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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科舉進入文學――評高津孝《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

卞東波

  200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復旦大學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編的“日本宋學研究六人集”。當時,“六人集”的作者年齡都在40歲左右,屬于日本新一代的漢學家,相當于中國所說的“中青年學術骨干”。“六人集”的出版集中展現了日本這輩漢學家的實力,對中國學界也是一種沖擊,也給中國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值得學習及借鏡的方法。
  筆者仔細讀了“六人集”中《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一書。作者是日本鹿兒島大學的高津孝教授,生于1958年,屬于日本漢學家中的青壯派。2005年,中國科舉制度至此已經廢除整整100周年了,國人似乎對科舉已經淡漠。中國科舉制度在中國歷史上實行千余年,對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產生巨大的可見及不可見的影響,包括文學。上個世紀,討論科舉和文學的名著就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以及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舉與文學》。而研究宋代科舉與文學的著作一直未見,而2005年一下子就出版了兩部研究宋代科舉與文學的著作,一部是祝尚書先生的《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大象出版社),另一部就是高津孝先生的《科舉與詩藝:宋代文學與士人社會》。從書后所附的“各篇原名與最初發表書刊”可見,該書最早的一篇論文發表于1989年,最遲的一篇則是2005年,可以說這個論題是作者近二十年來一直關注及著力的。
  
  《科舉與詩藝》一書提供了一個進入宋代文學的很好的視角,即科舉的角度。關于宋代文學研究有很多途徑,當代學者有從黨爭、有從理學、有從流派等角度進入宋代文學的,從科舉角度論述在這之前尚不多見。王水照先生在“六人集”的序中提到日本漢學巨擘內藤湖南的“唐宋轉型”說(《概括的唐宋時代觀》,原文發表在日本《歷史與地理》第九卷第五號;中譯文載《日本學者論中國史選譯》第一卷,劉俊文主編,中華書局1992年版),其學說中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唐代仍是貴族社會而宋代則進入的平民社會,造成這種原因的就是科舉制度的變化。宋代的科舉制度相比于唐代更有利于出身下層的平民知識分子進入到精英階層,從而實現社會的流動,有利于社會的穩定。對文學來說也有一定的影響。比如詞在宋代的興起,就與帶有市民趣味的下層士人通過進士考試大量進入到國家管理層,從而也帶去了其欣賞趣味有關。
  《科舉與詩藝》一書中很多論文都與科舉直接有關,如《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學之發展與太學體》、《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對文化多樣性的規制》、《明代蘇學與科舉》、《琉球詩課與試帖詩》。這種研究其實是跨學科的研究,即文學的社會歷史文化研究,這種研究從更宏大的背景入手,探討文學生產現象背后的動因,社會風氣對文學創作的影響,是一種真正的“大文學”研究,顯得頗有深度。比如《北宋文學之發展與太學體》一文就向我們展現了北宋初年幾種文學流派與科舉之間的糾葛。前人研究宋初“西昆派”時很少與科舉聯系起來,高津孝就細致地觀察到“西昆派”領袖劉筠三度出任知貢舉、同知貢舉的事件對“西昆體”形成的影響(頁30)。在《明代蘇學與科舉》一文中,作者提醒我們一個事實就是,明代蘇文的選本大量出現及蘇文的流行與科舉有極大的關系,正如錢士鰲序其所選《蘇長公集選》中所說的:“長公之文有以進于舉子業也。”(頁158)再如《琉球詩課與試帖詩》一文,指出晚清出現的一些琉球人所編的詩集,如《琉球試課》與清乾隆年間會試中恢復考試帖詩有關,而這也影響到了琉球國內的科舉考試“科”。這又從更廣闊的意義上揭示了中國科舉制度對世界文明的影響,也提供了我們思考中國文化在“漢字文化圈”國家流衍的一個視角。
  
  另外一些論文看似與科舉無關,其實也有科舉的背景,如《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宋元評點考》。在《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作者指出:“說到宋代社會,它是由宋代士大夫(這一階層構成了宋代社會的骨架)、即由科舉這一選拔機制造就的科舉官僚階層而構成的。所謂八大家的成立,首先與這一社會的特質相關聯。”(頁38)這一觀察就比單純從文學史角度論述“唐宋八大家”如何形成更有說服力。再如《宋元評點考》,作者指出南宋的很多古文選本就是為應舉而編的,如呂祖謙的《古文關鍵》、謝枋得的《文章軌范》;不僅如此,中國文學評點的產生也與科舉有關,為了向科舉應試者說明文章妙處,以及如何寫作,這些古文選本編者都對所選文章予以“標抹”、“圈點”,從而產生了最早的文學評點。可以說這些論述都是非常有道理的。本書中的論文基本寫于20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后來中國學者如祝尚書先生也作過類似研究,如其著有《北宋“太學體”新論》(載《四川大學學報》1999年第3期),《論宋初的進士行卷與文學》(載《四川大學學報》2003年第2期),雖然論述更加深入,不過原創性則為日本學者占先,不能不發一慨。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本書特別注意對概念的疏理,顯示出日本學者研究的細致深刻的一面。雖然討論的只是一個概念,一個術語,但卻能以小見大,透視出文學史、文化史上一些有趣的現象。如《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一文相當精彩。“唐宋八大家”對于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的人都習以為常,耳熟能詳,因此造成一種無意識的忽視或習焉不察,對于“唐宋八大家”成立過程如何,為什么成立的問題似乎沒有考慮過。作者通過對長時段的文學史(從宋至清)進行考察,得出“唐宋八大家”成立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在唐代古文家中,韓愈與柳宗元被特權化。第二個階段,在北宋古文家里,歐陽修、王安石和蘇軾被遴選而出。第三個階段,北宋的曾鞏受到南宋朱熹的高度評價。第四個階段,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被譽為三蘇,受到高度評價”。(頁37)這四個階段的形成史讓我們看到科舉制度、社會思潮、權力話語怎么滲透到文學生產中來的,如明代唐宋派唐順之等人如何不滿于前七子“文主秦漢,詩規唐宋”的主張,開始尋找新的文學經典;作為理學大師的朱熹對曾鞏的評價如何影響到曾鞏地位的上升等等。同時我們看到,中國文學在經典化過程中,并不是純粹的文學史行為,而是社會綜合選擇的結果。
  
  再如,“按鑒”是明清小說書名中很常用的術語,研究中國小說的學者從沒有對這個標題中的詞產生興趣,高津孝不但產生了興趣而且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通過考察,作者先得出這樣的結論:“‘按鑒’的‘鑒’是指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按鑒’似可解為‘按照《資治通鑒綱目》’。”(頁163)繼而作者又觀察到這個結論對于某些明代小說并不合適,又將結論修正為:“‘按鑒’不單指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而是指以《資治通鑒綱目》及其續編為中心的通鑒綱目類的書物。”(頁165)不過,作者的考察并未停止,他又指出這一術語背后的文化意蘊:“‘按鑒’文本,是以要求歷史小說應具有歷史真實性這樣一批讀者為對象而出版的。”而這一批讀者主要是“伴隨著科舉考試制度而形成的科舉官僚階層及其后備軍――科舉考生這一群體”(頁173),他們都受到理學宗師朱熹及其《資治通鑒綱目》的影響。作者從而指出:“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對當時的白話歷史小說來說,具有至高無上的意義。”(頁169)這就非常準確地展現了宋明理學作為一種權力話語如何影響滲透到中國古典小說中去的。最后作者又與科舉聯系起來:“至于按鑒文本的史實性,其實是朱子學正統論范疇中的史實性,它間接地顯示了科舉制度對文學的影響。”(頁185)這種論述無疑具有一定的深度和可信度。讀上面兩篇文章有種“知識考古”的愉悅,作者如細心的考古學家細致地揭開每個概念的“堆積層”,但又與田野考古學不同,“知識考古”每層背后都有深刻的文化意義和人文意義,作者所著力的正是這一點。
  
  再次,本書援引西方當代社會科學理論適當地對中國文學及文化現象進行觀照,展現了新一代日本漢學家開放的風貌。20世紀80年代,中國學界熱衷于用西方的文藝理論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后來發現很多人對西方的理論根本不通,而是用販賣來的理論生搬硬套中國文學,其成效也不是很大,所以進入90年代以來這種文章少了很多。但利用西方理論研究中國文學不能說是錯的,而是一種路向,要求我們既要通國學,又要精西學。筆者發現《科舉與詩藝》一書中,很多地方用了西方的理論。如《蘇軾的藝術論與“場”》就是利用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的“文學場”的觀念,該文首先介紹了布迪厄的社會學視點,下面著重用布氏提出的“自然化的歷史”及“文化資本”的理論研究了蘇軾的繪畫論、書法論及文學論,在此基礎上探討了東坡提出的詩畫一致論的意義。高津孝似乎對布迪厄“文學場”的理論情有獨衷,書中多篇論文用到這個理論,如《宋初行卷考》中,作者說:“行卷附隨于科舉,形成了一種文學的‘場’。”(頁1)又如《論唐宋八大家的成立》中說:“宋代以后,作為通過科舉選拔出來的科舉官僚們活躍的場,在朝廷這一話語空間里,奏議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頁44)我們看到,這種研究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較為適當的、有限度的,從而避免了過度闡釋。
  再如,近年來史學界興起的后現代史學思潮,直接挑戰了傳統史學中真實性的存在,“所有的歷史都是詮釋的,而且從來不是名副其實的真實。”(詹京斯《后現代歷史學》第41頁,江政寬譯,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年版)“歷史為歷史學家本身的一種杜撰或虛構物,一種對過去的描述而非反映,一種冒充成真實生活情況的構思行為”(薩姆爾[R.Samuel]語,見《后現代歷史學》第62頁)。也就是說,在后現代史學看來,“一切史學即文學”。《科舉與詩藝》最后一篇論文《中國的歷史與故事的距離》就是利用后現代史學觀念反思中國歷史與小說的關系的,作者指出中國六朝志怪、唐傳奇、宋元評話以及明清章回小說與西方的“小說”觀念并不一致,但中國的小說史著作通常是從解釋中國古代的“小說”概念開始的,“這是由于中國近代的知識分子具有強烈的缺欠意識,在這種意識下,他們‘創造’了這樣一個歷史”(頁203)。此論可謂一針見血,發人深省。作者從明代大量出現的關于《史記》的評點敏銳地觀察到,這些評點都是把《史記》當作文學作品來評點的;而以《史記》為代表的私家史學其特征是“展示”,而不同于唐以后官修史書的特點是“引用”,“展示”比“引用”更具有豐富的文學性。中國文學史把《史記》這部歷史著作當作文學作品的現象正是與后現代史學接榫處。總之,我認為作者援引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來研究中國文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范例,也創造了一個新的解釋空間,值得中國學者借鑒。
  讀罷此書以后,發現一些問題,以稍盡“批評家之責任”,并作為一個中國讀者的回應。《宋元評點考》一文在考述到元代劉辰翁的詩歌評點時,似乎漏掉他一部由其所編并有評點的詩歌選本《古今詩統》。《古今詩統》乃劉辰翁所選的一部唐宋詩歌合集,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三十一著錄:“劉會孟《古今詩統》六卷。”原書已佚,賴《永樂大典》存其佚詩多首。其中兩首還附評點,如評陳杰《東湖晚步》“城里北風連夜號,平湖卷綠上枯壕。不知江水長多少,檣尾過城三丈高”云:“如畫。”評己作《里門高》“里門高,里門壞,百年風雨何足怪。但憐誰受沐猴烹,子孫不見烏江敗。人人知笑不知戒,春草茫茫雉爭界”云:“類有所指。”言簡意賅,頗能點中妙處。《古今詩統》的評點可以補充高津孝先生關于宋元評點的考證。另外還有些學術界的研究成果,可以修正書中的一些觀點,《科舉與詩藝》第83頁倒數第二行稱“魏天應,號梅野”,根據北京大學張健教授的研究,魏氏應號“梅墅”(參見所著《魏慶之及<詩人玉屑>考》,載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編《人文中國》第十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頁《科舉制度與中國文化》第三節標題為“詩學的玄學化”,令人費解。玄學又稱形而上學,是關于存在之為存在的學問。而這一節并沒有討論到詩學之為存在的問題,實際上談的就是本節正文使用的“詩學學問化”的問題(頁106、111),所以直接用“詩學的學問化”更加切題而明了。
  另外,在翻譯上也有一些的小的問題。如第6頁《宋初行卷考》中說:“述說王祐如何富有發現人才的責任。”此句表達有問題,我們一般說“負有什么什么的責任”,而不說“富有責任”,只說“富有責任感”。《中國的歷史與故事的距離》一文中多次提到所謂的“阿納爾學派”(Annales),其實就是法國的年鑒學派,翻譯應符合中文譯名的規范與統一。
  本文還有一些筆誤及排印錯誤,如第45頁云樓昉《崇古文訣》選有“胡詮”的文章,實為“胡銓”之訛。再如第58頁“皇佑元年”,“佑”顯系“祐”之誤。第67頁,參考文獻第11云江蘇古籍出版社在“揚州”,誤,應為“南京”。第86頁,《唐宋千家聯珠詩格》的編者應為“于濟”而非“於濟”(兩處誤)。第97頁,“天寶十年”按慣例應稱為“天寶十載”。唐玄宗天寶三載(744)正月至肅宗至德三載(758)正月,唐代紀年改“年”為“載”,前后共14年又1個月。所以“天寶十年”正確應稱為“天寶十載”。
  當然以上所言不免吹毛求疵,但作為讀者無非想此書更完善一點,而且筆者覺得這確實是一部好書。總而言之,作為日本新生代的漢學家,高津孝先生及其《科舉與詩藝》一書,提供了由科舉進入宋代以降文學史的視角,提出了很多啟人心智的見解,也示范了怎樣從科舉角度研究中國古典文學的方法。作者既有傳統日本漢學家的精細,善于從小處著眼;又能援引西方科學理論研究中國文學,具有開放宏通的氣度,這體現了新一代日本漢學家的氣質,也是值得中國研究者學習及借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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