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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總論》:美國漢學的開山之作

卞東波

  讀到陳俱先生翻譯、復旦大學陳絳教授校閱的美國漢學之父衛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所著的《中國總論》(TheMiddleKingdo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煌煌兩大冊,極其厚重,不禁對兩位陳先生付出的艱辛勞動由衷敬佩。此書出版,令我心情格外激動,是因為我也曾想將此書譯成中文,并已翻譯了一部分。后因此項工作實在太艱巨而作罷。2002~2003年,我曾到香港浸會大學專門研究此書,當時就為此書沒有中譯本而苦惱,所以現在讀到中譯本,自然喜不自禁。
  相比于二十世紀及當代美國著名的漢學家,如費正清、史華茲、魏斐德、艾爾曼而言,衛三畏的名字是比較陌生的,中國學界對其關注也比較少。但衛三畏卻是美國漢學的開山祖師,是美國第一位漢學教授,而且他的代表作《中國總論》從一開始就為美國漢學奠定了很高的起點。2003年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衛三畏之子衛斐列(FrederickWellsWilliams)編纂的衛三畏傳記《衛三畏的生平與書信:一位來華傳教士的心路歷程》(顧鈞、江莉譯),才使中國學界對衛三畏的生平有了初步的了解,但衛三畏代表作《中國總論》一直翻譯沒有出來,相對于如火如荼的美國當代漢學翻譯來說有點反常。所以,陳俱先生翻譯出版的這部《中國總論》對于我們省視美國漢學的起源及其發展都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下面略談筆者對衛三畏及《中國總論》的管見。
  
  一、衛三畏與美國漢學之發軔:耶魯大學漢學講座的建立
  
  1938年出版的美國漢學家馬森(MaryGertrudeMason)所著的《西方的中華帝國觀》(WesternconceptsofChinaandthepeople,楊德山譯,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年)主要研究的是1840~1876年這36年間西方著作中的中國觀,他說:“但是遲至1875年,美國的學院和大學中的漢語研究并沒有取得真正的進展。”他選擇1876年這個斷限也許是無意的,但卻是非常有眼光的。衛三畏結束在中國長達43年的生活回到美國正是在1876年,同時他也結束作為傳教士、外交官及漢學家的傳奇生涯,于1877年就任耶魯大學第一位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教授,成為美國首位漢學教授,從此美國的漢學有了實質性地發展,并且創造出獨立于歐洲漢學的傳統。這都與衛三畏的開創之功密不可分。
  美國對中國的記述在衛三畏之前就開始了。早期的商人,如賽繆爾·肖(SamuelShaw)及此后的外交官,如羅伯茲(EdmundRoberts)和羅森伯格(W.S.W.Ruschenberger),他們的著作中都有記載中國內容。1842年美國成立了美國東方學會(AmericanOrientalSociety),并創辦《美國東方學學會雜志》(季刊)。1850年美國科羅拉多婦女學院開始研究中國的宗教和政治。1869年,美國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以種子交換清朝文獻的要求。清政府指派恭親王出面,以《皇清經解》數十種一百三十函回贈美國,成為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漢籍之始。第一位來華的美國新教傳教士裨治文(ElijahBridgman)對美國的漢學發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這主要體現在他編輯《中國叢報》(ChineseRepository)上,但他對美國漢學的影響遠遠沒有衛三畏大。
  隨著中美貿易及人員往來的增加,開設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成為時代之需。1876年衛三畏回到美國,定居在耶魯大學所在地紐黑文,使這一需要成為現實。耶魯大學一直有設立漢學講座的設想,也討論過多次,但由于基金一直不能落實,所以遲遲未能實現,直到1877年大學得到一筆基金,才正式設立了中國語言及文學講座。衛三畏擔任耶魯大學的漢學教授是眾望所歸,他有眾多的優勢勝任此職。第一,他長期生活在中國,對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有切身的體會;第二,他編纂了眾多的英漢字典,對中國語言非常熟悉并有研究;第三,他著有《中國總論》之類的對中國總體研究的著作,對漢學已經研究有素。
  1842年中英《南京條約》簽訂后,五口通商,中國的封閉狀態被打破,進一步了解中國和與中國打交道成為西方列強之亟,西方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漢學講座基本上都是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次第建立的。歐美早期漢學講座的教授或為傳教士,有在華傳教的經歷;或曾為駐華的外交官,長期生活在中國,對中國有切身的體驗。這些漢學教授身上體現了傳統傳教士漢學向現代學院漢學過渡的軌跡,這一轉變可以衛三畏為典型,二十世紀以后歐美的漢學家基本上都是大學教授。
  
  二、《中國總論》的出版
  
  《中國總論》是美國漢學奠基之作,法國學者考狄在《西人論中國書目》中將《中國總論》放在第一部《中國總說》的第一類《綜合著作》中,這是放入同一類別中的第一部美國著作(參見顧鈞《衛三畏與〈中國總論〉》,載臺灣《漢學研究通訊》83期,2002年8月),也是十九世紀一部關于中國的全面研究的著作。
  1844年11月,衛三畏返美度假,途經歐洲,為了編輯《中國叢報》的需要(衛三畏來華最早的任務就是負責印刷及發行《中國叢報》),在倫敦買了一套滿文字模,并準備再購買一套新的漢文字模。為了籌集資金,他在美國各地發表演說,介紹中國社會生活、歷史及風俗。演說很成功,一方面由于他對中國已經有了廣博而準確的知識,另一方面公眾對剛剛發生的中英鴉片戰爭十分關心,并且知識分子也十分想知道這個封閉許久而剛剛打開國門的國家的情況。這些演講便是《中國總論》的緣起與雛形。這些演講詞當時并沒有寫出來,只是一些筆記。衛三畏認為,由于演講的局限性,他對中國的研究應該是“更具教育性而非娛樂性,具有啟發認真頭腦的嚴肅目的,而非只是吸引毫無頭緒的聽眾”。(《衛三畏的生平與書信》)所以他精心收集了大量資料,很多是第一手的資料,1846年,他決定寫一部關于中國概要性的著作,以滿足美國對中國進一步了解的需要。
  經過衛三畏的一番辛苦,這部題名為《中國總論: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教育、社會生活、藝術、宗教及其居民概觀》的書終于在1848年出版。這本書的出版過程中有許多曲折,起初,很多出版公司不愿出版,最后由紐約Wiley&Putnam公司出版。書后附有一張中國地圖,甚至在英國出現了盜版,中文版在中國也有出售。衛三畏因這本書被美國聯合學院授予了榮譽法學博士學位(LL.D)。這部書先后多次再版,到1876年衛三畏回美國后著手修訂此書,這期間已經過了30年。盡管經過30時光流逝,但那時仍沒有一部著作在討論問題的深度和廣度上超過《中國總論》。衛三畏在修訂版的序言中說,“這其間中國在政治與精神上的進步可能超過此前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所以修訂此書顯得非常必要。
  晚年的衛三畏疾病纏身,眼睛近視,而且偏癱,此外還飽受失眠之苦,在修訂的過程中他又遭遇了喪妻之痛。這一切都沒有打消他完成這部偉大著作的宏猷。在愛子衛斐列襄助之下,1882年3月,衛三畏完成了修訂,1883年10月《中國總論》修訂版出版,四個月之后衛三畏遽歸道山。修訂版仍叫《中國總論》,但副標題改為“中華帝國的地理、政府、文學、社會生活、藝術、歷史及其居民概觀”,雖然總體框架一仍其舊,但新增加的內容占到三分之一。新的版本對中國的論述一直論述到修訂之時,參考了大量漢學的研究成果;衛斐列參與了最后三章的修訂,并且為全書制作了索引。
  衛三畏寫作此書主要是基于美國認識中國的需要,他希望“通過平實的敘述將中國放置在一個適當的位置”,給美國民眾一個理智而滿意的回答,即中國人在思想和行為上的奇特性,以及他們文明持續數千年的原因。同時他在第一版和修訂版的序言中都說到,此書是為了“剔除外國作者已經普遍地施諸于中國及其文明之上的奇特的和無法解釋的印象”,因此在書中“努力展現他們國民性更好的特點”。但這并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他的最終目的仍是“提高傳教事業的興趣,通過增加傳教士所作所為領域的知識,從而增加對傳教工作的同情”。這是基督教傳教士共有心態的反映,衛三畏亦莫能外。
  
  三、《中國總論》與國際漢學
  
  歐洲漢學中第一部總論中國的著作是西班牙人門多薩(JuanGonzalezdeMendoza)的《中華大帝國史》(或稱《大中華志》),門氏并沒有到過中國,只是依靠來華傳教士的二手資料寫成此書。而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完全基于自身的親身體驗,所以有學者認為美國漢學一開始就有“非常強烈的個人色彩”(顧鈞《衛三畏與〈中國總論〉》)。在衛三畏之前總體研究中國的著作很少,只有曾為香港第二任總督的德庇時爵士(SirJohnFrancisDavis)的《中國:中華帝國及其居民概述》(TheChinese:ageneraldescriptionoftheempireofChinaanditsinhabitants.London,1836.)一書。其他關于中國的專題著作很少,也不盡人意。
  《中國總論》共兩卷,二十六章,1200多頁,分別是:全國區劃與特征,東部各省地理,西部各省地理,滿洲、蒙古、伊犁、西藏地理,人口與統計,中國博物志,中國法律與政府概略,法律的執行,教育與科舉考試,中國語言文字的結構,中國經典文獻,中國的雅文學,中國人的建筑、服裝與飲食,中國人的社會生活,中國工藝,中國科學,中國的歷史與紀年,中國宗教,基督教教會在中國人之中,中國商業,中國的對外交往,第一次對英戰爭的起因,第一次英中戰爭的進程及其結果,太平軍叛亂,第二次英中戰爭,中國近事。從上可見,此書囊括了中國研究的方方面面,是一部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不過作者本人希望在百科全書與關于中國的入門書之間達到一種平衡,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中庸”(goldenmean)的狀態。所以,衛三畏也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給有志于中國研究的學生和學者以教學和參考書的作用。此書出版后,一些英中學校的確也以此書作為教材。
  《中國總論》不但是一部關于中國的百科全書,也是一部十九世紀國際漢學的集成之作,書中參考和征引大量國際漢學的著作,代表了十九世紀國際漢學的較高成就。以書中論中國經學、史學和文學的兩章來看,《中國總論》對國際漢學研究成果竭力吸收并且達到了很高的成就。這兩章中引用的漢學家及其著作基本上是歐洲漢學家的著作,主要以法國漢學家為主,這是因為法國漢學在“傳教士漢學”時代就處于執牛耳的地位,十九世紀更是出現一批漢學大師,如雷慕沙(AbelRemusat,1788~1832),法國法蘭西學院首任漢學講座教授,《中國總論》引用了其所著的《新亞細亞雜纂》(NouveauxMelangesasiatiques,1829)。畢歐(EdouardBiot,1803~1850),他翻譯了“三禮”之一的《周禮》(1851,在他死后出版),這部書的翻譯水平非常高(見戴密微《法國漢學研究史》,載耿升譯《法國當代中國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衛三畏稱其“保持著他的學術研究的里程碑”。此外還有紀堯姆·鮑狄埃(GuillaumePauthier)的《中國》(LaChine,1830)。談到中國古典文學翻譯時更是法國漢學家的天地,書中提到了德理文(LeMarquisD'Hervey-Saint-Denys)翻譯的屈原《離騷》(《紀元前三世紀的詩歌——〈離騷〉》)及其所著的《唐代詩歌》(Poesiesdel'EpoquedesThang,1862)。馬若瑟(PerePremare)翻譯的《趙氏孤兒》對歐洲文學產生巨大影響。巴贊(AntoineBazin)翻譯的《琵琶記》《亻芻梅香》《合汗衫》《貨郎擔》和《竇娥冤》。儒蓮(S.Julien)翻譯的《灰闌記》。衛三畏還提到一些傳教士早期的漢學著作,如被稱為“十八世紀法國最大的漢學家”的宋君榮(AntoineGaubil)翻譯的《尚書》,以及雷孝思(Jean-BaptisteRegis)關于《周易》研究的論文。
  英國漢學家中衛三畏引用最多的是英國牛津大學首任漢學講座教授理雅各(JamesLegge,1815~1897),多次引用了其翻譯的《中國經典》(ChineseClassics)即《四書》《五經》。衛三畏對理雅各的翻譯贊不絕口,如談到《尚書》時,他說:“理雅各翻譯的(《尚書》)導論中細致而公正的討論,提供了這部古老的中國經典的淵源、價值及其狀況最令人信服的結論。因為他這個富有學術價值的版本,他獲得了每一個研究中國經學學者的衷心感謝。”其次是德庇時的《中國》。此外,衛三畏還引用了萊頓大學首任漢學講座教授施古德(又譯作薛力赫GustaveSchlegel)的關于《周易》的研究,以及德國漢學家李希霍芬(FerdinandvonRichthofen)的《中國》(China)。
  從上可見,以衛三畏《中國總論》為代表的美國漢學,一開始受到歐洲漢學極大影響,這是因為美國漢學起步較晚,但從《中國總論》來看,美國漢學的起點是比較高的。
  從《中國總論》也可以看出美國漢學的一大特點就是窮盡式研究,盡量窮盡本課題所有的資料。衛三畏在介紹中國的經學時,總提到歐洲漢學在這一方面已做出的成績,然后再評論。如他在介紹《周易》時就指出他所讀到的論文大約有1450篇,并擇要提出一些著名的法國、德國、英國及美國學者的研究;講《尚書》也是如此。這種方法既符合學術規范又避免了重復勞動,同時也使美國漢學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漢學”。衛三畏這樣做的另一個目的是使這本書可以用作教科書,他說:“腳注中參考文獻有助于指導更感興趣的學生知道本課題的文獻目錄,并提供給他進行窮盡式研究的資料。”(修訂版序)
  
  四、《中國總論》與美國漢學
  
  《中國總論》對美國漢學產生巨大影響,不但被用作教材,而且也“成為數代美國人認識中國的英文模板”(DictionaryofAmericanBiography,CharlesScribner'sSons,NewYork,1929)。費正清稱這部書是把漢學研究作為“一種純粹的文化”來進行的“綜合的研究”的著作(費正清《70年代的任務:研究美國與東亞的關系》,載《費正清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美國漢學在二戰后進入了所謂區域研究(theregionalstudies)的視域,而這可以從《中國總論》上找到根源,費正清就說過《中國總論》“頗像今日一門區域研究課程的教學大綱。”(同上)
  全面論述《中國總論》對美國漢學的影響,不是筆者能力所能做到的,下面只以《中國總論》問世后不久的兩部美國漢學著作為例,看一下《中國總論》的影響。這兩部著作分別是明恩溥的《中國人的素質》及馬森的《西方的中華帝國觀》。
  明恩溥(ArthurH.Smith)(1845~1942)是美國公理會的傳教士,1872年來中國傳教,先后居住于天津、山東、河北等地,特別熟悉下層農民的生活。他的代表作是《中國人的素質》(ChineseCharacteristics,秦悅譯,學林出版社1999年),出版于1894年。明恩溥和衛三畏都對中國持同情的態度,衛三畏在1878年華北大饑荒時,曾建議美國國會退還中國賠款;而明恩溥是最早向美國政府提議歸還中國庚子賠款的人,并獲得了美國國會通過。衛三畏和明恩溥的傳教士身份,使他們都具有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心態。據筆者統計,明恩溥在書中至少五次直接引用到衛三畏及其《中國總論》的觀點,對衛三畏的觀點基本上都持肯定態度,如在談到中國的“禮”時他說:“人人都會同意衛三畏博士對這段話的評論,他認為:‘把中國的“禮”翻譯為英語的ceremony不夠全面,因為“禮”不但包括外在行為,同時也包括所有禮儀的正確原則。’”(《中國人的素質》第十九章《孝行當先》,衛三畏語見于《中國總論》第十一章《中國經典文獻》)
  另一位美國馬森(MaryGertrudeMason)的著作同樣受到衛三畏巨大影響。據筆者統計,《西方的中華帝國觀》中直接引用《中國總論》的地方達64處。在進行文獻回顧時,馬森對《中國總論》評價甚高:“也許有關中國問題的最重要的一本作品是衛三畏的《中國總論》,它在西方廣為傳閱并受到好評……這部描寫中國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著作,是對這一時期普通作品中所涉及的問題的范圍和種類的最好說明,衛三畏用如此清晰、系統、博學的方式為讀者呈現了他的資料,以至于他的著作在今天的有關中國問題的美國文獻中仍占有令人尊敬的地位。”談到中國的宗教和哲學時,馬森認為:“衛三畏……對中國的宗教作了準確和相對公正的研討。”這是比較客觀的意見。衛三畏論中國的宗教時,雖然到處流露著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和西方中心論,但他的論述又是基于學理和歐洲漢學家的研究成果的,因此有不少可取之處。
  《中國總論》對國際漢學也有巨大的影響,如德國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MaxWeber)完全不懂漢語,卻寫成一部關于中國的名著《儒教與道教》(KonfuzianismusundTaoismus),他主要是依靠二手資料來寫作的,其中就有衛三畏的《中國總論》。中國人最早提到的《中國總論》是魯迅,他在《華蓋集續編·馬上支日記》中就提到“威廉士的著作《中國》”。后來莫寅東在《漢學發達史》中對其有一段簡要的介紹。現在《中國總論》的中譯本終于出版,對于我們了解美國漢學史的源頭,了解美國人的中國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中國總論》,〔美〕衛三畏著,陳俱譯、陳絳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版,14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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