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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清小說的研究和翻譯近況

李國慶

  中國明清小說的翻譯和研究在美國歷史不長,規模也不大,算不上熱門。這不奇怪。即使就整個中國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歷史也不長,又以現、當代中國研究,特別是社會、政治、經濟、歷史等學科為重,于是學界有稱美國的中國研究為“中國學”的,以區別于歐洲的漢學。極端的說法是美國東亞系的中國語言文學課只教說話而不及其他了。事實上美國學者在這一領域也有不少收獲,值得注意。
  
  北美的明清小說的翻譯和研究長久以來都以白話小說獨占鰲頭。
  先說長篇的英譯。明清白話長篇小說的英譯早期多由歐洲漢學家為之,美國只有零星的節譯或編譯,如哥倫比亞大學王際真先生節譯《紅樓夢》、《西游記》,賽珍珠(PearlS.Buck)編譯《水滸傳》。早期譯文又大多以達意為主,兼及流暢,少有注釋。后來居上者,自芝加哥大學教授余國藩先生全譯《西游記》起,韻散不廢,從詩賦到各種修辭手法都全力以赴,文體變化一覽無遺。版本說明、典故考證和寓意解說,在卷尾詳注,遂成為學術翻譯的典范。
  同為芝加哥大學教授的芮效衛(DavidTodRoy)新譯《金瓶梅》,蕭規曹隨。《金瓶梅》有克萊門特·埃杰頓(ClementEgerton)的舊譯,乃以崇禎刻本為底本。芮效衛則以萬歷丁巳年的《詞話》為底本,從導論到箋注索引,一應俱全,序文、序詩,如數譯出,詞曲、俚語,也照譯不誤,注釋之詳,尤為突出。遺憾的是此譯至今尚只完成五卷中的三卷,皆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
  《三國演義》新譯本是由羅慕士(MossRoberts)翻譯的。他是1966年哥倫比亞大學漢語博士,紐約大學東亞研究系的教授。譯本三冊,共1,698頁,其中正文1,457頁,其余為序言、跋以及注釋,還有主要人物列表、重大事件列表、頭銜、職務表、當時的行政區劃圖、重大戰役路線圖等,別具特色。英譯竭力保留原著中的文化形象,比如章回小說的套語都譯出,朝代的年號、宮殿名,漢語的謙稱、敬辭,習語和典故等,也基本上反映了原來的形象。人名、地名采用漢語拼音。對《三國演義》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版本和作者研究、書中的典故、古代中國的風土人情等,都進行了詳盡的研究和解釋。西方評論界對這部譯文一致推崇有加。譯界前輩如余國藩、韓南(PatrickHanan)等也都撰文揄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翻譯中心更對該譯本進行了獎勵。
  美國學者翻譯中國古典白話小說的另一特點是關注一些“非主流”作品,以哈佛教授韓南的譯著為代表。上世紀九十年代,他先后譯出了李漁的兩部長篇,《肉蒲團》和《無聲戲》,一部短篇《十二樓》的選集。最新的成果是揚州小說《風月夢》。他并有文章稱其為中國第一部真正的城市小說。此外還有柯若樸(PhilipClart),最近翻譯出版了楊爾曾的《韓湘子全傳》。南加州大學人類學教授加里·西曼(Seaman,Gary)則翻譯了神魔小說《北游記》,不過他是把它當作人種史學的研究對象而加以注釋翻譯的。
  再說白話短篇小說的翻譯。這在美國早期也是以零星的節譯或編譯居多,散見于報刊雜志和專著選集之中。中國古典短篇小說浩如煙海,擷英集粹至今仍是主要的介紹辦法,這也往往是課堂教學的需要。新近的佳作以韓南教授的《中國明代愛情故事》為代表。這是7篇從《醒世恒言》和《石點頭》里選出的故事,配上洋洋灑灑的一篇導言。屬新一代華裔學人的美國貝茲大學中國文學教授楊曙輝,專攻馮夢龍研究,有專著《點石成金:馮夢龍與中國白話小說》。他跟聯合國同聲翻譯楊韻琴一起,填補了白話短篇小說英譯的一項空白:把《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全部譯成了英文,由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出版社出版。步武前賢,二楊的英譯也是韻散不廢,巨細無遺,包括馮的眉批夾評,再加導言注釋,也深獲學界贊賞。
  
  接下來說研究,也先說長篇,再談短篇。
  美國明清白話長篇小說研究,早期的成果以夏志清和韓南兩位學者的為表率。夏志清的《中國古典小說》(1968)研究了六部“經典小說”,見解獨到。他以歐洲19世紀偉大的現實主義小說為參照,認為所有中國傳統小說都不完美。
  韓南初以杰出的《金瓶梅》版本研究奠定其學術聲譽,轉而研究話本小說。繼一系列大多發表在《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JournalofAsiaticStudies)上的權威性論文之后,他出版了兩本專著。一本是《中國短篇小說研究》,把中國話本小說至1627年的歷史按寫作年代劃分為初期(1250到1450)、中期(1400到1550)和晚期(1500到1627)三個階段。美國學者一般認為,到目前為止,這仍然是最客觀和最詳盡的話本寫作年代研究的成果。另一本是《中國短篇白話小說史》,對當時海外可見的話本小說做了詳盡的梳理考證,勾勒出截止于17世紀末話本小說發展的清晰脈絡。與夏志清等人所持“中國小說不足”論相反,韓南認為傳統的中國白話小說具備了18世紀英國小說所體現的“形式現實主義”(formalrealism)的一切特征。在《中國短篇白話小說史》中研究過李漁話本以后,韓南以1988年出版的《李漁的創作》進一步剖析了其全部作品。雖然韓南指導過一些學生研究18世紀的長篇小說,他自己卻幾乎從來沒有發表過相關的研究。他倒是寫了不少有創見的論文,涉及19世紀和晚清小說敘事技巧的創新,西人通過翻譯、原創和組織征文比賽對19世紀白話小說的影響等題目。這些論文已收入《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
  普林斯頓的蒲安迪(AndrewPlaks)先以其《〈紅樓夢〉中的原型與寓意》為同行所矚目,此后領導了復活對清代小說評點的興趣,其結果反映在專著《中國敘事學》當中。此書包括六部古典小說的“讀法”英譯和他的研究心得。蒲安迪還在他的《明朝四大奇書》中很好地利用了傳統評點,詳細解讀了《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的結構和意義。他提煉出這四部小說的共同主題是自我完善(修身),強調小說作者和他們小說中人物之間具有諷刺意味的反差,并極力推崇它們作為小說所體現的藝術成熟。
  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何谷理(RobertHegel)曾從夏志清求學。他的第一本專著是《中國17世紀的小說》。此后他出版了《閱讀中華帝國晚期插圖小說》,將晚明小說實物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其中的精美插圖的發展軌跡,以及影響文本閱讀的可能方式。
  堪薩斯大學馬克夢(KeithMcMahon)的《17世紀小說中的色與戒》是晚明色情小說的研究專著,《吝嗇鬼、潑婦、一夫多妻者──18世紀中國小說中的性與男女關系》則獨到而詳細地探討了清代小說中的男女關系。加州大學爾灣校區黃衛總(MartinHuang)的第一本專著《文人與自述:18世紀小說中的自傳性》專研《儒林外史》。此后他又出版了《帝制晚期的欲望和虛構》和《帝制晚期中國的男子氣概》,同時還主編了關于“續書”的研究專集《蛇足:續書、后傳、改編和中國小說》。
  《三國演義》是許多博士論文的研究對象,但是至今還沒有任何一篇被修訂成專著出版。金葆莉(KimberlyAnnBesio)和康斯坦丁·董(ConstantineTung)最近所編的文集《〈三國〉和中國文化》不是僅針對小說,而是研究普遍的三國文化現象。駱雪倫(ShelleyHsueh-lunChang)的《歷史與傳說:明代歷史小說中的思想與形象》則對演義小說進行了扎實的考察。
  《水滸傳》是美國研究中國傳統小說的開山之作,但是第二本專著直到近50年后的2001年才出現,那就是圣母大學葛良彥的《走出水滸:中國白話小說的興起》。相對而言,《西游記》和《金瓶梅》更為西方學者所青睞。李前程的《悟書:〈西游記〉、〈西游補〉和〈紅樓夢〉研究》追尋《西游記》的啟蒙主題從《西游補》直到《紅樓夢》,認為以往紅學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佛教思想對這部小說的結構和意旨的重要影響。芮效衛在全譯《金瓶梅》,他的學生柯麗德則出了一本專著:《論〈金瓶梅〉的修辭》。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博士丁乃非的《穢物:〈金瓶梅〉中的性政治》從女性主義的視角激烈地批評此書。還有一位臺灣出來的女學者,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教授吳燕娜專攻《醒世姻緣傳》,出版了《諷刺與17世紀小說〈醒世姻緣傳〉》。此前她還有專著研究17世紀小說和戲劇中悍婦主題流行的現象。耶魯大學呂立亭(TinaLu)對17世紀小說的解讀范圍廣泛,眼光獨到,這可以明顯地從她最新的著作題目上看出來:《中華帝國晚期文學中的非故意亂倫、啃老和其他奇遇》。
  要說18世紀的小說中,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是最受人矚目的,并不奇怪。研究《儒林外史》較早的是舊金山大學斯蒂芬·羅迪(StephenRoddy)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文人身份及其在小說中的表現》,較新的是哥倫比亞大學商偉的《〈儒林外史〉和帝國晚期的文化轉型》。后者把吳敬梓的小說解讀為對清初禮教的深刻批判。我們已經提過蒲安迪的《紅樓夢》研究了。余國藩最早是以《西游記》研究和譯注而出名的,此后轉而研究《紅樓夢》,出版了《重讀石頭記:〈紅樓夢〉里的情欲與虛構》。其他值得注意的成果有麻省理工學院王瑾的《石頭的故事:〈紅樓夢〉、〈水滸傳〉和〈西游記〉中的互文性、古代中國的石頭迷思及其象征意義》,考查了《紅樓夢》中的石頭意象并與《水滸傳》和《西游記》中的石頭意象進行互文解讀。哈佛大學李惠儀的《迷幻與警幻:中國文學中的情與幻》用三章篇幅論述了《紅樓夢》里情與悟、幻與真、迷幻與警幻三個話題。奧勒岡大學艾梅蘭(MaramEpstein)的《競爭的話語:明清小說中的正統性、本真性及所生成之意義》有一章研究《紅樓夢》中有關“情”的詩歌。布朗大學李德瑞(DoreLevy)的《〈石頭記〉中的理想與現實》則是為本科生而寫的多學科、寬視角的《紅樓夢》導讀,涉及詩歌、家庭結構、因緣果報造成的疾病等多個話題。此外還有裔錦聲的《紅樓夢:愛的寓言》,對《紅樓夢》和西方文學中的一些寓言進行了比較研究。
  對《鏡花緣》的研究,到目前為止最有價值的還是夏志清的論文,收在蒲安迪主編的論文集《中國敍事:批評與理論文匯》中。衛斯理大學魏愛蓮(EllenWidmer)的新作《美人與書:19世紀中國的女性與小說》則僅揭示了《紅樓夢》和《鏡花緣》如何吸引女性閱讀小說的現象。
  至于晚清小說,貢獻最大的是哈佛大學王德威的《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1849-1991》。此書重估了一批此前被忽視的小說,強調它們的實驗性質,鼓吹當年面對日益增長的帝國主義文化壓迫的中國本土的現代性傳統,并帶動了重估晚清小說風氣。這種重估不僅針對政治小說,也包括“邪狹小說”。比如《海上花列傳》,如今有了英譯本,由張愛玲初譯,洪慧怡(EvaHung)修訂編就。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胡志德(TheodoreHuters)的《擁抱世界:晚清和民初的博采西長》,中段借了幾部晚清小說來印證東西交會,不過其涵蓋的學術發展是1895至1919年間的。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胡纓的《翻譯的故事:1899-1918年間中國新女性之創造》關注的則是表現了女性行為新模式的小說和其他文本。
  對金庸現代新武俠小說的學術肯定也提升了19世紀同類作品的地位。其始作俑者便是《〈綠牡丹〉與中國武俠小說的興起》的研究對象。
  最后說一說文言小說。
  很久一段時期,明清兩代的文言小說領域是蒲松齡及其《聊齋志異》一枝獨秀,但研究成果的數量和質量都乏善可陳,直到上世紀80年代方有所突破。其時加州波摩納學院白亞仁(AllenBar)發表了一批重要論文,如“《聊齋志異》的文本傳遞”(“TheTextualTransmissionofLiaozhaizhiyi,”《哈佛亞洲學報》44No.2,1984,515-562)和“《聊齋志異》早晚期故事的比較研究”(“AComparativeStudyofEarlyLateTalesinLiaozhaizhiyi,”,《哈佛亞洲學報》45no.,1985,157-202)等。芝加哥大學蔡九迪的《異史氏:蒲松齡與中國古代小說》則在審視此書的序跋和一些故事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批評性解讀。白亞仁接著在不同園地發表了有關《聊齋》其他方面的論文數篇,并給梅維恒(VictorMair)編輯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史》(TheColumbi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2001)寫了詳細的有關明清文言小說選集的一章。蔡九迪最新的專著是《中國17世紀小說中鬼魂與女性的形象》。此外,密歇根大學的張春樹、駱雪倫夫婦也有一本專著:《重塑歷史:蒲松齡世界里的鬼魂、妖精和人類社會,1640-1715》。盡管有了一些新的選集,《聊齋志異》的全譯尚未面世。
  韓南在探討一些著名話本的來源時,品評過晚明文言小說的質量與多樣化。最近幾年,則是波士頓學院的蔣興珍(Sing-ChenLydiaChiang)一直在研究清代的文言小說。她在《自我覺醒:中華帝國晚期志怪故事中的身體和身份》中,不但采用了弗洛伊德理論來解讀《聊齋志異》中一些通常為人所忽略的故事,還討論了袁枚《子不語》和紀昀《閱微草堂筆記》中的一些材料。威斯康新大學韓瑞亞(RaniaHuntington)的《異類:狐與明清小說》和哈佛康笑菲的《狐仙信仰:帝國晚期及現代中國的權力、性別及民間宗教》都研究華北的狐貍精傳說及其在清代文言故事中的文學化。
  限于篇幅,本文涉及的關于北美明清小說的翻譯研究主要是專著,而且沒有對提到的每部書進行更詳盡的分析。這可能導致一幅不平衡的畫面:一些論題雖然尚未有專著問世,但已被各類文章充分討論;文章相對于書也常常更加深刻和新穎;一些年輕學者因為只有文章問世也未得到應有的關注。因此,想要進一步了解全貌,還必須參考本領域內的期刊。
  有一份完整的關于明清小說的英文研究目錄,是不是就有了一幅完整的圖景呢?不一定,因為越來越多的北美學者開始用中文發表著作。用中文發表關于中國文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在漢語國家獲得更多的讀者,理所當然。在過去的20年,用中文發表作品的機會日益增多并且更具吸引力;與此同時,傳統的用英文發表學術專著的機會正逐漸減少。例如夏威夷大學馬幼垣(Y.WMa),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發表的。研究興趣轉向《水滸傳》的文本傳統后,他逐漸開始用中文發表作品。與此相關的一個現象是,越來越多關于中國文學的英文出版物正通過翻譯獲得第二次生命,上文提到的很多著作就已經被翻譯成中文了。
  即便把文章也考慮在內,北美的明清小說研究領域也還有許多盲點。比如17到19世紀的許多重要小說至今還未有專門的討論;象韓南對李漁的研究那樣著重分析某個作者的作品中不同方面的相互聯系的整體性研究也十分罕見。雖然近年來比較研究和主題研究(thematicstudies)日趨流行,它們的數量也仍舊十分稀少,而且這些研究通常局限于比較有限的幾本小說。雖然大部分小說已經(或即將)擁有出色或至少可讀的譯本,許多其他重要且有趣的作品仍未得到翻譯,令美國學界無法在本科教學中展示這一學科復雜的全景。從事明清小說研究的學者數量本就有限,他們的興趣既隨著學術思潮和機遇的改變而變化不定,又因課堂教學的需要而分心。所以我們在上面的介紹中會看到,許多學者專著不少,但小說研究只有一本;做系列研究或長篇翻譯的往往是沒有教學任務的資深或退休教授。還有,不管是新進的老師還是申請讀博士的學生,研究古代文學的遠遠少于對現當代文學與文化感興趣的。朝文化研究的轉向使許多大學語言文學系拓寬了視野,展開對媒體材料的研究,不管是月份牌、報紙廣告、電影還是電視劇,都被納入到教學和研究的范圍中,但是伴隨而來的是,許多大學里講古代文學的教授少于講現當代文學和文化的,甚至一位都沒有。所以我們今后面對的局面可能是,古代文學研究的便利性大大提高,但教授和研究中國古代文學的教授卻大大減少,對這一領域研究成果的期待恐怕就不能太高。


  (李國慶: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授、圖書館中/韓文部主任,武漢大學客座教授,中國研究圖書館員學會(北美)會長,美國華人圖書館員協會國際關系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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