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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記憶、家園象征與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解析

趙世瑜
內容提要 山西洪洞大槐樹移民傳說在明清以來的華北各地流傳甚廣,研究者多認為它反映了明洪武、永樂時期大移民的史實,并將洪洞視為政府大規模強制移民的中轉站,但其中諸多困惑仍未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其實無論口碑傳說、族譜還是碑刻、地方志等文獻,都反映了某種對祖先歷史的集體記憶,也反映了移民的生活境遇。在這些記憶中,我們看到的是移民家族定居、發展的歷史,北方族群關系變化的歷史,衛所制度等國家制度對基層社會影響的歷史,也看到晚清民國時期地方士紳重構大槐樹傳說背后的時代取向或追求現代性的努力。
關鍵詞 祖先記憶/家園象征/族群歷史/山西洪洞大槐樹傳說

關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問題,由于北京、河北、山東、江蘇、陜西、河南、安徽、東北各地以及山西本省的許多地方長期廣為流傳山西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并大量載之家譜、墓志和地方志,因此多年來為學術界關注。① 據目前的文獻資料,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涉及山西的移民活動事屬無疑,但根據譜牒統計祖先來自此處的達到11個省的227個縣,移民人口達到百萬以上,也引起眾多學者的懷疑,但終無合理的解釋。如果追尋有關此事的傳說和歷史,以其中所反映的人口遷移過程中的共同心態、移民有關祖先和家園的集體記憶和歷史記憶作為研究對象,探討大槐樹或老鴰(鸛)窩被塑造成為一種神圣象征的過程,對此類話語背后的意義進行福柯(M. Foucault)所謂“知識考古學”的探究,也許可以發現這些話語和象征是如何被創造出來的;也可以通過研究這些傳說的不同類型和傳承特點,發現其背后的社會文化氛圍(socio-cultural context)。
關于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傳說故事,包括遷民緣起的傳說、大槐樹地點的傳說、官府強迫或欺騙遷民的傳說、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打鍋牛”分家的傳說、遷民定居過程的傳說等若干類,每類下又有不同版本的異文。我們似乎從中可以發現,盡管這些傳說的產生很難定時(timing),但其基本母題和主要情節是在兩個特定歷史時期,即金元北方民族大融合以后的明清漢族族群意識重塑時期和清末民初民族主義意識構造時期集中產生的,探討諸如這樣的一些歷史過程,也許可以被視為采用歷史人類學視角的思想史。
    一 集體記憶之一:大槐樹傳說故事諸文本
“若問老家在何處,山西洪洞大槐樹;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樹下老鴰窩。”② 關于大槐樹和老鴰窩(其實文獻中多寫作老鸛窩),即使地方文獻也有不同的理解,如屬光緒十年(1884)的河南焦作閻河村《始祖劉旺登墓碑》記:“劉氏相傳本山西洪洞縣大槐樹村人也。”屬光緒十三年的山東菏澤糞堆王《王氏譜序》說:“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老鸛窩木查村。”曹縣大馬王《王氏合譜》說:“始祖原系山西平陽府洪洞縣老鸛窩之民。”民權縣的《段氏歷代世系姓考》說:“洪武三年,奉令由山西洪洞老鸛窩盧家村……遷移冀、魯、豫三省交疆之地。”這都是把它們傳為地名的。另外也有屬康熙六十年(1721)的河南內黃邢固《王氏祖碑》稱“山西洪洞縣棗林村,乃余家祖居也”,③ 而眾所周知,棗林村或棗林莊是山東移民通常傳說是自己祖籍的地方。還有山東滕縣的黃氏族譜稱祖先來自洪洞的喜鵲村,江蘇沛縣孫氏家譜稱來自洪洞喜鵲窩,這應該是因“老鴰”即烏鴉通常被視為不祥之物,而故意改為表示吉利的喜鵲,“鴰”寫作“鸛”或亦因此故。因此,應把大槐樹和老鴰(鸛)窩視為民眾便于傳承歷史記憶的符號,而不必與歷史真實聯系起來。
本文所關心的,主要是圍繞著這首膾炙人口的民謠,形成的諸多關于洪洞大槐樹與明初移民的傳說故事及其背后隱藏著的某種歷史記憶。
首先是關于遷民緣起的故事。關于從洪洞遷民的緣起,山東、河南、河北等地普遍流傳著《胡大海復仇》、《燕王掃碑》和《三洗懷慶府》等傳說故事。
《胡大海復仇》說的是元朝末年胡大海在河南要飯,遭到當地人的侮辱。胡大海深感這個地方人情太壞,立誓要報此奇恥大辱。后來胡大海投入到朱元璋的軍隊中,屢建奇功。朱元璋即位后大賞功臣,唯獨胡大海不接受賞賜。朱元璋覺得很奇怪,問胡大海要什么,胡大海將在河南討飯時的遭遇講了一遍,請求朱元璋允他去河南報仇雪恨。朱元璋躊躇再三,答應他一箭之地。胡大海剛到河南地界,恰逢一行鴻雁飛來,胡大海飛箭離弦,正中最后一只雁的后尾,那雁帶箭向前飛去,胡大海也統兵向前殺去,那雁飛過河南,又飛向山東,造成了河南、山東尸積如山。朱元璋后來只好下令從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往沒人的地方遷民。
《燕王掃碑》說的是明朝河北、河南、山東廣大地區鬧“紅蟲”,把人吃光了,才從洪洞大槐樹處往這兒遷民。這個故事與“燕王掃碑”造成人煙稀少有關。碑實際上就是南京城的功德碑,即明皇族的祖宗碑。朱棣起兵靖難,造成中原、江北地區“千里無人煙”。燕王的軍隊頭戴紅巾,所以百姓稱之為“紅蟲”。“紅蟲”含有瘟疫的意思,所以民間有“紅蟲”吃人的傳說。不久朱棣又把都城遷到北京,并下令從洪洞大槐樹下移民到山東、河北、河南、浙江一帶開荒種田發展農業生產。
《三洗懷慶府》中所說的懷慶府在明代轄今天的河南修武、武陟以西,黃河以北地區。故事說的是元末天下大亂,朱元璋的軍隊與元軍在這里展開了拉鋸戰,雙方都要讓百姓在門面掛上擁護他們的牌子,老百姓苦于應付。這時有一個年輕人想了一個辦法,在牌子的正面寫上擁護農民軍,在反面寫上擁護元軍,這樣不論何方攻過來,只要一翻牌子就可以了。有一次農民軍攻來,有一塊牌子從門上掉下來,恰巧落在常遇春馬前,被常遇春識破機關,便把此事報告了朱元璋,朱元璋正因戰事毫無進展獨生悶氣,一聞此事更是火上加油,立即下令常遇春把懷慶府地區的百姓斬盡殺絕。懷慶地區百姓都被殺光了,朱元璋繼位以后便下令從人口密集的洪洞縣往懷慶府移民。
與這個傳說類似的是《大槐樹下遷民的故事》,說的是建文與朱棣爭奪皇位,百姓對雙方都不敢得罪,便在門前掛的牌子正反面各寫對方的名號,被建文帝屬下發現,殺得黃河地區百姓所剩無幾。④
其次是關于移民過程的傳說。官府強迫或欺騙遷民的傳說較早見之于世,如署道光二十三年(1843)十一月的河南偃師《滑氏溯源》中記:“或有問未遷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鄉尚有何人,熙曰無據。老人相傳,自洪洞大槐樹下遷來。一說山西遷民不遷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驟然行文,獨遷洪洞,所以傳至今日,凡屬遷徙者,各族皆有此說。”⑤ 由此說敷衍成的傳說即所謂《遷徙記》。
該故事說明初由于災荒和戰亂,黃河流域居民大為降低。政府便從人口稠密的山西往這兒遷民,洪洞縣大槐樹處就是明政府辦理遷民手續的地方。附近各縣的百姓,都聚集在大槐樹下,往別處遷發。山西境內有個鳳凰窩村,村內有許多人在朝里做事,皇上下令鳳凰窩的人不遷,別地的百姓都要遷,于是人們紛紛逃往鳳凰窩投親靠友,安家落戶并且人越來越多。這樣一來,朝廷著了急,又發布圣旨說:“凡是鳳凰窩的人必須外遷,不然滅族。”聚居在鳳凰窩的百姓沒有辦法,被官兵押解著辦理了遷民手續,奔向黃河流域的各個角落。⑥
對此,河南安陽的傳說是,當時負責選民的后軍都督僉事李恪,采用多種方法,誘遷不愿意離開故土的農民,宣稱:凡自愿遷籍的農民可到廣濟寺內辦理手續,凡不愿遷籍者可到寺左側的大槐樹下等候裁定。此言一經傳開,應遷農戶多數擠至大槐樹下。結果,凡到樹下的農戶,全部被遷徙。據說,當時大槐樹上有個鴉巢,被遷農民望著鴉巢,觸景生情,紛紛說:老鴉尚有個窩,咱到啥時才有安居之日啊!由此,廣濟寺側的大槐樹,便成了先人忍別故里的標志。
山西沁水的傳說是,沁水縣瑤溝村的人都姓王。聽上輩人傳說,在幾百年前這個村的老百姓不姓王,而姓丁。傳說大約在四五百年前,家鄉遭了大旱災,不多長時間,全村尸骨蒙野,雞犬未留。唯有一戶姓丁的財主,帶妻室兒女逃往外鄉。幾年后,家鄉土地荒蕪,房屋坍塌,一片荒涼。當地的官府就把這件事上奏朝廷。朝廷立即張貼告示:凡愿到山西沁水瑤溝種田者,三年不納皇糧,但沒人愿意遠離故鄉。后來朝廷就到處張貼告示:在十天內,各地百姓必須全部聚集到山西洪洞大槐樹下,后到者為遷往沁水瑤溝之人。老百姓都怕遷往沁水瑤溝,于是都按照指定時間,紛紛聚集到洪洞大槐樹底下。這時朝廷派那個獻策的大臣到洪洞大槐樹下辦理此事,當眾宣布圣旨。結果就把那個最后到的姓王的百姓強迫到沁水縣瑤溝村。從那以后,瑤溝村的百姓就全都姓王了。
河南林縣的傳說包含了前面兩個方面的內容以及“打鍋牛”分家的傳說,如《胡大海血洗林縣的傳說》說:元末有個姓胡的舉子上京趕考,走到一座山下,一只母猩猩撲來,把嚇昏的舉子背到洞里。日子長了,猩猩生下一子,起名叫胡大海。胡大海長大了,力大非凡,舉子就把自己的身世告訴了兒子。一天,趁母猩猩出洞捕食,胡大海掀開洞口巨石,父子倆跑了出來。胡大海走村串戶,乞討為生。當時這一帶叫林州,屬河西北路彰德府管轄。胡大海丑得可怕,林州一帶的人們見了他都躲著走,稱他為“毛老虎”。后來,胡大海成了大明朝的開國元勛,啟奏皇上要到林縣雪恥報仇。朱元璋念他開國有功,準奏他殺一箭之地。部將王虎一箭射在老雕身上,老雕帶著箭飛遍全縣,王虎帶兵也殺遍全縣,造成尸骨遍野、血流成河的慘景。事后,皇上下旨將澤州、潞州一帶居民遷往林縣。
山西居民不愿背井離鄉向河南遷移,官府便下令:“凡不愿遷移者,限三天內集合到洪洞縣老槐樹下。”人們齊往老槐樹下跑,很快就集合了很多人。這時,官兵圍住,給這些人加上違背皇旨的罪名,強令遷移。其中姓牛的一家弟兄五個,就有四個跑到了老槐樹下,臨別時,兄弟五個依依不舍,打破了一口鐵鍋,分為五塊,各執一塊,作為后代認親標志,稱為“打鍋牛”。林縣民間有“洪洞老槐樹下是咱老家”的傳說,其實這與胡大海血洗林縣是有直接關系的。⑦
另一個類似的故事把發生地放到了河北邯鄲的鼓山,而把胡大海的父親編為山下胡莊的一個樵夫,叫胡樵,其他情節基本相同。只是增加了胡大海殺人一直殺到洪洞,因地名與洪武年號相重才住手的情節。⑧
在各地流傳最廣的還有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官兵強迫聚集在大槐樹下的人們登記,每登記一個,就讓被遷的人脫掉鞋,用刀子在每只腳小趾上砍一刀作為記號,以防逃跑。官兵強迫百姓登記后,為防止逃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繩聯結起來,押解著移民上路。由于移民的手臂長時間捆著,胳膊逐漸麻木,不久,也就習慣了,以后遷民大多喜歡背著手走路,其后裔也沿襲了這種習慣。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路上就經常有人要小便,只好向官兵報告:“老爺,請解手,我要小便。”次數多了,這種口頭的請求也趨于簡單化,只要說聲:“老爺,我解手。”就都明白是要小便,此后,“解手”便成了小便的代名詞。⑨
在前述河南安陽的傳說中,被遷農民多把自己初生子女的雙腳小趾咬裂,以示紀念,這是一種主動的說法。另一個《小腳趾的傳說》是說洪洞大槐樹的遷民中有劉姓三兄弟,為了解救三姐妹,殺了官差,只好分道逃走,為了以后辨認方便,臨別之前用石頭在腳趾上砸下印記,日后他們分別落戶到河北的安次、通州和武清。⑩ 另一個故事《雙趾甲》則說這是軒轅黃帝子孫的特征,而黃帝是洪洞縣孫堡人。(11)
此外,關于遷民定居的傳說也不少,如《一家莊的故事》等。(12)
以上傳說,在各地流傳甚廣,它們與地方風物及歷史相聯系,數量以千百計,但版本大致相同。此外其共同點,一是粘連著許多后代文人學者的觀念和意識,二是除了腳趾甲復形、背手、解手的傳說等外,與洪洞大槐樹移民本身的關系非常勉強。而恰恰是這些傳說,構成了“洪洞移民”后代的祖先故事。(13)
傳說由于其世代傳承的特性,決定了它的非個人性或群體性,而移民傳說的內容本身亦加強了這一特點。在這里,我們當然可以發現傳說如何通過傳奇性的故事成為集體記憶的重要渠道;我們也可以發現集體的歷史記憶,盡管記憶的歷史并不見得一定是傳說中的主要情節或母題,但卻會發現其他重要的歷史側面,從而證明保羅·康納頓(Paul Connerton)關于“歷史重構不依賴社會記憶”論斷的片面;(14) 更為重要的是,我們還可以發現,一方面正如哈爾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所說,記憶是由社會所建構的,個體記憶依賴于集體記憶的框架,(15) 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集體記憶影響、甚至取代個體記憶的過程——當然,或許還可以看到在這個影響、取代的過程中個體記憶的殘留物。
    二 集體記憶之二:大槐樹移民之族譜記錄
在中國社會史、特別是宗族歷史的研究中,族譜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資料,但近年來的研究也證明,它同時也是需要慎重對待的一種資料,因為它在不斷的續修、重修過程中,成為重構宗族歷史或社區歷史的重要工具。在關于洪洞大槐樹移民的論著中,族譜成為最重要的文字記錄或史料依據,民國時便有人感嘆其“但不見諸史,惟詳于譜牒”。(16) 相對于傳說,族譜似乎是更為可信的史料,又由于許多族譜系根據家族墓地所立碑記整理而得,因此洪洞大槐樹移民一事,似乎便成為一樁鐵案。
在今河北、河南、山東等省存留的族譜中,記載其祖先遷自山西洪洞的的確不計其數。據署明嘉靖七年(1528)修的河南長垣縣西了墻村《王氏家譜》中說:“諱實,晉之洪洞縣大王莊人也。洪武定鼎之初遷居長垣縣合陽里西了墻村。我二世伯祖諱剛,憐弟幼弱,因從遷焉。剛祖于洪武十八年投滎陽侯楊大人帳下效用,因屢戰有功,封世襲德(疑缺字——引者)將軍,錦衣正千戶。”(17) 而在河南洛陽市棘針莊《王氏墓碑》中,有署順治九年(1652)三月一位“明末進士”的碑文,也說“洛東西凹王氏乃三槐之裔派也,本出自山西洪洞大王莊之支。先祖諱槐閣,字多闕,行三”,都出自同一村莊。盡管還不能找到洪洞有“大王莊”這個地名,碑文和族譜中也還有許多疑點,但可以肯定自明代就有了洪洞移民的說法,“槐樹”的痕跡也出現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數族譜和墓碑中提到其祖先來自山西洪洞的,后面的具體地名都被省略或者磨損了。如署清乾隆十九年(1754)的河南內黃馬固村《明故王公神道碑》:“始遷祖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后缺字——引者)人也。”署清咸豐七年(1857)的河南內黃尼化村《王氏祠堂碑》:“始祖原籍山西平陽府洪洞縣(后缺字——引者),自明永樂二年(1404)遷住于此。”這讓我們有理由懷疑他們并不知道祖先的具體家鄉,說山西洪洞不過是人云亦云。
這樣的懷疑也得到了部分資料的支持。在河南濟源南水屯村的張家祠堂,(18) 祠堂正中所供香案上的牌位上寫著:“始祖威卿于明洪武三年由山西省洪洞縣遷至濟源南水屯,迄今已六百二十九年。”西墻上懸掛的《張家祠簡介》除了講述同樣的話外,接下去說:“長子思義是吏員,次子思徽于洪武丙子年舉茂才,任湖廣荊州府通判,承直九年考滿,于永樂年間升戶部員外郎。洪熙元年為祭奠父母,撰文刻碑。清乾隆四十二年重刻此碑,保存至今。”我們也在祠堂院內見到了這塊碑,由于刻寫年代距離傳說中的移民時間很近,應該比較可信。該碑碑額為“戶部員外郎張秉先考處士張公墓志”。墓志往往刻寫在方形墓蓋之上,但我們所見到的,卻是清乾隆年間將墓志移刻而成、立在那里的一塊碑石。我們先不去思考這也許反映了一個從墓祭到祠祭、以至墓志變成石碑的過程,仔細觀察其中文字,曰:“公諱威卿,乃濟源之世家也。其所居縣曰沁陽,里曰堽頭,村曰南水屯,是其先祖之發廬。□厥先祖其便,□以居焉。”十分清楚的是,這塊撰于洪熙元年(1425)二月、距離所述事件僅20多年的墓志,不僅沒有提到這位始祖從山西洪洞移民的經歷,反而寫明他是這里的土著。(19)
到了清代中葉,傳說中的那些地名也開始在族譜和墓志中出現。如署清康熙六十年的河南內黃刑固村《王氏祖碑》:“山西洪洞縣棗林村,乃余家祖居也。”署清乾隆五十八年的河南太康縣潭崗西村《趙氏墓碑》:“始祖諱太,始居山右,原籍洪洞縣老鸛巷。”署清道光二十三年的河南孟州市冶墻村《孟氏墓碑》:“相傳洪武二年攜弟原清從山西洪洞縣廣濟寺奉詔遷于此。”署康熙之河南清豐縣鞏營翟堤口《新建翟公墓志》中說:“遐想山西洪洞縣野鵲窩乃吾始祖大老故里也。其先塋故址原有存者,后被遷自洪武年間,擇居于清豐之東號南山者。”而根據內容判斷為康熙末年所寫的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序》,也已有了“后人欲知木本與水源,山西平陽洪洞縣。大槐樹鎮戶千家,洪武詔下遷。山西洪洞縣內遷萬戶,李氏族中八百三”這樣的說法。無論其說法是否屬實,前述傳說的流傳也已有了大約300年的歷史。
但是,族譜在不斷的重修中逐漸變化或豐富,其中的原因可能是非常復雜的。如河南濮陽市胡村有一明弘治十五年(1502)三月的《細城崗任氏先隴記》,其中說“仆家世大同,因兵燹后徙居今郡治之東南細城村”,濮陽縣習城鄉也有同樣的碑記。但到后世所修的濮陽市西郭寨《任氏族譜序》中,內容就變成:“明洪武年間,因兵亂,吾先祖仲康、仲熙、仲和三兄弟自山西大同、平陽,經洪洞(后缺字——引者)東遷……至今六百余年,現有五世祖孟旸于弘治十五年給始祖立石為證。”弘治十五年碑文中既無時間,又未提到洪洞,怎么能為這些新增的內容作證呢?
族譜編修因為各種原因中斷,導致早期的族譜丟失,后人無法忠實于最初的記載,應該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前舉河南洛陽西山嶺頭康熙修《李氏家譜序》中,雖明確指出其先祖于洪武二年(1369)來自洪洞,但也提到這中間已間隔了14世,“至明末年闖賊寇境,玉石俱焚,家譜遂不復為所有”。同樣,河南濮陽縣謝家店康熙三十七年修《謝氏創修家譜序》中也明確記載其祖先原籍洪洞,在明初奉旨帶著家譜遷徙到這里。但“洪洞載來之譜已于明季亂離之際,遭兵火為灰燼矣”。這樣的說法在族譜中非常常見,使我們有可能質疑清人重修族譜時對祖先來歷的說法是否失實。
有一些族譜的內容似乎告訴我們一些關于后人如何撰寫家族歷史的信息。河南新鄭大司村清嘉慶年間的《司氏墓碑》開始即宣稱:“我司氏自山右遷豫也,數百年于茲矣!”然后碑文敘述說,其始祖在明代永樂年間以廩貢擔任直隸沙河知縣,致仕后“永籍鄭州”,并未提到有山西之事。在明末動亂時,家族的墓碑全部損毀。后來聽到“鞏邑王氏話及洪武七年秋,自洪洞斷橋河遷民。全冊其家世世藏之,即令余族侄名權及喬年者,遂往抄冊。云欽命侯監理都察院大學士率遷民三千七百四十丁,牌二十有四,至鞏之背陰,分業務農。吾祖季昆三人,牌分第十七,遷鄭遂定焉”。也就是說司氏在一個姓王的家里看到當年洪洞遷民的花名冊,而他祖先的姓名就在上面,才知道自己是從洪洞遷來。我們不敢確定當年是否存在這樣一份花名冊,因為其中的說法過于離奇,但至少可以知道司氏祖先來歷的確定,是從不相干的王氏那里得來的,而且由此便與王氏產生了祖先來歷的認同。
河南偃師游店村清道光年間《滑氏族譜》的寫序者對這樣的祖先溯源持謹慎態度,但又不愿意對這樣眾口一詞的說法予以否定。他用“相傳”這樣的詞,記載他的始祖母于明洪武年間率三子從洪洞遷到此地。然后自問道:“或問遷民之說端何時?”他用《明史》中關于遷山西澤、潞民于河北的說法為自己的問題找到答案:“其在明初無疑也。”接下來他又自問:“未遷之先,祖居山西何地,故鄉尚有何人?熙曰無據。老人相傳,自洪洞大槐樹下遷來。一說山西遷民不遷洪洞,故人多逃聚此邑,驟然行文,獨遷洪洞,所以傳至今日,凡屬遷徙者各族,皆有此說。”基本上采取從眾的態度。類似的還有山東蒙陰縣北樓村民國3年(1914)續修的《趙氏家譜》,說明初的確曾遷山西民到山東,“吾趙氏祖創居蒙之北樓村,適于其時。意者來之洪洞之說,理或然歟”。因為祖先始遷的時間與這一事件相合,便說其祖先來自洪洞似乎應該符合邏輯。
又民國時有河南扶溝李氏一族為修族譜,專門就自己祖先來歷向洪洞寫信詢問:“如我李氏鼻祖,傳聞自山西洪洞遷豫,即故諸舊家譜,亦多云然。雖然獨有說焉,有云遷自洪洞大槐樹下者,有云遷自洪洞李太村者。解者謂元季有李太,官至吏部尚書,村以人重,故相傳稱其村曰李太村,紛綸不一……伏望閣下費神掌故,格外垂青,請將李太村在城某方,相距若干里,古槐尚存與否……愿乞勿惜金玉,復示顛末。”結果獲得了肯定的答復,說“古槐在城北五里之遙,原屬大槐樹保,名(?)管轄村莊很多,而李太村與焉”。可見時人并不相信大槐樹是祖先生活的地方,希望找到具體地點,實際上這個李太村也并不見于地方文獻,被載錄在《李氏探源書》中的這次書信往還還是有頗多疑點。
由此感到,族譜中雖大量提及洪洞遷民之事,而且言之鑿鑿,但其中疑點很多,很難被視為有力的證據。特別是在這些族譜中,還將我們前面曾舉到的某些傳說故事寫入,作為家族歷史留傳,族譜這樣的書面文本又成為口述傳說的載體,共同夯實和傳遞關于祖先的歷史記憶。
如河南偃師緱氏鎮崔河的《崔氏家譜》中提到洪武年間,河南“遭受紅雨,人畜傷亡,人煙稀少”,于是從山西長子縣遷來。這實際上是與關于“紅蟲”的傳說相同的隱喻。關于官府把百姓騙到洪洞集合,然后強迫遷移的說法在族譜里也很常見。
有相當多族譜記錄了與“打鍋牛”傳說類似的故事。如密縣平陌鄉牛嶺村的《李氏家譜》說,其始祖兄弟三人定居后“依菜園、花牛、大鍋三物分為三家”,他們的始祖分得大鍋,被稱為“大鍋李”。濮陽縣郎中鄉梁大郭的錢氏、李氏、祝氏等家譜中,說是他們定居后“大鍋同餐,墾荒造田”,所以稱為“大鍋村”,后來再改為大郭村。河南溫縣招賢村《牛氏家譜》只是說祖先以“打鍋為計”,自洪洞遷至河南懷慶,而到山東無棣永灣鄉《牛氏家譜》中,就記載其祖先是在洪洞大槐樹下分路而遷時砸破大鍋,每人拿一塊碎鐵為紀念,“人稱打鍋牛”。這樣的說法還在其他姓氏的家譜中出現,如山東鄆城楊河口村的《楊氏家譜》說,“來時始祖兄弟二人,后以對認鍋鐵為記”。河北涉縣段曲村的民國《申氏墓碑》記載,“當分離之時,以鐵鍋粉碎為標記”。
其實越是晚近修的族譜,吸收傳說的內容越多,而且明確寫祖先來自洪洞大槐樹、老鸛窩的也越多。最早有這類記載的家譜是署明萬歷十四年(1586)的江蘇豐縣劉家營村《劉氏族譜》,說“吾家世居山西洪洞縣野鸛窩,世遠代更,未易追數”。但此譜并非明代原本,傳抄過程中增改的痕跡很多,此句也有后世增添的可能。(20) 傳說進入族譜,便成為可信的史料,族譜所說再被采擇進入正史或者學術性著作,歷史就這樣被亦真亦幻地建構起來了。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所有記載其祖先來自山西洪洞的族譜在這一點上都是虛構的,也還有很多族譜記載其祖先來自山西其他地方或者其他省份。在歷史上的許多時期,人口遷移是很頻繁的,山西也是如此,甚至政府有組織的移民行為也是確定的事實,為什么就不能有洪洞來的移民呢?署清乾隆五十年的山東鄆城黃安鄉馮屯《馮氏族譜》雖然也在開始說“予家系出晉洪洞縣老鵲窩民籍”,但后面又談到“吾族自前明洪武九年,以山西洪洞縣城南羊獬,遷濮州城東金堤居焉”,羊獬村確在洪洞縣南,可見他們知道祖先確實來自何處,只是為了從眾而提到并不存在的“老鵲窩”。署乾隆三十六年的河北贊皇縣寺峪村《王氏功德碑》謹慎地說,“聞故老傳言,系山西洪洞縣柳子溝民籍”,而洪洞也確有柳溝和柳溝里的村落。問題在于這些在族譜中自稱是洪洞移民的數量太大了,對此,已有學者表示懷疑,并認可洪洞作為移民中轉站的說法,但這并無可信的史料依據。(21) 大槐樹、老鸛窩這些虛構的象征性地名又至遲在清代前期已經出現,流傳極廣。究竟是什么原因讓社會這樣記憶他們的歷史,并導致歷史的重構呢?
    三 記憶的缺失:對地方史乘的考察
讓我們暫時脫離傳說與族譜,對時間定位比較明確的地方文獻做一點考察。
目前國內現存最早的《洪洞縣志》是明朝萬歷年間修的,由于大部分傳說和族譜把洪洞移民事定位在明洪武或永樂時期(也有少部分定位在明中葉和清初),應該說這個版本距離這個時段還不太久遠,但全書竟沒有任何地方提到移民事情,更沒有提到過大槐樹和老鴰(鸛)窩。
有幾個相關的問題可以一提。
第一,據該書記載:“相傳舊無城,至明正統十有四年,始奉文創筑土城。”據說新修的這座城還非常簡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傳說發生遷民的明初,這里還是個四周沒有城墻的地方,只是到了發生“土木之變”那一年,才開始修筑簡易的城墻。我們很難想像明政府如何在這里設立什么機構,或者派駐軍隊來實施有組織的移民活動。(22)
第二,該書說,“宋元以來,都圖因時更易,國初洪洞都里舊四坊,統八圖(在城內),遵教廂(在城外北關),四鄉統十都,十都統九十八圖”,然后具體記載了各都所統各圖的名稱。(23) 在所發現的墓志、碑刻、家譜中,自稱祖先來自洪洞某某具體地方的,都很難與這些記載的地名對上號。
第三,按該書的統計,洪武二十四年,洪洞有11900戶,92872口;永樂十年,有11592戶,87775口;成化八年(1472),有11448戶,98240口。(24) 如果這些數字是可以信賴的話,那么永樂年間比洪武年間少了300多戶、近5000口;成化年間也是許多地方記載從洪洞向外移民的一個時期,這時比永樂時少了140多戶,但人口增加了1萬多。我們不能斷定少的這些人戶就是移民走了,就算是的話,這樣的規模究竟是否能造成那么大的影響,也還是個問題。
但上面都還說的是關于洪洞移民的問題,而與我們的主題直接相關的是本書關于廣濟寺的記載。在較晚近的記載和傳說中,廣濟寺就是大槐樹的所在地。“廣濟寺,在城北永安里,唐貞觀二年建,節年被汾水侵塌,今改徙賈村北,官路西,寺名仍舊”,只字未提大槐樹事。(25) 順治《洪洞縣續志》(趙三長修,晉承柱纂,1656年)與康熙《洪洞縣續志》(邵琳修,王澤溥纂,1673年)也沒有任何記載大槐樹、老鴰窩以及洪洞移民的資料。而雍正《洪洞縣志》記載廣濟寺條與萬歷志基本相同,唯后加一句小字:“即今北橋寺舊址。”(26) 說明廣濟寺至遲已在晚明以前遷到另外一個地方。如果以前(明初)在廣濟寺曾有過大槐樹的話,這棵樹一般是不會與寺一起遷到后來的這個地方的;如果大槐樹是在后來的這個地方的話,那么它必不會與明初的廣濟寺有什么關系。唯一的可能,是以前的廣濟寺那里有棵大槐樹,曾與移民史事有關;至遷寺之后,則在某個時期根據以前的說法在這里再造一棵大槐樹。
直到民國6年的《洪洞縣志》中,大槐樹移民才有了痕跡。在其卷7《輿地志·古跡》中,“大槐樹”等條記為“新增”,即:“大槐樹在城北廣濟寺左。按《文獻通考》,明永樂間屢移山西民于北平、山東、河南等處。樹下為集會之所。傳聞廣濟寺設局駐員,發給憑照川資,因歷年久遠,槐樹無存,寺亦毀于兵燹。民國二年邑人景大啟等募貲豎碑,以志遺跡。”(27) 同時,該書卷17《藝文志下》還記載了清人祁宿藻的《洪洞感舊》等詩:“予家老籍洪洞,以數百年于此矣,今日重至故里,殆天緣也,感而賦詩,時主玉峰書院講席。”詩云:
吾家遷居舊槐里,五百年來還過此。男兒有志在四方,況此他鄉是故鄉。入鄉不識鄉間路,父老當年釣游處。一經蓮橋花滿城,問津疑是桃源渡(第43頁上)。
又有其《玉峰書院雜詠四律》,一首為:
相逢父老話因緣,故里重尋竟失傳。世代難稽新譜系,釣游仍是舊山川。更無喬木辦榆社,剩有唐風蟋蟀篇。城郭依然人事異,那堪丁鶴去家年(第43頁下)。
其中已經提到“舊槐里”一詞,大槐樹在此時已為遷民故里的象征無疑。據同書卷18《雜記志》:“邑山長祁宿藻,字幼章,壽陽人,由翰林檢討官至江寧布政,相國文端公同母弟也。道光年嘗主玉峰書院講席。文端曾寄以詩云:蓮花好城郭,槐樹舊村墟。至今人猶傳誦之,蓋以邑為蓮花城,并大槐樹古跡而言也。山長自署老籍亦洪洞。”(第16頁上)(28) 這與目前所見較早明確提到大槐樹的族譜或碑文年代左近。其實清朝乾嘉時期著名的史地專家、祁宿藻之父、山西壽陽人祁韻士的《萬里行程記》記載:“余始祖河東公,本大槐樹下人,明初遷居壽陽”。(29) 實際上,在乾隆時重修的《祁氏宗譜》中,還記載“始祖祁旺,元末由洪洞縣(后缺字——引者)遷來壽陽平舒村”,我們在實地考察時所見碑文也大體如此,但到祁韻士那里,就變成了明初,又出現了大槐樹。這些內容直到民國初年才見諸地方史乘,而在移民活動大規模頻繁發生的時候卻絲毫不見蹤影,是史乘的作者覺得這些事并不重要,不值得記載,還是他們覺得這里有什么蹊蹺,因而有意回避,或是此事的確不過是耳實之論,不能作為信史記載下來?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能明確判斷這些象征出現的具體時段,更無法解釋為什么在這樣一個時段出現。更重要的問題是,大槐樹甚至老鴰窩究竟是在什么時間、為什么開始被知識精英所重視,這些可能以前被視為鄙俚不經的說法在什么時候、為什么被堂而皇之地刊布在地方史乘之中?
當我們把口述文本與地方史乘對照起來時,總體印象是,首先,關于大槐樹移民之事大量存在于民間傳說與族譜之中,而在民國或晚清以前的地方史乘中比較少見。那么,究竟是因為那以前的文獻記錄者認為這些傳說荒誕不經而不加采錄呢,還是由于那以后的知識精英因某種原因刻意弘揚這些象征(包括在文獻中對其加以記錄),而造就了這些傳說呢?其次,無論是地方志、碑刻還是譜牒,文獻中對洪洞移民、大槐樹等象征的記載是比較簡單的,而在民間傳說中總是比較豐富的。從我們對這些傳說即將做出的分析來看,它的情節是隨著時間的流逝不斷豐富添加起來的,許多內容是不斷黏附上去的,那么,這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究竟是在知識精英的弘揚之前發生的,還是在其后?
總之,在民國之前,對于洪洞移民和大槐樹,地方志的編者是不會不知道的,但卻似乎是有意把它們忘卻了。關于它們的記憶似乎只在洪洞以外的地區通過傳說、族譜留存著,直到民國6年為止。難道本地人對此事全不介意,或者竟有什么難言之隱?
    四 人們如何記憶歷史?
傳說顯然是民眾記憶歷史的工具之一,對于那些沒有通過文字記憶歷史的能力和權力的人來說,就更是如此。但由于傳說往往經歷了許多世代,因此不斷疊加了不同時代的講述者記憶的歷史,它也就成為一種“長時段”的歷史文本。
前文所舉的大槐樹遷民起源的傳說,其主要內容是講胡大海復仇的故事。胡大海、常遇春甚至明成祖朱棣,都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他們的生平事跡也都與華北有直接的聯系,但傳說所借用的歷史也就到此為止了,剩下的情節雖然主要圍繞他們展開,但都不是為了講山西移民的問題。故事大都以“復仇”為母題,有的故事帶上一個大雁帶箭遠飛、使朱元璋的報復限制破產的情節;有的故事帶上“聰明反被聰明誤”的教訓性情節;有的故事帶上人獸婚的情節,由此出發,自然引出復仇的主要情節。這些成分都帶有鮮明的民間性和虛構性,就一般情況來說,傳說到此已經具備了相當的完整性,沒有必要與大槐樹移民發生直接聯系。
在以明初為背景的傳說中,《劉伯溫建北京城》的故事里有這樣的情節:為了選擇北京城址,劉伯溫請徐達向北射上一箭,箭落在哪兒,就在哪兒修建京城。徐達在南京殿外向北方射了一箭,一直射到北京的南苑,這里的八家財主害怕自己的土地、房產被占,又轉手向北射去,射到后來的后門橋,于是便以此為中心建造北京城。(30) 另一個故事叫《長陵一花槍》,說朱棣奉命北征,當時的幽燕之地為北方民族占據,朱棣便向對手要一箭之地,作為交戰的地盤,對方首領以為一箭之地不會有多遠,便點頭答應。不料朱棣拿出劉伯溫送他的一支箭,射出去后連影兒都看不見了,嚇得對方連忙退兵。(31) 二者以射箭為獲利手段的情節基本一致。(32)
《燕王掃碑》的傳說則是以“靖難之役”為背景的,故事中把“碑”解釋為南京明朝的祖宗碑,但何為“掃碑”卻語焉不詳,只能解釋為朱棣取得了明朝的繼承權。在許多傳說中,故事又常寫作“掃北”,這當然是有朱棣鎮守北平期間北征蒙古殘元勢力的歷史基礎的,但這些軍事行動又不可能發生在河北、河南、山東境內。有人在河北部分地區搜集整理了與“燕王掃北”有關的傳說故事103則,編成《燕王掃北》一書,其中絕大多數都是講與元兵作戰,只有少數講到與大槐樹移民有關的故事是把背景放在靖難之役的。在這些故事中,劉伯溫、胡大海、常遇春、徐達等都是協助其“掃北”的主要人物,這或許反映了他們在北方民眾歷史記憶中的重要位置,或許反映了《大明英烈傳》在民間的流傳及對民間傳說故事的滲透。在山西、河北一帶流傳甚廣的另一類歷史故事即楊家將故事,與此頗為類似,那就是這里是有關史事的發生地,同時也是小說、戲曲和曲藝表演中楊家將故事傳播的結果。(33)
有意思的是這里面的“紅蟲吃人”的情節,被解釋為朱棣的靖難軍頭裹紅巾,這顯然是與元末史事相混淆。其實早在明朝就有這樣的傳說:“世祖問劉秉忠:‘自古無不敗之家,不亡之國,朕之天下當誰得之?’秉忠對曰:‘西方之人得之。’后命劉筑京城,掘基得一巨穴,有紅頭蟲數萬。世祖問此何祥,秉忠曰:‘異日亡天下者乃此物也。’及元為我明所滅,劉言悉驗。”(34) 因此這個傳說可能是篡改了“徐達掃北”的故事原型。此外,它應與山東等地移民中流傳的“紅蠅趕散”傳說有直接的關系。
關于胡大海與人獸婚的故事,在山西許多地方還有同一母題的、附會在常遇春身上的版本,只不過后者是為了說明端午節的起源。即說常遇春父子逃過大河之后,其人熊母親見無法追及,跳河自盡。后來常遇春為了紀念母親,便在每年這個日子,將母親最愛吃的黃粘米投進河中,為了不被河水沖散,便用葉子包好,就是粽子的來歷。(35) 類似的故事如《常遇春三攤婁煩縣》,故事說常遇春的故鄉在婁煩的常家坡村,其父在長白山采人參時被人熊抓去,逃回后在婁煩乞討時被人欺負,得勢后三次下令懲罰婁煩;(36) 再如《五月端午祭江的又一說法》,也是說在無名山有個常獵戶云云。(37) 兩個故事的相同之處在于,故事的主角都是明初的大將,意思是暗指他們的勇猛(甚至嗜殺)與他們不同尋常的出身有關,反映了河北、山西民眾對他們的特殊看法,但是這些故事都沒有與洪洞移民聯系起來。幾乎可以肯定,明初戰事對北方的破壞巨大,影響極深,“燕王掃北”傳說背后的歷史真實僅此而已,山西移民是否真與此有關,與“燕王掃北”有關還是與“靖難之役”有關,其實都是次要的。
不過,以上傳說還是向我們透露出某些有價值的信息,那就是這里面都隱含著關于北方少數民族的看法。對此我們會在下文進行分析。
也有一些傳說并不把陜西大槐樹移民與明初史事聯系起來。有一則《南召人老家在大槐樹下》的故事:“據老年人說,李闖王造反時大本營就駐扎在洛南山區。經過連年戰亂,八百里伏牛山被糟蹋得路斷人稀,路上扔錢也沒人拾。到了清朝初期,官府就決定從山西洪洞線一帶往伏牛山區移民,均一均人口。”(38) 另一則《大槐樹底下的人》也說:“闖王打不勝,又走了。滿清兵在這一帶見人就殺,弄得路斷人稀。后來滿清人坐了朝,天下太平了。聽說南陽的地恁好沒人種,怪可惜,朝廷就下了道圣旨,叫山西洪洞縣的人往河南遷,推的推,躲的躲,官家干氣沒有門兒。”(39) 這表明不同地區的人民結合本地印象最為深刻的歷史記憶,為同一傳說創造歷史背景。河北、晉北、豫北受明初戰亂影響大,就把這個背景落在“燕王掃北”上,豫南受明末清初戰亂影響大,就把背景放在這個時期。同時,這也與歷史上并非一次從山西移民有關。
族譜是另一種歷史記憶的工具,它本身就是一部家族史。我們注意到,在許多族譜之類記載中,其祖先往往有明代衛所的背景。
1994年河南濮陽西李莊《王氏祖碑》序:“始祖諱義,王氏本籍系江南鳳陽府,鼻祖從明太祖北定中原時,以功封山東兗州府東平州,世襲錦衣千戶,指揮使,家住岔道口。永樂初,苦軍徭大馬之役,始祖遂遷于開州。”
河南浚縣善堂鄉徐家村《徐氏墓碑》:“余家始祖原居上海縣,明朝洪武時北定中原時隨軍人在此落戶,繁衍后代。”
康熙河南洛陽西山嶺頭《李氏家譜》:“我始祖出于山西平陽府洪洞縣,世以武功顯。自明初洪武二載始遷洛陽,迄今十有四世,已幾百余年。”
2000年濮陽縣城御井街《平氏創修家譜》序:“考我平氏之本原,始祖平安公系大明天啟年間北平都指揮使。因明末戰亂頻頻,災疫連綿,始祖棄官歸田,遷居開州井店鎮。”
康熙三十年河南鞏義芝田鎮益家窩村《趙氏家譜》:“惟吾始祖諱信忠,卜居鞏縣,從征有功,授總旗職,誥封指揮錦衣指揮將軍。二世仁祖,指揮將軍;義祖襲總旗職,屢有奇功。明末子孫在京,尚有千戶,趙永康也,今不可考矣。”
乾隆三十一年河南鞏義回郭鎮《趙氏家譜》:“始祖趙成,授階明威將軍,于洪武初年自山西洪洞縣(下缺字——引者)遷鞏縣,二世祖福、真、英、忠,福任南京孝陵衛千戶,已傳二十三世。”
乾隆元年山西平定縣上莊《陸氏家譜》:“吾陸氏,原系浙江嘉興府平湖縣人……明代時陸荀隨父陸震赴四川瀘州牧……荀立有軍功,授為千戶所總旗,又贈修職郎,由蜀至蒲,由蒲至洪洞,由洪洞(下缺字——引者)又遷居平定。”
內蒙古興和縣高廟《高氏口碑》:“始祖原籍山西洪洞縣(下缺字——引者),于洪武年間遷山東,后又由山東隨官兵來此屯居。”
湖北隨縣汪店村《汪氏族譜》:“吾祖汪世華,字霖雨,明朝洪武二年,軍職到汪店后死去,子女在此落戶。”
在明初移民的浪潮中,軍戶的遷移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在安介生的《山西移民史》中已得到注意。但是,如果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并不可能全部是那里的土著,如果我們也沒有可靠的證據證明朝廷在洪洞設立了各地移民的中轉站,但又必須對這種說法給出解釋的話,筆者認為這可能與明初對軍戶的安置有關系,而洪洞則在衛所軍戶分遣四方、特別是在北部邊防地區實行屯墾的過程中扮演過重要角色。
不過我們還是不能理解人們為什么對大槐樹或者老鸛窩這些虛構的地名情有獨鐘。按照歷史人類學家的看法,歷史人類學中有兩大類別,一是歷史民族志,即利用檔案資料和當地的口述史資料,研究過去如何導致現在,或進行對過去的歷時性和共時性研究;二是所謂對歷史的人類學研究(anthropology of history),即集中注意特定族群“藉以擬想、創造和再造他的過去,以至把過去和他們身處的現在聯接在一起的各種方法和文化理路”,其中既研究過去的建構如何用來解釋現在,也研究過去是如何在現在被創造出來的。“這樣的人類學幾乎沒有制造‘客觀’歷史的企圖,相反地,它感興趣的是人們對過去知道和記得些什么,如何記得,又為什么要記得,以及人們如何解釋過去并和現在聯接在一起”。(40)
就本文而言,基本上是沿著后者的路向,因為本文并不試圖再進一步證明許多自稱來自洪洞的移民,其實是本地的土著或來自其他地方,也不試圖糾纏于考證是否在歷史上的某個時期,是否有大批移民從洪洞或經由洪洞去到各地,(41) 而是試圖通過分析大槐樹、老鴰(鸛)窩之類象征的創造過程,去理解這些北方移民是如何建構自己的歷史的。它的指向的確不在于移民史的真相,而在于移民心態史的真相。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文是歷史學研究;而心態的建構本身又是文化的建構,文化把一個族群的歷史與現實勾連起來,同時也把族群建構起來,因此本文又有人類學的意義。說得通俗一點,“人類學者一向比社會學者和歷史學者對于歷史意義的重要性更為敏感。和‘什么事實際上發生過’同樣重要的,是‘人們以為發生過什么樣的事’,以及他們視它有多么重要的”。(42)
讓我們回到對大槐樹的討論上來。
民國之初,曾在清末任山東觀城、茌平等縣典史的洪洞賈村人景大啟卸任回鄉做幕,向一些商人、士紳募得390多兩銀,在所謂古大槐樹處樹碑建坊。據他自己說是由于樹和寺均已不存,“第恐年代愈遠,稽考無從,亟思所以表彰之”。(43) 但據同時人的記載,似乎直接的原因是辛亥革命時“盧協統督師南下”,軍隊到洪洞時,因為這里相傳是自己的祖籍,因此“城郭安堵”,“于是洪人感大槐蔭庇無窮,仍醵資建設牌坊、亭榭于其側”。(44) 這種做法本來極類似于對地方神靈庇佑百姓的一種報答,或者就是塑造神靈權威的一種做法,但是當時人卻把它與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現代構建聯系起來。民國6年《洪洞縣志》中有一篇賀柏壽撰寫的《重修古大槐樹處記》,其中說道:
自來名勝古跡,率以帝王將相所發祥,高人逸士所隱跡,遺后人勒石記載……然此為續文獻之征,而非民族之系也。方今民國肇造,社會主義播騰寰區,凡有關民族發達之原者,允宜及時表章,藉識人群進化之由,俾免數典忘祖之誚。然則吾邑古大槐樹處之待于揭橥者,故不重哉!……蓋爾時洪地殷繁,每有遷移,其民必與,而實以大槐樹處為會萃之所,宜乎生齒蕃盛,流澤孔長,后世子孫,聞其地而眷懷鄉井者,種族之念為之也。(45)
類似的表述如賀椿壽《古碑保障說》曰:“余竊嘆槐樹之古跡,其關乎民族紀念,以保障我邑人者,甚重且巨。”柳容《增廣山右洪洞大槐樹志序》感嘆:“于戲!現值大同世界,一本散為萬殊,四海皆是同胞。民族合群,共同奮斗,異族罔敢侵略,同種日躋富強。遐邇交稱曰:古大槐樹關系種族,楊國爭光,晉乘生色。”大槐樹已經不再只是山西移民的家園象征,而成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凝聚整個中華民族的象征,它的意義被提升到團結民族、抵御外侮的高度,成為現代民族主義話語(nationalist discourse)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對此,當時已有人指出:
何今之族姓,其上世可考者,尚有千百戶之裔;其不可考者,每日遷自洪洞,絕少稱舊日土著及明初軍士。蓋自魏晉以來,取士競尚門戶,譜牒繁興,不惜互相攀附,故雖徙居南方,其風未泯。而中原大地,則以異類逼處,華族衰微,中更元明末世,播竄流離,族譜俱附兵燹。直至清代中葉,戶口漸繁,人始講敬宗收族之誼,而傳世已遠,祖宗淵源名字多已湮沒,獨有洪洞遷民之說,尚熟于人口,遂至上世莫考者,無論為土著,為軍籍,概曰遷自洪洞焉。(46)
盡管曹樹基已對這種比附是否可以存在于土著多或土客參半的地方提出有力的質疑,但是這里還是可能有比較復雜的因素,比如“上世莫考”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即使在土著或從他地來的移民之中,經歷時間等等變化,本來可考的家世也可能變得不可考了,這就有了一個選擇祖先故鄉的問題,所以我們見到說自己祖先來自洪洞的家譜、碑記等等并非同一個時期的。再如,即使以縣為單位,土著或從他地來的移民占到一半或以上,但如果來自洪洞或自認為來自洪洞的移民在一個村、社、屯、里之中占了絕大多數,其影響是會很大的,是會超過他們所居住的那個空間界線的。還有的假設就是我們所論及的洪洞大槐樹等傳說的力量,這個家園象征可以使人數不占優勢的族群具有極大的精神優勢。
另外有個說法也引起筆者的極大興趣。在今天東北的許多地方,凡晚清、民國時自山東遷來的移民,即“闖關東”的山東人,都自稱祖籍“小云南”或“山東小云南”,甚至在某些族譜中記為“山東小云南大榆樹”,小腳趾也是復形。據學者考證,明初傅友德、沐英率軍征云南,后其中本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軍戶轉駐山東各衛所,主要是駐云南烏撒衛屯田的軍戶,隨徐輝祖遷至山東鰲山衛,一次即達7萬人。這些人往往在云南娶妻生子,故以云南為祖籍。在今山東即墨的多數家譜中,多提祖籍為“云南烏沙衛大槐樹”或“槐樹溝”、“大槐樹里頭”等。(47) 顯然,山東、小云南、大槐樹等地名是在移民的不同時期疊加進來的,是民眾歷史記憶的典型表現。因此,大槐樹已經成為許多祖籍不同的移民的共同象征,而不為山西洪洞移民所特有;同時,這個象征可能的確與前面所說的衛所軍戶移民有很大關系。對于闖關東的山東人來說,不存在特別嚴重的移民與土著的緊張關系,因此并不需要強調來自山西洪洞,只用大槐樹作為祖籍象征就夠了。
另外使我感興趣的是這段話里提到中原大地“異類逼處,華族衰微”,這使我想到女真人和蒙古人在淮河以北的生活,這對于北方人來說,又是像魏晉南北朝那樣的一個族群混雜的時代。我們在金、元時期北方的文集、墓志等資料中,看到大量女真人、色目人、蒙古人與漢人通婚的記載;我們也知道明朝在重新確立漢族正統的過程中,對蒙古等北方少數民族采取了鄙夷、甚至壓制的態度,特別是在有明一代,國家一直對蒙古人十分警惕和防范,這就更加劇了族群之間的緊張關系。因此這里的所謂“土著”中,不清楚自己有沒有一個真正漢族祖先的族系恐怕不在少數。我們幾乎沒有在族譜中見到說自己有女真或者蒙古人祖先的記錄。(48) 因此對于那些無根的族群來說,就必然產生一種尋根的需求。在我看來,“背手”和腳趾甲等體質特征傳說,與其說是一個“有根”族群自我認同的限制,不如說是其他“無根”族群試圖擴大認同的一種創造,因為有許多北方少數民族甚至韓國人都有這樣的體質特征,背手就更不必說。尋找這樣普遍的體質特征出來做認同標志,目的顯然是擴大認同的范圍。他們首先需要忘卻歷史,然后再重構歷史,來彌補記憶的空白。(49)
于是我們在有關洪洞大槐樹遷民的傳說故事中發現了兩條族群認同的軌跡。一條軌跡是以上面所說的宋代以后北方族群混居的歷史為背景的,這種情況又因元代漢族族群的受壓抑而得到強化。看看前面舉出的那些傳說,箭程劃地界、燕王掃北,都與對蒙古人的歷史記憶有關;特別是關于常遇春、胡大海的傳說,把這兩位色目人的后裔說成了人獸婚的產物!如果去追尋大槐樹傳說的人口遷移背景的話,我們是去探索移民史意義上的真實;如果去追尋該傳說產生和流傳背景的話,我們就是去探索心態史意義上的真實。很顯然,族譜和地方文獻中記述洪洞移民之事,可以早至宋元時期,(50) 但強調大槐樹的記載則多在明清、特別是清代中晚期之后,幾乎所有的傳說故事也都把其歷史背景設定在明清兩朝,特別是明初和清初。除了此時期確有規模較大的移民活動之外,我們無法不考慮這兩個時期也都確實存在著族群間高度的緊張關系,存在著加強族群認同的較大需求。其實移民史與心態史本身是有其內在的聯系的,因為明初或清初的人口遷移必然引起原有族群關系格局的變動,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大槐樹傳說中流露出的移民的痛苦,視為“故土難移”,即對地理上或空間上變化的反映,而也應視為對族群關系變化的反映。傳說中解手、背手、腳趾甲、人獸婚、燕王掃北、紅蟲、箭程劃地界等等,都傳遞著許多與族群關系相關的隱喻性信息。
另一條軌跡則是在清末民初開始出現的,一方面,初步喪失了可以同化一切異族優越感的中國有了亡國滅種的威脅;另一方面,西方達爾文的單線進化論和近代民族國家概念也開始傳入中國,影響到許多知識精英的思想。對于那些地方的知識精英來說,他們便開始利用自己手中的文化權力,對傳統的資源加以改造,他們希望把大槐樹從一個老家的或中原漢族的象征,改造成為一個國族的(national)象征。本來任憑樹倒寺塌,人們并沒有對這些象征多加關注,本地的文獻對此也只字不提,但自此時起,他們開始重新發掘這些象征的意義,重建那些有象征意義的實物,在地方文獻上記錄有關史實,然后他們再通過碑記或者志書點明其意義所在。甚至有個民間傳說把自己說成是軒轅黃帝的后代,而黃帝也是洪洞某地的人。應該說,在本文所舉的那些傳說中,其內容看不出與后面這條軌跡有多大的聯系,特別是許多傳說的主體部分也與洪洞大槐樹關系不很直接,因此,我個人不主張說,這些傳說是在這時大批制造出來的(但也不會早于清代中葉),但是這些傳說的廣泛傳布,一定與這個時期、與知識精英的推波助瀾有關。
前面已經說過,這些傳說的文本并不是在一個時間里形成的,它們經歷了一個豐富、添加、黏附的過程。多數故事是在講移民的原因、背景和后果,它們和移民是兩個完全可以不相干的獨立部分,胡大海復仇、燕王掃北或者那個天鵝處女型故事完全可以到此為止。但是它們被嫁接在一起,因此傳說就可以被概括為史實加故事這樣一個簡單的公式。而嫁接的目的就是使傳說因為增加了史實而顯得更為可信,又使傳說因為黏著了故事而顯得更為生動,從而便于記憶和傳承。就故事和史實這兩個部分而言,故事是比較純粹的老百姓的創造,史實則多是文人的傳輸;老百姓為傳說提供了幻想的情節,曲折反映他們的某種經歷和心態,文人則為百姓提供了某種歷史的背景知識,使后者在創造傳說時有了依據。通過這些傳說,百姓要告訴后代的,是關于社會劇烈動蕩的記憶,是關于族群艱難分合的故事,但是這些傳說也一定反映了知識精英的某種努力,他們在努力創造一些新的東西,來幫助這些傳說進一步地傳承和擴散。今天洪洞大槐樹等網站的建立以及上面的所有內容,正是在新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氛圍內精英參與創造和普及傳說的現代體現。
由于洪洞大槐樹的傳說具備這樣的因素,使它在影響力方面超過了其他關于移民祖籍的說法,在一個相當大的范圍內形成了關于族群認同的話語霸權,而造就這些因素的背景,又正是上述兩條先后出現的族群認同的歷史軌跡。由此我們也可以知道,人們對于自身歷史的記憶不僅是一種社會的建構,而且是出于面臨具體的生活境遇時的需求。當這種歷史記憶成為一種社會記憶的時候,人們必須為此創造出可以共享的資源,獲得形成社會記憶的契機。


注釋:
① 國內如1933年馬長壽的《洪洞遷民的社會學研究》(《社會學刊》第3卷第4期,1933年)、郭豫才的《洪洞移民傳說之考實》(《禹貢》第7卷第10期,1937年)等,一直到近年來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5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黃澤嶺《移民大遷徙》(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1年)等多書及多篇論文都涉及這個問題;國外如日本瀨川昌久《族譜:華南漢族的宗族、風水、移居》(錢杭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牧野巽《中國の移住伝說》(《牧野巽著作集》第5卷,東京:御茶水書房,1985年)等書都有論及。
② 首句也有“問我祖先來何處”、“要問老家哪里住”、 “問我老家在何處”等等大同小異的異文,末句“老鴰窩”亦多寫為“老鸛窩”,一些文人的詩歌中也有“窩稱老鸛曾遷客”、“窩名老鸛相傳久”之句。“老鴰”即指烏鴉,較好理解;而“鸛”為水鳥,也常夜棲于高樹。據說這些鸛鳥生活于附近的汾河,1991年清明節期間還大批飛來,落于第三代大槐樹上。參見黃有泉、高勝恩、楚刃:《洪洞大槐樹移民》,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2頁。承蒙山西大學行龍教授惠贈此書,特致感謝。
③ 以上參見張玉吉、林中園、張青編:《洪洞古大槐樹志》第3、4章,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承蒙山西大學行龍教授惠贈此書,特致感謝。
④ 李漢英講述,王春亮搜集整理。臨汾地區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堯都故事》第1集,臨汾日報印刷廠印,1989年,第243頁。
⑤ 參見張玉吉等編:《洪洞古大槐樹志》,第58頁。
⑥ 參見張玉吉等編:《洪洞古大槐樹志》,第133—136頁。
⑦ 50歲農民張金生講述,牛安民搜集整理。參見潘玉修、鄭玉琢編著:《根在洪洞》,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8年,第228—231頁。
⑧ 申榜講述,新文搜集整理。參見鄭一民、安勇編:《燕王掃北》,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9年,第329—333頁。
⑨ 參見張玉吉等編:《洪洞古大槐樹志》,第137—138頁。
⑩ 張林講述,劉潮林搜集整理。鄭一民、安勇編:《燕王掃北》,第280—284頁。
(11) 楊鶴高講述,張俊青搜集整理。《燕王掃北》,第276—279頁。
(12) 參見張玉吉等編:《洪洞古大槐樹志》,第140—142頁。
(13) 當我進入大槐樹網(http://htdhs. com. cn)時,閱讀了來自各省移民后代的來信,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基本一致,傳說故事也雷同。
(14) 保羅·康納頓:《社會如何記憶》,納日碧力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頁。
(15) 莫里斯·哈爾布瓦赫:《論集體記憶》,畢然、郭金華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71、292頁。
(16) 趙戴文:《洪洞古大槐樹志序》,載景大啟輯:《山西洪洞古大槐樹志》,1921年石印本。
(17) 以下所引族譜資料,皆見黃澤嶺《移民大遷徙》。
(18) 該村現屬濟源市亞橋鄉。我們在張家祠堂所見明洪熙元年墓志,應該是相關實物中年代較早的資料之一,其他資料多經后來轉抄,說服力有限。
(19) 在1999年重修的《張氏家譜》序中,仍然說始祖于洪武三年由山西洪洞遷來。
(20) 如文中有“萬歷十三年清明節”的提法,而當時只作“清明”,不會有“節”字。另此劉氏后人近年曾持族譜赴洪洞與當地的劉氏家譜比對,發現無法將兩譜的世系對上,又因其始祖妣姓尹,懷疑其來自洪洞蘇堡鎮的尹壁。而當地的說法是,此地在清康熙年間曾修建水利工程,引水逼河改道,將原來的師村改為引逼村。再后來因尹氏人多勢大,才改稱尹壁,那已是其祖先遷移以后很久的事了。關于此大槐樹尋根的例子,中央電視臺有過專題報道。
(21) 參見安介生:《山西移民史》,第312—317頁。
(22) 喬因羽修,晉朝臣纂:萬歷(1591)《洪洞縣志》卷1《輿地志·城池》。
(23) 萬歷(1591)《洪洞縣志》卷1《輿地志·都鎮》,第17頁上—18頁下。
(24) 萬歷(1591)《洪洞縣志》卷2《田賦志·戶口》,第1頁下—2頁上。
(25) 萬歷(1591)《洪洞縣志》卷8《雜撰志·寺觀》,第57頁下。
(26) 雍正(1730)《洪洞縣志》卷8《雜撰志·寺觀》。
(27) 孫奐侖、賀椿壽修,韓坰纂:民國(1917)《洪洞縣志》卷7《輿地志·古跡》,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印,第9頁上。
(28) 文端公即祁寯藻,謚文端。
(29) 祁韻士:《萬里行程記》,山西文獻委員會編:《山右叢書初編》第38冊,山西文獻委員會排印本,1936年,第4頁下。
(30) 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北京分會編:《北京風物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3年,第1—7頁。
(31) 謝明江搜集整理:《十三陵的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4年,第16—21頁。
(32) 陳學霖教授認為,這反映了蒙古人“箭程劃地界”的習俗。參見其《劉伯溫建北京城傳說探賾——箭程劃地界故事考索》,《明代人物與傳說》,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65—86頁。
(33) 山西大同一帶流傳一個歇后語,叫“六郎的箭——干搖不掉”。傳說的就是楊六郎與遼國欽差談判,達成讓“一箭之地”的協議,六郎便在雁門關向北射箭,一箭射到大青山,匈奴只好撤到大青山以北。實際上是六郎派孟良、焦贊扛著一支大箭插在大青山上的。匈奴人覺得上當,想把箭拔起來,但箭只是晃動,就是拔不起來。這個傳說與前面所舉如出一轍。如果陳學霖教授的假設屬實,那么這個傳說就顯然是后起的;或者便是證明“箭程劃地界”習俗是比蒙古人更早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傳統。見《楊六郎的箭》,大同市十大文藝集成辦公室編:《大同民間故事集成》,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4) 蔣一葵:《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頁。
(35) 《端陽節的傳說》,李海存口述,張澤良整理。定襄縣民間文學編委會編:《定襄縣民間故事集成》,太原機械學院印刷廠,1987年,第32—35頁。
(36) 李國成搜集整理。太原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太原民間故事》,山西省陽曲縣印刷廠,1990年,第309—310頁。
(37) 梁鴻義講述,許世禮搜集整理。應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應縣民間故事、諺語、歌謠集成》,應縣印刷廠,1990年。
(38) 高天順講述,洪金璞采錄整理。南召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南召縣卷》,南召縣印刷廠,1987年,第195—196頁。
(39) 周同議講述,周同禮記錄。社旗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編:《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社旗縣卷》,社旗縣印刷廠,1987年,第346—347頁。
(40)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社旗縣卷》,第25—31頁。
(41) 可參見曹樹基在《中國移民史》第5卷中的相關研究。
(42) 克拉克:《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與近代歐洲的形成》,載瑪麗蓮·西佛曼、P.H.格里福編:《走進歷史田野——歷史人類學的愛爾蘭史個案研究》,賈士蘅譯,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年,第386頁。
(43) 景大啟:《重修大槐樹古跡碑記》。
(44) 賀椿壽:《古碑保障說》、陳鳳標:《槐址碑記》等。
(45) 參見該書卷16《藝文志中》,第45頁上。
(46) 鄒古愚修,鄒鵠纂:民國(1934)《獲嘉縣志》卷8《氏族》。
(47) 參見譚雨明:《小云南與明清移民》,《尋根》2003年第5期。
(48) 在這方面也并非全無蹤跡可尋。如河南南陽唐河的仝姓家族自稱來自山西洪洞,但據山西原安邑縣房子村的《仝氏家譜》,稱其先祖出自大金夾谷氏,元滅后改稱今姓。參見《山西地方志通訊》。
(49) 這個假設已有人提出來過。1983年華東師范大學教授李毓珍曾在一封信中寫道:“我有一個設想,我認為凡是自稱由大槐樹遷出的人,都是蒙古族。元朝敗退時可能有一些在內地過慣定居生活的人,不想走了。但漢人要‘殺韃子’,怎么辦?于是想一個借口,說是由大槐樹移民站遷來的(大槐樹移民站的確有過),隨便張、王、李、趙取一個漢姓,換一個地方定居下來。所以都說不來自己的‘原籍’,也說不來自己的父祖,都是自己立祖。”但沒有說出這種設想的根據。參見林中元編:《遷民后裔話遷民》,內部圖書,2002年,第56—58頁。
(50) 參見高勝恩、楚刃:《關于明初洪洞大槐樹遷民的幾個問題》,《晉陽學刊》199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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