭一些救濟金,還因此爭吵埋怨起來。作者不禁感嘆道:“用的是友邦的錢,救的是我們的人,他們不僅不辭煩勞,而且還那么認真地競爭著,相比之下,我們中國人,尤其是負有人民生命責任的人,是應該知所慚愧,知所感奮的。”[36]

 

災害救濟下的人禍因素

 

民國時期災荒奇重,與救濟過程中的漠視民命、賑災不力、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關系。許多文學作品都描寫了賑災過程中的陰暗面,災民得不到應有的救濟,致使災荒愈演愈烈。蔣牧良的小說《雷》借雷電這種自然現象,含蓄巧妙地揭露了放賑官員借救濟發災難財的虛偽面孔。團總喬世倫在發給災民的三百擔賑米中做手腳,摻進了許多河沙和糠秕,從中克扣了一百擔,然后拿著收據去提米。由于雷電交加,迷信的他被祖師殿中的幽靈搶走了收據。這個幽靈并不是什么“雷公”,而是被人們稱為大慈善家的賑濟專員韓八太爺,他偶然之中發現了喬世倫的秘密,于是就裝神弄鬼、趁火打劫,把一百擔米的收據搶到自己的手中,命令放賑的船只連夜開回城里,侵吞了喬世倫克扣下來的賑米。小說把一群發昧心財的小丑形象置于雷電的審判之下,無情地揭露和嘲諷了救濟當中的腐敗現象。

林淡秋的小說《散荒》描寫了災荒之年,政府宣布“散荒”救濟災民,人們滿懷希望地盼望著政府官員的到來。可等到頭卻是空歡喜一場,每家每戶只能領到幾升米,對于災民來說等于杯水車薪。農民阿六就向散荒人員提出抗議,要求加米、加錢或要衣服,被官兵抓了起來。災民在事實面前終于明白,政府的賑濟只是欺騙愚弄人民的把戲,阿六嫂憤怒地把領來的賑米倒進了污水溝里。石靈的小說《捕蝗者》描寫了農民與蝗災苦苦抗爭,直到累死在田里,而警察還強行拉走他家的牛來抵清鄉費。等蝗蟲沒有了蹤影后,縣長才派專員下來監督滅蝗除害,還發布告示要求人們務必殷勤招待。小說在含蓄中帶有幽默,辛辣地諷刺了政府當局在天災面前見死不救,對農民進行無情的掠奪,剝下了其“救災除害”的虛偽面具。易鞏的《杉寮村》描寫了潮汕地區客家農民的苦難生活,通過貧苦農民張二婆的發瘋,揭露了賑災者的虛偽、兇殘。他們借機大發災難財,走私販賣平糶米,騙取災民的血汗錢然后攜款潛逃。沙汀的《代理縣長》刻畫了一個在災民身上打主意的代理縣長的形象,他想出了勸誘災民買票候賑的主意,還無恥地嚷道:“瘦狗還要煉他三斤油!”揭露了地方官吏對災民的竭澤而漁,諷刺了統治者暴虐無恥的統治行徑。

 

災害下的社會沖突

 

在嚴重的災荒下,社會環境不斷惡化。一方面表現為社會治安惡化,越軌犯禁之事層出不窮,匪患四起,災民哄搶食物行徑風行;另一方面表現為社會矛盾激化,災民抗租抗稅斗爭不斷發生,甚至發生暴動,與當局發生嚴重的流血沖突。

災荒下社會治安惡化,匪患四起。馮沅君的散文《劫灰》追憶了自己故鄉被土匪劫掠的經過,描繪了土匪來臨時風聲鶴唳的氣氛,刻畫了鄉民在匪患下惶惶不可終日的情形。一個母親害怕被土匪發現,竟把女兒活活地給悶死了。散文描寫了土匪橫行、禍亂鄉間的圖景,鄉村時刻處在動蕩不安之中,到處都是一片劫灰,人們大批地離家逃難,社會秩序走向崩潰的邊緣。陳雨門的詩歌《除夕》通過對比的手法,描寫了在匪患的威脅下,除夕夜家家戶戶緊閉大門,再也沒有了以往熱鬧的景象,“也不知村里人逃往何方?/一所房鎖一個凄涼。/誰也管不了明天就是新年,/春風里會帶來多少吉祥?/……有幾家還能愁對一盞顫跳的豆油燈?/在留心著遠近的聲聲犬吠,/到天明又慶幸著仍是一次虛驚。”[37]

民國時期,軍閥混戰也產生了許多的兵匪。那些潰退的士兵因為有槍械和組織,其危害性比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一些部隊與土匪暗中串通,在暗中給土匪以支持,形成了兵匪一家的現象。聞一多的《荒村》描繪了兵災之下人煙斷絕的凄慘景象,農民們拋棄了家園去逃難,村莊是一片荒涼。臧克家《答客問》描寫了農村在兵災和水災的打擊下,已經失去了往日的平靜,農民被饑荒折騰得疲弱不堪。“不是鬧兵就是鬧水災,/太陽一落就來了心驚,/頭側在枕上直聽到五更,/饑荒像一陣暴烈的雨滴,/打得人心抬不起頭來,/頭頂的天空一樣是發青,/然而鄉村卻失掉了平靜。”劉心皇的《夕陽》描寫了人們在槍聲中驚悸不安,百姓無處逃避的凄惶景象,“不知道哪是兵,哪是匪?/都一樣的躲避,/天地雖大,/貧弱人失去了住地。”[38]郭伯恭的《民隱》描寫了剿匪的部隊開到鎮上,大肆勒索百姓,對匪患下的人民無異于雪上加霜,“村人們滿懷希望,/頓時全變成了失望。/說什么為民請命,/還不是小百姓們遭殃。”[39]張恨水對災荒下兵匪為害百姓的行為也作了形象的揭露:“平民司令把頭抬,要救蒼生口號哀;/只是兵多還要餉,賣兒錢也送些來。/越是兇年土匪多,縣城變作殺人窩!/紅睛惡犬如豺虎,人腿銜來滿地拖!/平涼軍向隴南行,為救災民轉弄兵;/兵去匪來屠不盡,一城老婦剩三人!”[40]

災荒期間,災民被迫去搶糧和吃大戶,哄搶食物一時風行。流螢講述了一個令人心痛的故事:一個老頭在十字路口伏地痛哭,肩上搭著一個空的口袋。原來他賣掉鋤頭鐮刀買了一升米,回去救病中的孫子。不料一個乞丐從后面抽開扎袋口的繩,米撒了一地,四周的小孩一窩蜂地圍上來亂抓亂搶。等到警察趕來驅散小孩的時候,他的米早被那些小孩連同生土一起吃掉了。[41]范長江的《川災勘察記》中描寫了災民不顧性命哄搶蘿卜的情形。那些運蘿卜的船只知道沿岸災民太多,不敢靠岸過宿,就把船停在河心。然而災民竟置水深不顧,男女老幼向船蜂擁而去,淹死了不少人。“治安當局出而鎮壓,也沒有人肯如平時那樣聽任指揮,有搶得蘿卜之饑民,警察強其退還,乃將所持蘿卜每個皆猛咬一口,意在即令退回,物主亦無法再賣,或可因而惠賜以供一飽。”[42]

一些小說和戲劇也描寫了饑民被饑餓所迫,聚集起來去哄搶食物。莎寨的《四月的苜蓿風》描寫北方農村遇上荒年,那些瀕臨死亡的饑民沖向地主的苜蓿地哄搶起來。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里寫了天氣大旱,一大批無法生存的窮漢搶走了祠堂里的稻米。荒煤的《災難中的人群》寫了一群災民得不到賑濟,被逼上梁山,一齊沖向了省城。旅岡的戲劇《水》描寫了1931年春夏之交,湖南洪水泛濫,大堤決口,人們四散逃命。這群逃難的人流來到了鎮外,鎮長和官府的救災人員哄騙他們說不久就會有糧食,同時派軍警四處巡邏,防止饑民起來暴動。這群饑餓的災民慢慢醒悟過來,認識到自己的貧苦處境正是那些官府和富人剝削壓迫造成的。他們在饑餓的驅使下,把軍警、法令置之腦后,一起向地主的糧倉沖去。戲劇《搶米》描寫了1939年年底的上海,奸商囤積居奇,憤怒的饑民把米店搶劫一空。

在災荒的年景下,政府不顧人民的死活橫征暴斂,苛捐雜稅多如牛毛,一些災民為了生存,不得不奮起進行抗捐抗稅的斗爭。范長江在《川災勘察記》描寫農民拒交稅款,被政府關押后還要自備食費,勒索至極。政府強迫收取驗契費,迫使許多災民起來反抗,有些人將地契直接奉送給那些催款的人;還有些人故意犯法,希望被抓進牢里能有口飯吃。劉心皇的《黎明》描繪了農人在水、旱、蝗災之下,還被逼交納各項捐稅。因為實在沒有東西可抵捐稅,善良的人們被抓走,“全村鎮都充滿了憤怒的空氣”。在天災人禍的雙重打擊下,他們開始覺醒,準備勇敢地投入戰斗,“流血事件瘋狂般在鄉間演變。”[43]

在嚴重的災情下,社會矛盾不斷激化,災民有時甚至會發生暴動,與統治階級發生嚴重的流血沖突。洪深的《五奎橋》描寫了江南農村久旱成災,農民與鄉紳地主圍繞拆橋與護橋展開了尖銳的斗爭。李全生挺身而出帶領農民沖破種種阻撓,勇敢地駁斥了周鄉紳,最終在鑼鼓聲中強行拆掉了“五奎橋”,痛打了周鄉紳和法院來的人,打擊了地主豪紳的士氣和威風。臺灣作家馬木櫪的小說《西北雨》描寫了農民在久旱無雨之際,聚集起來偷放官府溝水來澆田,與看水的警察打起來,后來遭到了大部隊的圍攻,與軍警展開了激烈的搏斗。更為激烈的是許多災民自發組織起來,與國民黨武裝部隊進行對抗。例如1944年豫西的老百姓到處截擊為害百姓的國民黨潰兵,繳獲他們的槍械、大炮和電臺,甚至槍殺部隊官兵,給國民黨軍隊造成重創。戲劇《桐柏民變》以此事件為背景,揭露中央軍28師師長趙東威坐鎮中原,不顧洪水造成的災荒,逼糧催款,殘酷殺害要求減緩捐稅的老百姓,致使河南災民被迫起來圍攻國民黨部隊,較為翔實地反映了災荒之下官逼民反的嚴酷事實。

阿馬蒂亞.森對于災荒形成的原因做過精辟的論述:“雖然饑荒總是包含著饑餓的嚴重蔓延,但是,我們卻沒有理由認為,它會影響到遭受饑荒國家中的所有階層。”[44]這就說明災荒現象的出現不是糧食供給不足,而是取決于不同階層的人們對糧食的支配和控制能力,這種能力表現為社會中的權利關系,而權利關系又決定于法律、經濟、政治等社會特性。具體分析民國時期災荒形成的原因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中涉及到政治窳敗、軍閥混戰、兵匪橫行、水利失修、民智低下、囤積居奇等各個方面,也與救濟過程中的漠視民命、賑災不力、貪污腐化等因素有很大關系。現代文學直面現實,描繪了自然災害下的人與社會的文學畫卷。雖然有些作品趨于簡單直白的暴露與控訴,有些作品左翼傾向鮮明而藝術建構有嫌薄弱,但作家在克服傾向表面化與描述模式化、拓展災荒文學的廣度和深度上進行了執著的探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成績。

 

注釋:

[1]夏明方:《民國時期的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537頁。

[2]臧克家:《難民》,《中國新文學大系續編》第八集,香港文學研究社1968年版,第291頁。

[3]李尹實:《流浪者的哀歌》,193627《大華晨報》副刊《沙漠詩風》第4期。

[4]韓秀峰:《無名的死尸》,193643《大華晨報》副刊《沙漠詩風》第12期。

[5]楊義:《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83頁。

[6]池子華:《流民問題與社會控制》,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165頁。

[7]陳雨門:《洋車夫》,1937216《河南民報》第8版。

[8]隨夢醒:《車夫》,1936313《大華晨報》副刊《沙漠詩風》第9期。

[9]李季同:《挑販》,1935527《河南民報》副刊《秋鷹》第18號。

[10]傅尚普:《災后》,周啟祥主編:《三十年代中原詩抄》,重慶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382頁。

[11]陳雨門:《秋》,19341116《河南民報》副刊《平野》第8卷第7期。

[12]王兆瑞:《異鄉》,同10,第202頁。

[13]劉心皇:《乞丐》,1936515《沙漠詩風》第18期。

[14]劉暄:《打花鼓》,193543《風雨周刊》第9卷第8期。

[15]王亞平:《兩歌女》,《王亞平詩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2325頁。

[16]林淡秋:《饑餓的古城》,《林淡秋選集》,浙江文藝出版社1983年版,第299頁。

[17]劉心皇:《老乞婦》,1935822《新詩世紀》第13期。

[18]陳雨門:《難婦》,同10,第156頁。

[19]劉心皇:《賣笑的女人》,1936131《沙漠詩風》第3期。

[20][41]流螢:《風砂七十里》,《前鋒報》1943410

[21][]貝思飛:《民國時期的土匪》,徐有威、李俊杰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頁。

[22]范長江:《饑餓線上的人》,《汗血月刊》,19377月第9卷第4期,第125頁。

[23]周啟祥:《農村夜曲》,周啟祥主編:《30年代中原詩抄新編》,豫內資料準印通字汴發第9503號,1995年版,第474頁。

[24][26][42]范長江:《川災勘察記》,沈譜編:《范長江新聞文集?上卷》,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第555544頁。

[25]劉心皇:《第一天》,同23,第249251頁。

[27]李蕤:《無盡長的死亡線》,《前鋒報》1943219

[28]陳思(曹聚仁):《米、麥與鴉片》,《濤聲》193210月第1卷第27期。

[29]郭伯恭:《放賑》,同23,第7374頁。

[30]王亞平:《破舊的機杼》,《王亞平詩選》,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960頁。

[31]范長江:《蘇北根據地觀感》,《范長江新聞文集?下卷》,中國新聞出版社1989年版,第1005頁。

[32]韓建勛主編:《鹽城人物志》,江蘇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頁。

[33]徐特立:《七十客綏,哀呂梁災民并自壽》,《十老詩選》,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第166167頁。

[34][35] [36]流螢:《友情的巨手》,《前鋒報》1943417

[37]陳雨門:《除夕》,同10,第156158頁。

[38]劉心皇:《夕陽》,同10,第253頁。

[39]郭伯恭:《民隱》,同23,第7273頁。

[40]張恨水:《燕歸來》,安徽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頁。

[43]劉心皇:《黎明》,19367月《海星》創刊號。

[44][印度]阿馬蒂亞?森:《貧困與饑荒——論權利與剝奪》,王宇、王文玉譯,商務印書館2001年版,第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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