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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離動物有多遠——畢飛宇長篇小說《平原》中的人物與動物

莫天

  一

  

  閱讀畢飛宇的小說心情往往是不會輕松愉快的,他似乎也不打算讓讀者輕松愉快。面對烏托邦式的理想主義夢幻和意識形態碾壓下人物形象的扭曲變形,讀者感到的是理想與現實之間極大的反差和心理承受力的極限。在這種閱讀中,驚悸與不安貫穿始終,還有就是對人性的懷疑。畢飛宇通過他的小說警告讀者;要時刻警惕人性的脆弱,人性的進化或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實際上人類向文明才走出了一小步,人與動物之間只有一步之遙。我在閱讀畢飛宇的小說時,有時會不由得反躬自省,如果是我在那種環境之下,我會怎樣?我知道,這是一種非常外行的不專業的閱讀方式和閱讀心理,是上不了臺面的,是要被理論家們嘲笑和貶抑的。但是,就像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等作品,寫出了民族的體驗和心路歷程,迫使讀者反躬自醒一樣,畢飛宇的小說也寫出了一段歷史中我們民族的體驗和心理歷程。畢飛宇的小說反芻這種體驗,并且考問我們的靈魂,這種考問讓讀者更加不安。以前的《玉米》系列是如此,后來的《平原》也是如此。

  畢飛宇有“七十年代情結”。前寫年的《玉米》和后來的《平原》都是以七十年代為背景。他說他寫完這兩部以七十年代為題材的小說心里塌實多了。畢飛宇的小說始終在七十年代的大背景下探索人性的進化與反祖,人的被羞辱與人性的扭曲,在他眼里,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模糊了。

  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被強大的意識形態和虛幻的烏托邦理想所籠罩,全民集體無意識,瘋狂而激烈,那是特殊的悖逆道德與人性的歷史時期。“意識形態這個術語處理的是這樣一些社會運動,它們千方百計地動員人們為實現這些信仰而奮斗,并且在政治公理和熱情的這種結合中,意識形態提供了一個信仰和一系列道德姿態。借助于它們,目的被用來為不道德的手段作辯護。”(《意識形態的終結》丹尼爾•貝爾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頁)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我國正是如此,在美好的烏托邦理想和狂熱的激情籠罩下,掩蓋了手段了不道德和殘忍。這一不道德的主要內容就是仇恨,伴隨仇恨的就是殘酷斗爭。仇恨與斗爭作為這一歷史時期的審美特征與民族體驗,對人性的扭曲與羞辱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仇恨美學以正義為許諾,但缺乏對生命的普遍的溫暖與同情,在時間中往往淪入以正義名義的施暴。不憚于以復制仇恨的方式重新制造苦難的境地。”(張均《張煒與現代中國的仇恨美學》,《小說評論》2005年3期)在仇恨與烏托邦的虛幻理想的籠罩之下,人們是做一個革命者還是做一個有道德的人,或者說是做一個革命者還是做一個最簡單的正常的人,居然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這個問題擺在我們每一個人的面前,成為人們的兩難選擇,而且人們必須在這之間作出選擇。事實上人們根本就來不及思考和選擇,就被滾滾洪流席卷而去。無論你作出怎樣的選擇都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或者說你根本沒法選擇,也沒有權利選擇。你只能被動地如此這般,而且必須如此這般。虛幻的理想與狂熱的激情將人的尊嚴完全抹殺,被羞辱和人性的扭曲使人們將仇恨與斗爭作為人生的必修課,否則就將面臨滅頂之災。動物界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被我們血淋淋地演繹為全民族的現實體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正逐漸變為一種符號沉淀于歷史的長河和人們的記憶中。畢飛宇的小說就是將這種似乎遙遠的記憶不斷地拉回到我們的眼前,并且告戒我們它的殘酷和危害。

  如何書寫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性,以及人的被羞辱和人性的扭曲是我國作家不得不面對的社會責任,這是危險的精神探索,是直面鮮血與生命的寫作,需要非凡的勇氣與沉著。西方作家似乎更偏重于將人性和人類的體驗置于社會形態、宗教和現代科學與物質文明之下進行考察。當人類的社會形態不斷進步,尤其是人類在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動機帶動下物質文明極大地豐富的時候,西方作家們沒有被機器和物質所迷惑,他們始終冷靜地將目光落在人性的完美和道德的進步上。他們關心的是人性是否隨著社會形態的進步和物質文明的發達而完善和進步,或者是恰恰相反呢?現實的殘酷往往使作家們失望。上世紀五十年代英國作家戈爾丁的小說《蠅王》探討的就是這個問題。在現代社會形態和科學技術之下人性非但沒有完善與進步,相反,人性之惡卻借助與科學技術和物質文明得到極大的膨脹。中國的作家將人性置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意識形態和烏托邦的理想之下也同樣失望,甚至更加失望。“在很大程度上,革命本身就是反倫理道德的。革命歷來是倫理道德的天敵。革命總是首先被認為是不道德的——特別是從既定的傳統秩序來看就是如此。”(陳曉明《道德可以拯救文學嗎?——對當前一種流行觀點的質疑》,《21世紀中國文學大系——2002年文學批評》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年版)畢飛宇小說中的人物在最為理想的烏托邦主義和革命的狂熱情緒之下,非但沒有進步,而且令人驚悸與恐怖;人似乎成為最殘忍的動物。

  人與動物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了。

  畢飛宇的小說《平原》(《收獲》2005年4、5期連載)讓我們再次遭遇了七十年代人性惡的殘酷與恐懼。

  

  

  二

  

  

  先從《玉米》談起。在《玉米》中,老支書王連舉在臺上時,幾乎可以任意地調戲羞辱村里的女人,他與動物中的雄性相比唯一不同的就是,他既不高大也不雄壯。但是他手中有權,雖然只是一個村的支書,但他的權力是全社會意識形態的延伸,具有至高無上的威力。他手中的權力使他成為絕對的強者,就像是自然界中的雄性動物一樣高大強壯了,他可以肆無忌憚地霸占所有的雌性。王連舉的所作所為王家莊的男人們都知道,而村民們在意識形態和權力的蹂躪與羞辱下只能默默地忍受,表現得順從恭敬,任其所為。當王連舉一旦從支書的位子上下來之后,村民們的報復幾乎與王連舉的行為一樣動物性十足,他們合伙強奸了王連舉的小女兒。這種強奸與報復幾乎也是公開的。與王連舉當初調戲女人而村民只能忍受侮辱一樣,王連舉也在這種報復面前同樣表現得逆來順受,因為他是殘酷競爭的失敗者。閱讀《玉米》的過程中,我感到撕扯靈魂一般的疼痛,他描寫的就是動物世界。

  在畢飛宇的筆下,我們人類離動物有多遠呢?

  《平原》中畢飛宇明確地表達了人與動物之間的模糊的距離。《平原》中的人物群像,與動物世界的殘酷和血腥毫無二致。

  一號女主角吳蔓玲一出場就申明一個原則:別把自己當人看。上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響徹九州的口號“一怕不苦,二怕不死”,吳蔓玲的口號是“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今天看來,作為一個女人的吳蔓玲,而且是妙齡女人的吳蔓玲,這樣說這樣做顯得滑稽、夸張和不真實,甚至感到荒誕。但在當時這是最正常的,也是最崇高的,你不這樣說,不這樣做反而不正常了,你就不是一個革命者。在當時吳蔓玲是令人羨慕的形象,她從上邊“下來”,本身就帶有天然的優越感,她得到了全社會的認可與贊揚。實際上吳蔓玲否定自己的性別的時候,也否定了人性。她的人性已經完全被異化了,她是被羞辱者,同時又是羞辱別人的人。她認為越是不把自己當女人,甚至不把自己當人,就越是正確,就越是革命,就越是能“前途無量”。她糟蹋自己的身體,蔑視女人的生理特點,根本沒有女人的羞澀與遮掩。以至于,稱她“前途無量”的上司都認為她是個“潑皮”。她不把自己當人待,因此她也不把別人當人待。她是王家莊的外來人,也是王家莊的入侵者。她代表了革命,代表了正確,代表了理想與權力,也代表了瘋狂。王家莊人對她的敬畏就是對虛幻的理想與狂熱的革命的敬畏。她沒有愛,沒有溫暖,就是有了愛的朦朧的意識,她也無法表達,她也不會表達。她不知道女人還能有愛與溫情,女人的身體還有奇妙的感覺。因為那種宏大的革命概念與虛幻的烏托邦理想,以及仇恨和斗爭現實,根本不可能與她的個人情感相融合,也根本與人性相違背。她只有在殘酷的斗爭中才是流暢的,自然的,有信心的。可以說她已經根本不是一個人了,更不是一個女人,至少不是一個正常的女人。她的女伴告訴她;結婚后,晚上關了門,熄了燈,好呢。吳蔓玲茫然了,她不知道怎么個好法。因此,她養的那只大狗給她進行了性啟蒙,狗在她身上的隨意一舔,她才知道女人的身體還有這么些秘密,還有這么神奇的感覺。吳蔓玲的女性性意識居然是狗來給她啟蒙的。畢飛宇的這種描寫令人觸目驚心,令人感到殘忍,但又順理成章。

  在喪失了理性的社會環境下,混世魔王的理想就是想離開王家莊,他想通過當兵“上去”。為了“上去”他想盡了辦法,都失敗了。他通過人的方式無法解決自己的問題,比如通過表現,通過巴結,通過像吳蔓玲那樣不把自己的身體當身體來爭取當兵離開王家莊,但都失敗了。最后他只能將自己變成非人,也就是不把自己當人,也不把吳蔓玲當人。他為了報復而強奸了吳蔓玲,沒想到反而達到了當兵的目的離開了王家莊。混世魔王把自己變為動物并且像動物一樣羞辱了吳蔓玲,她反而敗下陣來,她只能將這種羞辱忍受下來,全當讓狗咬了一口。事實上就是由兩條狗——混世魔王和“無量”——給她完成了女性性意識的啟蒙。她是羞辱者,同時又是被羞辱者,她畢竟是一個女人,一個弱小的女人,當她面對強壯的雄性時,她只能被占有,連呼喊的勇氣都沒有。讀到這里,我對吳蔓玲這個人物充滿了同情與無奈。

  混世魔王臨走的時候,專門到吳蔓玲的住處道別,吳蔓玲吐了他一臉吐沫,并罵他不是人。混世魔王不但接受了這種“禮遇”,而且感到了心靈的安慰。從這個意義上說,混世魔王是一個更具備了人性的形象。

  吳蔓玲的大狗“無量”,是為了防止混世魔王那樣的人像狗一樣咬她,可是這狗卻與混世魔王相安無事,像朋友一樣相見如故。其實這狗就是人,人也就是狗。最后,吳蔓玲還是被自己養的狗咬傷了,就像混世魔王咬她一樣,而且咬得更狠。“無量”像混世魔王一樣完成了兩件事;一是對吳蔓玲進行了性意識啟蒙,二是狠狠地咬了她,狗瘋了,她也瘋了。吳蔓玲被咬瘋了以后,再咬了端方,這是一個循環鏈條,人是這個鏈條上的一個環節。

  吳蔓玲對狗的訓練方式,也就是她對待王家莊人的方式。餓它,折磨它,然后再給它食物,再親近它,讓它感恩,聽命于她。其結果是狗與人的界限模糊了、消失了。

  相比于吳蔓玲,男主角端方的形象要復雜得多。他高中畢業,有文化,他的自我意識不但已經覺醒,而且強烈。畢飛宇將他的生活背景設置在一個組合家庭里,母親帶著他和弟弟再嫁。繼父的嚴厲與歧視使他過早地成熟起來,這種磨練使他面對社會的殘酷競爭的時候努力地想保持住人的尊嚴和體面。他高中畢業,算得上文化人了,他有勇有謀,有膽有識。回到王家莊之后,不久就取代了佩全成為一幫小弟兄的頭領。他又是家里的一堵墻,有了他,王存糧家才會少了許多屈辱和麻煩。王存糧在經歷了大棒子的死以后,由衷地贊嘆端方“龍生龍,鳳生鳳”。但是端方在狂熱的革命形勢與虛幻的理想和意識形態面前,顯得如此渺小和脆弱,他自己的命運根本就不在他的手中。他感到一次一次的羞辱,甚至去一次鎮上都感到極大的羞辱,因為他在最“低下”。他與混世魔王一樣想“上去”,離開王家莊。要離開王家莊“上去”,就必須跪下,因此他在站起來和跪下之間將自己的心靈扭曲了。他可以將欲沖進家門的鬧事者擋在門外,任打任罵,決不還手;可以強行拉住弟弟端正不給別人下跪;可以不露聲色地將高家莊的人打得人仰馬翻;可以將佩全輕易地打敗,取而代之;還可以毫不手軟地讓紅旗吃屎。可是在當兵這件事上,在“上去”這件事上,在決定他的命運這在件事上,總之在革命與斗爭的現實面前,他到底給吳蔓玲跪下了。因為他知道他在最低下,他的命不在自己手里,而在別人手里,他可能只是人家嘴里的一口痰,說吐就吐出來了。雖然作者給了他醉酒以后,在神志不甚清醒的情況下跪下進行開脫,但是,這也正好說明他內心深處對吳蔓玲手中權利的恐懼和無奈。這一跪是不由自主的,是潛意識的流露,是痛心疾首的,也是追悔莫及的。

  端方可以輕易地將佩全弄下去,取而代之,因為他們都是王家莊人,是同類,都是“底下”的人。可是,在吳蔓玲和混世魔王面前,端方就只能是望“上”興嘆了,就是跪下都沒用。端方無法如愿地“上去”,到外面更廣闊的天地去。端方在奇異的力量面前走過了生命之旅的一站又一站,一步步地淪陷在命運的眩暈中。他就像陷進了泥沼之中,他做的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掙扎與抗爭,只能使他越陷越深,只能更加深他的悲劇性。

  

  

  三

  

  有時畢飛宇將殘酷的現實寫得也有幾分忍俊不禁,這是他寫作的一大特點。但是,閱讀時,你要謹防上當。年輕寡婦姜好花為了要鴨蛋,主動獻身于放鴨的顧先生。當顧先生知道姜好花這樣做就是為了要鴨蛋時,他總結出:“第一,心應該硬,不能軟;第二,雞巴應該軟,不能硬。”

  安排顧先生放鴨子再合適不過了。鴨子嘴硬,顧先生也嘴硬,而且他只剩下嘴硬了。理論一大套,頭頭是道,但他除了會說,什么都不行,連與女人做愛都不能正常完成,并且還損失了一百多個鴨蛋。顧先生就像一個鴨子,交配都不能進入身體,只能在女人身上裝模做樣。他的“第一,心應該硬,不能軟;第二,雞巴應該軟,不能硬”的總結,就是將自己不要當人看,與吳蔓玲的原則是一樣的。也就是說,一個正常的人應該有的,他不能有;不該有的,反而必須具備。他是弱者,他雖然手里有鴨蛋,可是那不是他顧先生的。他也在最低下,他也是人家嘴里的一口痰。如果他還想放鴨子,就不能將自己當人看,要把自己當成鴨子;該硬的雞巴應該軟,該軟的心應該硬起來。

  與吳蔓玲些微有區別的就是,吳蔓玲受文化水平的限制,是不自覺的,是盲從的。而顧先生是有理論水平的,而且水平不低,也就是他的嘴硬,他是在理論的指導下將自己非人化。他引經據典地給端方論證,要徹底地唯物主義,就像動物眼里,只有物質,沒有精神與意識。在意識形態和徹底的唯物主義之下,他連與女人做愛都不能正常進行,一次體外射精,使他感到自己卑微得抬不起頭來,還失去了一百多個鴨蛋。最后他教訓端方:“眼淚是可恥的。”要徹底地唯物主義,關鍵是要“徹底”,要給思想“掃雷”。將所有的人性一掃而光,只剩下動物性。

  “眼淚是可恥的”,聽上去多么可怕。所以他認為自己心還不夠硬,雞巴卻硬了。他還沒有徹底地鴨子。

  三丫因為出身問題,得不到愛,也不能有愛,有了愛也不能表達。三丫的死,本來是一場充滿了喜劇色彩的鬧劇,讀者本來是用輕松愉快的心情閱讀這一章的,三丫的表演準確到位,一切似乎都嚴絲合縫地進行著,有驚無險。吊跪的是,突然就發生了意想不到的逆轉,三丫死得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讓讀者目瞪口呆,難以接受。我感到畢飛宇在這個地方恨恨地將讀者耍弄了一把。通過三丫的死使讀者感到命運的變幻與莫測,還是在宿命前的無可耐奈?其實,作者已經多次暗示汽水的存在,看似漫不經心,實際上卻是精心設計,鋪墊得十分到位。閱讀時我已經意識到,在以后的章節中汽水或許有什么作用,但就是沒想到這樣的結局,一個鮮活的生命就像氣泡一樣消失了。所以,我說,讀畢飛宇的小說,是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和心理準備的,鬧不好他就會戲弄讀者一把。

  在人與動物的關系上,老駱駝可以說是點明主題的一個人物,老駱駝養豬,他自己也把自己當豬看。他教訓端方說:“把豬當人。”他的確把豬當人,因為他與豬性交。雖然他教訓端方說,把豬當人看,實際上,不如說豬就是他,他也就是豬。

  在《平原》中,每到重大事件時,畢飛宇都特意將動物推到前臺給予特別的描寫,地震、軍事演戲,婚喪嫁娶等等場面,動物與人一樣是主角之一,甚至是更重要的角色。狗的瘋狂,豬的瘋狂,與人的瘋狂一樣,都是一個鏈條中的一環。其實更瘋狂的還是洪大炮這樣的人物;沒有敵人就制造敵人,沒有戰爭就制造戰爭。他將戰爭當做好玩的游戲,渴望戰爭與殘殺,這不是瘋子又能是什么?洪大炮的戰爭演習將“無量”驚瘋了,“無量”再將豬和吳蔓玲咬傷瘋了,吳蔓玲又將端方咬傷,并生聲嘶力竭地喊出“端方,我終于逮住你了”,以次類推,整個社會都瘋了。瘋狂逮住了所有的人。

  吳蔓玲成為一個瘋狂的動物的時候,才能喊出對端方的欲望。

  發生在《平原》中的故事被壓縮在很小的空間、很短的時間內,讓我們看到現實的某種荒誕,那是個荒誕的年代。一種歷史的宿命感其實在每個人身上都有所體現,沒有一個人能逃脫。端方不能,三丫不能,顧先生也不能,吳蔓玲同樣不能。她掌握了王家莊的許多人的命運,掌握了誰可以“上去”,誰可以有前途,卻無法把握自己的幸福。

  那是上個世紀的一個側影,卻也是一代人命運的縮影。畢飛宇的小說,會使人產生一種無望感,這不僅僅是上個世紀的話題,同樣也是我們現在所要面臨的命題。

  畢飛宇的小說《平原》關于人性的思考再次牽扯著我們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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