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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研究會最主要的發起人是誰?

陳福康

    6月7日《中華讀書報》發表了欒梅健教授的《〈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的34個錯誤》,揭出和評述了李歐梵教授的美國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中的諸多錯誤,轟動一時,影響很大。匆匆掃閱之下,覺得他所指出的很多常識性的錯誤都是確鑿的。不過,當我看到最后一條“錯誤三十四”時,卻有點呆住了。他說:“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先后有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幾位主編,……但是,將鄭振鐸稱為文學研究會的創辦人顯然不妥。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有12位,而且鄭振鐸在其中并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欒教授認為文學研究會最主要的發起人是誰呢?

  在欒教授沒有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想說說一些歷史事實。首先說說有關《小說月報》的事。

  鄭振鐸為《小說月報》革新號組稿十之有七

  欒教授說“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先后有茅盾、鄭振鐸、葉圣陶等幾位主編”,這句話好像不會有什么人提出異議,但我認為是不準確不嚴謹的。“先后有……”的提法,很容易被人誤會為是繼承關系,即誤以為葉圣陶是繼鄭振鐸而為主編。事實是,葉圣陶確曾一度代理鄭振鐸編輯《小說月報》,但代理期間該刊版權頁上印的主編的名字則始終都仍是鄭振鐸,從來也沒有出現過葉圣陶主編或代理主編的字樣。也就是說,革新后的《小說月報》,從1921年1月到1931年12月,從第12卷到第22卷,有兩卷署名沈雁冰(茅盾)主編,有九卷署名鄭振鐸主編。這是白紙黑字印著的。

  《小說月報》的革新是當年文壇上的一件大事。茅盾在當時就說過:“《小說月報》今年改革,雖然表面上是我做了編輯,而實在這個雜志已不是一人編輯的私物,而成了文學研究會的代用月刊。”(茅盾致李石岑信,載1921年2月3日《時事新報·學燈》)文學研究會發起和成立是在北京,因此,北京會員對這個“代用”會刊肯定起了重要的作用,這是僅僅從推理上就可得知的;而在事實上,也完全是如此。鄭振鐸在后來回憶時也明確說過,該刊“革新之議,發動于耿濟之先生和我”(按,鄭振鐸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他謙虛,不想獨自居功,而最初去找“北上訪賢”的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時,他是拉著耿一起去的),與商務印書館負責人張元濟、高夢旦在北京會談后,“此事乃定局。由沈雁冰先生負主編《小說月報》的責任,而我則為他在北平方面集稿。”(見鄭振鐸《〈中國文學論集〉序》)當時他們是如何會談定局的,具體詳細情節我們不得而知,甚至連茅盾也未必了解。據當時已在商務編譯所工作的胡愈之后來回憶說,當時高夢旦請鄭振鐸推薦一位新文學作者來編《小說月報》,鄭回答:“你們編譯所里就有這樣的人,沈雁冰。”據茅盾晚年回憶錄中說,張、高在1920年11月下旬找他談話,讓他擔當該刊主編,并同意進行改革,這時離明年1月號稿子的發排時間只剩下兩個星期了(最遲須40天內結束),而該刊前任主編所積舊稿則幾乎全不堪用,創作稿則連一篇也沒有。商務負責人是相當精明的,當然也明知這一情況,何以敢于如此大膽地改換主編并同意改革?很顯然,這必是因為他們已與鄭振鐸談妥,心中有了把握,才會這樣做。查周作人日記,周于12月5日即托人給鄭振鐸帶去為《小說月報》撰寫與翻譯的兩篇稿子。可見,鄭振鐸也至遲從11月下旬起,便開始為該刊改革號組稿了(許地山之兄許敦谷應鄭振鐸之邀為該刊作畫,時間為11月28日)。而正當茅盾萬分焦急于“無米之炊”時,鄭振鐸便從北平及時地寄來了很多稿子。

  鄭振鐸在革新號上究竟出了多大的力呢?讓我們看看這一期的目錄便能知曉:

  一、改革宣言二、圣書與中國文學(論文)

  周作人三、文學與人的關系及中國古來對于文學者身份的誤認(論文)

  沈雁冰

  四、創作

  笑(小說)       冰心女士

  母(小說)        葉圣陶

  命命鳥(小說)      許地山

  不幸的人(小說)     慕之

  一個確實的消息(小說)  潘垂統

  荷瓣(小說)       瞿世英

  沉思(小說)       王統照

  五、譯叢瘋人日記(小說)

  [俄]郭克里耿濟之譯

  鄉愁(小說)

  [日]加藤武雄著周作人譯熊獵(小說)

  [俄]托爾斯泰著孫伏園譯農夫(小說)

  [波蘭]高米里克基著王劍三譯忍心(小說)

  [愛爾蘭]夏芝著王劍三譯新結婚的一對(劇本)

  [挪威]般生著冬芬譯鄰人之愛(劇本)

  [俄]安得列夫著 沈澤民譯雜譯太戈爾詩

  [印度]太戈爾著鄭振鐸譯

   六、挪威寫實主義前驅般生(論文)

  沈雁冰

    七、書報介紹     鄭振鐸

    八、海外文壇消息(六則) 沈雁冰

    九、文藝叢談(五則)振鐸雁冰

    十、附錄文學研究會宣言  文學研究會簡章

  第一篇《改革宣言》無署名,我認為鄭振鐸必是參與了意見的,詳見下述。第二篇周作人的文章,茅盾回憶錄中說是鄭振鐸寄來的。“創作”欄七篇小說,茅盾回憶錄中說有五篇是鄭振鐸寄來的,而有兩篇(即慕之與潘垂統所作)是他“剛收到的投搞”;實際茅盾記錯了,事實的真相是“慕之”就是鄭振鐸(此處考證從略,該篇已誤收入《茅盾全集》,經我指誤,在全集出全時《茅盾全集》編委會在后記中承認了錯誤),潘垂統一篇也是鄭組的稿(今存1921年3月3日鄭振鐸致周作人信,提到“潘垂統兄的稿費”,可知該稿由鄭經手)。也就是說,“創作”欄全部為鄭振鐸所組稿。“譯叢”欄八篇,除了“冬芬”(即茅盾)與沈澤民(茅盾之弟)兩篇外,其他六篇也均是鄭寄來的,其中包括他自己的譯作。“書報介紹”是鄭所作。“文藝叢談”五則中有三則是鄭寫的。最后“附錄”兩篇,當然也是他寄來的。也就是說,該期改革號的重要文章,大多是由鄭振鐸組稿(包括自撰)的。從題目上看,占十分之七以上;從篇幅字數上算,約占十分之六。甚至這一期的封面及扉頁插圖,也都是鄭請許敦谷畫的。因此,《小說月報》的全面革新不能像現在的“現代文學史”和一些“辭典”上寫的那樣,全部算作茅盾一個人的功績,而鄭振鐸其實是更重要的幕后英雄。

    《改革宣言》主要包括鄭振鐸主張

  該刊的《改革宣言》,人皆認為是茅盾寫的,現已收入《茅盾全集》。但我認為可能是鄭振鐸寫的,或至少鄭必是參與起草的。理由如下:鄭振鐸是新文學運動史上第一個提出“整理舊文學”口號的人。《文學研究會簡章》由他起草,該會章開宗明義地定位:“本會以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為宗旨。”將“整理中國舊文學”與“研究介紹世界文學”“創造新文學”并列,一起來作為新文學工作者的任務,這在新文學史上絕對是首次;而且在整個新文學社團史上,將這三者同時作為宗旨的,亦并世無二。而《小說月報》在全面改革的前一年(1920),已由茅盾進行了局部的革新,但茅盾在當年的文章(如第10期《本社啟事》、第12期《特別啟事》等)中,都只提到要“介紹西洋文學”,從未提及整理中國文學。而《改革宣言》中卻明確地提出“同人認西洋文學變遷之過程有急須介紹與國人之必要,而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則有急待整理之必要”,并認為“中國舊有文學不僅在過去時代有相當之地位而已,即對于將來亦有幾分之貢獻,此則同人所敢確信者,故甚愿發表治舊文學者研究所得之見,俾得與國人相討論”。這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應該是鄭振鐸參與了刊物改革所致。而且在《改革宣言》后緊接著刊載的鄭的第一篇文章《文藝叢談》的第一句話就是:“現在中國的文學家有兩重的重大的責任:一是整理中國的文學;二是介紹世界的文學。”這里甚至將這個任務置于介紹外國文學之前,更令人注意。然而,茅盾在同年2月發表的《新文學研究者的責任與努力》中卻仍舊說:“我覺得這文題內所有的意義總不出(一)新文學運動的目的何在,(二)怎樣介紹西洋的文學,(三)怎樣創作這三者”,還是將“整理中國文學”遺忘在新文學研究者“所有的”的責任與努力之外。1922年6月,《小說月報》“通信”欄發表讀者來信,批評茅盾主編該刊“于中國底文學,絕不想整理之而發揚之”,認為這“是一件不無遺憾的事”。茅盾答復,接受批評,并坦率地承認自己在此事上有“偏見”,即他更重視創作,而“不大愛”整理古典文學。同年8月,該刊又載讀者來信,責問該刊《改革宣言》中既說“中國文學變遷之過程有急待整理之必要”,“何以年來沒有這種文字發表?”茅盾在回答中也坦率承認“未能盡什么力”。這種狀況在鄭振鐸繼任主編以后才有明顯的改變。因此,我有理由認為《改革宣言》中的有關整理中國舊有文學的內容,基本上是鄭振鐸的而不是茅盾的想法。

  在該刊改革后第2期上,茅盾發表了他的《討論創作致鄭振鐸先生信中的一段》,認為今后采用稿件不能由自己一人決定,而要請鄭振鐸在京會商魯迅、周作人、許地山等人,“決定后寄申,弟看后如有意見,亦即專函與兄,供諸同志兄審量,決定后再寄與弟”。這也表明鄭在文學研究會同人中的核心地位和他在該刊編輯方面的重要作用,表明了茅盾對他的尊重。這以后,該刊的重要稿件仍有不少是鄭振鐸組織、審定的。最有意思的是,第5期發表落華生(許地山)小說《換巢鸞鳳》時,文末有“慕之”寫的附注,稱贊了這篇小說,并高度贊揚魯迅小說“‘真’氣撲鼻”,今人不察,都以為這必是主編茅盾所加,于是紛紛大加贊許,說這是茅盾早期對魯迅小說的精彩評價。精彩確實是精彩,但其實這卻是鄭振鐸寫的。茅盾晚年回憶錄中說:“鄭振鐸之進商務編譯所減輕了我的負擔。他那時雖然不是《小說月報》的編輯,卻在拉稿方面出了最大的力。我因為擔任中共聯絡員,跑路的時間多,就沒有時間寫信拉稿了。”因此,在鄭振鐸正式擔任該刊主編的前兩年,如果說他是該刊的不掛名的副主編,我看也是一點不夸張的。

  到1927年5月大革命失敗,鄭振鐸由于參加過一些革命活動,并公開領銜發表對反革命政變的抗議信,而被迫出國避難,該刊才由鄭振鐸請葉圣陶代為主編。

    《新社會》旬刊編輯部的核心人物

  上面,已講清楚了有關《小說月報》的事。通過這些事,其實對于鄭振鐸在文學研究會中的地位也已經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么,在該會創辦時鄭是不是最主要的人呢?我們仍然擺擺事實。

  要說這個我國最早最大的新文學社團,我認為必須從鄭振鐸在“五四”時與瞿秋白等人一起結成《新社會》旬刊編輯部這一“小集團”(鄭振鐸語)講起。《新社會》編輯小組雖未標明為社團,但實際確是一個宗旨鮮明、具有實力的新文化社團;而該刊被迫停刊后,由該小組原班人馬另行編輯《人道》月刊時,即對外稱為“人道社”。該社是當時最進步的社團之一,曾與李大釗等領導的“少年中國學會”、周恩來等領導的“覺悟社”等一起,組合成名曰“改造聯合”的社團聯盟。《新社會》小組至遲于1919年10月已成立(《新社會》創刊號出版于11月1日),成員最初為四人:鄭振鐸、瞿秋白、耿濟之、瞿世英(菊農)。二三個月后,許地山由瞿世英介紹加入(其后又增加了郭夢良、徐六幾二人,雖然郭、徐后來也參加了文學研究會,但此二人在該小組內所起作用不大,與前五人不能相比)。鄭振鐸后來在《想起和濟之同在一處的日子》《回憶早年的瞿秋白》等文中回憶,他們五個人當時“成為極要好的朋友”,“幾乎天天都見面”,其中瞿秋白“最為老成”,“早熟而干練”,許地山也是一位“老大哥”。但是,從《新社會》及《人道》編輯出版的實際情況來看,這個“小集團”的核心人物卻無疑是鄭振鐸。

  鄭振鐸是《新社會》發刊詞的起草者,發表的文章最多,很多都登在打頭位置。耿濟之最早與鄭振鐸相識,《新社會》創刊后,他們二人攜刊去訪問并請示陳獨秀。后來改出《人道》,也主要是鄭所決定的,瞿秋白略有不同意見,但瞿承認自己“不足為重”。這五個人,除了瞿秋白以外,后來都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人(瞿因為正好離京去蘇俄,不然肯定亦為發起人;但瞿在回國前,至遲在1921年2月前即加入了該會,會員登記為第40號;1923年瞿回國后,又曾任該會機關刊《文學旬刊》的編委)。因此,我一直認為《新社會》小組就是文學研究會的胎胚或雛形,無可置疑。然而,這一點在我們以前的論文及著述中,卻未曾有人說過;遲至1979年,才由日本學者松井博光在《薄明的文學》一書中提出:“從組成文學研究會的過程來分析,歸根結底,其中心人物肯定是鄭振鐸”;松井還分析了該會12個發起人的概況與關系。但有些重要史料他當時尚未見到,個別論述不免粗略或帶有猜測性。這里,有必要再梳理一下該會成立過程和幾個發起人的作用及相互關系。

    鄭振鐸與文學研究會會初創

  關于該會的發動緣起,在1921年第2期《小說月報》上發表的《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的第一部分《本會發起之經過》中,有較詳細的記載(這個“經過”顯然是鄭振鐸寫的,因為在該報告的第二部分《成立會紀事》中,即說明在成立大會上“首由鄭振鐸君報告本會發起經過”):“1920年11月間,有本會的幾個發起人,相信文學的重要,想發起出版一個文學雜志:以灌輸文學常識,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并發表個人的創作。征求了好些人的同意。但因經濟的關系,不能自己出版雜志。因想同上海各書局接洽,由我們編輯,歸他們出版。當時商務印書館的經理張菊生君和編輯主任高夢旦君適在京,我們遂同他們商議了一兩次,要他們替我們出版這個雜志。他們以文學雜志與《小說月報》性質有些相似,只答應可以把《小說月報》改組,而沒有允擔任文學雜志的出版。我們自然不能贊成。當時就有幾個人提議,不如先辦一個文學會,由這個會出版這個雜志,一來可以基礎更為穩固,二來同各書局也容易接洽。大家都非常的贊成。于是本會遂有發起的動機。”

  這里說的“11月間”當是“10月間”之誤,有張元濟日記為證。張10月23日記:“昨日有鄭振鐸、耿匡(號濟之)兩人來訪,不知為何許人,適外出未遇。今晨鄭君又來,見之。……言前日由蔣百里介紹,愿出文學雜志,集合同人,供給材料。擬援北京大學月刊《藝學雜志》例,要求本館發行,條件總可商量。余以夢旦附入《小說月報》之意告之。謂百里已提過,彼輩不贊成。或兩月一冊亦可。余允候歸滬商議。”由上可知,《新社會》小組成立一年后,文學研究會就開始正式醞釀了。而“幾個發起人”中,最主要的當然就是《新社會》小組的核心人物鄭振鐸。

  從張元濟這則日記中可知,張、高兩人在22日前已經在京商議過出版文學雜志一事,并已通過蔣百里向鄭振鐸們轉達了意見。鄭這次直接與張商談,是想再次努力爭取。張于10月30日啟程回滬,而這時鄭振鐸等人已決定要成立文學社了。鄭后來在《想起和濟之同在一處的日子》中回憶說:“第一次開會便借濟之的萬寶蓋胡同的寓所。到會的有蔣百里、周作人、孫伏園、郭紹虞、地山、秋白、菊農、濟之和我,還約上海的沈雁冰,一同是十二個人,共同發表了一篇宣言,這便是文學研究會的開始。”這第一次會,據周作人日記,是11月23日下午召開的;又據周氏日記,到會共七人,而參考鄭振鐸上述回憶,可以確定是:鄭振鐸、耿濟之、瞿世英、許地山、周作人、蔣百里、孫伏園、郭紹虞。這幾個到會者,再加上茅盾、葉圣陶、王統照、朱希祖,也就是12個發起人了。29日,他們又借北京大學李大釗工作室開會,決定積極籌備該會成立,推舉鄭振鐸起草會章,并決定將《小說月報》作為該會的“代用”刊物。(鄭振鐸給茅盾寫信聯絡,以及給在日本的郭沫若、田漢寫信邀請參加發起,均當在這以后。)12月4日,又在耿宅開會并通過會章和宣言。會章與宣言以12個發起人名義于13日起在各報發表。30日,他們又在耿宅開會,討論要求入會者的名單,并議決于翌年1月4日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召開正式的成立大會。

  從上述籌備經過,可以看出鄭振鐸所起的作用;而從他同另外11個發起人的相互關系,更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以及該會與其他社團的關系。

  這些相關社團,以及12個發起人,在文學研究會成立時各自所起的作用是并不相同的。簡單說來,新社會小組(人道社)是該會的核心,最初的發起單位,并且是全員加入。內中鄭振鐸更是中心人物,耿濟之則是其主要副手,許地山后成為該會主要創作家之一,而瞿世英則偏重于文學理論。新青年社的周作人,以及他的同事朱希祖,是作為前輩、知名學者來參加的。周主要處于顧問的地位,朱可能負責讀書輔導之事(朱參與了該會的“讀書會簡章”的起草,在1921年3月31日的大會上又提議大家應該積極參加讀書會)。新潮社諸君除周作人外,郭紹虞在當時作了一點牽線工作,孫伏園掌握重要發表陣地(而且鄭當時與魯迅的聯系,主要通過孫與周),葉圣陶雖然籌備工作中未起作用,但不久即成為該會重要作家。曙光社的王統照也是該會重要創作家,而且該社不少成員后都參加了文學研究會;后來,王又在北方主持該會北京分會的工作。共學社的蔣百里是作為知名人士參加的,而且在該會創辦初期對出版界、甚至政界起了某些引薦作用(如因為蔣的關系,該會有時能在歐美同學會禮堂召開會議;另外,該會在“研究系”控制的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都有副刊陣地,也當與蔣的推薦、支持有關。正因為此,創造社后來攻擊文學研究會“好和政治團體相接近”);隨后,蔣與朱希祖一樣,實際脫離了該會。而茅盾,不僅隨即掌握了當時全國最大的文學刊物陣地,而且后來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成為該會另一個核心人物。

    文學研究會自始自終的中心人物

  從以上分析可知,文學研究會雖然總的說來是一個散漫的文學團體,但它的創辦時期在鄭振鐸為中心的聯絡組織下,還是井井有條的。而從鄭振鐸一開始就欲邀請魯迅、郭沫若、田漢(可能還有胡適等)參加來看,他的胸懷是非常博大的。(試想,這幾位如果都參加,整部新文學史將如何改觀!)從上引該會會務報告的“發起經過”中可知,該會宣言等發表后,只過一兩個星期,就有不少人報名參加,其中最早的就有兩位女作家廬隱和冰心。出席成立大會的,就有21人(不包括因病未出席的周作人,以及不在北京的茅盾、葉圣陶、郭紹虞等人)。從此以后,該會在鄭振鐸掛帥下不斷發展,1921年初已有48名會員(見1921年3月3日鄭振鐸致周作人信);1924年該會曾印有131人的會員名錄;再后來,趙景深曾在鄭家看到正式登記的會員已有172人。

  葉圣陶多次說過:“鄭振鐸是最初的發起人,各方面聯絡接洽,他費力最多,成立會上,他當選為書記干事,以后一直由他經管會務。”(《略敘文學研究會》)郭紹虞說:“文學研究會的組織振鐸是核心人物之一。正因為如此,所以后來振鐸到上海,文學研究會也就跟著移到上海來了”。(《“文學研究會”成立時的點滴回憶》)孫伏園說:“那時鄭振鐸先生奔走文學研究會最熱心”(《懷耿濟之》)。這些發起人說的都是事實。郭紹虞后來又說:“文學研究會之成立以振鐸為骨干;至此以后文學研究會之發展,則又以雁冰為主體。”因為“雁冰的思想相當進步,在當時可能已是共產黨員,所以我說此后的發展,則又是雁冰的力量。”(《關于文學研究會的成立》)現在人所周知,早在1921年茅盾就是黨員。總的說來,茅盾的政治理論與文學理論,在該會會員中居最高水平,后來他的創作成就也居最高水平,他在該會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成為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這是事實。但我覺得郭紹虞“以后以沈為主體”的說法,并不甚確切(郭后來逐漸疏離該會核心,走古典文學研究之路,關于該會后來的情況,有些不一定了解)。事實上,鄭振鐸自始自終是該會的中心人物,茅盾在會中的作用與地位一直沒有替代他。胡愈之說:“后來鄭振鐸同志因工作分配到上海,和雁冰同志緊密結合起來”(《早年同茅盾在一起的日子里》),從而更促進了該會的發展。這樣說比較更符合實際些。

  我認為,不能因為茅盾后來在文壇上以及政治上地位的增高,而夸大他在該會組織與領導上的實際作用。必須看到:第一,鄭振鐸的政治思想也可說是“相當進步”的;在1920年代初,鄭與茅的文學思想基本一致又各有千秋。他們互相配合,共同戰斗。從當時的影響及發表文章的數量來看,鄭絕不亞于茅。茅在文學思想上超過鄭,并開始拉大距離,當以1925年5月發表的《論無產階級藝術》為標志;但對該會大多數會員來說,鄭的文學思想更易于接受,因而也就更有影響。再說,思想進步不一定直接體現在社團的組織作用上。1926年以后,該會的組織也并沒有大的發展。第二,大型的《文學研究會叢書》,會刊《文學旬刊》(包括后來的《文學》周刊、《文學周報》)、《星海》,以及從1923年起該會的“代用刊物”《小說月報》,一直主要都是由鄭振鐸總負責。這些刊物、叢書無疑是維系該會的紐帶。第三,茅盾有不少時間須從事地下黨務工作和政治活動,也不可能將很大精力化在該會的具體組織工作上,而鄭振鐸在團結、聯系會員方面有著天生的特殊的魅力。

  早在該會正式成立大會上,就決定以鄭的住處“為接洽一切會務之處”,但他在1921年3月就去上海工作。這以后,該會總會名義上雖然仍一度設在北京,但實際卻因他的南下及大部分重要成員聚集在上海而重心轉移。此后的六七年,為該會最興旺的黃金時期。鄭振鐸此時在會務方面作出的貢獻,主要有這樣幾端:一,與茅盾、胡愈之、葉圣陶等人結成新的有力的核心,團結了大批作家,發展了百余名會員,還成立了廣州分會等。二,以商務印書館(后期則又有開明書店)為大本營,主編出版了許多該會的(以及以該會會員為主要作者的)叢書與報刊。三,發起和帶頭批判“禮拜六派”及其他錯誤文藝思潮。四,以該會名義積極參加五卅運動以及大革命運動。在該會最盛時期,鄭振鐸無疑仍是最主要的掛帥人物。這只要看看那些報刊、叢書的發刊詞、序文、按語等大多是由他署名或執筆的,以及他寫的文章的分量和刊載時的突出位置,即可明白。用國民黨官僚王平陵后來在臺灣講的話來說:“這時,鄭氏在中國文壇的聲望,幾乎有壓倒前輩、領導后生的氣派!”(《北伐前后的文派》)

  大革命失敗后,鄭振鐸與茅盾、胡愈之等人,或被迫逃亡國外,或轉移躲藏,該會雖不曾解散,但基本停止發展和活動,只是有關刊物和叢書由葉圣陶、徐調孚、趙景深等人維持著。鄭振鐸回國后,曾想重整旗鼓,恢復該會以前的聲勢,《小說月報》與《文學周報》在他的主持下,確實也有新的起色。但由于經過大革命的失敗,中國社會狀況有很大變化,該會成員也有分化,終究未能恢復1927年前那樣的氣勢。1928年底,《文學周報》停刊;1932年初,《小說月報》因日本侵略軍轟炸而終刊。該會因失去刊物陣地而無形中消亡。但其核心人員則始終在精神聯系上沒有離散過,一直在文壇上起著重大的作用。

  最后,我想引用著名文學研究會會員老舍的兒子舒乙在紀念該會成立70周年時寫的《文學研究會和他的會員》一文中統計的兩組重要數據。一組是1921年初至1925年底文學研究會主要作家在該會所辦刊物上發表作品的數量的排名表,另一組是1921年初至1931年底文學研究會主要作家在該會所辦刊物上發表作品的數量的排名表。前一個表,第一名鄭振鐸,創作作品210篇,翻譯作品65篇;第二名茅盾,創作作品196篇,翻譯作品62篇;第三名王統照,創作作品134篇,翻譯作品18篇;第四名徐玉諾,創作作品78篇,翻譯作品0篇(再往下我就不引了)。后一個表,第一名仍是鄭振鐸,創作作品395篇,翻譯作品92篇;第二名也仍是茅盾,創作作品227篇,翻譯作品76篇;第三名趙景深,創作作品147篇,翻譯作品51篇;第四名王統照,創作作品143篇,翻譯作品15篇。我還想指出,舒文所統計的數字,肯定還有疏誤,例如本文上面提到的署名“慕之”的那篇作品,大概就算作了茅盾的作品,而肯定不會算在鄭振鐸頭上。再如,還有好幾篇在文學研究會刊物上發表的未署名文章,如《文學之力》,幾本《茅盾年譜》均認作茅盾作品,其實我從內容即可判定為鄭所作,而且在鄭的遺稿中還存有早年此文抄件。另外,舒文所統計的,還沒有反映出作品發表時所占刊物的地位(是不是首篇,篇名有沒有登封面要目,目錄中篇名是不是排大字等)和作品字數的長短,而鄭振鐸在這方面都是站在最前列的。

  寫到這里,對于鄭振鐸到底是不是文學研究會創辦人,或者他在發起人中是不是最主要的,已經不需再多說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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