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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的長官

文:宇文所安; 葉楊曦、卞東波譯

  本文圍繞一組由歐陽修所作的散文展開討論,其主題都是快樂的性質和來源。不同作品對快樂的來源給出不同的答案,其中《豐樂亭記》將其追溯為國家的和平統治。滁州人民大都與世隔絕,忘記了一個世紀以前此地發生的戰亂。作為太守的歐陽修認為自己有責任提醒人民:他們的快樂并非自給自足,而是由于他們是天下承平的一部分。二十年后,蘇東坡在《喜雨亭記》里回應了歐陽修的《豐樂亭記》。當時扶風可能面臨大旱,蘇東坡通過命名他的亭子,來紀念持續的雨季這一“恩賜”。他在散文結尾追問這種快樂的賜予者是誰,并得出不知快樂來源何在的結論。本文末尾則討論將文本置于“家族”中來閱讀的方式,這些文本提出共有的問題,并呼應此前的相關文本。
  
  我們首先來看歐陽修熙寧五年(1072)即去世前兩年所寫的《六一居士傳》。實際上,歐陽修在其大部分寫作生涯中都在書寫快樂。景祐三年(1036),他被流放到窮鄉僻壤峽州的夷陵縣,卻以幽默的筆調描寫此地的荒涼:街市非常狹小,太守路過時也不得不走下官轎;魚肆臭味難聞,以至于太守也不得不捂住鼻子快速通過(“雖邦君之過市,必常下乘,掩鼻以疾趨”)。但太守為歐陽修準備了舒適的居所,所以歐陽修并沒有因進諫導致貶謫而后悔并感到痛苦,而是忘卻了憂愁:
  
  某有罪來是邦,朱公于某有舊,且哀其以罪而來,為至縣舍,擇其廳事之東以作斯堂,度為疏潔高明而日居之以休其心。堂成,又與賓客偕至而落之。夫罪戾之人,宜棄惡地,處窮險,使其憔悴憂思,而知自悔咎。今乃賴朱公而得善地,以偷宴安,頑然使忘其有罪之憂,是皆異其所以來之意。
  
  此段文字出自回憶文章《夷陵縣至喜堂記》。至喜堂無形中消解了朝廷的壓力,也使作為貶謫之官的歐陽修不至于悔恨交加。
  我堅信蘇東坡在熙寧七年(1074)撰作《超然臺記》時,對歐公此記一定了然于心:
  
  余自錢嵣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適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發之白者,日以反黑。
  
  然而,歐陽修與蘇軾在困境之中的快樂有著本質的不同,這種不同似乎與道學的興起息息相關。對歐陽修來說,快樂需要附著在世間某些物品、建筑和地點之上。在夷陵,就是太守提供的相對舒適的住所。不過,蘇東坡卻宣稱快樂只來自其本身,就如《超然臺記》所寫的那樣。
  在歐陽修《畫舫齋記》中,因船被比作書齋,舟行的艱險也被化解為樂事:
  
  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于舟居者耶?
  
  但隨后他想到,待在船里畢竟也是一種幸福的狀態:
  
  然予聞古之人,有避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茍非冒利于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
  
  對于將失意與憂愁轉換為快樂的思考過程來說,建造書齋并為其命名至關重要。
  
  關于快樂與命名最著名、最動人的篇章出自歐陽修1040年代中期滁州任上的作品。作于慶歷五年(1045)的《豐樂亭記》以歐氏特有的風格起筆,這種寫法我們關注較少:“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這并不是說歐陽修主政滁州已一年,卻從未嘗過當地的水——除非他只飲酒。歐陽修可是品鑒水的行家。這應該說的是他主政滁州一年后才發現此地的水是甜的。這個開頭設定了這篇記的主題,即有些事物因離我們太近而顯得太平常,以至于被我們忽略。他一發現水是甜的,便開始尋找它的源頭(源/原),在本文中,其字面含義即是泉水。甘水之源又與滁州百姓被忽略的快樂聯系在一起: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于是疏鑿石,辟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游于其間。
  
  泉源很近(“得于州南百步之近”)。一般來講,難得之物或得之于遠,或遠涉得之,如最昂貴之物來自遠方,最好的計劃遙不可及,深刻的含義亦深窅難尋。即使《論語》首章說到快樂,也稱來自遠方:“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但在《論語》中,子夏卻認為,“近思”是獲得“仁”很重要的手段。子夏云:“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論語•子張》)從近處思考確實是宋代知識分子的特征,從沈括的自然科學到理學家的哲學觀察,知識不再是遙不可及,而是可以通過考索近處而得到。
  盡管近在咫尺,但泉源并不顯而易見;實際上,它似乎表現為是在很遠的地方。豐山籠罩其上,幽谷處于其下,泉源隱藏于幽花綠樹之間。太守為了自己與滁州百姓的快樂而在此處建亭一座。他漸漸發現了隱藏在山間的一切。
  我想多談一下幽谷,這估計是個形容性的地名。它可能“窈然而深藏”,但歐陽修讓大家都知道了它。在文章的下一部分中,我們將看到這正是歐陽修安置陵溪大石的地方,好讓眾人都能欣賞到其美。如果他把石頭放在任何普通的“幽谷”,那么其就會顯得很奇怪(他寫道:“棄沒于幽遠則可惜。”)。地形——即使是像幽谷那樣的“幽隱”之所——也會在國家版圖的標記中變得清楚。
  只找到甘水的源頭還不夠,地點必須清楚,水流必須可控、可引導(正如大禹治水那樣),標志性的建筑也必須在此地建起來,并為其命名。部分幽隱的山水進入到國家版圖的標記中。
  歐陽修為亭子起的名字包括兩部分:“豐”既是此泉所出之山之名,也寓意著滁州民眾祈盼的豐收,“樂”則似乎蘊含歐陽修及滁州民眾遠游至此亭帶來的歡樂。荒野之氣一掃而空,泉源也掬手可飲。通過書寫,太守為百姓發掘了甘水與快樂的源泉。
  
  必須發現甘水的源頭,滁州百姓快樂的源泉也需要發掘,但這與發現泉源的簡單相比,更為復雜。它等待太守歐陽修的發現。當他離開城中,前往隱藏在山水之間的泉源時,語脈突然轉向同樣隱藏在山水之間的往事:
  
  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于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于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杰并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圣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刬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主題與敘述重心的轉移很有意思,中國傳統古文批評家會注意這些方面。它們極具藝術性,并不是簡單的組合,而表現了建立聯系的思維方式,如林云銘《古文析義》評云:“忽就滁州想出原是用武之地。”突然我們的注意力被導向滁州周邊的山水、清流山、五代末年發生的戰爭,然后轉向后來宋太祖趙匡胤俘虜南唐將軍皇甫暉、姚鳳的滁州東門,當時趙匡胤還只是后周的將軍。我們于是認識到歐陽修尋找源頭,尋找快樂之源,就如同他尋找水源那樣。貌似近在咫尺,其實遠在天邊。但當他開始探索這個“源”的蹤跡時,它們與水源不同,無跡可尋。歐陽修感到驚異,那些英雄事跡如何在時間的流逝中灰飛煙滅的,即使當地人也記不起多少。歷史在自然山水的美景中沒有留下任何痕跡。
  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
  之后我們來到一個特別的場域,百姓生活于其中,與世無爭,自得其樂;但另一方面,這種與世隔絕的地理環境卻使之成為兵爭之地。百姓平靜地生活在其間,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他們的快樂建立在國家承平的基礎之上。當發現藏于植被之下的泉源時,歐陽修也將被遮蔽的歷史往故與現時快樂的來源公之于眾。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之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慶歷丙戌六月日,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歐陽修記。
  
  讓我們回到歐陽修的快樂上,其樂在于民樸事簡。歐公此記意在讓百姓從更大的語境中明白他們的安樂。盡管治下“無事”,因此太守也沒有日常的“事務”,但“刺史之事”也就變為彰顯皇上的恩德——這也是對孟子所謂“以與民同樂”的響應。
  這種快樂迥異于和太守一起游賞參觀亭臺的歡樂,也不同于與世隔絕的自得其樂。最后一段的敘述中,歐陽修又寫道,快樂包括知道為什么快樂,快樂多來自于意外,快樂在戰爭與苦難中多么難得,同時也暗示著快樂極易消失。太守是外來的——來自于本地以外,卻知道本地人已經遺忘的往事。太守之“事”就是喚起當地人的陳年舊憶,并投射到當地人的快樂之上,讓他們更加珍惜現在的快樂,對朝廷心懷感激,否則朝廷就會對他們棄之不顧。
  文王的“與民偕樂”也是相同的快樂,即他需要與民同樂才能享受到這種快樂。歐陽修明白快樂有很多種;事實上,快樂的等級與人存在的等級以及社會的等級是對應的。快樂的等級越高,對快樂的自覺也就越強。
  對于歐陽修來說,快樂的圖景有明確的形狀,快樂的等級在其中以同心圓的形式呈現。他發掘出一處場所,加以命名,并占據中心;其他人聚集在他周圍,他享受自己的中心位置。他對于場所的命名來源于自己的名號。最小的情形是六一居士,周圍有五“物”,加上一老翁組成了他的新號。在滁州,四周皆山,他命名某處為“豐樂亭”或“醉翁亭”,快樂的百姓圍繞著他,亭子的周邊也堆著從陵溪運來的石頭。在國家的山水之外,他的文章也被友人傳閱。蔡襄、蘇舜卿、梅堯臣在讀過《豐樂亭記》后皆有唱和。在滁州,他讓離其最近的弟子曾鞏也給另外一座亭子寫記,而歐陽修依舊是曾鞏記文的中心。
  曾鞏之記從各個方面而言呈現的都是弟子之聲。他描寫的醒心亭建于豐樂亭之后。其目的是為了游人在前一座亭子里醉酒后能在此處醒酒。曾氏亦云,他作此文“得以文詞托名于公文之次”。曾鞏《醉心亭記》(1047年)云: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賓客者游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云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眾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睹,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矣。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于上,吾民給足而無憾于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禽魚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于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歿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游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后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后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游于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托名于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歷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雖為弟子,曾鞏亦想象能代老師言志:“公之樂,吾能言之。”當然,曾鞏解釋說歐陽修的快樂不在眼前的情境,而來自國家的安定,這種快樂也表現在自然風景之中。
  對于歐陽修本人所言的,曾鞏之文是一個有趣的轉折,即國家的安定是快樂的前提而非目的。這有著微妙而深刻的區別。曾鞏明確否認了歐陽修在自然風景及遠游歡愉中發現的快樂(“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歐陽修自己從未這么說過,山水及遠游之樂確實是快樂的起因,但歐陽修也認識到,這種快樂只是因為并通過國泰民安才能實現。對代表年輕世代的曾鞏而言,此時此地的快樂都只是“道”的比喻性的實體化(figurativeinstantiation)的快樂。也許曾鞏所認為的快樂最核心與抽象的目標,就是上文末尾描寫歐陽修快樂的幾句話:“禽魚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正如中國詩人通常準確觀察到的那樣,自然世界與人類的苦難及國家的興衰并無關聯。曾鞏對上述文句的補充很是引人注目,無疑承認自然世界只是道的具體的實在化。好像幽默的經驗主義者,歐陽修在《醉翁亭記》中對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截然不同的表述:“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當歐陽修表明百姓的幸福離不開國家時,他也認識到禽鳥對游人及其國家毫不在意,只關心自己能否不被打擾。
  陶淵明的桃花源在中國文化中十分重要,因為它想象了一個沒有國家的社會,一個自給自足而不隸屬于國家的社會空間。它是全權帝國里的真空地帶。桃花源的命名來自外部世界夾岸數百里的桃花林。
  歐陽修是我們“桃花源的長官”。“環滁皆山也”,正如桃花源被群山包圍,與世隔絕,滁州亦是外人絕少涉足的所在;它是未經人認知的烏托邦,而且當地人似乎不知道當地的歷史往事以及外在世界發生的事情,一如桃花源中的村民“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桃花源記》里的捕魚人告訴村民歷史上秦朝以來發生過的事情;在《豐樂亭記》中,歐陽修力圖讓滁州百姓知道他們自己被遺忘的歷史——僅僅一百年前就在此地曾經發生過的戰亂——但這樣做的目的,就是提醒百姓,他們的幸福是如何依賴于國家安定的。捕魚人一離開桃花源,就再也無法回去,而桃花源仍在國家統治之外。歐陽修是外在國家的代言人,歐陽修命令在縣衙周圍建造公共建筑,并鐫刻上姓名與日期;建造與民同樂的建筑,教給當地人歷史及等級,使他們明白自己只是更大整體中的一小部分。如果滁州百姓完全可以自給自足,那么國家就沒有必要存在。通過喚起被他們遺忘的戰亂,太守告訴他們自己的安樂離不開朝廷的恩德;太守與民同樂正是對國家體制的頌揚及對容易被忽視的權力等級的重申。
  歐陽修此時最著名的文章當然是《醉翁亭記》,其作于《豐樂亭記》成文一年后的慶歷六年(1046)。我們在新的場景里看到相同元素的回歸。《醉翁亭記》延續了權力等級的主題,而權力等級與知識等級及快樂等級是聯系在一起的。這與定位與命名的權力緊密相關。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
  
  此記的風格既特別又著名,但有必要探問一下該文為何重復使用關聯詞(X者,Y也)。選址與命名來自于權威的聲音。文章開頭聚焦于山水中一個單獨的點上,需要定位并命名,直到最后稱太守有權命名。《醉翁亭記》以點出作者結尾——這并不像記體文標準程式那樣簡單——作者雖處于萬物與萬民之中,但只有他有能力寫出這篇記,這種能力賦予他作為外部世界的代表。他既處于萬物的中心,萬眾聚焦,又能從外部看到自己處于萬物的中心。
  我們應該仔細考察一下這是如何運作的。滁州是《豐樂亭記》中描寫的萬民之樂的背景,萬民之樂肇始于對隱藏之原/源的發現。《醉翁亭記》更為戲劇化地聚焦于植被下一個單獨的點。歐陽修從滁州本身的大視野開始運筆,它為群山萬象所包圍。背景聚焦于全景的四分之一,然后轉向藏于蒼翠之中的一點。我們立刻進入這個密封的點中,先是循著水聲,然后沿小溪前行,這將我們引向了亭子,此亭將是滁州百姓快樂遠游的休憩之所。如果這種戲劇化控制的視野移動中存在什么經驗的話,那么就是特定的地方——快樂的背景——處在更大的世界之中。他剛在《豐樂亭記》中追溯甘水的源頭,又在本文中跟隨水聲并沿溪水前往亭子,此亭早已建好,只等著太守來加以命名。
  小溪已有其名,即釀泉,其在循水聲尋泉源時首次出現。小溪引導我們轉向了亭子,它最初由其建造者,當地一位僧人構建于此。太守后來利用自己的權力不僅命名了此亭,而且還用自己的號來命名。文本中的作者自問自答,創造了一個自我中心的場景。此亭的新名與溪名釀泉相結合,確定了源頭與結果的國家秩序:以釀泉之水釀酒,酒使太守醉倒,而太守正是命名此亭之人。
  此亭肯定不是僧人親自建成的,他一定請人建造了它。建亭的花費來自他的化緣。很難說這種捐助完全“自由”,肯定受到祈求護佑與對因果報應恐懼的驅使;但它們與國家的賦稅與勞役相比,還是比較自由的。作為長期封地的寺院廟產,被朝廷象征性地占用,作為戲劇場所,演出與朝廷德政相共鳴的場景。正如歐陽修挪用陵溪之石是為百姓著想的那樣。
  我們也許應該在“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這段停一下,它的翻譯是“Whowasitnamedthepavilion?—thegovernorclaimsthisforhimself”(誰命名了這座亭子——太守說正是他自己)。第二句有兩層含義:“太守用自己的名字稱呼它”(答非所問,除非我們認為“名之者誰”意為如“誰將自己的名字借給了它”之類的意思)與“太守自己稱呼它”。二者似乎都沒錯。正像六一居士之命名,自我命名得到了延伸,并與近前的東西聯系在一起。另外,不穩定的“謂”變為穩定的“名”。名字需要得名之由:醉酒的場合與被稱為“翁”的合理性,事實情況是他是在場最年長的人(盡管他也會否認這一稱謂的適用性)。作為一群人的長者,并不能合理解釋“翁”這個字,而且我們很快又發現“醉”字亦有問題。
  
  太守與賓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五柳居士的軼事是理解此文的背景:“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醉翁則更容易醉酒:“飲少輒醉。”但這些宋代的新別號都只是相對的和象征的:這不是“正名”,而是另有所指。“翁”僅僅顯示年紀大,用以掩飾這一特定的稱謂。醉態甚至不是它本身,而只是錯置的所指(signifer):“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對于五柳居士來說,他的“意”實際上只在酒本身;對于陶淵明來說,“意”不是所指的世界,而是飲酒的欲望;如果有更大的意義的話,那就在人身上。正如太守將自身之號轉移到亭子上那樣,太守的心思也從山水轉移到酒上。從山水之間(歐陽修在語言上將自己置身“在乎山水之間”,一如他后來作為六一居士處理五件消遣之物那樣)轉移到歡愉上有一個過程,先是得之于心,而后是“寓”(亦“現”)之于酒。酒不是獲得愉悅的“手段”,而是其形象的外在表達。
  如果我們比較陶淵明與歐陽修的世界,那么就會發現區別非常明顯。在陶淵明那里,生活的物質世界就像看到的那樣。如果陶淵明觀看落日下山中的嵐氣,并從中發現所謂的“真意”:“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那么陶淵明的“真意”是在物質世界之中的,而并不是“寓”于觀看者的心靈之中的。在歐陽修那里,物理的風景并沒有完全被命名、被描繪為物質世界,而是有待闡釋的所指世界(aworldofsignifiers)。內含并不固定,新的闡釋總是不斷生發出來。歐陽修在文章中談及山水之樂,但最終卻是他的快樂存在于他人的快樂之中:“太守之樂其樂也。”
  下一段,歐陽修描繪了一天與四時的變化,他用無窮之樂彌平了醉翁亭在時間與季節上的不同。人、地、名都是固定不變的,只有某一時段的風景是變化的,并且這種變化似乎是無窮之樂的條件。快樂的持續性也是擁有醉翁亭的條件。
  這時,其他百姓開始來往于歐陽修的山水世界。他們釣魚、釀酒、摘菜,太守依然是所有活動的中心,他稱自己是宴會的主人,說此“太守宴也”。他起初是微醺,宴會活動圍繞著太守,最后他還是宴會的中心人物,已然醉了。他在文中早就聲稱作為太守,自己是他們中地位最高的。
  我們來看下文關于生物等級的一段,這同時也反映了快樂的等級。最底層的是鳥類,它們只要人類離開就能獲得歡愉,并且無法理解與分享人類的歡愉——的確,要實現它們的歡愉就需要清除人類的侵擾。第二層是百姓(民),他們結伴來此,暢快游玩,但不能理解太守的歡愉,太守的歡愉存在于他們的歡愉之中。這是政治意味濃烈的“國家儒家思想”(stateConfucianism),呼應了孟子解讀《詩經•靈臺》時所說的:“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統治者能夠快樂,是因為他能與百姓分享快樂。這也許是歐陽修此語的語境,但“偕樂”又不同于“樂其樂”,后者更為復雜。
  最后,我們來看最終的命名:從“醉翁”到“太守”,他最終稱自己為“廬陵歐陽修”。在古文中以第三人稱來描繪作者自己很常見,但此文卻將其貫穿始終,就像通過某種終極的媒介,“我”在“他”的影像中發現愉悅,而他發現他的愉悅在眾人之樂中。本文中的歐陽修不是“歐陽修”,他更是一個“長官”,是整個國家官僚體系中的一員。難怪,歐陽修一從跌爬滾打一生的官僚體制中退休后,便在《六一居士傳》中創造出新的“事物”體系來界定自我。
  我們也許應該回到歐陽修的“樂其樂”上,同時也要注意一位歐陽修同時代人寫的一首創作時間未詳的詩,他依然糾纏于快樂之中。此人便是邵雍(1011—1077),而創作時間不詳的詩是《無苦吟》:
  
  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行筆因調性,成詩為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所樂樂吾樂,樂而安有淫。
  
  這完全是自我生發的快樂,為了快樂不需要知道你很快樂,而需要知道快樂本身并不處于直覺的經驗中,而在次級的、反思性的經驗中。邵雍似乎認為更直接的快樂有過分之虞,即所謂“淫”,只有自我意識的阻斷才能讓人免于思想不受控制。
  這一時期的文本彼此呼應,也回應著早先的文本。當滁州百姓熱情地聚集在歐陽修周圍之時,歐陽修的《醉翁亭記》已經在更廣的范圍內流傳了。歐陽修的朋友,無論年輕的還是年長的,圍繞著此文,都寄來詩,有時還有古文,頌揚其與民同樂之樂。蘇東坡是歐陽修另一位年輕的摯友,而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他為年長的歐陽修所遭受到的批評辯護。蘇東坡的發展勢頭很好。在1040年代中期,歐陽修還主政于多山的窮鄉僻壤滁州;1061年,26歲的蘇東坡剛剛通過制科考試,得到第一個職位,任干旱少雨的陜西鳳翔府的簽書判官。在《喜雨亭記》中,他向《豐樂亭記》的作者致敬,并戲仿了此文:
  
  歐陽修說:“修既治滁之明年。”
  蘇東坡說:“余至扶風之明年。”
  
  當然,蘇東坡只是個小小的簽書判官,不能用“治”這個詞,所以他用了“至”,可能古代漢語中“治”、“至”并不同音,但在現代漢語中兩者發音完全相同。
  
  蘇軾《喜雨亭記》(1062)云: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于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抃于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于是舉酒于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于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不同于滁州的祥和,那里每個人似乎都很快樂,扶風人則經歷了因大旱而憂慮到因雨從天降而喜悅的感情變化——喜雨亭正建于天降甘霖之時。
  如果是歐陽修,他也會在百姓的快樂中感到快樂(“樂其樂”)。在歐陽修那里表現為公共福祉的事,卻被蘇東坡視為私人之事。蘇東坡并不是嚴肅地在說私人之事,相反他以幽默的口吻言之。他完全根據自己的個人利益來對待降雨。他與幾個友人想在亭中賞樂。如果干旱持續,就會出現饑荒,從而影響社會穩定,盜賊橫行,這些都會讓官員“有事”。那樣的話,他與友人將無法享受快樂。蘇東坡期望得到的放松無疑是老天送來的甘霖,他將此亭命名為喜雨亭來紀念這件喜事。
  歐陽修文章主要的曲折是有關責任的疑問。對他來說,正是大宋朝廷之建立以及隨后國家施行的恩澤,才使快樂得以實現;作為太守,他正是國家的代表。蘇東坡使用了“賜”一詞。首先,它是上天的恩賜:“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其次,這也是雨水對蘇東坡及其友人的恩賜:“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
  使用“賜”這個字,便必定存在恩澤的賜予者。這種誰或什么應負責的不確定性把我們引向一種幽默的解決途徑,這是典型的蘇氏風格,在文章末尾有趣的“歌”中,他試圖尋找那個賜予者。謝忱應該要表達——主要是因為蘇東坡使用了“賜”字——但沒人知道該感謝誰。我們覺得有趣,是因為沒有人對這件好事負責。這是一個充滿機會的世界,有時也充滿喜樂。
  還有一個值得提及的小地方,蘇東坡說出了歐陽修沒有說的:“吾以名吾亭”,蘇東坡稱其為“吾亭”。
  
  閱讀
  我們在本文中討論的文本不是單一的,正如《六一居士傳》顯示的那樣,而是關于“樂”的發展性話語(developingdiscourse),文本在友人間傳遞,他們對原來的文本加以補充或改變,這都發展了原來的文本。從1036年至1062年的四分之一世紀里,我們從一系列關系非常密切的文本“家族”(familyoftexts)中觀察到這一點。我們通常孤立地閱讀這些文本或將其作為“宋文”的代表,但它們最好被當作一個文本“家族”來理解,這個文本“家族”對于理解其中的單一篇章非常重要。我們知道蘇東坡《喜雨亭記》的結尾有點戲謔的意味,但我們需要聯想到歐陽修的《豐樂亭記》,才能完全理解東坡的幽默。
  有很多縱橫交錯的文本“家族”。這許許多多的文本背后都有文學上的祖先存在,比如陶淵明。某一位作家有一系列文本,如歐陽修,從早先景祐三年(1036)任職郡縣直到晚年寫作《六一居士傳》時,他都一直在思考“樂”的本質。還有他人撰寫的響應文章,如曾鞏的補充闡揚或蘇東坡的幽默戲仿。
  在閱讀中,我們應學會注意令人驚奇的東西,嘗試想象其最初被誦讀時的聲調。中國的一個學術傳統就是非常重視記誦,似乎人們只有記住一個文本才能理解它。記誦固然有其好處,但其缺點亦不可忽視。當你背誦文本時,所有字句都是熟悉的,語句自然流出,很容易將驚奇的東西視為平淡無奇。引經據典很容易,但發現其中的妙意卻很難。文本變得太過熟悉,完全不同于蘇東坡首次讀到歐陽修《豐樂亭記》時的情形。當歐陽修寫下“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時,他本人正在談論非常熟悉的事情,以至于沒有注意到它;如果文本變得過于熟悉,如記誦過的那樣,我們就會由于太熟悉而不會留意到這一段。但它卻引起了蘇東坡的重視,所以他在創作《喜雨亭記》時加以戲仿。
  這不是說,在閱讀時我們應該努力找尋陌生化的時刻,而是應該注意這種以似乎自然的方式展開的方法——所謂“開門見奇”。當這些句子出現時,你通常會發現這些奇句很是一般,但卻是整篇文章立意的中心環節——在歐陽修的例子中,就要注意那些習焉不察或近在眉睫的句子。
  用“家族”來形容一系列文本是非常好的隱喻,既因為家族成員之間關系非常密切和親近;又因為家族成員之間過于熟悉,以至于有忽視家族特性與活力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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