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鈺泉與我這些年

吳正

    當我提起這支沉重的筆來書寫你的名字時,你從天堂俯瞰而下的目光能見到這一切嗎?突聞此噩耗的痛苦真是太大太長久了。但最終,我還是釋懷了,你臨終時的瑞相告訴我,此刻,你已去了哪兒?

    第44期《悅讀》雜志剛剛送達我的手中,之上,仍印有主編褚鈺泉的字樣。我拿著它,感覺溫暖。溫暖就如這些年來我曾無數次的握著你的那雙柔軟而寬厚的手掌一般。

    所謂人生祈求的五福:長壽、富貴、康寧、好德以及善終,佛學告訴我們,唯末后那項最為難得,亦最可貴。這是一扇透光的窗口,泄露出了亡者命終后的去蹤。有人臥床十數年,煎熬折騰;有人貪贓枉法,鋃鐺入獄,死于驚恐中。但也有人灑脫而去,就像卸下一件外套般地自在輕松——褚兄,你便屬于后者。不錯,此舉會令未亡人悲痛欲絕,彼等只是不太明了佛法所宣說的宇宙真相故,明者,皆悉知個中之奧妙也!

    我相識褚兄于三十多年前,其剛任職《文匯讀書周報》后不久。第一次閱及此報,我隨即便喜愛上了它。版幅上的那篇“阿昌逛書市”的滑體字小文,另配有一幅架鏡騎車者的漫畫像,據說,就是該報的主編褚鈺泉先生。日后晤面,瞧瞧倒真有幾分神似。自此,便起端了我與褚兄間的那段作者與編者,兄長兼摯友的長長的情誼歲月。

    那時的我,很熱衷于在國內的報刊發些小文,其中就有相當一部分發表在了《周報》,以及日后褚兄主編的那本《悅讀》上。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匯報還在它圓明園路上的老大樓里辦公。這是棟結構上佳的“租界”時代建筑,九樓的那層辟為“小餐廳”,專供領導及諸版面的主編們“背著手,踱進里屋,要酒要菜,坐下來慢慢喝(借仿魯迅“孔乙己”之語義)”之處。而我每回自港返滬,那層樓倒也是我常去處。承蒙領導瞧得起,酒水菜肴招待,高談闊論之余,常常喝得耳熱暢酣,不無樂趣。

    褚兄是《周報》的主編,自然有去那里用餐的“特權”。但你卻很少有在那兒見到他身影的機會。他的午餐習慣是去十樓的大食堂,與編輯們一起,端一盤飯菜,打一碗湯,匆匆吃完了,回辦公室看稿去。但有時,他也會到這里來,兜個圈,問問何事找找誰。見我在,準會站下來,甚至拖把椅子過來坐下,與我聊上幾句。問曰:最近有寫東西嗎?答:有。又說,別老給《筆會》了,也分兩份給我們的那張小報么。我聞言,慌忙掩面擺手,做羞愧狀:“貴報能讓拙作面世,是作者我的莫大榮幸,褚兄千萬別這么說,我擔當不起……”而假如你邀他索性坐定下來,喝杯啤酒什么,再聊多會兒的話,他則會拒絕。他說,他沒時間,還得趕回去看大樣,諸如此類。背地里,他則會向我暗示(他從不明示任何事),有稿子合用就用,大家聚在一塊兒,吃吃喝喝,聊長聊短的,沒益處,那種風氣也不好(八十年代末已說風氣不好,哪到了后來呢?到了現在呢?)——再說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哪!可見,褚兄的這種出污泥而不染的清高個性是與生俱來的,再五濁的世境也難以將其改造。而我,只是到了后來,才感受到了褚兄當年所說極是,惜為時已晚矣!

    《周報》后來越辦越精彩,聲名鵲起,好評如潮。全國乃至全球,凡有華文讀者處,多有此報的流通。再后來,一晃二十年,褚兄到點退崗,續而轉戰去了江西,重起爐灶,辦了那刊《悅讀》,再度將其修理得有聲有色,風生水起,內外聞名。期間,褚兄倒也常有來向我約稿,唯我已開始專注,繼而更迷戀上了小說創作,隨筆已很少涉獵,故未能遂其愿。然而我卻向他推介了京城社科院的李兆忠、李建軍等若干優秀的思想型學者,并依其連帶,遂令《悅讀》的版面上出現了一批新面孔,呈示出一番新氣象。如此一支中生代精英旅的組建,我私下里自詡也有點兒功不可沒的意思,我以此為欣,以此為慰,以此為悅,以此為榮——唯此等均屬后話了,打住,再往前說去。

    時間流啊流的,就流到了世紀末。那場“亞金風暴”,來勢洶洶,席卷覆蓋處,整片東南亞東北亞,各國諸地,斷垣殘壁,哀鴻遍野。香港自然也不能幸免于外,而我家也沒能。期間,家庭關系巨變,昔日之溫馨與恩愛,蕩然無存。我則罹患了嚴重的焦慮型抑郁癥,拖著條病身,每日還不得不去公司處理日常事務,且還找不到一個能與你分擔交流的對話者。世界于突然的一刻向我關上了所有的門窗——總算還留有一道縫隙。

    我往上海打電話,以求緩解。其中,褚兄便是我乞援的對象之一。其實,我翻來覆去說的話也就是那一兩句,有時,一日竟要打五六次之多,短則十分八分鐘,長的要一兩個小時——我已全然無法顧及對方的感受了。然而褚兄卻永遠耐心地聽我訴說、勸我。他之勸語其實也同樣是那么幾句,但,它們卻將我從死亡的邊緣線上給拖了回來。他說,在當時,其實,他自已也都給搞懵了,不知何故?何為?他將此事告知于妻子琳琳。琳琳說,她知道這種病,她的一個澳洲同學就曾得過,每天來的長途,幾乎要將手機都給打爆……她要褚兄一天24小時都將機子開著。“這是性命攸關的大事哪!”她說。此話,后來褚兄從替我瞧病的那位精神科周醫生處也同樣聽說。原來,善良的褚兄總盼望我能重圓破鏡,再續前緣,背地里就去詢問了那醫生。

    “使不得”,醫生直言告白其曰,“唯在老吳這樁病案上,萬萬使不得!……現在最大的期盼反而是,老吳能挺住,活下去。若然,將來總會有真相大白于天下的一日。但,這不容易……”褚兄明白了事態的嚴重,遂作罷。至于再具體說了點什么,褚兄當然一直是守口如瓶。只是到了后來,有一回,也不知在什么樣的上下文中,他突然笑道:“周醫生那時說了,褚先生,您能這樣做,真是功德無量哪!……”當然,那已在十多年之后了,屆時,我巳回上海定居,病情也都基本穩定。

    唯我之厄運并未因“亞金風暴”的過去而過去:2007年,與我相依為命了六十載寒暑的老母親摔了一跤,生命垂危。我日夜守候其左右,心焦如焚。稍見消停的焦慮癥,遂又死灰復燃。見者無不搓手頓足,然又相助無門——用詞有了點兒小小的偏差:所謂“見者”,無他,其實也就是包括褚兄在內的一兩人而已。

    年近歲末,在問明醫生說老母之病情暫稱穩定之際,利用空隙,我買了張12月18日離滬24日返回的雙程機票,打算先行處理些公司年終的事宜,而后再說。12月22日,冬至晚。我正與一美國訪客行于街上談事,他的手機響了。他按下鍵來聽了聽,隨即遞給我,說是找我的電話。這如何可能?因為這不符合邏輯。我心頭一沉:壞了,出事了!出大事了!我接過電話,對方是大女兒的聲音,但我什么也聽不清楚,耳中一片“嗡嗡”聲,只撿拾到了“……上海來電話……”這五個字。在旺角的西洋菜街上,我整個人幾乎癱軟倒地。我揮停了一輛的士,爬進車廂。

    “許邊(去哪里)?”

    “許邊?——隨便許邊。”

    “什么?”司機掉過頭來,他以為我喝醉了,“先生,請你下車。”

    我這才稍微清醒,道:“回家。”

    “家系邊(家在哪兒)?”

    “太古城。”

    那人嘀咕著地掉轉頭去,車便開動了。

    這是當年,發生在臺前的我身上的那幕人生戲,幕后之事,我是在數年后的上海才知曉的。那個丁亥年的冬至日,時近傍晚。母親開始氣喘。初不以為事,但愈發嚴重。七點開始搶救,九點病危。家里的那位專事照料母親的保姆急慌急懵了,她醫院家里家里醫院,奔上奔下奔下奔上(好在靜中心的住院部就在我家對街,兩分鐘內即能步達),一小時內竟有好多回。她是去家中等電話,打電話。打去家中與公司的電話均無人接聽:公司已經下班,沒轍。唯她不曉,在香港,冬至是節假日,她們母女仨都出街外歺去了。而我又沒手機,手機畄在了上海。她于是便想到了褚兄與老張,我那兩位碩果僅剩的好友。聞訊,他們都趕了來。但,但怎么呢?他倆大眼瞪小眼,也都無計可施。就在此時,靈異之事發生了。九時半許,保姆再次跑回家時,一進屋,就發現有一張她從未見到過的小白紙片,擱在了歺桌的當中央,之上,用園珠筆匆匆寫有一行很長的電話號碼。她也不假思索,隨即先撥了個香港區號(她與我在香港通電話時,常用此號),而后再將那個號碼撥了出去。而對方接聽電話之人竟然是我的大女兒!大女兒用結結巴巴的上海話對應著保姆口音濃重的浙東方言,但事情總能說明白的。接下來的問題是女兒如何才能找到我,她的那個沒有手機的父親呢?多少年后,當我與女兒們再度恢復往來時,她告訴我說,她突然就在她手機的儲存庫中發現了我的那個還帶點兒親沾點兒故的美國客人的家中電話,也不知是何時存進去的。她打去了那兒,手機便漫遊來了香港。于是,于是便出現了開頭的那一幕。

    再說回上海,說回當時去。

    載我的的士把我送回香港的家中。我用我六十歲的當父親的蒼老之聲,哽咽著,央求女兒們能陪陪我。我說我已經崩潰。但,沒成。而這,也是我最后一次回去香港的家中。我狂奔出大廈,奔進了香港漆黑的夜空里,分不清東西南北。地處亞熱帶的香港,在那個寒冬的深夜,一樣是陰風沁骨 ,叫我渾身上下,哆嗦個不停。我回到了自已的那間小小的辦公室里,我搬出了一大堆的聖器——耶蘇像、十字架、聖經、贊美詩集。那時的我,是個虔誠的基督徒,篤信了Christianity近四十余年——攤滿一桌,而自已則硊在了地上,嘔心嚦血地祈禱了起來,腦海中則一片虛無與空白。突然,漆黑一片的虛空里,出現了一道白光,光亮里是那行數字:13162515006。這是個我銘刻于昔,銘記至今,並將永久銘記下去的電話號碼!時間是在2007年12月22日深夜11點45分左右。話綫的彼端傳來了褚兄的那把平穩、但略帶沉重與疲憊的聲音:

    “喂——”

    我說:“我……我……我我我”,但我“我”不出任何言語來。

    褚兄聽出是誰了,埋怨道:“怎么到現在才……”但隨即掐滅了話頭,轉而言,“你先別急,千萬別急!……我就在你母親的床邊,現在正搶救,我不斷在她的耳邊說著:你的兒子吳正正在趕回來的路上,伯母你要堅持住,吳正他正在趕回來……我一直在說,我想她能聽到……這樣吧,我把手機開著,移它到伯母的床前,讓你可以聽清楚一切搶救的過程……”于是,電話筒里便傳來了雜亂的吩咐聲、命令言、催促語:“心臟起博器”,“呼吸增壓機”,“加大腎上腺素輸入量……加大……再加大!……”,等等。但我不知道什么是什么?就聽得褚兄說,還有一件事,他不得不在現在就告訴我:“因你不在場故,我已代你在有關文件上簽了字……”我說:“哦。”當時我的聽覺、視覺已經是一片模糊,我不知自已身處何種時空:香港上海,陽間冥界,天堂地獄?

    “喂,喂,你聽到我說話了嗎?喂喂……喂喂喂——!”這是褚兄的聲音,但這已似乎是到了下一個世紀的另一個時刻了。我說:

    “……我,聽到了……”

    “現在情況開始好轉……好轉了!心電圖有了曲線的波動!……”一下子,我清醒了過來,看了看錶,午夜十二時另八分,冬至夜剛過。

就這么驚險與神奇!我是在淩晨二時,褚兄離院回家前與他通那最后一只電話的。他說,伯母今晚已平穩入睡,你得趕緊回來!……明早趕第一班機……

我説:“是。”

    我隨即掛斷電話,抓起了一件外套,奔出店門,喚了輛的士,直奔70公里外的赤獵角機場而去。我在機場的皮革座位里蜷縮了數個小時,終于搭上了第一班飛往上海的“港龍”航機。7點15分離港,十點半,我已站在了仍處于半昏迷半睡眠狀態中的母親的床前了。

    后來,褚兄才告訴我說:其實你在打電話時,伯母她己經走了。我只是不敢說,而醫生所做的,僅限于盡人事,好讓你在話筒中聽到他們是如何竭力搶救的全過程。或者說,他們想,這也不失為是另一種送終的方式?但你那執著、堅強的母親卻不肯,她硬是向閻羅王乞求多了兩周的壽數——而這兩周正是她此趟生命旅程中,肉體與精神遭受最痛苦折磨的兩周,但她心甘情愿,一是為了能與你在這塵世間再相處多幾日,二是也可以讓你能盡多半個月的孝道,她以她痛苦的代價減緩了你可能會承受的永久的心理煎熬與悔疚。“你母親愛你哪!”這是褚兄的結論。而我覺得褚兄所言恰如今日里,最尖端的激光定向導彈,精確地命中了那個埋藏于我內心深處最隱秘的心理目標和感情痛點。

    2008年1月6號清晨,96歲高齡的母親離世,大殮從簡。11日入葬位于無錫近郊的公墓,我父親墳位的鄰穴。那日大雨滂沱,與公墓管理處聯系停當后,我包了一輛出租車,往來於滬錫間。我手捧骨灰盒,一個人站在了醫院骨灰寄存處的大門口。九點正,在迷茫的雨絲中,我見到褚兄遠遠地向我走來,手捧一束馬蹄花。那束潔白的馬蹄花啊,別說當時我的淚水混合了雨水流淌了滿面滿頰,就于此刻,運筆頓處,我之淚滴也一樣撲簌簌地掉在了稿箋上。他用白馬蹄送走了我的母親,但我的那一束呢?我心痛如扎!我決定要在琳琳稍拾心情的第一時間,就去向她問清褚兄的安息處,我要將那同一片潔白獻于他的碑前。並告訴他,在他走后我的心情……

    再將事情的經過說下去。

    從來就是個無神論者的褚兄,此回竟然替我査了老皇歷,說是那一天正午12點適值入葬的最佳時刻,這與我從香港公司打探來的情況完全一致。我說這一路下雨的,如何能有保障?褚說,如能最好,如不能,寧早勿遲。而這,亦與我之所知相吻。車在雨中急馳,臨近無錫時,雨勢更大更猛更密,都快接近“紅暴”級別了。看看手表,時近十一點四十分,我心焦慮。但褚兄安慰我說:故妄聽之,勿妄信之……到“梅園”了,十一點四十五,離公墓咫尺之遙。偏于此時,的士司機還認錯路牌,繞了兩大圈,又回到了原來的公路上。褚兄了解我的心情,將一只手按在了我的肩膀上,道:稍安毋躁,一直一拐,莫非前定。遲了些就遲了些,心到便是了……十一點五十二分,車至山腳下,我跨出車廂前,雨勢驟然減弱。我捧著骨灰盒,沒了命似的直奔山顛而去。五六十級臺階,竟在我的腳下二分鐘就跑完了。就見兩位著雨披的杵作工正收了鏟子,準備下山。見我跑上來,便說,剛才雨勢如此之大,想必入葬也無可能,再說冥錢也燒不成……。正說時,雨停了。說時遲那時快,我飛快地除去外套,脫下了那件貼身的棉毛衫,趴在地上,將空穴一抹干浄,順便將內衣墊在了穴底——這叫暖穴——然后再將石盒恭敬安放于其上。我邊穿衣,工人們邊往里填土,而此時,身材略顯肥眫的褚兄正由我的好友老張相扶,一路爬上山來了。泥土填平了,當那最后一鏟土蓋上時,我才想起了看表。就當我之目光接觸到腕表表面的那瞬間,時分兩針早已合並在了12字上,而秒針也恰好于那一刻“嗒”地鑲入其位,遂定格成了三針合一之勢。我驚訝無比的轉過臉去,肩頭上,見到的恰好是褚兄的那張汗水加雨水的面孔。他滿臉盛開了一朵燦爛的笑容花:“是啊,我都說了,是怎么的總是怎么的,伯母她,有靈性……”

    伯母倒真是有靈性,起步下山時,雨勢又開始大了,須臾,即作傾盆狀。而且比前更甚,大有要將剛才給擋住了的雨量全都給補上的意思。進入車廂了,人人都澇成了個“落湯鳮”。褚兄與我坐后排,抹著一臉一身的雨水,他與我說:“好有佳遇,惡有歹報。蒼天在上,一切看得清楚而明白。”

    我說,是啊,感激上蒼,也感激你,褚兄……

    褚兄就是這么一位長兄、良師、真朋、益友。君子禮謙,溫潤坦蕩,誠信而守篤善,無私更添務實。活著時,他不愿與人,也不愿被他相助之人,說事太多。我尊重其愿,多作沉黙。現在,他走了,我和盤托出,也能讓人們知曉他為人處世之月亮背面的故事 :而所說之事,自始至末,件件如珠,處處見璣,毫無虛飾、浮夸之理、之憾、之缺、之理也。褚兄在上,明我所言。且時至此刻,還有誰斗膽打妄語,寫虛構小說之類來褻瀆褚兄在天之靈耶?盡管說得都是美事、好事,然而一生誠實、嫉惡如仇的褚兄是不會喜歡謊言的編造者的,這既是他做人的原則,也是他當編輯的。

    綜上所述,均為鈺泉兄如何理事處世,待人接物的一面。而他,當更有他治學盡職的另一面。只是礙于篇幅過長故,再說,彼之辦報編刊的宗旨與盡責諸亊跡,早已為人熟知樂道,評介稱許,故無需贅言。我袛從我的角度,說點與我有關之事,以資佐證、再證以及深證。

    那是在2003年的11月份,我的第二部長篇《長夜半生》(繁體版名:《立交人生》),在我重度抑郁癥陰霾的籠罩下,以半當創作半為宣釋的景況之中完成了。那時的我,正處在一個天地混沌,穹壤不分的精神狀態里。我寫了,但並不太清楚自已寫了些什么和怎么寫的。我活在了過往歲月夢影般的碎片里。我將一厚疊稿件都寄去給了褚兄看,三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來電。他說他已閱完,感覺捧極了!“好書,好書——吳正,恭喜你!你突破了,也把路給走通了。你突破了傳統,也突破了你自已!”其言語之興奮,就像他無意中撿拾到了一件寶貝;或者說,這書不是我寫的,而是他自已寫出來的那般。又問,你還將稿件寄給誰看了? 我說,上海文藝的先法兄——我想在他們那兒出書。他吟哦了一會,續而道:別再給多他人了。境外之事我不理,也理不著,我指的是國內,尤其在上海……我茫茫然然地漫應著,那時節,我病得很重,所有的印象都不著邊際,猶若星球們漂浮在漆黑的太空里。

    三個月后,果不其然,因為種種緣故,我不得不從文藝社撤稿。事至此,該書的出版事宜,我都委托給了鈺泉兄接手操辦。他盡力而為之,詢問了若干處后,最終決定放在了云南人民社出,該社的項萬和,李錦雯以及《大家》雜志的諸編輯都是從前褚兄在辦《周報》時的老朋友老關系。去昆明簽約的那一天,褚兄鄭重其事(他平時說話都笑咪咪的,很少見到他有如此神情凝重的時刻)地告誡于我:對誰都不要說起此事——我是說,具體別說出是哪家出版社。我雖有些困惑,但仍點頭示知。而之后的事情便發展成了真有不少幾個“好心人”問及此事。關心關懷關切之情溢于言表,我雖有所感,但不為所動。我含糊地說了個北京的方位,便隨即有人追問:哪家社?答:人民文學。事隔半年又問,出了沒?說,換社了。換哪家了?作家社。又是半年,再度探詢:還沒出?難道又換社了不成?答曰:正是。此回乃何處耶?十月文藝。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再往后,便沒人來續問了,認定此書的出版定告流產無疑。

    而此回之出版確也有點兒好事多磨。簽約近兩年了,還不見老響的扶梯板上有人下來。何故?說是送京城出版總署審批去啦——凡港臺作家的作品均須如此辦理。但我說,褚兄也說,上海北京那邊出書從沒人送啊——而我這個“港臺作家”又不是第一次出書。但對方不敢,說,我們這個小地方還是照足程序來做好些,穩妥些,云云。沒法,人家沒膽,你不能代人家去有膽。只是此函進衙門,一漫遊就漫遊了一年半有余。復函寄達的那天,褚兄一知,隨即電告我,說,成了。一個月內見書。

    收到樣書的當晚,正巧我與幾位文界和報社的友人在長樂路上的一家個體飯店里進歺。席間,就有人又提起了這么個久沒人再談及的話題,說是你老兄說這說那的,書出不了么,就直說也無妨,何必……?言語者的神情不無挖苦之意。但我說:“出啦——剛出。”隨即從挎包里抽出樣書一冊,遞上。于是,一圍桌驚訝而又錯愕的表情。其中一位將書接了過去,他一定是見到封皮上的那個“云南”的地名了,神情古怪。他“嘩嘩”的大而化之了幾頁后,說道,不錯。不錯。印刷也很精美……還改了書名呢,《長夜半生》,這個名字讀起來上口些,上口些……話是這么講,但言者作微笑狀時,臉部肌肉卻僵硬成了一坨坨錯了位的版塊結構,見了教人生畏。當即憶及褚兄所言,其洞察力、預見力,判斷以及告誡之言一一浮上心來,不能不叫你口服心亦服矣!

    書既出。諸事告一段落,平靜直至2008年。那年云南社滿懷信心與期望,將此書送報第七屆茅奨審評,遂又陳渣泛起,風波再掀。但那已屬后話——盡管此事褚兄也多有關注乃至涉及,且還對評奨過程中的重重黒幕多有感慨兼憤慨,但畢竟此事與本文所敘關聯相對不大,故從略。

    最后想一說的是褚兄作為編才的成就及其生命價值。

    一報一刊,為此,鈺泉兄貢獻出了他畢生的精力與時間,他是一位智慧與務實,人生與事業園頓結合的典例。他心無旁鶩,在這么個功利的時代,這么個pm2.5彌漫的中國,這么個人性毒素甚濃的生存環境中,人事心機糾纏交織,政經社會風向莫測,能以如此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與心思去從容面對者,中國還能有幾人?細心閱讀他曾主編的幾百期的《周報》,四十四期厚如史冊般的《悅讀》,你是否能隱約感受到,觸及到那條始終貫穿如一的脈絡呢?這便是他的編輯宗旨,他利用了體制內的一切便利,體制外的一切可能,繞過暗礁,一直航行朝前。他所做的、想的,是一切只是將編輯工作當成職業,謀份差使,混碗飯吃,擠個官位之人的境界所根本無法企及的事。這,便是鈺泉兄作為一名編輯工作者的精魂所在。他一直在吶喊,並不嘶聲力竭,永不登臺閃亮,但他在吶喊,吶喊真理,吶喊真相,像梅花浮動之暗香,如深山禪鐘之隠隠,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神,讓你揮之而又不去。思路才打算走神,它便又冒出來了,若現若隱在你的眼前,耳旁:提醒你些什么,告知你些什么,從而讓你悟覺到些什么。它和光同塵,無所不在。

    褚鈺泉的另一個性格特質是:但事耕耘,不問收獲。他,不慍不火,不冷不熱,不急不緩,不卑不亢,不強不弱,不欺不恃。他以退為進,以進為更進。他慎密、細緻、耐性、周詳、策略而又有學術。他五十年如一日,將我們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二萬多個日日夜夜之所見所聞所感受到的種種發生、種種冷酷、種種謊言、種種暴虐、種種荒繆、種種混亂、種種啼笑皆非以及種種不可思議亦無從思議,當然,其中也不乏人性原始光輝的不斷閃爍而過,他以他辦報編刊的文字與手法,錄相下了一個大時代的誕生,變遷,衰敗以及預言了它的終極毀滅……鳴呼!如此豐富的生活原料,如此多彩的時代肴材,如此本色的人性裸露,他以他出眾的廚藝,獨特的調味,烹飪出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滿漢大集”!

    他不是一個作家,是的,他不是(誰知道呢?如果他想,他或許也能成就為一位十分優秀的作家的),他不善于以虛構,記實,隱喻,反諷之種種來講一只又一只的時代故事.歷史將他的生命按置在了編輯這個工作崗位上,他既來之則安之,投入且盡職。一位優秀杰出的編才,也許也只有這樣來定位他了。但褚兄又豈至一個編才那么簡單?一部時代史書的寫成是要靠來自于“五湖四海”的各式代表人物之所說,所寫,所作出的努力而共同成就的。作家,藝術家,學者,編才,還有人民——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諄諄教導我們的那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動力”。是的,人民,只有人民。但何為人民?就是那些無量無數無有窮盡的,自黃土地,黒土地,灰土地,紅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有思想有情感有血有肉有痛有恨有愛有憎的生命啊。

    而褚兄便是他們其中的一位,優秀的一位。他將時光與事件的織網編得如此巧妙,精心精緻,且還聲色不露;今天一點,明天一滴,聚沙成塔,積腋成囊。而歷史的那卷巨幅長軸便如此這般地緩緩展開在了我們,以及我們后代人的眼前。他使用的恰似那些“雷人”抗日劇中,游擊隊員們挖地道的工夫、方法與耐心,慢慢的,悄悄的,便一寸更一寸地深入到了日冦入侵者們的碉堡底下去了。因為褚兄深諳此理:歷史是永遠不可能被顛覆和篡改的。他以他的機智、善巧與方便,競業和敬畏,學術的底蘊以及為之而獻身的崇高精神,無愧載入這幾十年當代中國的出版史,而成就為其第一人。其實,何止中國,乃至世界出版史(北朝鮮除外)也將記上他這一筆。他一世為人作嫁衣裳,但這又何妨?在今日這雜草叢生,萬里荒蕪的中國出版界,蓋棺定論,他的成就無可厚非,舉足輕重,且不可被替代——當然,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我並無意去影響他人的看法以及觀點。

    “修身為本,教學為先”的古德教誨,褚兄真是做到了。辦報辦刊又何嘗不是一種教學,教化?這種在佛學中被贊嘆為“無上法佈施”的,幾十年如一日,利其器,善于工,改造人心,功徳無量。考終之一刻,他不顯瑞相,誰現?所謂“生命不息,奮斗不止”者,你便是,褚兄。但這不是去與天地斗,與爭名逐利的各式人等去斗,而是憑一己之力,與古往今來中國社會的萬惡之因,萬惡之源去斗。你已盡力,你已疲憊不堪。時至今日,你可以安息了,也應該安息了,群星拱照,神必祐你,鈺泉兄!

                                                                                               29-2-2016 激成於上海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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